一

古代山西不仅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而且是地肥水美，农耕文明发达的地区。唐宋以降，尤其是明清以来，随着人口压力的日渐加重，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亦日渐突出。于是，开荒垦田、放荒毁林、水土流失、湖泊湮废、灾荒频仍成为山西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主流，自然环境随之遭到极大破坏，水资源严重匮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明清以来全国人口的迅速增长是中国社会经济史中最可注意的现象，元末明初则是山西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关节点。当时，中原地区战乱不息，水旱并袭，致使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而山西却少受兵乱和灾疫之侵，是一个风调雨顺、人丁兴盛、社会相对安定繁荣的时期。明初山西人口总数403万余，相当于河南、河北两省的总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朱元璋移山西人口以实中原的明初大移民，才有“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数百年世代相传、绵延神州的民谣。应该说，明初的“大槐树移民”已经是山西人口膨胀或曰人口压力的明显信号。清代前期山西人口同全国各省区一样属于迅猛增长的时期，据清《户部清册》载，1786年全省人口已达1319万人，1819年1432.5万人，1840年1489.2万人。步入近代之后，延续十余年的太平天国战争致使人烟稠密的江南地区人口大量耗减，而山西人口仍在继续增长。咸丰元年全国人口 4.3亿余，是明清以来全国人口增长的最高峰。同年，山西人口达到1560余万，光绪初年大灾荒前全省人口 1640余万，是近代山西人口增长的最高峰，此人口总数比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人口普查所得14, 314, 458人仍高出近200 万。“人满为患”已经成为山西地区突出的社会问题。

人口的再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协调发展。明清以来，山西人口相对于全国各省区而言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态势（光绪初年灾荒另当别论），而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土地资源的增长却十分缓慢，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土狭人稠”、“田不足耕”几乎成为全省南北各地的普遍现象。不应忽视的是，山西地区本来“山多地少，本非五谷蕃衍之所。雁门迤北地多斥卤，岁仅一收，太行迤东则冈峦带土，颇鲜平原”。人地关系的日渐紧张必然导致大面积垦荒，道理就在“民以食为天”。史载，明初朱元璋奖励垦荒，军屯、民屯、商屯在山西均有成效。此后，河谷平原，丘陵山地，乃至人烟稀少的林区边地，都成为成千上万民众为维持生计而垦辟争夺的对象，林地植被随之被毁，以致出现了“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的局面。如五台山地区，明末尚有“五百里内，林木茂盛，虎豹纵横，人迹罕至”的情景，乾隆时即已“垦田艺植，猛畎避迹”，更为得农田肥料，不惜纵火放荒林草尽化为灰者。研究表明，明初山西森林覆盖率30%左右；明中叶以后下降到15%；清末10% ，新中国成立前夕已不足5%。

为扩大土地面积而造成的森林植被大面积破坏，致使明清以来山西的生态环境达到岌岌乎脆弱不堪的地步。据考，先秦时期山西仍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此种气候环境带来了丰沛的雨量和丰富的水资源。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的漕运，自先秦至隋唐延续数百年之久。“昭馀祁湖”、“文湖”、“淳湖”、“王泽”、“丰泽”等大小湖泊分布南北各地，《水经注》所载山西境内即有湖泊十五处。时至明清，在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的同时，随着北方气候的逐渐干燥，山西地区森林被毁，湖泊湮废，水土流失，地利退减，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旱荒的频率和规模大大超于前代。据不完全统计，今汾河灌区自西汉景帝二年至唐高祖元年733年中，仅有8个旱年，平均97年一次；唐高祖元年至元世祖元年646年间19个旱年，平均34年一次；明清以来旱年出现频率越来越快，洪武元年至宣统三年543年间40个旱年，平均每14年一次。应该说，生态环境的恶化与旱荒的频繁乃是自然界的一种恶性循环。

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黄土高原区，水既是农业繁荣的条件，更是农业生存的条件。

山西地区至今流传着“庄稼离开水，好比人没腿”的民谣，农业生态环境的整体恶化，迫使农民不得不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愈加重视，据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统计，明代山西共兴修水利工程97项，清代156项，共计253 项；而毗邻的陕西省明代48项，清代38项，共计86 项。尽管作者指出山西的水利工程中包含了大的私人工程，但无论公私，都反映了山西地区对水的急迫和重视。问题的另外一面是，在当时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下，水资源（无论是地下水或地上水）的利用度又是十分有限的。于是，对水的争夺与对水的重视一样，两者都会愈演愈烈。此所谓“凡物有利于人者，人必群起而争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