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重塑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地理的基本路径

基于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现状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结合东南亚的经济一体化、中国经济能量的加速外溢以及沿边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纵深推进等宏观环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想有效应对密度、距离与分割的三重挑战，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就需要突出“一条路径主要应对一个挑战”的原则，通过以下三条有针对性的发展路径来重塑这片地区的经济地理。具体而言，第一是构建边缘增长中心，提升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密度；第二是构建沿边国际产业带，缩小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距离；第三是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区，弱化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分割（见图2-7）。

图2-7 重塑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地理的路径

（一）构建边缘增长中心，提升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密度

增长中心又叫发展极，1950年由法国学者帕鲁（Perroux）提出。它强调在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某些主导产业或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与行业在一些地区或大城市的集聚，能够形成一种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效应、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增长中心，然后通过增长中心与城市的优先发展，来带动邻近地区的共同发展。在帕鲁最初的陈述中，诱导的增长是在经济空间内发生的。后来，缪尔达尔（Myrdal，1957）、赫尔希曼（Hir-schman，1958）、保德威尔（Bouderville，1966）和其他一些学者在各自著作中也阐明了同样的观点，即推动性工业所诱导的增长发源于推动性工业所在的地理中心，这种地理中心称为增长中心。

一般来说，增长中心对毗邻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影响主体通过以下三条途径来实现：首先通过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促使原有公司扩建或推动新公司的产生；其次通过地方化的经济，在与推动性部门相同类型的部门中形成新的公司；最后通过居民的活动，间接地促进与消费活动和零售贸易有关的公司的扩建或新建。需要强调的是，增长中心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需要有推进型企业和主导产业。在增长中心有一种占统治或支配地位的大型推进型企业，它隶属于主导产业，这种产业规模大、增长迅速并能够对周围环境产生巨大的增长推动力。第二需要有适当的周围环境。适当的周围环境指那些有利于增长中心发展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地区资源、经济结构、技术水平以及区域政策等，如果没有这些相应的环境条件相配合，推进型地区和主导产业的发展就会遇到困难。第三需要一个高效畅通的地区增长传递机制。增长中心与周围地区有一个资金、人才、技术和物资的交流过程，要使增长中心的溢出效应得以发挥，这个过程必须快速、高效。

按照增长中心与地区（区域）之间的关系，增长中心可以划分为以下五种类型（见图2-8，大圆代表一个地区，小圆代表增长极）：A.经典型：地区内有一个能够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增长中心（用实心小圆表示）。B.飞地型：地区内有一个增长中心，但其影响却在地区之外，从而它的存在更多的是作为经济部门中的中心而不是地区中的“极”。对于本地区来说它是一块“飞地”或一个“孤岛”（用空心小圆表示），没有起到带动本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且强化了区域二元结构。C.点轴型：地区内有一条重点开发轴线，沿轴线有一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增长极（用深色实心小圆表示）。进一步可以配置一些新的增长中心（用浅色实心小圆表示），也可以对原有的增长中心进行重点开发，使其能够逐步形成产业密集地带。D.散点型：大的地区或区域内散布着几个增长中心，其中可能有一个主要的、发展程度最高的增长中心。散点型本质上还是经典型，地区或区域可以看作是几个各自带有一个增长中心的小地区的联合，这种联合往往是行政上的，增长中心的作用被限制在小地区内。E.网络型：类似于散点型，不同的是各个增长中心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能够有效地促进整个大地区或区域的经济增长。

图2-8 增长极类型

正是由于经济中心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上述重要作用，重塑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地理首先就需要突出构建边缘增长中心这条路径，并以此应对经济地理变迁中密度的挑战。需要强调的是，之所以突出“边缘增长中心”，主要是因为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地处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构建的经济增长中心也主要是着眼于边境两侧的区域，这和国内的经济增长中心主要辐射国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目前，尽管在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尚未形成事实上的边缘增长中心，但这片地区仍然具备构建边缘增长中心的主要条件。这首先是因为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地处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地理中心，是中国前往东南亚、南亚各国的最为便捷的陆上通道，加之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周边国家均为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地区，因此伴随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优惠政策的不断叠加以及区域之间基础设施的持续改进，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具备构建增长中心所需要的各种外部条件。其次是伴随大通道的快速推进，云南目前已经构建西路、中路、东路三条通往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国家大通道；加之始于昆明、连接曼谷与新加坡的泛亚高速铁路已经提到议事日程，这些基础设施的改进也意味着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已初步具备了一个高效畅通的传递各种经济要素的网络。因此，只要基于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与资源禀赋特征，加快吸引推进型企业或主导产业在这片地区的特定位置落户与发展，并吸引来自国内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经济资源，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就完全可以诱导聚集经济的形成，即完全可以形成边缘经济增长中心。

在重塑经济地理的过程中，构建边缘增长中心的主要目的是提升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密度，并以此应对经济地理变迁的挑战。这主要是因为地区性的经济增长中心本就是资源要素的集聚中心与经济活动的中心，其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的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加之地区经济增长中心能够显著提升地区的专业化水平与产业分工，并促进地区之间的贸易与往来，这种关联效应通过乘数效应还能够进一步刺激增长中心毗邻地区的经济增长，这也有助于整个地区经济密度的提升。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构建边缘增长中心主要是应对经济密度的挑战，但这条发展路径也有助于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缩短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距离。这主要是因为经济距离更多是指与经济中心的距离及其所引致的时间成本与货币成本，因此只要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能够构建联系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区域性经济增长中心，地处其中的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自然就能够大幅度缩小空间物理距离及其引致的各种经济距离。

（二）构建沿边产业带，缩小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距离

所谓沿边产业带是指顺应国际产业梯度转移与中国经济能力加速外溢的发展趋势，通过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周边国家的双边或多边投资便利化以及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来降低边境效应，从而基于各个地区（区域）的比较优势与资源禀赋特征，并以资源开发与精深加工、产品生产与组装等为重点，在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提升产业层次、延伸产业链条，最终构建能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拓展工业化基础并加快地区经济发展的国际产业合作带。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在边境地区构建产业带也不乏成功的例子，莱茵河的沿河国际产业合作带就是典型的成功案例。从上述逻辑出发，重塑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地理就需要突出“构建沿边产业带”这条发展路径。

专栏2-1 莱茵河的沿河国际产业合作带

莱茵河是西欧第一大河，发源于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途经奥地利、法国、德国和荷兰，最后经鹿特丹注入北海。莱茵河全长1232公里，通航里程长约869公里，流域面积（包括三角洲）超过了220000平方公里。

得益于莱茵河取之不尽的水源、便捷与低成本的运输体系，周边国家沿莱茵河构建了上、中、下游共生共荣的国际产业链条与国际产业合作带。在下游，以欧洲门户鹿特丹为中心，壳牌、英国石油BP、ESSO、海外石油等跨国石油垄断公司，绵延50多公里，形成了化工产业的“莱茵梦地”；在中游，以德国拜耳、巴斯夫、赫希斯特等国际巨头为骨干，形成了沿莱茵河支流的化工产业带；在上游，以瑞士的桑多兹公司为大本营，形成了石化和化工产业的生产基地。加之周边国家的钢铁、冶金、机械等制造业产业带也沿着莱茵河两岸分布，沿河产业带已经成为整个欧洲工业的“心脏”，对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德国为例，沿莱茵河产业带的经济产值就占到了德国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是德国工业体系的支柱与脊梁。

目前，虽然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周边区域尚未形成国际产业合作带，但随着东南亚经济一体化、中国经济能量的加速外溢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也开始逐步具备构建国际产业合作带的基本条件。具体而言，这些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外部环境及其区域经济合作而言，目前这片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已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加之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毗邻地区也迫切需要通过产业合作来加快经济发展，这些均为构建国际产业合作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全面建成，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已得到纵深推进并由贸易领域向人员培训、资源合作开放、产业发展等方面推进，加之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与“一带一路”的务实推进，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正在积极介入这一区域，区域内部的经济行为主体也正在积极探索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合作。另外，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毗邻区域，如越南北部地区、老挝北部地区、缅甸北部地区的工业化才刚刚起步，加之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也迫切需要通过工业化来加速地区经济发展，所以这些国家目前正在积极吸引外资，尤其是利用来自中国的资本来发展加工工业与制造业。

其次就中国的经济政策与经济能量而言，目前中国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产业国际合作的发展政策，并有能力、有动力通过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等形式促进中国西南地区的整体发展，这些也有助于在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国际产业合作带。具体而言，为支撑云南的经济发展及其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建设，近年来中央政府已给予云南省“境内关外”、“出口加工区”、“沿边开发开放试验区”、“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并鼓励云南省与周边国家及其各级政府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得益于此，近年来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也正在沿国界线探索纵向经济走廊与国家产业合作带。不但如此，在中国经济能量加速外溢的背景下，中国境内成熟的冶金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也正在积极寻找能够拓展产业生命周期的目标市场，考虑到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周边国家的技术能力与市场容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成熟产业已经开始出现向这些国家转移的趋势。以耐克运动鞋为例，2000年我国生产了世界40%的耐克鞋，全球第一，同年越南的生产份额仅为13%；到2010年，越南就已取代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耐克鞋生产国（许会娟，2012）。

最后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具有构建国际产业合作带的基础设施，并在一些地区开始试点工作。就前者而言，云南省内已经构建起西路、中路、东路三条通往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国际大通道，始于昆明、连接曼谷与新加坡的泛亚高速铁路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加之云南与周边国家的通信、能源合作以及边境地区的口岸对接项目等也在有序推进，这些均能够为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国际产业合作带打下坚实的基础。就后者而言，老挝北部九省已经委托中国云南帮助编制产业发展规划并希望借助于此融入中国的大西南经济圈，而云南边境地区也已经开始启动与周边国家的产业分工与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经济地理重塑的过程中，构建沿边产业合作带有助于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缩短经济距离，并以此应对经济地理变迁的挑战。这主要是因为落后地区不但是经济增长缓慢、低生产率与低收入地区，而且是远离国内外经济中心的地区；而通过构建沿边地区的国际产业合作带，并以此促进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周边国家的产业分工与合作、经济往来与联系，信息共享与要素流动等，不但有助于这片区域在共同增长与共同繁荣的过程中构建区域性的大市场，而且有助于这片区域内部各个地区（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与宏观制度的完善。前者不仅能够为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提供接近大市场的毗邻效应，而且有助于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缩短要素流动的时间成本、货币成本与人口流动的“心理成本”等，这些均有助于降低经济地理重塑过程中的距离。不但如此，构建沿边国际产业合作带还有助于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提升经济密度并弱化区域之间的分割。前者主要是因为沿边国际产业合作带也是某种程度的要素聚集与经济活动集中，自然有助于提升地区经济密度；后者主要是因为国与国之间构建国际产业合作带自然需要推进边界的“变薄”，并弱化国界之间的各种分割。

（三）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区，弱化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分割

所谓跨境经济合作区是指两个国家共同在毗邻的边境地区划出特定区域，一方面是逐步赋予该地区特殊的财政、税收、金融、投资、贸易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是通过特殊的海关监管模式，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与信息流等各种经济要素在该区域的聚集以及经济活动的集中，从而实现该地区的快速发展并以此带动周边区域的共同发展。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跨境经济合作区不但有助于毗邻国家的接壤地区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与资源禀赋优势，而且有助于国家之间的优惠政策与地区经济环境的有机融合，这种对空间地理优势的进一步挖掘引起了理论界与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并逐步成为毗邻国家的接壤地区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方面，墨西哥在墨美边境地区设立的出口加工区就是典型的成功例子。从上述逻辑出发，重塑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地理还需要突出“构建跨境经济合作区”这条发展路径。

纵观全球范围内跨国经济合作区的实践，成功的跨境经济合作区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首先是毗邻国家不但需要政治经济关系良好，而且需要具有强烈的跨国合作的意愿；其次是跨境经济合作区对两国毗邻地区的口岸有特殊的要求，即一方面要求这种口岸是历史上两国边境地区长期进行跨境往来的历史沉淀，另一方面要求这种口岸也是目前两国进行贸易与边境经济技术合作的主要载体；再次是毗邻国家的接壤地区需要具备互补的资源禀赋与产业分工，双方能够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某种层面的经济合作；最后是毗邻国家的接壤地区至少有一方的经济相对发达，并能够为地区之间或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提供坚实的腹地支撑。目前，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具备构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基本条件，部分地区也已经开始了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实践。就基本条件而言，首先是就中国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而言，双方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均相对稳定，且各国之间也有加强经济合作的强烈愿望，尤其是在这些国家毗邻中国的地方政府层面，强化经济往来与产业合作的意愿更是十分强烈，这就为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扫除了国家层面的障碍。其次是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符合理论逻辑与现实条件的口岸条件，如河口口岸、磨憨口岸等口岸不但已经开展了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实践，而且其经济发展能力也具备带动毗邻国家接壤地区快速发展的基本能力。最后是中国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的产业发展与技术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发展梯度，这也有助于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与上述国家的边境地区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区。就跨国经济合作区的实践而言，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是当前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乃至云南省内配套设施最完善、发展条件最成熟的跨国经济合作区。目前，这个跨境经济合作区已经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大力推进毗邻地区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企业聚集与发展。除此之外，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内部的中老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中缅姐告-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等也正在加速推进。

专栏2-2 墨美边境地区的出口加工区：早期跨境经济合作的典型案例

墨美边境地区的出口加工区是早期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典型案例，这种跨境经济合作区虽然只位于墨西哥毗邻美国的边境地区，但通过比较优势的挖掘与制度安排，墨美边境地区的出口加工区仍然有效地带动了墨西哥北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具体而言，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放弃进口替代政策并加入北美贸易区之后，墨西哥就开始充分挖掘墨美边境地区的比较优势，即两国之间存在明显的产业分工与技术水平的梯度、双方的经济合作空间巨大；墨西哥的北部地区接近美国市场，这不但使得企业的运输成本能够做到最小化，而且可以克服墨西哥国内市场有限的制约；位于墨西哥的北部边境地区，企业不但能够充分利用国内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而且可以利用美国成熟的加工制造技术。针对这些比较优势，墨西哥果断地在墨美边境地区设置出口加工区，并废除了对美出口的贸易壁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短时间之内墨西哥在墨美边境地区的出口加工区就吸引了众多企业的入驻并迅速成为墨西哥的经济增长中心。其中，仅1980—1995年间，以1987年不变美元计算，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就由180亿美元迅速攀升到480亿美元（Hanson，1998），墨西哥经济与美国经济的供给联系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资料来源：哈维、阿姆斯特朗等：《区域经济学与区域政策》，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在经济地理重塑的过程中，构建跨境经济合作区主要是最大限度降低区域之间的分割，并以此应对经济地理变迁的挑战。这一方面是因为跨境经济合作区需要当事国在一定程度上让渡国家主权并共享这片区域的治理权，这种弱化“边界”的制度安排显然有助于毗邻国家的边境“变薄”以及区域分割的减弱；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跨境经济合作区内，当事国均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以及特殊的海关监管模式，这种有助于区域之间要素流动、经济活动的频繁往来的政策安排，显然能够最大限度提升这片地区的市场准入并弱化区域之间的各种分割。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构建跨境经济合作区主要是应对区域分割的挑战，但这种发展路径也有助于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提升经济密度并缩短经济距离。就前者而言，跨境经济合作区本是通过要素聚集与经济活动集中来构建区域经济增长中心，其经济密度自然要高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密度；就后者而言，区域内部的资源共享、特殊政策的供给以及两国边界的“变薄”，也显然有助于缩短因制度等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经济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