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少年立下报国志

汝信1931年出生于上海，同年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上海伸出魔爪，发动淞沪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中。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战乱中度过的。那时的汝信和兄弟姐妹们只能在家里，跟随家庭教师学习古文、英语、数学和钢琴，三年后进入桃坞中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租界后进行殖民统治，汝信亲身经历了沦为亡国奴的苦难。在中学时期，学校里讲授的课程大多引不起汝信的兴趣，因此汝信把大部分课余时间都花费在阅读文学作品上。他特别喜爱俄罗斯文学和中国左翼作家们的作品，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加强了汝信对日伪反动统治的强烈不满。在此之前，汝信除了一知半解地读过俄国著名思想家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一书外，基本上没有接触社会科学著作，可以说文学作品使汝信受到了最早的政治启蒙教育。

1945年，汝信跳级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政治学，辅修经济学。当时他报考政治系的想法很简单，觉得国民党政府腐败透顶，民不聊生，必须革新政治。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实行美式教育，采用美国大学的教科书，不少课程由外籍教授担任，其教学内容严重脱离中国实际。学校除了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用中文教授之外，其余课程一律用英文讲授，包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规定必修的“三民主义”。汝信参加了学校的一个读书联谊会活动，这个读书会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一个地下组织，以反抗国民党的贪腐统治为主要目标。读书联谊会一方面联络群众；另一方面组织一些学术活动，还自己办了一个小图书馆，里面的藏书都是学校图书馆没有的“左倾”的书，有小说，还有马列书籍，甚至还有地下党出版的刊物。读书联谊会就是汝信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组织。当时由于对苏联的向往，他还和同学们一起联名要求学校开设俄文课，后来还跟一位流亡上海的“白俄”学习俄文，无意中为将来学习哲学打下了基础。

1948年12月，经读书联谊会一名成员介绍，汝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光荣地成了一名地下党员。汝信告诉笔者，他在政治上的领路人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解放日报社工作，后来调到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前几年已经去世了。入党后，汝信开始配合组织为解放上海做准备。他对工商业和学校的情况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提供给部队做参考。另外，地下党还组织人民保安队，汝信负责的小团体也组织了几十个身体比较好的年轻学生参加人民保安队，准备在国民党撤退而人民解放军尚未入城时，帮助维持上海的社会治安。直到今天，回忆起自己身为上海地下党员迎接上海解放的这段日子，汝信依然感触颇深。他说：“为了赢得解放，许多学生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特别是组织了人民保安队，协助维持上海解放初期的治安。”

上海的解放很顺利，没有想象中那么漫长。但部队进驻上海后，有很多解放军战士没有城市生活的经验，而且不会讲上海话，军民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为了做群众工作，解放军成立了民运部，动员上海本地的党员参军。上海刚一解放，圣约翰大学就根据学生修习学分情况，给汝信发了毕业证书。汝信考虑到上海已经解放，部队已经过江，解放全国近在眼前，若是此时不参军，自己想要参军报国的理想可能就无法实现了。于是，怀着对党的坚定信仰和对国家的赤诚之心，汝信投笔从戎，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成为民运部的一名干事，在解放初期的上海为协调军民关系做了大量工作。朝鲜战争爆发后，汝信随第九兵团奔赴朝鲜战场，在战火的洗礼中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