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传的历史家

司马迁出生在公元前一四五年,六年后,汉武帝登上了皇位,他比司马迁大十二岁,司马迁死的时候,他还在位。这两个人,都给时代留下了巨大的影响。关于司马迁的生年,另有一说是在公元前一三五年;但多数学者都认为公元前一四五年一说近于事实。

司马迁字子长,他的出生地是左冯翊夏阳,就是现在陕西的韩城县,这是他的祖先已经居住了四百七十五年的地方。他的祖先,可以上溯到传说中颛顼时代职司天地的重、黎,这是最早的“史官”,他的初祖就是司地的黎。据说经过唐、虞、夏、商四代,重、黎的子孙都担任着同样的司理天地的官职。比较可靠的记载,是到周宣王时,他的祖先正式以司马为姓,典掌“周史”,兼管天文历算。这世代相传的专门职业,由于时代发生变乱,曾经中断。周襄王、惠王之间,他的祖先为了避难,逃到晋国;后来分成三支,分居在赵、魏、秦三地。在秦的一支中,有名错的,即是司马迁的七世祖,曾与号称口才最好的辩士张仪在秦惠王面前辩论征伐蜀地的利害问题,终于辩胜张仪,说服惠王,派他带兵攻取蜀地。他的孙儿司马靳,是秦将白起的部下,跟随白起在长平活埋赵卒四十万,后与白起同被赐死。靳孙昌,曾任秦朝主铁官。昌子无泽,任汉朝汉市长。无泽子喜,任汉朝五大夫。喜子谈,就是司马迁的父亲了。到司马谈,方才重新拾起中断已久的他的远祖们所世代相传的天官(即史官)事业。他的祖先和父亲的职业,也就决定了司马迁日后在这个背景壮阔的时代里所应努力追求的方向。

史官,在当时的统治阶级和一般流俗的眼光看来,并不是一件高尚的职业。古代的史官,大都兼管天文星历和占卜的事,这就使得他们的身份近乎算命卜卦的巫人。巫人是受人们轻视的。皇帝把史官看作受他畜养的倡优(会开玩笑,专供统治阶级取乐的人)一样,可以任意戏弄、侮辱。但是做史官的人,却以担任这一项职业自豪,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丝毫不以统治阶级的戏侮、人们的贱视而减轻对事业的热爱。这最好用司马迁的话来说明。他说历史家的责任、历史家所要追求的目的,是探究天地、人事和古今的变化,成为一家之言。这是多么伟大的抱负!这最好也用还在司马迁之前的一些古代历史家的具体事例,来说明他们自己对史官职业有着怎样的尊严感与责任心。传说周成王小时候与弟弟叔虞游戏,拿一片桐叶刻成珪的样子,赐给叔虞,道:“拿这封你。”当时的史官史佚听了,就请择日封叔虞。成王道:“我是说着玩的。”史佚道:“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成王只好依从,正式封拜叔虞。这可能只是传说,但却是一个第一次用具体的事例来表明了史官负责精神的很好传说。公元前六○七年,赵盾的弟弟赵穿杀害了晋灵公,晋国史官董狐记载道:“赵盾弒其君。”赵盾道:“不是我杀的,我无罪。”董狐道:“你是正卿,亡不出国境,返不诛国乱,不是你杀是谁杀的?”公元前五四八年,齐国叛臣崔杼把国王杀了,齐国太史便在史册上记道:“崔杼弒庄公。”崔杼怒,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照样写,崔杼又把他杀了;另一个弟弟接着仍是写。崔杼不敢再杀了。——这两件都是真实的历史事实,说明史官如何尽忠于自己的责任,甚至不惜用生命来维护它。另外,人们也可从这里看出,史官虽然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和统治阶级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统治阶级因为他们记录真情实况而憎恶他们,所以故意压低他们的地位;可是史官为了忠实于自己的事业,便常常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这就养成他们一种传统的反抗精神。司马迁就是在这样一种优良的史官传统精神中教养长大的,所以他也非常热爱、重视自己的事业。

古代的历史家,他需要涉及的方面很广,所以必须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古代历史家中一个极为博学的人物。他曾经从有名的天文家唐都学天文,从有名的易学家杨何学《易经》,又从有名的道学家黄子学“道论”。他早年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写了一篇《论六家要指》的论文,站在道家的立场,严格批判各家的学说,指出它们的优缺点,最后认为只有道家思想最为完善。他写道: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

在这篇文章里面,司马谈对道家的推许,显然褒美得过分一些,但他对其他各家的评语,是下得中肯而精确的,不愧是一个大学者的深刻观察。他这样推崇道家,使他的儿子司马迁也受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司马迁后来在《史记》中不时地会流露出道家的一些见解,就是这个原因。

司马谈生平唯一的志愿,是写作一部记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事迹的通史。他在公元前一四○年到公元前一一○年之间被任为负责管理历史资料及天文星历职务的太史令。他收集了很多史料,可是没有能够来得及完成他的志愿。他死在公元前一一○年。临死的时候,他执着儿子的手,把自己的志愿告诉他:“我的祖先是周代的太史,世代典掌天官职务。后来中断了,会不会到我断绝呢?你再做太史,就是继承我们祖先的光荣事业了。我死后,你一定接着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所要写作的史书呵!”司马迁哭着答道:“小子虽然不敏,一定尽力完成先人的志愿。”

父亲谆谆嘱咐的遗命,坚定了司马迁做一个历史家和写作一部宏伟的《史记》的决心。

司马迁从小所受的教育,他的父亲所不断关心教导的,主要的就是历史方面的教育。这个教育包括两大项目:一项是史籍的训练,另一项是历史知识的灌输和历史故事的转述。司马迁在十岁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史籍,以后一直到二十几岁,他还跟随有名的学者学习《古文尚书》;史籍的学习奠定了他的广博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他的父亲更把古代的一些动人的历史故事灌输给这个少年,养成他对历史故事的爱好和对历史上那些英勇人物的同情与崇拜。在父亲叙述的这些动人故事之中,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是他的父亲根据目击这一惊人事件的秦皇御医夏无且的转述,然后讲给司马迁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