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文献回顾

2.1　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相关文献综述

2.1.1　理论研究综述

关于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关系的问题，国外学者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研究的，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提出的G-J理论模型（两者之间存在“倒U”关系的假说）开创了研究先河，此后虽然众多学者纷纷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但是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统一的论调。

2.1.1.1　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倒U”关系

“倒U”曲线假说是美国学者Simon Kuznets 1955年研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时首次提出的，他得出的结论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倒U”曲线关系。为了阐述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收入分配之间的动态演化关系，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基于这种“倒U”曲线假说构建了一种动态内生增长模型即G-J模型。[1]G-J模型重视金融中介服务的“门槛效应”，强调金融中介对个人投资选择的吸引力，若能获得金融中介手中掌握的项目投资信息，就能赚取较高的收益和投资回报。但取得这样的金融中介服务存在一种“财富门槛”，要付出一定成本且这种成本并不是所有投资主体都能负担起的。在经济发展早期，金融发展水平低下，金融市场不发达且规模较小又缺乏竞争，高运营成本直接导致穷人（收入低的群体）负担不起金融中介服务费用以致享受不到金融服务，被金融市场“拒之门外”；只有富人（收入较高的群体）愿意且负担得起高额的费用来获取这样的金融服务，最终，由于初始财富的差异，穷人和富人获得的投资收益率也不同（富人获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因此导致穷人和富人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穷人为了能在未来跨越“财富门槛”会保持比富人更高的储蓄率；与此同时，伴随着金融中介机构经营规模的扩大、运营成本的下降，金融服务门槛也在逐渐降低，在以上两方面的作用下，穷人最终会因日积月累的储蓄财富超过“财富门槛”从而享受到正常的金融服务，有机会获得与富人类似的较高投资收益率，逐渐缓解收入差距，最终稳定在相对比较公平的水平上。所以，在初期，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但从长期来看，伴随着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不断提升，收入差距会逐步被改善，即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存在库兹涅茨“倒U”效应。

自Greenwood和Jovanovic之后，有不少学者继续围绕着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倒U”关系展开了研究，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G-J模型的理论内涵。Agihon和Bolton（1997）在《涓流增长与发展理论》中分析了在不完美资本市场下初始的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市场的发展如何通过资本积累的“涓流效应”影响长期财富的分配。[2]他们指出，富人财富增多会使金融市场资金供给充足从而降低借贷利率，进而有利于穷人进入金融市场并获得金融服务。从长期来看，在利率机制的作用下，富人的财富积累将使穷人的收入增加。因此得到最终结论：初始的财富分配扩大了收入差距，长期来看资本积累的上升却能使收入差距缩小且与收入差距呈现一种“倒U”曲线关系。Townsend和Ueda（2003）在《金融深化、不平等与增长：基于量化分析的模型》中以一个统一的动态模型分析了金融深化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从而改进了G-J模型，他们特别关注金融发展的动态演化路径，认为收入差距可能按照“扩大—缩小—扩大—平稳”的路径发展，从而拓展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空间。[3]

2.1.1.2　金融发展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差距

然而，Galor和Zeira及同期的Banerjee和Newman等学者先后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倒U”关系提出质疑，由于实际经济中的金融市场不完善，加之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可分性，穷人和富人之间收入的长期收敛并不一定存在，改善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途径是不断完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发展水平，从而提高穷人的投资效率，由此总结出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又称为“线性假说”。

Galor和Zeira（1993）通过构造两部门跨时期模型来研究收入分配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穷人与富人初始财富的差异会对未来的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究其原因，起初穷人的初始财富达不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财富门槛”，但富人的初始财富就能达到这个投资门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另外，在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中介费用较高的情况下，穷人因无法负担高昂的金融服务成本而不能从信贷市场上贷款以保证必要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就没有机会摆脱自身在传统落后的工作部门工作的现状，收入就不可能提高。而富人却有能力负担高借款成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他们的技能和工作选择都远比穷人好得多，所以收入水平相对更高。因此，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因金融市场的不完善而扩大。

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及信贷市场的完善，越来越多的穷人也有能力获得贷款进行必要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赚取更高的收入，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将呈现收敛的趋势，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得到改善。[4]因此，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不是“倒U”关系，而是“负的”线性关系。

Banerjee和Newman（1993）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三部门的经济模型对财富分配和职业选择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最终提出了金融发展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差距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金融发展水平很低，那么其金融中介成本就会很高，低收入者的金融服务可及性很小，恶化了弱势群体的信贷困境，降低了低收入者的经济、投资机会，从而加剧了因初始财富分配作用造成的代际间收入不平等状况。[5]

2.1.1.3　金融发展扩大了收入差距

只有少数学者持这种观点，他们普遍认为即使金融（借贷）市场发展水平不断完善，但是由于穷人没有能力满足提供有效担保品等借款条件，往往很难从金融市场上获得贷款，相比之下，随着金融的发展，富人则越来越容易获得贷款从中受益，这样就会最终导致贫富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其中，Maurer和Haber（2003）认为在金融深化及自由化的背景下，一方面穷人融资难的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而另一方面富人及具有政治背景的大企业依旧能获得比穷人更多的金融（信贷）服务，他们的融资渠道将随着金融发展而不断拓宽，结果导致穷人的相对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富人和穷人间的收入差距不但没有因金融发展而改善反而进一步扩大。[6]另外，Cagetti和De Nardi（2006）也认为，总体来看，在信贷约束越强的背景下产生的财富集中度就会越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遗产馈赠会让部分高技能工人有机会成为企业家从而能够组织生产活动。[7]因此，金融发展在消除信贷约束的同时，扩大了分配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