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重新审视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态势：一个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

借鉴经济地理学科的最新进展，本研究报告引入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选择从密度、距离、分割三个维度，重新审视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特征。

（一）基本概念：密度、距离与分割

密度、距离、分割的三维分析框架是世界银行吸收了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后提出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其中，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聚集的规模效应以及生产要素和人口的自由流动，会促使经济趋于集中并能最大化地分享规模经济的收益；一般而言，经济活动越是集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则越高，区域内部的居民则越富裕。新贸易理论则认为，交通成本的下降与贸易壁垒的减少能够促进专业化分工以及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这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福利水平的提升。从这些理论逻辑出发，世界银行引入了分析经济地理的新框架——密度、距离、分割。

所谓密度是指每单位土地（如平方公里）内经济产出与全部购买力的强度，或者是每单位土地内经济活动的地理密度。该指标测度的是区域内部每单位土地的经济产出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等，反映的是经济活动与资源禀赋的集中程度。一般而言，空间层面的经济密度包括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产出密度等。区域经济的地理密度能够影响潜在的市场容量，从而影响商品、服务、劳务、信息以及要素流动等，因而是地方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特征。由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活动的空间地理分布并不平衡，加之技术进步与经济全球化等更是增强了某些地区的市场潜力并加强了经济活动的集中趋势，经济活动在地区之间的失衡就更为突出，小到一个地区、大到一个国家（跨国区域）均是如此。因此如何通过市场力量鼓励经济活动的集中并实现合理的密度就成为制造区域发展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

所谓距离是指商品、服务、劳务、资本、信息、观念等穿越地理空间的难易程度。与几何学中空间距离不同的是，新经济地理学中的距离一方面是更强调因基础设施落后与制度障碍造成的经济距离，包括要素流动的时间成本、货币成本与人口流动的“心理成本”等；另一方面则是更看重某个特定区域与经济密度区的距离，即接近大市场的毗邻效应。就前者而言，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直线式的空间距离固然能够影响要素流动、贸易往来与经济活动，从而影响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时间成本与货币成本；但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位置与质量、运输的可得性包括政策在内的人为壁垒等则更能影响任何两个地区之间要素流动的时间成本与货币成本。就后者而言，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与经济密集区的距离不但能够影响商品、服务、信息在地区之间流动，而且能够影响空间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活动，因此只有与经济密度区距离较近的地区才能更容易分享经济中心的溢出效应，并促进区域内部整体要素生产率的更快增长。从这些逻辑出发，距离不但具有市场准入（进入经济密度区）的特征，而且决定了区域能否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对区域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距离也是地区经济的重要特征，并受到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而如何帮助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缩短与经济密集区的距离也是制定区域发展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

所谓分割是指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商品、服务、劳务、资本、技术、信息流动的限制性因素，具体包括货币、关税、语言等有形和无形的障碍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距离只是影响了经济行为主体的货币成本与时间成本，而分割则直接造成了区域之间的不可穿越性，这是一个更为棘手的“市场准入”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并不必然就等于分割，而国内的区域之间也并不必然就等于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一体化。就前者而言，在权责明确、界限分明的前提下，国家的边界不但可以保证社会稳定，而且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然而，如果边界得不到有效管理，国与国之间的分割将乘机兴起，并限制商品、资本与人员的流动。由于国家能够决定自身边界的可穿透性，国与国之间的分割会随着国家的对外开放等而变化。一般而言，富裕国家的边界限制比贫穷国家的边界限制要小得多。就后者而言，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以及应对区域竞争的需要，国家内部的市场分割在发展中国家也较为普遍。因此，如何解决地区之间与国家之间的分割问题不但是保障区域竞争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而且也是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综上所述，作为发展的三个特征，密度、距离、分割不但可以界定经济发展的地理变迁，而且有助于确定地方、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并重塑其经济地理。就前者而言，地区经济越发达，其经济密度就越高、与国际主流市场的距离也越短、社会经济一体化程度也越高；而地区经济越落后，其经济密度就越低、与国际主流市场的距离就越远、社会经济分割也更为严重。就后者而言，制定地区发展政策就必须重点考虑如何提升地区内部要素聚集的程度、经济活动的集中程度并缩短与经济中心的距离、推进地区与经济中心的一体化等议题。

（二）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密度”[3]

为了更好地分析滇西边境少数民族的经济密度，本研究报告选择了云南省、全国与上海为参考地区，并借鉴世界银行的测度方法，分别从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就业密度、经济密度以及人均密度等指标来分析这片地区的发展特征。其中，人口密度、就业密度与经济密度主要反映地区经济活动的聚集程度，而人均密度主要反映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等。

图1-6 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密度

就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而言，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密度不但远远低于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密度，而且在整体上也低于云南省与全国的人口密度。图1-6的数据显示：2012年，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内部人口密度超过100人/平方公里的州市达到了5个，分别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保山市、临沧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虽然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与保山市的人口密度超过了云南省的平均水平，但138.5人/平方公里、129.4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仍然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141人/平方公里），更是远远低于上海市的人口密度；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人口密度分别为36.6人/平方公里、56.7人/平方公里、58.4人/平方公里，远远低于100人/平方公里，也远远低于云南省与全国的人口密度。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例，36.6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约为云南省与全国人口密度的1/3、1/4，只有上海市人口密度的1/100。

图1-7 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就业密度

就每平方公里的就业密度而言，整体上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与云南省、全国的平均水平的差距不大，但与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图1-7的数据显示，2012年，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内部就业密度最高的州市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其81.68人/平方公里的就业密度虽然远远低于上海市的就业密度，但也高出云南省与全国的就业密度；保山市的就业密度也超过了云南省与全国的平均水平，达到了80.95人/平方公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就业密度虽然低于云南省与全国的就业密度，但66.77人/平方公里、67.76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也十分接近云南省与全国的人口密度；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就业密度要远远低于云南省与全国的就业密度，分别为28.24人/平方公里、35.37人/平方公里、21.63人/平方公里。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就业密度为例，其21.63人/平方公里的就业密度是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内部最低的就业密度，约为云南省、全国就业密度的1/4，只有上海市就业密度的1/81。

图1-8 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密度

就每平方公里的经济密度而言，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与云南省、全国以及上海市的差距就更为明显。图1-8的数据显示，2012年云南省、全国与上海的GDP密度分别为261万元/平方公里、540.56万元/平方公里、31829.86万元/平方公里；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保山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GDP密度分别只有50.97万元/平方公里、198.58万元/平方公里、174.39万元/平方公里、144.26万元/平方公里、82.75万元/平方公里、118.8万元/平方公里、275.21万元/平方公里、148.45万元/平方公里，在整体上仍然是远远低于云南省、全国的GDP密度。其中，只有地区内部经济密度最高的州，即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GDP密度略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但也只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1/2，还不到上海市GDP密度的1/100；地区内部经济密度最低的州，即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GDP密度还不到云南省的1/5、全国平均水平的1/10，只占到了上海GDP密度的1/624。

本研究报告的人均密度包括人均GDP与人均收入两个指标[4]。就人均GDP而言，图1-9的数据显示：2012年，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内部各个州市的人均GDP均低于云南省与全国的人均GDP，更远远低于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GDP。具体而言，只有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人均GDP超过了20000元，分别为21022元、20309元；尽管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内部人均GDP最高的州市，但其人均GDP也低于云南省的平均水平（22195元/人），并且只有全国人均GDP的1/2强、上海人均GDP的1/4。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为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内部人均GDP最低的州市，其人均GDP为13459元，约为云南省人均GDP的1/2、全国人均GDP的1/3、上海市人均GDP的1/6。临沧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人均GDP也十分接近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人均GDP，分别只有14286元与13953元，其人均GDP在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内部处于最底层；而普洱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保山市的人均GDP虽然高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人均GDP，但也远远落后于云南省与全国的人均GDP。

图1-9 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均GDP

就人均收入而言，图1-10的数据显示：整体上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均收入也要远远低于云南省、全国与上海市的人均收入。具体而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内部人均收入最高的州市，达到了12633.59元，其人均收入超过了云南省的平均水平，但仍然低于全国与上海的人均收入水平。其余各州市的人均收入均低于10000元，其中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与保山市的人均收入接近10000元，分别达到了9727.42元与9528.74元；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均收入为6408.92元，为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内部人均收入最低的州市，其收入约为云南省人均收入的1/2、全国人均收入的1/3、上海市人均收入的1/6。

图1-10 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均收入

综上所述，本研究报告认为：第一，如果以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为参照地区，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密度”要远远低于这些地区的“密度”，二者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第二，如果以云南省、全国为参照地区，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密度”尽管在整体上与这些地区的“密度”存在差距，但部分州市的部分指标仍然超过了云南省与全国的相应指标；第三，就与云南省、全国或上海市的“密度”差距而言，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聚集指标方面的差距要远远高于其在生活水平指标方面的差距，即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在人口密度、就业密度与经济密度等方面的差距要远远高于其在人均GDP、人均收入等指标方面的差距。这表明与发达地区相比，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尽管仍然为中国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其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要小于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

（三）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距离”

由于理论逻辑中的“距离”既包括该地区到国内经济中心或国际市场的空间物理距离，又包括制度与基础设施所造成的无形距离，本研究报告将首先分析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到国内经济中心的空间距离，然后再分析制度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因素对这片区域的影响。

考虑到上海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影响以及云南货物依赖从深圳走“水路”进入国际市场的特征，本研究报告将上海作为我国经济中心、将深圳作为云南进入国际主流市场的最近的海港城市。从这些逻辑出发，本研究报告将首先分析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到省会昆明和到国内经济中心以及到最近出海口的空间距离。

图1-11的数据显示：就到省会昆明的陆路距离而言，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8个州市中就有6个州市到昆明的陆路距离超过了400公里。其中，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到昆明的距离最远，达到了670公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保山市、临沧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到昆明的陆路距离均超过了500公里；虽然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到昆明的陆路距离最近，但也达到了270.9公里。

就到国内经济中心的陆路距离而言，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到上海市的陆路距离均超过了2000公里；其中，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到上海市的陆路距离最远，超过了3014公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到上海市的陆路距离最近，但也超过了2472公里。

图1-11 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到国内经济中心、出海口的陆路距离

说明：根据百度卫星地图推算的数据。

就到出海口的陆路距离而言，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到深圳出海口的陆路距离均超过了1000公里，其中有5个州市到深圳出海口的陆路距离均超过了2000公里。具体而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到深圳出海口的陆路距离最近，约为1260公里；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保山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到深圳出海口的陆路距离均超过了2000公里，分别为2074公里、2015公里、2163公里、2049公里、2050公里。

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到我国经济中心与国际主流市场的距离不但体现在陆路空间距离上，而且体现在运输的基础设施与制度等方面。就运输的基础设施而言，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运输设施主要是以陆路运输为主，铁路运输或航空运输为辅，均严重缺乏水上运输，尤其是海上运输。目前，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内部没有铁路运输的州市就有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保山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而其他州市尽管具有铁路运输，但也处于全国铁路运输网络的末端。就水路运输而言，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内部除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具有水路运输之外，其他7个州市均没有水路运输。如果再考虑欠发达地区的制度供给也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制度供给，其制度影响的经济距离也十分明显。从这些逻辑出发，本研究报告认为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服务、劳务、资本、信息、观念要想跨越国内的地理空间将十分困难，其要素流动的时间成本、货币成本也要远远高于国内其他地区的相应成本，因此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将很难享受国内经济中心的毗邻效应。

（四）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分割”

作为内陆边疆地区，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分割”不但体现在国内与国际的分割方面，而且体现在被贫穷国家所包围的内陆地区等特征方面。

首先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国内区域之间与城乡之间本就存在各种类型的“分割”，这一点在不发达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我国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城乡之间以及与国内经济中心之间自然也就存在较为严重的分割。以人口流动为例，受制于户籍制度的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本就存在城乡与区域的分割；而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力不但受制于户籍制度的影响，而且受制于语言、文化、习惯、距离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劳动力的流动将更为困难。事实上，在课题组的调研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内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省内市（州）外、省外（含国外）的流动比例要远远低于我国中部地区的相应比例；不但如此，流向这片地区的外来人口的规模也远远低于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规模。

其次是客观存在的边境不可避免地也会影响滇西少数民族地区与周边地区的一体化。尽管国家能够选择自己边界的可穿透程度，且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边境也出现了由“宽”向“窄”的变化趋势，但边境总是客观存在的，国与国之间的制度、文化、语言等的差异不可避免也会影响货物、人员、信息、技术、资本等的流动性。近年来，尽管伴随大湄公河次区域一体化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推进，云南与毗邻国家的一体化得到了有效提升，但滇西少数民族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分割仍然存在。同样以劳动力的流动为例，目前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还不能够实现在区域内部各国之间的自由流动，只有在毗邻的边境口岸城市之间，如在瑞丽与木姐的劳动力才能在毗邻国家的口岸城市之间自由流动。

最后是作为被贫穷国家所包围的内陆地区，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毗邻国家的市场化、一体化程度仍然处于世界最低水平，这也意味着这片区域的分割将比我国其他边境地区的分割更为严重。从空间地理特征来看，我国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处于高原山地，地区市场不但缺乏实现价值链多元化或提升价值链的能力，而且远离国内经济中心、世界经济中心与国际主流市场，地区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加快与周边国家的社会经济合作来推进次区域一体化。然而，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毗邻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老挝与缅甸更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其市场化程度、一体化程度仍然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区域分割十分严重。以缅甸为例（见图1-12），2013年，其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全球化的指数分别为47.67、15.19、34.09、31.98，分别排在全球第117、193、170与177位。这种空间特征意味着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不但远离国内经济中心，而且难以融入区域国际市场，地区一体化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图1-12 2013年缅甸的全球化指数及其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