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娅

老米科瓦伊临终时,把哈尼娅托付给我,要我好好照顾她,那时候我已经十六岁了;她比我小不到一岁,所以她也刚刚进入少女的豆蔻年华。

我几乎是硬把她从她死去的爷爷床边拉走的,我们一道来到我家的小礼拜堂。礼拜堂的大门敞开着:在古老的拜占庭式的圣像前,点着两支蜡烛,但是烛光微弱,仅仅能把神坛里面的黑暗之处照得依稀可辨而已。我们并排跪着。她悲痛欲绝。由于哭泣、悲哀和睡眠不足,她显得疲倦不堪。这孩子把可怜的小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我们便一声不响地跪在那里。时间已经很晚了,在礼拜堂隔壁的房间里,那座革但斯克生产的老钟上的布谷鸟用尖锐的叫声宣告:已是午夜两点钟了。万籁俱寂,只有远处的雪片拍打着礼拜堂的窗棂所发出的响声,以及哈尼娅悲伤的叹息声打破了这种寂静。我无法对她说句安慰的话,只有让她紧紧贴在我的身上,像个保护人或者哥哥那样。我也无法祈祷,成百上千种的印象和情感在我的脑海里、心里不断涌现。种种不同的景象从我眼前掠过。然而从这种种混乱的思绪中,渐渐引导出一种思想、一种情感,这就是:这个闭着双眼,脸色苍白,偎靠在我肩膀上的小脸蛋,这个孤苦无依的小姑娘,现在成了我心爱的妹妹,为了她,我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了她,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向全世界挑战。

这时候,我的弟弟卡佐也进来了,跪在我们的后面,接着,卢德维克神父和几个仆人也走进了小礼拜堂。我们按照通常的习惯,做起了晚祷。卢德维克神父高声念起了祷文,我们跟着他念,或者齐声念着应对祷文来跟他唱和。脸颊上有两条伤痕的圣母的黝黑脸孔和蔼地望着我们,仿佛她也要来分担我们家的悲伤、忧虑、苦难和不幸,并对这些跪在她脚下的人们表示祝福。在祈祷时,卢德维克神父开始提到死者们的名字,我们往往以“愿他们安息”来回答。等到卢德维克神父念到米科瓦伊的名字时,哈尼娅又放声哭了起来。于是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死者托付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要不折不扣地去完成,哪怕要付出最大的牺牲也在所不辞。这是一个少年一时感情冲动的誓言,他既不知道这种牺牲可能有多大,也不知道这种责任有多重,然而它包含着崇高的激情和发自内心的善良的热忱。

祷告完后,我们便各自散去休息。我吩咐女管家老温格罗夫斯卡把哈尼娅带到从此归她住的那个小房间,而不是到她往日住的那间女用人起居室去。我还让女管家整夜陪着她。我自己呢,深情地吻了一下这个孤女,便向厢房走去,我、卡佐和卢德维克神父都住在那里,家里人把那里叫作“公寓”。我脱衣上了床。尽管我为我衷心喜爱的米科瓦伊悲伤,但对于我担任保护人的角色却感到骄傲和自豪,我认为这把我的身份提高了。我这个十六岁的小伙子,已经成了一个羸弱的可怜姑娘的靠山了。我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了。我暗自思忖道:“我的好老人,对于你的少爷和小东家,你是不会失望的,你把你孙女的未来交给了一个可信赖的人,你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的确,对于哈尼娅的未来,我是完全放心的。到时候,哈尼娅会长大成人,还要出嫁的这种思想,那时候我一点也没有考虑到。我心想:她会永远和我在一起,她会像我的妹妹那样得到精心的照顾,也会像妹妹那样受到我的喜爱,也许她会伤心,但是她会生活得很平静。按照古老的传统习惯,长子所得到的遗产,要超过弟弟妹妹们的五倍,虽然在我们家庭中并没有法定的长子继承制,但是做弟弟妹妹的却一直尊重这种习惯,从来没有反对过。我是家中的长子,大部分财产将来都要归我所有。虽然我现在还是个学生,却已经把这些财产视为己有了。我父亲是这一带最富有的大地主之一,的确,我们家并不像豪门大户那样有万贯家产,但却像古老的贵族那样富足,能使人丰衣足食,过上平静的生活,一直到死都不用发愁。总之,我是相当富有的了,所以我对我自己和哈尼娅的未来才会这样放心。我知道,不管等待着哈尼娅的是何种命运,一旦她需要,她就能随时从我这里得到安宁和帮助。

这样思来想去之后,我便沉沉入睡了。翌日早晨,我便把委托给我的这种保护权付诸实施。不过,我采用的方法是多么可笑,多么幼稚啊!尽管如此,即使我今天回想起来,心里也不免有几分激动。当我和卡佐一道去进早餐时,餐桌旁已坐好了卢德维克神父,戴维斯夫人——我们的家庭教师,和我的两个小妹妹。像平日一样,两个小妹妹坐在高藤椅上,小脚乱踢着,高兴地说着话。我神气十足地坐到了我父亲的位置上,用一家之主的眼光朝桌子扫了一眼,转身对站在一旁的小男仆,用冷淡和命令的口气说道:

“给哈尼娅小姐拿一副餐具来!”

我特意把“小姐”这个词说得很重。

这样的事在我家里还是初次发生。哈尼娅一向在女用人的起居室用餐,尽管我母亲先前曾要她和我们同桌吃饭,老米科瓦伊却一直不同意,他再三说道:“这不合适,还是让她知道尊敬你们家的人吧,别的就不必啦!”现在我把新的习惯带到了家里。好心的卢德维克神父满脸堆上了笑容,但他闻了闻鼻烟,又用有颜色的手绢捂住鼻子来掩饰他的微笑。戴维斯夫人却一脸不高兴,虽然她心地善良,但由于她出身于法国的贵族世家,因而贵族派头十足。而小男仆弗兰齐什克却张着大嘴,惊讶地望着我。

“给哈尼娅小姐拿一副餐具来,你听见没有?”我又说了一遍。

“我听见了,尊敬的老爷!”弗兰齐什克答道。显然是我说话的声调对他发生了作用。

今天我承认,当这位“尊敬的老爷”生平第一次听到别人这样称呼他时,几乎抑制不住他嘴边流露出来的满意的微笑,然而“老爷”的尊严却不许他笑。这时候,餐具摆好了,餐厅的门也打开了,哈尼娅走了进来,穿着一件黑衣裙,那是女仆和老温格罗夫斯卡连夜给她赶制出来的。哈尼娅脸色苍白,满脸泪痕,两条金黄色的发辫垂挂在衣裙上,辫梢上结着黑纱带子。

我站起身来朝她走去,把她带到餐桌旁。我的殷勤和整个隆重的场面,都只能使这位小姑娘感到忸怩不安和烦乱。可是那时候我不懂得,一个人在悲伤的时候,需要的是一个安静的、孤独的、隐蔽的角落,而不是亲友们七嘴八舌的问候和同情,哪怕这种问候和同情是出于真心实意。当时我信心十足地做着这一切,还认为我这样做正是最好地在履行我的职责,殊不知我是在折磨哈尼娅。哈尼娅沉默着,只是当我有时问她要吃什么,要喝什么的时候才开口答道:

“我什么都不要,谢谢少爷的关心!”

“谢谢少爷的关心!”使我感到不舒服,尤其是因为哈尼娅平时和我很亲近,直呼“亨利克先生”。可是,我从昨天开始担任的角色,以及我给哈尼娅安排的另一种境况,只是更使她胆怯和温顺了。刚吃完早饭,我就把她带到一旁,说道:

“哈尼娅,你要记住,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妹妹,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要对我说什么‘谢谢少爷的关心!’了。”

“好的!谢谢……好的,少爷!”

我处在一种特别的状态中,我和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却不知道该和她说些什么。我本来想安慰安慰她,可是这样一来,就不能不提到米科瓦伊和他昨天死去的事,那又会使得哈尼娅泪水横流,重新陷入悲痛之中。后来我们两个便在房间另一头的一张长靠椅上坐下了,小姑娘又把她的小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我便抚摸着她的金发。

她真的把我当成哥哥那样紧靠在我的身上,也许是她心中萌生的那种甜蜜的信任感,又害得她泪眼汪汪。她放声恸哭,我尽一切努力去安慰她。

“你又哭了,小哈尼娅!”我说,“你爷爷是进天堂去了,我会尽心尽意……”

我再也说不下去了,因为我的眼泪也要流出来了。

“少爷,我能到爷爷那儿去吗?”她低声问道。

我知道棺材刚刚运到,现在正在给米科瓦伊入殓,所以在一切尚未收拾好之前,我不愿让哈尼娅去看她祖父的遗体,不过我自己却去看了。

半路上,我碰到了戴维斯夫人,我请她等我一下,我有重要事情要和她商量。我对安葬的事情做了最后一些指示,并在米科瓦伊尸体旁边祷告了一番之后,便回到了那个法国女人身边,说了几句问候话之后,我就问她,过一些时候,等服丧期过去,她是否愿意教哈尼娅的法文和音乐课。

“亨利克先生!”戴维斯夫人说道,她显然还在生我的气,觉得我像只满天飞的灰天鹅那样,到处乱发命令,“我倒非常愿意这样做,因为我也很喜欢这个小姑娘。可是我不知道,这样做你的父母会不会同意,我也不知道,你自作主张把这个小姑娘当作你家庭中的成员来对待,是不是合乎你父母的意思。不要过分热情了,亨利克先生!”

“她是受我保护的,我可以替她负责。”我大声地答道。

“可是我并不在你的保护之下。”戴维斯夫人答道,“因此,如果允许的话,我要等你的双亲回来后再说。”

法国女人的这种固执态度很使我不快,幸好同卢德维克神父打交道却要容易得多。这位善良的神父以前就教过哈尼娅的功课,现在不仅同意继续教她,让她多学一些知识,而且还一再夸奖我的热情。

“我看到你是在认真执行自己的任务。”他说,“虽然你很年轻,还是个孩子,但是我要称赞你这件事做得对;不过你要记住,不能只有一时的热情,还要有长期坚持下去的决心。”

我知道神父很喜欢我,我以一家之主自居不仅没有使他生气,反而令他快活。这个老人看得出来,我的行为带有不少的孩子气,但也不乏崇高的动机。他感到骄傲和高兴,因为他在我的心灵中播下的种子,并没有白白浪费掉。而且,这个老神父的确非常喜欢我。可是,当我年龄还很小的时候,我却十分怕他,如今我长大成人,反过来却越来越能左右他了。他对我很宽容,总是让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也爱哈尼娅,只要他能做到的,他总是想方设法去改善她的命运,所以我在这方面没有遭到他的任何反对。戴维斯夫人也是一位心地慈祥的女人,尽管她生我的气,对哈尼娅却关心备至。因此,这个孤儿是不能抱怨她周围缺乏爱她的人的。我们的仆人对待她也开始不同了,不再把她看成是自己的小伙计,而是把她当作小姐来侍奉。在我们家里,尽管长子还是个孩子,他的意志依然受到尊重,我的父亲就是这样要求大家的。对于长子的意志,别人有权向老爷和太太提出申诉,但是未经准许,是不能反对的。从长子的孩提时候起,大家都只能称长子为“少爷”,而不能用什么别的称呼。仆役和长子的弟弟妹妹们都习惯于这种对长子的尊敬,而且这种尊敬将一直持续他的一生。“家庭之基立于此”,我父亲常常这样说。实际上,这种长子应该比弟妹们多得财产的自愿的家庭协议,虽无法律的根据,但多少世纪以来就得到人们的恪守。这是世代相袭的家庭传统。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我看成是他们未来的主人了,甚至连死去的米科瓦伊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这种习惯的影响,虽然他在我家中享有特权,是唯一能直呼我的名字的人。

母亲在家里设立了一个小药库,还亲自去看望病人。在霍乱流行期间,她不顾生命危险,和医生一道,到农民家里去看病,度过了许多个彻夜不眠的夜晚,我父亲为她提心吊胆,但并不禁止她这样做,只是一再说着:“义务!义务!”尽管我父亲很严厉,但他乐于助人,不止一次地减免劳役,虽然他性情暴戾,却能轻易地宽恕别人的罪过。他还常常替农民还债,为他们举行婚礼,参加他们的孩子的洗礼。他教导我们要尊重别人,每当年老的农民向他敬礼时,他也脱帽还礼。噢,不仅如此,他甚至常常邀请他们来家里商量事情。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农民们对我们一家也是非常友好的,这种友好后来不止一次地得到了确凿的证明。

我之所以要说这么一通,首先是为了要把我们现在和过去的情况都真实地描写出来,其次是为了说明我使哈尼娅成为“小姐”,为什么没有遇到阻力。可是我却在她本人那里受到了最大的消极反抗,因为这个小姑娘生性胆怯,而且又是由米科瓦伊教育出来的。他教导她对“东家”要无限尊敬,使她养成了对自己命运逆来顺受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