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贡品
本讲是一桩因为偶然事件暴露出来的贪腐案件。而这个偶然事件，和乾隆皇帝的“艺术爱好”有关。乾隆是一位“艺术发烧友”，据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创作诗歌最多的诗人。在书画创作上，乾隆并没有留下多少书画作品，但却是一位活跃的书画鉴赏家。紫禁城收藏的诸多书画作品，都留下了乾隆鉴赏的印迹，甚至乾隆的题词。乾隆皇帝对书画鉴赏爱到什么程度呢？他连查抄大臣家产中的书画作品都要过目。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夏日的一天，紫禁城来了一份内务府呈送给乾隆皇帝御览的清单，记录的是查抄前浙江巡抚王亶望的家赀。乾隆皇帝对着清单里的书画作品，认真研究起来。看着看着，乾隆皱起了眉头。王亶望出身于官宦家庭，且作为封疆大吏，应该属于既有文化积淀又有经济实力的书画收藏家。而且，乾隆知道王亶望平日里对收藏古玩字画颇为上心，家里不乏传世精品，往年节庆时日，王亶望都有字画进贡给乾隆。可是，乾隆发现进呈的王亶望资产都很平常，并没有太多的珍宝。更让他起疑心的是，清单里的书画作品都稀松平常。精品去哪儿了呢？
乾隆皇帝记得，王亶望之前进献的贡品中就有不少书画作品。对于贡品的态度，乾隆很纠结。一方面，他很中意许多贡品；可另一方面，他不能给臣民贪恋财富、玩物丧志的印象，而要营造勤政清廉的光辉形象，所以乾隆不仅申斥臣属频繁向他进贡，而且还会退还其中的珍品、精品。贡品退还的比例相当高，惯例一般是敬九退三。乾隆皇帝虽然很想要王亶望进贡的字画，但还是把许多字画退还给了王家。那些退还的字画，乾隆皇帝心中大致有数，其中让他念念不忘的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一块米帖石刻。那种忍痛割爱的感觉，让乾隆非常难受。
如今，进呈的查抄家产的清单当中，不仅乏善可陈，而且乾隆皇帝记忆中退还的字画无一在列，其中就包括米帖石刻。乾隆认真复查了书画清单，确实没有他记得的字画，也没有那块米帖石刻。那么，这些精品都去哪儿了呢？
会不会是王亶望把字画精品出售了？王亶望之前官运亨通，又在甘肃冒赈案中侵吞了千百万两白银，王家属于处于权势上升期的家族，只会到处收购字画，怎么会出卖自家的艺术收藏品呢？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了：有人对王亶望抄家的字画动了手脚。也就是说，有人私吞了从王家抄出来的米帖石刻。有人可能怀疑，米帖石刻是皇帝退还的贡品，还有人胆大妄为到据为己有吗？
这得从进贡制度说起。秦汉以降，进贡成为中央与藩属国、地方，君主与诸侯、臣下关系的体现与纽带。进贡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是朝贡，发生在中国与周边藩属国之间；第二是地方向朝廷进贡，这两种都属于官府行为，看过贡品清单的人很多，而且贡品往往在大庭广众展示；第三是个人向皇帝的进贡，属于私人行为。臣工向皇帝进献书画就属于第三种形式。私人进贡的贡品不会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它类似于奏折，原则上只有进贡者和皇帝两个人知道，在实践中可能还有内务府经手的官吏和皇帝亲近的军机大臣等极少数人见过。知道乾隆皇帝把米帖石刻退还给王亶望这件事，除了两个当事人，只有屈指可数的内务府经手人和当时在场的几位中枢重臣。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事。所以，完全有可能是贪财的官吏，以身试法，偷走了米帖石刻。
如果王亶望家抄出的精品字画不见了，那么其他抄没财物是否存在短缺呢？乾隆皇帝的心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他先隐忍不发。当年七月，浙江盐道陈淮升任安徽按察使，在热河行宫接受了乾隆皇帝的面询。乾隆皇帝询问了正常工作之余，突然问起了前任浙江巡抚王亶望的家产情况。陈淮闪烁其词，推说查抄王家的时候自己已经赴京，并不清楚查抄情况。此后，浙江按察使李封升任湖南布政使，和新任浙江按察使王杲一起到热河行宫请训。乾隆皇帝又问起了王亶望家产问题，两个人都回答说，未曾经办此事，不知具体详情。表面上看，陈淮三个人的回答并没有硬伤。但三人众口一词，齐刷刷地和王亶望抄家一事划清界限，反而让乾隆更加怀疑其中的问题。皇帝决定启动调查工作。一桩贪腐大案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案子的开始，乾隆皇帝仅仅是怀疑，并没有真凭实据，甚至连嫌疑人都没有。调查只能秘密进行。他怀疑浙江的官员黑了王亶望的家产，可又不能不委托浙江官员暗中调查。好在，时任浙江布政使兼杭州织造盛住出身内务府包衣，是皇帝的身边人，是乾隆可以信赖的官员。于是，乾隆皇帝给盛住写了一道密旨，指示他秘密查访王亶望家产底细。八月初一，盛住接到密旨，不敢怠慢，立刻启动了调查。
布政使掌握一省的藩库。而王亶望抄家后，家产就暂存在浙江藩库。盛住从浙江藩库查到了查抄王亶望家产的原始资料，将王亶望抄家的原始底册和解送到内务府官库的册页经过对比核查，赫然发现内容严重不符。很显然，有人在其中抽换挪移，存在不法情形。八月二十八日，盛住回奏乾隆，指出在现场实际负责查抄王亶望寓所的是道台王站住。此人在查抄王亶望寓所时，负责登记造册。王站住抄出的原始底册记录有金叶、金条、金锭等四千七百四十八两，送给内务府物品中并没有这些黄金，反而多了白银七万三千五百九十四两。有人按照15.5:1的比例，用白银替换了黄金。同时，盛住查到原始底册中有一批玉山子、玉瓶等珍宝器玩，进呈册中也没有，反而多了朝珠、玉器等寻常之物。皇帝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不仅是查抄的字画被贪没，整个查抄过程都存在调换侵贪的问题。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敢以身试法？
盛住的调查把嫌疑指向去年具体负责查抄王亶望家产的官员王站住。王站住时任浙江道台，查抄后将王家家产登记造册，送往了浙江藩库。事后，王站住升任河南布政使，如今正在办理黄河河工。
接到调查结果后，乾隆皇帝完全没有怀疑得到验证的喜悦，有的只是深深的震惊。因为查到了明确的问题，乾隆可以进行公开调查了。首先，他在九月初以六百里加急传谕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命令他和盛住查办此案。乾隆在谕旨中说，王亶望家是去年查抄的，财物当时就应该押送来京，可是迟至今年夏天才押解到京城。拖延这么久，事情就很可疑。乾隆认为闽浙总督陈辉祖“世受深恩，且系封疆大吏”，并没有怀疑他会参与其中。他觉得最大的可能是陈辉祖一时不察，或有人偷换印封、捏改册档，偷换了大批财富。所以乾隆想严查根究，务必查个水落石出。
同时，乾隆派出户部右侍郎福长安作为钦差大臣，前往河南押解王站住，到浙江接受审讯。几天后，乾隆又以六百里加急传谕正在河南督办河工的大学士阿桂，令其会同福长安迅速审查案情。于是，九月十三日河南的黄河工地就出现了下面的一幕：
当天，阿桂、福长安以督察黄河河务工地的名义前来视察。河南布政使王站住得到消息，率领工地官员谒见钦差大臣，恭请圣安。阿桂突然大喝一声：“奉旨，将王站住拿下！”兵丁立刻上前将王站住扭住扣押。王站住不解地问道：“为什么拿我？”福长安质问他：“去年查抄罪臣王亶望家产时，你偷换侵吞财物，欺君罔上。你还有什么话说？”
王站住矢口否认侵吞财物。他交代，去年查抄王亶望家产时，手续严密，分工明确，布政使国栋、按察使李封和他一起，率领衢州知府王士浣、金华知府张思振、署理严州知府高模详加清查。自闰五月二十日查起，至六月初九日查毕，登记后由布政司书办和粮道书办分抄一式三份底册，分别送交闽浙总督衙门、布政司衙门、粮道衙门。所有查抄金银器物均逐件登记、归箱、编号后，加贴布政司封条，大门铁锁的钥匙由仁和县知县杨先仪、钱塘县知县张翥收管。王站住本人在五月已经升任河南布政使，所以在六月初九查抄完毕后，在六月十三日动身进京陛见，以后的事情无从知晓。
福长安就质问王站住，既然整个过程如你所交代的那样合理合规，那为什么查抄底册和进呈御览的清单不符呢？
王站住解释说，底册是经过众多官员验点的。他本人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偷换财物。不过，王站住提供了一个新情况：闽浙总督陈辉祖曾调看过查抄物品。当时有佐杂官员将贴有布政司封条的物件送入总督衙门，陈辉祖拆封查阅后，贴上总督封条交给佐杂官员带回，由高模查收。
阿桂、褔长安一面将王站住的供词快马奏报乾隆皇帝，一面遵照谕旨，押解王站住前往浙江，进行深入调查。乾隆收到奏报后，觉得王站住的嫌疑基本可以排除。那么，种种疑问指向了一个更大的嫌疑人：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陈辉祖会是那个偷换米帖石刻的人吗？
陈辉祖是当时帝国最显赫的封疆大吏之一。乾隆皇帝一直很器重他。陈辉祖历任广西、湖北、河南等省巡抚，及河道总督、两江总督，乾隆四十六年，也就是案发前一年刚刚调任闽浙总督。陈辉祖在闽浙总督的任上，发生了两件事情，让乾隆对他的印象开始打了折扣。第一件事情是陈辉祖的弟弟陈严祖，担任甘肃环县知县，参与甘肃冒赈案，涉案数千两白银。乾隆认为陈辉祖治家不严，下诏质问。陈辉祖不敢回复，遭到了乾隆的严词申斥。乾隆认为他对弟弟的贪赃行为不可能不知情，担心伤害弟弟而隐匿不报。陈辉祖不得不自请处分，乾隆皇帝给了他一个降级留任的处分。虽然是处分，乾隆皇帝对陈辉祖这个人还是肯定的。他发布的上谕称“陈辉祖尚属能事，着加恩免治其罪”，降为三品顶戴，所有应得职俸养廉，永行停支。
第二件事情是陈辉祖在处理王亶望问题上，效率低下，引起了乾隆的不满。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乾隆命令浙江省查抄王亶望家产，一直拖延到十二月军机处多次发文催办，陈辉祖才下令将查抄的王亶望家产置办齐整，一共装了五百六十箱，于当年十二月二十日起程，陆续解送京城，一直拖到第二年夏天才全部纳入内务府官库。王亶望案涉案金额超过千万，是百年不遇的大案，乾隆皇帝高度重视、亲自过问，陈辉祖在此事上效率确实不高，难免让皇帝不高兴。
陈辉祖虽然近年来有让乾隆皇帝不满的地方，但乾隆不太相信他会偷换罪臣家产。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陈辉祖受乾隆栽培几十年，显赫一方，不至于监守自盗、见利忘义吧？可是，就在乾隆自己还在犯嘀咕的时候，陈辉祖主动上奏“坦白”了犯罪，又一次震惊了乾隆皇帝。
九月十五日，陈辉祖上奏承认自己将王亶望家产以银换金。他的奏折是这么说的：抄家前，王亶望交给前任仁和县知县杨先仪黄金二千七百七十四两，以1:15.5的比例兑换成白银，缴纳自己的罚银；案发后，杨先仪取回这笔黄金，上缴了布政司仓库。布政使国栋和陈辉祖商量如何处置，并说到王家查抄后还有金叶、金锭一千九百七十八两，金色低潮，担心在解送京城后难以使用，不如按照之前的比例兑换白银。陈辉祖承认自己一时愚昧，认为杨先仪上缴的黄金是不是就是王亶望原来的金子，没有办法查证，加上这批黄金的成色确实不好，不如换成白银比较实际和稳妥，就同意了。于是，王亶望查抄的这些金子都由布政司仓库发出，由国栋、杨先仪以及钱塘知县张翥经手兑换白银。陈辉祖说自己在王亶望一案中不能实力实心，无地自容，自请照数赔银，并自请交部治罪，“以为办事不实者戒”。
为什么是陈辉祖
陈辉祖遮遮掩掩地承认了自己的偷换行为，着实震惊了乾隆。
乾隆皇帝起初完全没有怀疑陈辉祖，还一度授权陈辉祖会同浙江布政使盛住共同调查王亶望抄没家产不符的原因。想不到，幕后黑手竟然是陈辉祖本人！对于陈辉祖这种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的行为，乾隆皇帝不仅非常震惊，而且出离愤怒！他在奏折上批道“何用汝言”“迟了”等语。
“迟了”两个字透露了乾隆对陈辉祖深深的失望。要知道，陈辉祖是乾隆皇帝重点栽培、寄予厚望的高官，之前仕途坦荡，前途光明。
首先，陈辉祖是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两广总督陈大受的长子，出身官宦家庭。朝廷对高官显贵子弟提供了恩萌入仕的便利。乾隆二十年，陈辉祖就以荫生身份出任了户部员外郎。起点就高于绝大多数的官员。之后，陈辉祖历任户部郎中、军机处行走，外放陈州知府、安徽布政使，乾隆三十四年升任广西巡抚，跻身封疆大吏行列。陈辉祖只用了十四年就跃升为封疆大吏，创造了文官晋升的奇迹。这个奇迹的背后，是乾隆皇帝的破格提拔、格外器重，还有殷切的期望。
在清朝中期，陈辉祖不是唯一一个特例。官宦家庭的子弟，升迁的速度普遍快于普通家庭的子弟。为了比较普通家庭子弟和官宦家庭子弟的升迁快慢，笔者查阅了《清史稿》《清史列传》中乾隆年间封疆大吏的履历。笔者选取其中有进士出身、履历有明确年份的十三名高官，统计他们从考中进士到出任巡抚一级实职所用时间如下：王士俊十一年，刘统勋十四年，杨锡绂十四年，尹会十四年，陈宏谋十九年，戴衢亨二十年，徐嗣曾二十二年，毕沅二十三年，浦霖二十四年，方世俊二十五年，田凤仪二十六年，陈步瀛二十八年，闵鹗元三十一年。他们十三人升迁到封疆大吏的平均年限是二十一年。需要注意的是，能够升迁到巡抚、侍郎的官员都是文官集团的精英分子，是超强的个人素养和种种机缘巧合综合作用的结果。绝大多数的进士，终其一生都辗转在知县、知府这个层级上，能够升迁为道台、按察使、布政使的都是少数。
那么，官宦子弟的升迁速度如何呢？查阅史料，笔者发现官宦子弟往往缺乏清晰的履历。笔者没有查到乾隆年间出身官宦世家的封疆大吏的确切升迁速度。可以拿雍正至乾隆年间的尹继善作为参照。尹继善出身满族官宦家庭，从踏入仕途到升迁为江苏巡抚只用了六年时间，当时年仅三十二岁，江南人称“小尹巡抚”。破格任用之快，令人咋舌。
为什么官宦子弟缺乏清晰明确的履历资料呢？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皇帝对官宦子弟往往破格提拔、超常任用，造成履历过于简略；第二，朝廷对官宦子弟有“荫子”制度，官宦子弟可以凭借父辈、祖辈的品级或功绩直接当官。这是朝廷对官宦家庭的照顾。其中汉族官员担任四品官，就能给子孙获得监生资格，从三品及以上可直接授予子孙官职。正一品汉族官员的子孙，可授予部院员外郎、地方官授予同知的实职。陈辉祖就是凭借父亲的一品官职，直接出任户部员外郎的。乾隆年间三位著名大臣，李侍尧、阿桂、和珅，都是凭借荫子制度直接入仕的。其中，李侍尧在乾隆初年出任印务章京，阿桂在乾隆元年授大理寺丞职务，和珅则是在乾隆三十七年出任正五品的三等侍卫。他们三位仕途的起点，是无数贫寒书生奋斗一辈子所追求的终点。
虽然无法统计官宦子弟升迁的确切年限，但从和珅等人的经历倒推，他们升迁到封疆大吏的年限平均在十年出头，比普通家庭子弟快了差不多十年。可别小看了十年，按照“三年准调，五年准升”的人事制度，这十年相当于两三个任期。更何况，官宦子弟二十几岁蒙荫入仕之时，正好是奋发有为、锐意进取的好时光，而贫寒子弟尚在为了一纸功名，埋首苦读。李侍尧等三人都没有进士功名，而之前提及的十三位普通家庭子弟都有进士功名，其中毕沅、戴横亨都是状元及第。道光年间的大臣陈继昌，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连中三元”的状元公，他从入仕到出任主政一方的江苏巡抚，花费了二十五年时间。
为什么官宦家庭子弟升迁得快呢？或者说，皇帝为什么重用官宦子弟呢？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比如，家庭背景会对子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官宦家庭的政治阅历、政坛人脉和行政经验，多多少少会成为子弟的政治资本，且官宦子弟的政治素养普遍比贫寒子弟要高，这也是客观事实。又比如，皇帝任用官宦子弟，是对高官显贵的笼络手段。清朝皇帝接见高官，常常会问家里有几个儿子、在何处当差？这既是对高官显贵的恩宠，也是把官宦家族更紧密地绑定在皇权上。几代人的前途和地位都拜皇帝所赐，就越来越难以切割干净了。再比如，皇帝对官宦家族上一辈人的良好印象，会不自觉地转移到下一辈人身上。有其父必有其子，客观上也是有道理的。各种原因相互叠加、综合作用，造成了官宦子弟当官如有神助，升迁明显快于普通子弟。
雍正元年，皇帝引见新科进士，雍正皇帝对其中一名进士尹继善的才识风采赞不绝口，说：“你就是尹泰的儿子吧？果然大器！”尹泰曾任国子监祭酒，是雍正皇帝熟悉的大臣。乾隆时期，乾隆皇帝要任命李侍尧为满洲副都统。吏部认为这违反祖制，因为李侍尧出身汉军八旗，而满洲副都统一直由满洲八旗担任，反对这项任命。乾隆皇帝说：“李永芳的玄孙，怎能与其他汉军相提并论？”李永芳是第一个率领部队、成建制地投降满族人的明朝将领，而李侍尧是他的玄孙。祖辈留给皇家的良好印象，对玄孙都还管用。官宦子弟有了较高起点后，皇帝使用起来又不拘资格，一旦有空缺或者有机会时，迁擢奖扬纷至沓来。表现出来就是官宦子弟青云直上，一骑绝尘。
回到案子的主人公陈辉祖。陈辉祖在乾隆年间平步青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父亲陈大受给乾隆皇帝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朝廷对于作为后备干部的翰林，定期考评。乾隆登基的第一年，亲自考试翰林，第一名就是陈大受。翰林本来就是高官后备人选，陈大受又是刚刚当皇帝、心气正高的乾隆主持考试的第一名人才。于是，陈大受仿佛坐上了直升机，从翰林编修擢升侍读，历任兵部、户部、吏部尚书，13年后就升任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很快又外放直隶总督、两广总督。陈大受也没有辜负乾隆的期待与重用，任劳任怨，乾隆十六年积劳成疾，死在了两广总督的任上。而且，陈大受品德高尚，位极人臣之后还保持贫寒时期的生活作风，清廉自守。《清史稿》说陈大受“清节推海内”，他是朝野公认的清官、好官。乾隆皇帝给他定谥号为“文肃”。爱屋及乌，乾隆很自然把对陈大受的信任和器重转移到了陈辉祖身上。陈辉祖外放后，平均两三年就调整一次职务，虽然谈不上有特别突出的政绩，可也没有差池。乾隆认为他“能事”，多少继承了其父遗风。当他知道陈辉祖涉嫌偷换抄家财物，震惊之余，只有深深的失望！
乾隆对抄查之书画甚为关心，在浏览王亶望解京书画时，乾隆帝谕曰：“王亶望平日收藏古玩字画最为留心，其从前呈进各件未经赏收者尚较他人为优，乃昨岁查抄王亶望家产内，多系不堪入目之物。”皇帝发现此前属意但退回的贡品不在其中，举出“从前查抄高朴家产内，有王亶望所刻米帖墨拓一种，内廷诸臣皆所共见，此种墨拓必有石刻存留，或在任所，或在本籍，乃节次解到及发交崇文门物件并无此项，其私行藏匿显而易见”。于是命大臣阿桂等严查，结果发现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抄查王亶望时抽换过所收缴之字画，其中不乏精品，以及侵吞了其他一些贵重宝物。之后，乾隆下令将陈辉祖革职拿问，并抄没家产。
之前，乾隆皇帝刚起疑心的时候，询问过从浙江外调的三名官员陈淮、李封、王杲。他们三人都对案情讳莫如深，推脱不知。如今案情有重大进展，乾隆传谕，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命令他们据实奏报，如果知情不报，要严惩不贷。三人感到惊恐不安，纷纷把握机会，主动交代问题。陈淮交代，仁和知县杨先仪和钱塘知县张翥、知府王士浣曾经以银换金，据称兑换后留作浙江海塘工程使用。李封交代，陈辉祖曾经以孙女置办嫁妆的名义，向张翥兑换过五十两金子，并且还要为内务府置办上等的朝珠。王杲则解释说，查抄王亶望家产的时候，自己任职温处道道台，人在温州，确实对查抄详情一无所知。
从三人的交代来看，王亶望家产一案，果然不只以银换金这么简单。而且也不止陈辉祖一个人贪腐。案子不查则已，一查就是大案窝案，多么残酷的事实！乾隆下令以“欺饰徇隐”之罪将陈淮、李封革职，发配河南黄河工地效力。涉案的相关官员，嘉兴知府杨仁誉、衢州知府王士浣、已经调任安徽宁国知府的高模等一并解任，接受调查。由杭州将军暂时署理闽浙总督，对案犯进行严审。
在皇帝的雷霆盛怒之下，浙江方面很快调查清楚案情。盛住对比查抄的底册和呈送内务府的进呈册，发现底册中载明的物品在内务府进呈册中没有载入的有一百宗，底册中没有载明的物品而内务府进呈册中列名的有八十九宗，两册中名实不符的物品有二宗。看来，腐败分子没有来得及更改原始底册。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腐败分子根本没有想到会东窗事发，会有人来调阅原始底册；二是可能腐败分子不止一个人，涉案的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其他人偷换贪污了什么物品，没办法更改原始底册。从案情发展来看，第二个原因更接近真相。这就是一个窝案。
乾隆皇帝对大案窝案一贯秉承从严、从重、从快处理的原则。十月初，乾隆下旨将王士浣、杨仁誉、杨先仪、张翥等涉案官员一律革职拿问，并查抄家产，严查是否有隐匿抽换财产。因为陈辉祖诡辩中牵涉出布政使国栋，说以银换金是他们两个人商量的。国栋已经调任安徽布政使，也被革职，交安徽巡抚就近审讯。国栋很快交代，陈辉祖说查抄王亶望家赀时，王亶望曾对他说，金子太多了，恐怕招致碍眼，不如换成白银，办理起来比较顺利容易。至于在进呈册中多载出来的朝珠等，国栋供称，陈辉祖以为查抄的朝珠质地平常，难以进呈，所以命人购买了数盘好朝珠添入，其中有陈辉祖本人拥有的朝珠，也有属员添入的。安徽巡抚逼问国栋，王亶望家的朝珠，真的都是质地平常的劣质品吗？国栋这才交代，王亶望家抄出的朝珠中，确实有品质上佳者，都被陈辉祖私自藏匿了。陈辉祖添入的都是平常不堪之物。
乾隆皇帝看到国栋的口供，大为震怒，批了一句话：“陈辉祖取死之道，实在于此。”
贪臣与盗臣
钦差大臣阿桂、福长安等抵达杭州后，立即有条不紊地开始审理陈辉祖案。通过翻阅查抄王亶望家产的案卷，阿桂发现所有清单都是由陈辉祖和当时一同奉旨抄家的署理福建巡抚杨魁联名具奏的。阿桂怀疑杨魁参与了陈辉祖的贪污舞弊案，或是知情不报，于是上奏乾隆申请查办杨魁，查抄杨魁家产。因为杨魁已经去世，加上当时杨家愿意主动上交五万两白银，来承担杨魁的失察之错，乾隆皇帝便表示不再追究。
接着就是审讯涉案官员，大多数人都闪烁其词。关键人物陈辉祖借口时间仓促，来不及逐件亲自检验，导致呈送御览的清单和原始底册不符。然而，查抄验点工作持续半年之久，几经内务府催办才把查抄的资产陆续解京。时间仓促根本就是陈辉祖的借口。阿桂严审陈辉祖，逼问查抄王亶望家产中的米帖石刻去向。陈辉祖供称，三百余块石刻被存在学宫。为什么不把米帖石刻解送京城呢？陈辉祖的解释是，王亶望获罪后央求自己，将家里的黄金和部分字画，变卖为白银，充抵部分自己该缴的议罪银。
应该说，陈辉祖私自兑换黄金、藏匿米帖石刻的行为，是明白无疑的。陈辉祖的辩解，显然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关键是，钦差大臣阿桂等人采纳了他的辩解。阿桂等人上奏乾隆，认为陈辉祖是听从王亶望的嘱托，用白银替换了黄金，但黄金并没有短少，尚不构成抽换。现在问题就来了：在陈辉祖明显有罪的情况下阿桂等人为什么要这么公开站在陈辉祖这一边呢？阿桂、福长安不怕忤逆了乾隆皇帝吗？
阿桂、福长安恰恰是揣摩了乾隆的心思，才帮着陈辉祖说话的。众所周知，陈辉祖是乾隆的重点栽培对象，之前一直是皇帝眼前的红人。阿桂等人不清楚乾隆皇帝是真的要拿陈辉祖开刀问斩，还是一时气愤，在气头上作出的临时决定。但是，从之前乾隆对重点栽培对象的处置上判断，第二种可能性更大。
举两个例子。第一，大臣庄有恭是乾隆四年的状元，是乾隆前期重点栽培的对象。后来，庄有恭在由江苏巡抚调任河道总督的时候，被查出来没有上报朝廷，就私自同意了杀人的某官员花钱赎罪。乾隆皇帝很生气，下令将庄有恭革职，发往军台效力，不准捐赎。可是，等庄有恭刚抵达谪所，乾隆就让他“戴罪效力”，署理湖北巡抚。庄有恭最终还升任了内阁协办大学士。
第二个例子就是阿桂、福长安等人在乾隆四十七年看到的真事儿。之前笔者提到过一个深受乾隆器重得以青云直上的官宦子弟，李侍尧。两年前，李侍尧在云贵总督任上，贪赃枉法、营私舞弊。他在任上时云南道府以下贿赂公行，政治风气恶劣。乾隆皇帝震惊得无语了。大学士九卿集体商议后，定李侍尧斩立决。大家都以为李侍尧死定了。乾隆前脚还盛怒，后脚却下令各部重新商议，并亲自改李侍尧为斩监候。一年前，甘肃发生叛乱，乾隆特旨授予李侍尧三品顶戴，前去甘肃效力。李侍尧到甘肃后，甘肃冒赈案东窗事发，甘肃官员集体沦陷，李侍尧就地代理陕甘总督。今年，乾隆皇帝又恢复了李侍尧的头品顶戴，而且还加了太子太保衔。一个贪纵营私的贪官，不仅毫发无伤、逃脱了惩罚，还官复原职、权势依旧，还是政坛上的红人。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阿桂、福长安等人综合各方面情况判断，陈辉祖会是第二个李侍尧。如果陈辉祖能在雷声大雨点小之后，照样纵横政坛，阿桂等人为什么要得罪同僚呢？更何况，阿桂也好，福长安也好，都和陈辉祖一样，出身官宦家庭。说不定双方的父辈还有交情。所以，得饶人处且饶人，能帮陈辉祖一把就帮他一把吧！所以，阿桂等人把陈辉祖的辩解原封不动地奏报了乾隆。
这一次，阿桂、福长安等人揣摩错了乾隆的心思。乾隆认为，陈辉祖监守自盗，不是一般的贪得无厌，而是毫无道德底线。甘肃冒赈案持续多年、涉案超过千万两白银，王亶望罪不可赦，想不到陈辉祖还敢来个案中案，连抄家灭门的钱财都敢下手！乾隆觉得不惩治他，不足以树正气、平民愤。
清朝对陈辉祖这样的大案要案，一旦皇帝认准了，历来是从严、从重、从快处理。有一组数据，非常能说明问题：清朝自1644年至1911年，因贪污受贿、走私等各种经济犯罪案件而受到刑事处分的一品和二品官员，据统计有一百六十五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七十一人；判处死缓（斩监候、绞监候）的五十二人；判处其他刑事处分的四十二人。据统计，清代一品和二品官员经济犯罪案件，其中有明确案发时间记载的有五十三案。其中一百天内判处结案的二十六案；一百天以上至两百天判处结案的十七案；两百天以上至三百六十天判处的六案；一年以上判决结案的四案。[8]而乾隆时期就是腐败案件高发时期，乾隆处理起这些案件也毫不手软。而陈辉祖案就是乾隆认准了要从快、从严处理。
乾隆拿到阿桂等人的奏报，是不满意的。他觉得阿桂、福长安等人转述的陈辉祖的辩解“此事大奇”。王亶望罪恶至极，陈辉祖奉旨查抄时还敢听他求情嘱托，帮他掩饰？如果陈辉祖真这么做了，那就是昧着良心欺君罔上！况且王亶望是抄家的罪臣，岂有向抄家大臣求情的道理？乾隆把这些话都批在阿桂等人的奏折上，原折发还给阿桂、福长安，让他们看着办。如果钦差大臣办不好，乾隆就要把陈辉祖押解到北京，亲自审讯了。
阿桂等人拿到发回来的奏折后，不敢懈怠。他们原本确实想帮陈辉祖开脱，大事化小。现在发现这个想法和乾隆的意图背道而驰。他们立刻决定严审。之前虽然审讯了相关的官员，但审讯双方还是比较客气的，基本算是谈话，根本没有用刑。现在，阿桂决定对涉案官员用刑拷打。既然皇帝决定从严处理陈辉祖案，钦差大臣也就不用对嫌疑人客气了。其次，阿桂等人决定扩大审讯范围，对涉案的下级官员严刑审讯。
天下无难案，就怕有心人。钦差大臣一心严审，案件很快水落石出。首先，当时负责查抄的王站住仔细辨认从陈辉祖家抄出的家产，发现了与王亶望家产中名色相同的玉铜瓷器共二十六件，其中一件玉蕉叶花斛，一件玉梅瓶，能确定是王亶望家里的原物。对此，陈辉祖无从狡辩，供认自己抽换了王亶望被查抄的物品。其次，在对王士浣、杨仁誉的刑讯过程中，二人交代了经过陈辉祖的同意，侵占了变卖的查抄王亶望家产中的衣物等。
看守王亶望查抄物品的官员中，有一个人叫刘大吕，阿桂扩大刑讯范围，刘大吕在严刑拷打、穷追审讯之下，开口吐露了更多内幕。刘大吕供认，陈辉祖多次以抽调验看的名义，拿走自己看中的玉器、古玩、字画等，私自更换为其他物品，或者干脆据为己有，根本没有还回来。刘大吕看在眼里，因为位卑职小，不敢吱声。根据刘大吕的线索，经过核查，陈辉祖先后藏匿、抵换的物品有：玉松梅瓶、白玉梅瓶、玉太平有象、玉方龙觥等十余件玉器，自鸣钟两架，苏东坡、刘松年、唐伯虎、董其昌、王蒙等名家字画卷轴十余件，此外还有苏东坡墨迹佛经一本、明人泥金佛经一册，等等。
此外，原浙江布政使国栋不仅听任陈辉祖营私枉法，还迎合陈辉祖的行为，导致陈辉祖将抄没的黄金擅自兑换八百两，利用市场杠杆，从中侵吞了一千六百两银子。杨先仪、张翥也供认，陈辉祖利用兑换黄金的机会，捏造账本牟利。陈辉祖抽换藏匿抄没入官的玉器、朝珠、古玩、字画，并以金易银、挪动库印掩饰、账簿倒题年月等罪行，陆续败露。在确凿的人证物证面前，陈辉祖承认自己添换朝珠等，并佯称受王亶望的嘱托以金易银。此外，陈辉祖还交代下属逢迎巴结，多次贿赂自己：河南布政使李承邺，湖北道台张廷化、周曰璜、巴国柱，湖北知县何光晟等行贿自己黄金数十两到数百两不等。
在审讯期间，署河东河道总督也报告乾隆帝，陈辉祖曾给其妻舅白银三万两，让他开当铺生息，又在去年十月份送来杂色金子一千余两，要其妻舅兑换银子，并叮嘱他“勿向人言”。要知道，陈辉祖去年刚受到降级留任处分，永远停发了俸禄和养廉银。他没有了正当收入，哪来这么多的黄金、白银？总之，所有的人证、物证、口供，各条案情，都表明陈辉祖是一个大贪官、大腐败分子。
十一月初三，阿桂、福长安奏报了陈辉祖案的案情，并对相关人犯拟订罪名。其中，陈辉祖因交结朋党、蒙蔽皇上、贪污受贿等罪，拟斩监候，且他受恩深重，不思报效反而罪行累累，请旨即行正法。国栋、王士浣、杨仁誉拟斩监候，秋后处决。杨先仪、张翥发配新疆，充当苦差。高模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刘大吕坐视陈辉祖监守自盗，不检举揭发，拟革职，免于其他处罚。
乾隆皇帝下令押解陈辉祖、国栋及其他人犯来京，交大学士会同军机大臣、刑部堂官等人会审。十二月初，大学士九卿等人认为陈辉祖在查办王亶望抄家事件中，以金易银、私藏玉器、抽换朝珠，抽换字画，且平时收受贿赂，拟斩立决。
就在朝野都觉得陈辉祖死定了的时候，乾隆皇帝的心思活动了起来。真的是“圣心难测”，乾隆又要留陈辉祖一条命。他下旨将陈辉祖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所谓的“秋后处决”往往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大事化小，小事化小，死罪慢慢改为活罪，另行处罚了。那么，乾隆为什么这么做呢？
乾隆皇帝的解释是：“（陈辉祖）于查抄入宫之物，又复侵吞抽换，行同鼠窃，其昧良丧耻，固属罪无可逭，但细核所犯情节，与王亶望之捏灾冒赈、侵帑殃民者，究有不同…… 所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陈辉祖、祇一盗臣耳。”在这里，乾隆提出了“聚敛之臣”和“盗臣”的概念。聚敛之臣，就是贪婪敛财的官员，就是大贪官，他们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而盗臣侧重于监守自盗。两者虽然都贪财，都是犯罪，但前者双手伸向了百姓，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比如王亶望，容易激化矛盾；后者双手伸向到是官府的仓库，把朝廷的粮饷钱财据为己有，比如陈辉祖。对于统治者来说，盗臣的危害更小一点。所以，乾隆觉得和王亶望相比，他宁愿保陈辉祖。其实，这只是乾隆的借口和托词。盗臣监守自盗，难道窃取的不是民膏民脂吗？只不过盗臣是间接增加百姓负担而已。盗臣和贪官并没有本质区别。
既然乾隆有意留陈辉祖一条生路，他被判处斩监候，其他涉案官员由阿桂等人拟定的外罚。行贿的官员全部革职，另外处以杖一百、徒刑三年的处罚，同时按照行贿的数额与官职的大小，加以十倍罚银。
几乎所有的腐败分子，都不是只有简单的某项问题。这就类似蟑螂绝不会单只活动，你看到了一只蟑螂，暗处肯定藏着一窝蟑螂。陈辉祖因为监守自盗、贪污受贿被判死缓后，很快暴露出来更多的问题。乾隆四十八年二月，闽浙总督上奏闽浙两省亏空严重，前任总督陈辉祖因循贻误，需要承担重要责任。福建水师提督也上奏弹劾陈辉祖，说他任内武备废弛。之前，笔者提过陈辉祖平均两三年调整一次职务，乾隆认为他“能事”，是一个能臣干吏。试想，频繁调整职务，怎么可能在一个岗位上好好耕耘干出实实在在的成绩来？而同僚们知道陈辉祖是皇帝重点栽培对象，难免千方百计让着他护着他，有功劳分享给他，有过错帮着掩盖。这几乎成了官二代飞黄腾达过程中的“通病”。长年累月下来，陈辉祖的问题越积越多，就缺矛盾爆发的时机了。陈辉祖胡作非为久了，胆子越来越大，竟敢把手伸向查抄的罪臣家产！如今，乾隆新账旧账一起算，认为陈辉祖在总督任内只知道营私牟利，对政务民情漠不关心，不仅是一个盗臣，而且是庸官昏官，赐令自尽。乾隆五十三年，湖北省暴露出来吏治混乱、政治黑暗，乾隆认为湖北政治生态的恶化始于陈辉祖担任巡抚之时，就株连他的子孙，将陈辉祖当官的儿子革职，发配新疆伊犁。至此，陈辉祖不仅辱没了家门，而且罪及子孙，不知道他在九泉之下如何向父亲陈大受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