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致瀚章兄（同治二年六月十八日）（1863年8月2日）

哥哥大人左右：

六月初四日交新关税司由轮船转递一缄，初六日又交家人叶升递去一缄，计均达到。初十日由英翻译梅辉立寄来五月二十日所发七号手书，慰悉一一。嫂等二十一日可到，沿途平顺可知。

此间程镇与戈登进攻吴江、震泽县城，于十四日克复。伤我两将刘士奇、陈忠德，皆方忠左右手，然擒斩亦数千人，现由方忠派队分守吴江城暨太湖口之花泾港。苏、浙来往路断，贼必死力来争（水路兵单，殊不放心），亟盼李朝斌太湖水师到沪，可直下东西洞庭山，以牵制各郡县筋脉。

苗逆初五日攻陷寿州。马穀山在蒙城，唐义渠在临淮被围甚急，将不可支。涤师商请杨、彭二帅，派舢板八十号渡洪泽湖而达淮，以遏东窜。又再三咨函鸿章，商催黄昌歧带淮扬六七营赴临淮援剿。昌歧所部分扼苏、嘉、常三郡，水陆三四百里间处处吃劲。昌翁又与季弟共当一路，和衷共济，极赖维持，是何啻剜肉医创也。鲍军进扎钟山之麓，杨、彭围攻下关，至仪凤门，江路接济已断。金陵有伪忠王留守，贼众近六十万，能战不过数万人，米粮、子药均已缺乏，但使我军别无变动，秋冬之交当可克复。且不借李太国兵轮船之力，看国家有此运气否。

作梅长子殁于宝山厘卡，昨由皖来沪，为言师相，穷苦可怜。幼丹近仍龃龉，欲得兄回任江右调停接济。幼丹昨有书，亦以彤翁暗中攫去为憾。弟与作梅拟即密商师门，调回为便。彤丈何故内召，毛寄翁新授两粤，素非深知，想不留难。尊意秋后决计行止，现无归理。然既无志于粤，或量移江右少顺手耳。觐翁署礼部左堂，总理事多赖之。筠仙已赴鹾任，欲仍调署苏藩，专办减漕事宜，未知师意云何。

慈亲不愿来沪。四女病甚，今冬不能议婚。若陈婿明春到此，再看。又堂为六弟接带亲兵营，预为卸肩地步。三弟军中防剿尚稳。惟各路穷贼群聚苏、常、杭、嘉、湖数百里间，困兽犹噬，急不能平，将来必与皖南世界相同，竟难了局。白齐文回沪后，暗投苏贼，代购洋枪、大炮，并募流氓二百赴苏，已札美领事访拿，并令前敌营卡拿获正法。如能激之使回本国，庶无大患。仲仙侄请委办内银钱所，尚为称职。松、沪已开炸炮局二处，雨生何时能来？手此，顺颂台候均好。弟鸿上。

梅辉立深稳和平，渐为相得。鹤汀所用英人不得其详。又及。

释读与评点

“借师助剿”与“淮”“湘”配合

在已知的李鸿章家书中，写给哥哥李瀚章的是较多的。哥哥比李鸿章大两岁，也是自曾国藩幕府起家，并且比李鸿章还要早。曾国藩建立湘军不久，李瀚章就随营差遣，及至在江西南昌设立湘军后路粮台，便由他综理其事。由于曾国藩的保荐，他屡屡得以升迁。同治元年（1862年）李瀚章已升至广东督粮道，到次年李鸿章给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值他升任广东按察使的前夕。而这时的李鸿章，已经是淮军统帅和江苏巡抚（自上年充任），实力和官职上远超越了哥哥。写这封信，主要是向李瀚章通报淮军与常胜军联手与太平军作战等军情和相关人事情况的。

淮军可以说是从曾国藩的湘军中分化出来的。前辈学者罗尔纲就说：“淮军与湘军，犹如儿子与母亲，曾国藩与淮军，犹如老褓母与婴儿。”咸（丰）末同（治）初之际，由于“东线”上海和江、浙区域的军事需要，由湘军中抽出数营兵力，又在安徽（李鸿章兄弟的家乡省份）团练的基础上新建若干营头，合成由李鸿章所统淮军的最初营伍，在同治元年（1862年）入驻沪上。以后淮军的发展，就越来越脱离湘军而独立自主，成为与湘军并驾齐驱甚至后来居上的军事力量。那它与“常胜军”联合作战又是怎么回事？这要从清朝“借师助剿”的决策说起。

所谓“借师助剿”，就是借助外国军队镇压太平天国。这是在咸丰十年（1860年）《北京条约》订立之后，也正值淮军组建之际，成为清朝既定之策的。这与外国谋图武力介入、苏沪官绅为利益自保积极要求、清廷为能加强兵力尽快消灭太平军不惜一切手段——这多方面因素的合力作用分不开。两江总督曾国藩，对朝廷这一定策虽不好坚决反对，但也表现出相当的疑忌，甚至划出借师助剿实施上的限定条件。李鸿章虽不好明面反对，但实际上越来越不受这种限制，在借师助剿的实施上比较放得开，譬如利用由外国军官控制的“常胜军”在多地作战。信文中说到的戈登，是英国军官，主要就是因为统带“常胜军”与太平军打仗的“战功”，屡得清廷嘉奖。而信文中说到的所谓“暗投苏贼”的白齐文，则是美国军官，也曾为“常胜军”的统领。

白齐文可谓十足的流氓、无赖。就是在统带常胜军的时候，为“索饷”不仅是无理取闹，还打伤中国官员，公然劫走数万银元。李鸿章实在看不下去了，将他革职。在折腾着要求“复职”未果的情况下，白齐文便叛投了太平军，遂有李鸿章在信中说到的惩治方案。不过，他毕竟是外国人，真杀掉的话李鸿章也担心惹出麻烦，所谓“能激之使回本国，庶无大患”，道出了他心中最理想的结果谋求。而不久，白齐文又叛投回来，在戈登手下。很快，在美国领事的安排下赴日本横滨“治病”。同治四年（1865年）他打算再投太平军，在尚未成之际，被清军在福建逮捕，押解途中，于浙江兰溪因“翻船”事故溺毙。或说是清方有意将他淹死，以“事故”掩饰，因为明着杀他，怕引起外国方面的抗议，发生外交纠葛。无论如何，对于李鸿章给他哥哥写这封信的时候来说，这尚是后话。

在李鸿章的这封信里，还说到“李太国兵轮船”的事情。李太国是英国人（通常作“李泰国”），当时在华担任总税务司，他竟以清朝政府代表自居，在英国购买多艘兵船，由英国海军大佐阿思本统领（即通常所说的“阿思本舰队”），来华“助攻”太平军。对此，曾国藩和李鸿章态度上都是抵触的，力图通过对舰队的人事安排来剥夺起码是削弱阿思本的控制权，引起阿思本和外国政府的不满，最终以遣回舰队，清方赔付一定数额的银两告结。这也是“借师助剿”之局当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李鸿章写此信之时，尽管“李太国兵轮船”的事情还没有最终结局，但从“不借李太国兵轮船之力”的明确说法，也可见其对这件事的基本态度。联系上述白齐文的事情，可以说尽管他对“借师助剿”之事比曾国藩积极，但也不是漫无边际地接受，还是有一定底线的。

除相关“借师助剿”事情外，李鸿章此信内容还涉及更宏阔的战局形势，特别是相对的淮“东”湘“西”的两线牵涉、配合的情形。信中所谓“苗逆初五日攻陷寿州”，“苗逆”是指安徽凤台人氏苗沛霖，他先是在家乡抵御捻军，借以发展武装，实力大盛，割据一方，后或投清或复又叛清，首鼠两端，反复无常。李鸿章信中说他“攻陷寿州”的这个时候，是在他最后叛清也是人生的最后时段，不久，他就被清方大帅僧格林沁之军在蒙城击败，为部下所杀。这虽说不直接是湘军的事情，但连带地是属“东线”的湘军战区没有问题。至于信中提到的马穀山，即马新贻，就是后来在两江总督任上被张文祥刺杀的那个人，是著名的“刺马案”中的被害人，这时他虽不是湘军将领，但为曾国藩辖区的属官。“昌翁”即指黄昌歧；“季弟”指三弟鹤章，因其人号季荃（也作“继荃”），当时在军。而唐义渠，即唐训方（字义渠）；“鲍军”是指鲍超所率营头；“杨、彭”分别是指杨岳斌、彭玉麟；“涤师”自然是指曾国藩了（其人号涤生，与李鸿章有着师生关系），他们都是湘军将帅。而曾国藩，在其辖区（安徽、江苏、江西）是充当着“统筹全局”的领袖角色。

信中还涉及人事和人际关系问题，就不再细说了，只是选择性地将部分人名提示清楚：“作梅”是指李鸿章的进士同年并先后为曾国藩、李鸿章幕僚的陈鼐（字作梅）；“幼丹”是时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字幼丹，林则徐女婿）；“彤翁”“彤丈”当指由两广总督内调为左副都御史的晏端书（字彤甫）；“毛寄翁”为由湖南巡抚升任两广总督（接替晏端书）的毛鸿宾（字寄云）；“觐翁”是指新署礼部左侍郎的原江苏巡抚薛焕（字觐堂）；“筠仙”是新任两淮盐运使的郭嵩焘（字筠仙）。此外，信中提到的“程镇”，是指淮军将领程学启，当时他已有总兵衔名，故称“程镇”；雨生，是丁日昌（字雨生）；“六弟”和“三弟”则分别是指李昭庆和李鹤章。李鸿章一共兄弟六人，行序是：李瀚章、李鸿章、李鹤章、李蕴章、李凤章、李昭庆。李鸿章信中称几弟几弟，一般就是用行序数码。

至于信的首尾都提到的梅辉立，是英国人，该国驻华公使馆的翻译。在这时与李鸿章交往的过程中，给李留下所谓“深稳和平”的印象，二人“渐为相得”。后来，梅辉立成为其使馆的中文秘书，参与像后边会涉及的“马嘉理案”交涉之类的外交事务，到那时，李鸿章就把他归为“狡狠”之列的人物了，当是基于更为深切的体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