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科学的春天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噩梦中醒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帮助他们挣脱了长期以来禁锢头脑的思想枷锁，看到了展现在科学研究面前的大片新天地，真有如获新生之感。汝信此时首先想到的是进行反思，为拨乱反正做一点事。应《红旗》（现《求是》杂志）之约，他写了《列宁是怎样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文，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平反，清扫“四人帮”泼在他头上的污垢。

另一篇长文《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则针对国内过去受批判的人道主义进行反思和重新评估。文章发表在1980年8月1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刚一见报，即引发理论界和读者的赞佩。汝信在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人道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人的解放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论证了剥削制度在历史上产生、发展以至消灭的必然性，把废除人对人的剥削、最终消灭私有制作为具体的斗争纲领，从而为根本铲除一切不人道现象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最彻底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要为人类创造一个更适宜于人生活的新世界，使人能够真正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从而结束人的‘史前期’而成长为真正的人。”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这篇文章，它阐明的实际上是被遮蔽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因而受到理论界的重视。文章获了奖，但是后来也引起了争论，汝信认为这也是正常的，因为当时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所幸关于人的问题最终受到理论界和国家的关注，并产生了“人学”的研究，“以人为本”的提法也得到了公认，汝信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大理论成果。汝信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并由实践来证明的生生不息的活的真理。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敢于面对现实，勇于探索新问题。

除了拨乱反正方面的工作外，汝信在自己的本行——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中也做出了骄人的成绩。改革开放伊始，汝信研究的重点仍是黑格尔哲学。但不同于过去的黑格尔研究，汝信敏锐地关注到了当时我国学者很少涉猎的黑格尔早期思想和著作，进一步探究了黑格尔辩证法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和社会政治含义，用历史资料和文本批驳了苏联哲学界一度流行的某种错误论断，即把德国古典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反动。汝信通过具体分析，论证了青年黑格尔是当时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完成了《青年黑格尔的社会政治思想》这篇长文，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是对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愿望和要求的反映。1978年，汝信在《哲学研究》发表了《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关于异化问题的探索之一》一文，非常早地开始了对“异化”问题的讨论。在1981年发表的《论青年黑格尔的异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汝信不仅讨论了青年黑格尔的异化理论，还对西方著名的黑格尔学者科耶夫等人的观点做了评述，肯定其积极的研究成果，同时对其错误观点和不足提出了批评。此外，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密切相关的黑格尔学派的分裂和演变过程，也是汝信的研究对象。这些都是过去国内缺乏系统研究的领域，因而汝信的这些研究探讨填补了学界的空白。

今天，在谈到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以及对德国思辨哲学的重视在中国哲学界的意义这个问题时，汝信说：“黑格尔哲学包罗万象，气魄宏大，思想丰富深刻，使我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在认真地研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之后，我才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及其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上所完成的革命性变革的意义。我个人赞赏黑格尔的《美学》，它对我的启示很大，即理论研究必须要有广阔的历史感和历史视野，必须重视历史，根据大量实际的材料说话，否则很容易流于空谈。在中国，黑格尔的作用和意义最主要就是体现在其辩证法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可以避免教条化和简单化。另外，黑格尔对古代哲学的总结和高度概括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