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子女的教育问题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社会最能引起共鸣的话题。子女的教育不仅关系着父母的“面子”，也关系到下一代能否实现阶层跃升。社会科学的研究表明，父母的地位优势通过影响子代的教育传递给子代。但是，教育既有可能促进社会流动，也有可能成为维持代际传承的再生产机制。研究子女教育获得和教育成就的影响机制，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过程，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价各类教育发展政策的效果，从而更加有效地制定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

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教育机会公平》（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中指出，与学校相比，家庭对个人教育发展的影响更大。那么，家庭是如何影响子女教育的呢？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家庭出身、家庭所拥有的各类资本等“标签性特征”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本书试图进一步打开家庭这个“黑箱子”，研究与家庭背景相关的家庭行为、决策等微观过程是如何影响子女教育获得和学业表现的。这也是近年来有关教育分层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关注各类家庭资本通过哪些微观的中介机制或行为影响教育获得。

本书所用数据为全国性调查数据或作者所在机构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些数据从不同层面反映了中国的教育发展状况，是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数据。

本书第1章综述了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效应的相关文献，回顾了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学科在这一话题上的理论进展、实证研究方法创新及经验证据，介绍了不同学科解释教育代际流动机制的理论，评述了测算教育代际相关系数和识别代际流动因果机制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并结合具体的社会制度背景讨论了各类家庭资本和家庭行为的影响。

同胞数量和同胞性别结构是重要的家庭人口结构特征，会通过影响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行为及社会化过程来影响子女的教育。第2章基于中国西部农村抽样调查数据，用学业成绩和心理适应性两方面指标度量儿童教育发展成果，特别关注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这两类教育发展指标上的差异，以及两类家庭儿童的教育性别差异状况，尝试性地研究家庭规模与子女教育发展结果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生育规模减小有助于提高儿童的学业成绩，尤其是出生在独生子女家庭的女童。但是，出生在较小规模家庭或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其心理适应性水平显著偏低。此外，相对于独生子女而言，拥有一个同胞的孩子的学业成绩并不会显著低于前者，而其心理适应性却显著高于前者。

第3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在中国的父权制家庭文化背景下研究同胞性别结构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及个人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兄弟不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同胞中女孩比例越高，越有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这种影响存在着复杂的性别间的非对称性。尽管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及户籍拥有者之间并不具有一致的变化规律，但其影响在不同出生队列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受中国传统文化及经济动机的影响，父母的儿子偏好会导致家庭内部资源在分配时偏向男孩，而抚养男孩和女孩的成本差异会加剧这种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父母的育儿实践（parenting practice）和父母参与（parental involvement）是最重要，也是与子女教育最直接相关的行为。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父母参与行为？父母参与行为对子女的教育结果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搞清楚这些问题，对理解阶层之间的教育不平等，以及制定更好的促进家校合作的教育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4章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显著影响其育儿参与行为，并且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较之其职业类型，对家庭内外部的父母参与行为的影响更为稳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母参与行为产生影响不是因为不同阶层父母对儿童的教育期望和教育重视程度有差异，而是家庭之间拥有的文化资本（如惯习、客观文化资源）不同所致。

第5章基于甘肃基础教育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村家庭的代际闭合——一种科尔曼意义的社会资本形态——是否影响儿童的学业表现。结果发现，父母在家庭内部与子女的交流以及在家庭外部与教师和其他家长的联系并不显著影响子女的成绩。对于这一违背经典理论的结果，本章结合中国农村的社会场景和家庭文化提出三种可能的解释。

在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的政策背景下，买一个好房子，选一所好学校，为子女物色好的同伴，是崇尚“密集型育儿”的中国父母的共同选择。在科尔曼的研究中，子女成长的社区环境、交往的同伴也和家庭因素一样，对个人教育起着重要作用，并且这两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选择行为的结果。

第6章从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对教育中的社区效应和同伴效应研究进行了综述，重点介绍了模型设定、识别策略上的方法进展，以期为国内同类研究的开展提供借鉴。在已有经验证据基础上，结合中国的转型社会背景，进一步介绍了此类研究对缓解青少年贫困、促进社会融合及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等公共政策的启示。

第7章利用北京市两个城区的小学资源分布和楼盘价格数据，基于特征价格模型，研究学校质量和房价的关系。研究发现，楼盘周边拥有较好或极好口碑的小学与对口楼盘的价格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就近入学”政策激励家庭通过买房而择校，基于居住地分配的入学机会其实是在按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分配，这有可能对教育均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城市居住社区的阶层分割。

然而，择校是否会如父母期望的那样影响子女与同伴的交往进而影响其成长和发展呢？第8章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的研究方法，从微观层面考察“就近入学”政策背景下成长的个体，择校是否影响其成长的“圈子”以及产生哪些同伴效应。研究发现，随着学校教育阶段的提高，通过各种方式择校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对个人的择友标准、同伴圈子构成、同伴交往关系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处于不同的“圈子”当中并不必然对个人的成长发展产生差异性影响。研究从同伴视角证实了择校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

对农村家庭的父母而言，择校可能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们仍然希望通过外出打工行为改变家庭的生活状况，为子女提供相对更好的成长条件——尽管这可能意味着背井离乡、抛妻别子。第9章基于西部五省区农村地区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父亲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并无显著影响，而母亲外出打工则会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产生显著的负效应。此外，父母外出打工之后再返乡并不会显著提高留守子女的成绩。父母外出打工的“收入效应”和“教养角色缺失效应”，以及父母在子女教育发展上的性别差异影响可以对此加以解释。

语言使用行为和语言能力既是人力资本，也具有文化上的身份认同作用。父母和子女在家庭日常交流中所使用的语言会通过符号编码机制及神经发育机制两个途径影响子女的认知发展。第10章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学生在家使用方言的行为对其认知能力的影响。在控制了一系列影响因素之后，OLS回归和倾向值匹配估计发现，在家使用方言交流与学生的认知能力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本书是我和合作者有关家庭与教育分层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书中每一章内容都基于已经正式发表的研究成果整理而成。在此，我需要特别感谢这些合作者、期刊的审稿人以及编辑老师，是他们让我知道，我对这一话题的理解仍然十分有限，也感谢发表这些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允许我在这里使用这些论文。每一章的原始发表信息如下：

第1章：郑磊、祁翔、候玉娜，《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效应：理论、方法与证据》，《社会发展研究》2018年第3期，第177-202页。

第2章：郑磊、候玉娜、刘叶，《家庭规模与儿童教育发展的关系研究》，《教育研究》2014年第4期，第59-69页。

第3章：郑磊，《同胞性别结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与教育获得》，《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5期，第76-103页。

第4章：李晓晗、郑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母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CEPS数据的研究》，《教育经济评论》2017年第1期，第86-104页。

第5章：李晓晗、郑磊，《社会资本起作用吗？——农村家庭的代际闭合与儿童学业表现》，《教育学报》2016年第3期，第45-53页。

第6章：郑磊，《教育中的社区效应和同伴效应：方法、证据及政策启示》，《教育学报》2015年第5期，第99-110页。

第7章：郑磊、王思檬，《学校选择、教育服务资本化与居住区分割——对‘就近入学’政策的一种反思》，《教育与经济》2014年第6期，第25-32页。

第8章：郑磊、朱志勇、王思檬，《择校是否会影响学生的个人成长——基于同伴视角的个案研究》，《教育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第34-43页。

第9章：郑磊、吴映雄，《劳动力迁移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发展的影响——来自西部农村地区调查的证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39-146页。

第10章：郑磊、刘婕、孙志军，《在家说方言影响学生的认知发展吗？——基于CEPS数据的研究》《教育经济评论》2019年第6期，第79-92页。

最后，感谢“中国教育追踪调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甘肃基础教育调查”“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发展项目监测与评价”等数据调查组织者提供相关数据，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5CSH01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11YJC880168）、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3JDJYC0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SKZZB2015012）的研究资助。

郑　磊

2020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