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对方道德败坏
秦汉以后，中国社会逐渐褪去了贵族制的外衣。中国传统社会，不存在世袭贵族阶级，这一点和欧洲国家很不相同。但是，世界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世袭贵族家族却出现在中国。那就是山东曲阜孔家。本讲的案子就是从一起清朝乾隆年间的孔家腐化事件谈起。
乾隆六年（1741年）九月初五，孔子第七十代嫡长孙、朝廷敕封衍圣公孔广棨朝贺乾隆万寿后回到曲阜。他情绪有些激动地对人说：“我已经列款参劾了曲阜知县，看他还能作威作福否？”孔子嫡裔、朝廷公爵，为什么如此生气？而时任曲阜知县孔毓琚，还是孔广棨的曾祖父辈尊亲，且是前衍圣公保举的知县。孔广棨为什么要弹劾尊亲长辈兼地方父母官呢？
早在八月二十四日，孔广棨确实已经上奏弹劾了曲阜知县孔毓琚，列出了九条罪状，描绘了一个肮脏不堪的知县形象。
第一，曲阜城乡集市向来征税，程序是由店铺商行的经纪、店行、集头选递手本，经知县批准后再充当集市管理和收税角色。孔毓琚根据市场起落，每一个手本索贿数十串至数百串铜钱不等，装入私囊，然后再收缴正税。而行贿获得资格的人，自然加倍从百姓身上索取，所以曲阜城乡有奉旨恩免、不应收税的，都照征不误。孔毓琚仅此一项就贪赃不下万两白银。
第二，官府对官办事业的差役、雇工有工食银补贴。孔毓琚全部克扣为己有，而勒令差役工人们签字声明已经认领。其中仅禁卒一项，曲阜工食银一年是九十六两，实际每年只发钱二十千。其中差额自然进入了孔毓琚的腰包。
第三，孔毓琚将当地逃户的田亩擅自变价出售，将卖地银两占为己有。
以上三条罪状，孔毓琚涉嫌的还都是贪污钱财，后面六条记录了他如何败坏制度、荒唐无耻，内容一条比一条劲爆。
第四，孔毓琚违规任用亲信家人薛大兴、吕彭龄、李江等人担任曲阜县编制内的书吏，作为爪牙心腹。他还替这些人改名换姓，进一步冒考官员职衔。
第五，曲阜知县和其他地方官一样，不得置买本县田产。孔毓琚在承办变卖原大学士张鹏翮在曲阜的入官产业时，有一套城隍庙街的房产，原本是孔毓琚家的产业，之前以五百余两银子的价钱卖给了张家。如今，孔毓琚把此处房产只估价三百两银子，让子弟出名强行买回。孔毓琚又将张鹏翮在曲阜苗孔庄、防上庄两处的田地托子弟出名廉价强买，以致赔项不敷。
第六，孔毓琚纵容刑房总吏陈辅公家人吕彭龄等人包揽娼妓，他自己也包养土娼温李氏，在县衙门同居，还生了子女，竟然还与阳谷县知县梁坦结为姻亲。梁坦得知儿媳妇（或女婿）是土娼所生后，扬言要悔婚退婚，不过因子女夭折，事情才没有闹大。此外，孔毓琚还勾搭本县百姓孟黑的妻子，也在县衙门同居。孔毓琚为此还委派孟黑管理自家在苗孔庄的地亩，作为封口的差使。
第七，孔毓琚嗜赌成性，每当有邻近州县官吏到曲阜公干，都强留在衙门内聚赌，令家人轮流放头，暗中分肥。每次输赢都有数百两不等。
第八，孔毓琚勒令书吏伪造契约，将城西官地占为己有，建造花园，为了灌水需要还擅改河道。
第九，孔毓琚承修少昊[1]陵工程，将应该变价销售的旧石料拉回自己家，供私家修造之用。没有用完的石料，现在还存在城隍庙街私宅旁边。
孔广棨揭发的各款罪状，窝娼聚赌，贪腐盘剥，事事都严重违法。孔毓琚事先勾结兖州知府（已革职）沈斯厚，送钱送礼。沈知府包庇孔毓琚，替他周旋遮挡，孔毓琚有了保护伞，更加肆无忌惮，日甚一日。孔广棨总结孔毓琚就是“利欲熏心，营私枉法，纳交府县，朋比为奸”，奏请将他革职，由自己暂时处理曲阜政务，再在族中选贤任能，任命新的合格的知县。
为了有助于了解孔毓琚案的前因后果，这里需要插叙一下曲阜孔门的特殊制度。曲阜知县孔毓琚与衍圣公孔广棨到底是什么关系？衍圣公又有什么样的权利与义务，为什么能左右曲阜知县的去留？
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孔子，是个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终生致力于改进社会、提升福祉。他的思想被后人整理成儒家学说，影响深远。儒家学说深入人心，孔子本人随之被后世尊为孔圣人、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万世师表，等等，地位越来越显赫。两千多年来享受尊崇的同时，孔子的思想也成了统治工具。这种看似矛盾的角色，集中体现在了衍圣公制度上。
孔氏家族原本是鲁国曲阜的普通民户，随着孔子地位的提升，嫡系后裔的待遇也水涨船高，直至被视为“圣裔”。全社会似乎都迷信孔子后裔拥有超凡的素养和道德水平。统治者则把尊崇孔子后裔作为强化儒家意识形态宣传，彰显自身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举措。说白了，历朝历代都举起孔家的旗帜，替自家王朝摇旗呐喊。西汉初年，刘邦封孔子的九代嫡孙孔腾为“奉祀君”，这是孔门贵族化的开始。北宋至和二年（1055年），宋仁宗取“圣裔繁衍”之意正式册封孔子嫡系长孙为“衍圣公”。从此，孔门世袭衍圣公爵位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长达880年。如果从奉祀君算起，曲阜孔家保有爵位超过2100年，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世袭贵族。
衍圣公爵位，有一整套制度相配合。首先，衍圣公严格由孔子嫡长子袭爵，明确大小宗之别。宗法制度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也是历朝历代的统治基础之一。它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结构提供理论依据。作为孔子圣裔，曲阜孔门自然要是宗法表率。孔氏嫡裔严格执行嫡长子继承制，维护大宗的独尊地位，防止小宗觊觎、窃夺大宗权益。即便是圣裔长子先死，也坚持由长孙继承，不给其他儿子继承机会。1919年底衍圣公孔令贻早逝，其妾王氏已经怀有身孕。第二年春，王氏临产。为防偷换婴儿或出现意外，北洋政府派军队包围了产房，山东省省长，一位将军和孟、颜、曾三氏的奉祀官坐镇孔府监督；孔府还把血缘最近的十二府的长辈老太太全部请来，在产房外静坐监产。生下的小婴儿就是末代衍圣公孔德成。从中可以看出历代对孔府嫡庶长幼的重视。孔门是皇家的映射。对孔门宗法如此费心，推而广之，对皇权更要全力维护了。
除了允许孔门嫡长子袭封衍圣公外，朝廷还会拨款修缮孔府（衍圣公府）、孔庙、孔林，免除孔门嫡裔赋税徭役，还频繁赐予祭田、金银、隆典等。此外，朝廷授予孔门子弟诸多的世袭官职。清朝，衍圣公次子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三子世袭太常寺博士。如果没有次子或三子，衍圣公可以在近支侄子中选人充任。此外，与孔门相关的尼山书院、洙泗书院主管各一人，授予国子监学录职衔；圣庙主管一人，授予国子监学正职衔，都由衍圣公保举族人担任。孔、颜、曾、孟四氏学的学官，也由衍圣公保举。
在诸多的世袭官职中，亲民行政的就是曲阜知县。知县作为朝廷命官，本应回避，不得在家乡任职。“天下州县皆用流官，独曲阜用孔氏世职以宰此邑者，盖以大人之子孙，不使他人统摄之也”。考虑到曲阜当地孔氏家族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强大的势力，朝廷在孔氏族人中挑选曲阜知县，实际由衍圣公选派。知县为七品官，清朝升曲阜知县为六品，以示尊崇。在实践中，衍圣公选任的曲阜知县，大多是自己的堂兄弟。衍圣公在选任中起决定作用，同时兼任家族的族长，曲阜知县几乎唯衍圣公马首是瞻。衍圣公府给曲阜知县的“移文”完全是下行公文的命令语气。
孔家享受的世职还有圣庙执事官、林庙举事、司乐、奎文阁典籍、屯田管勾、守卫林庙百户、知印、掌书、书写、奏差，等等，都有固定的品级和俸禄。曲阜孔家逐渐发展成贵族世家，衍圣公府也官府化了。纪晓岚曾为衍圣公府题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下联是“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称得上是实至名归。如此尊贵地位的背后是历朝历代的强力扶持。
事实上，朝廷对儒家圣贤的尊崇并非只体现在孔氏一族。清朝还授予复圣颜氏、宗圣曾氏、亚圣孟氏、子路仲氏的嫡裔各一人五经博士职衔；授予建安、婺源的朱熹后代各一人五经博士衔。这种意识形态尊崇，还扩展到武圣人关羽的后裔。清朝授予洛阳、解州、江陵关羽后裔各一人世职。
孔广棨参劾孔毓琚的奏折石破天惊。朝廷尊崇圣裔的本意，是为了发挥他们的标本和榜样作用，强化意识形态。想不到，圣裔竟然也有坏人。榜样没有发挥好作用，坏人的负面影响反而被放大了！乾隆皇帝将孔广棨的奏折交给户部侍郎周学健审理。周学健的工作还没开展，孔毓琚于九月初八封发用印揭帖，反告衍圣公孔广棨贪婪受赃营私等罪状！奏折一并交由周学健办理。原本的弹劾事件，变成了衍圣公孔广棨和曲阜知县孔毓琚互讦事件。
在孔毓琚的笔下，孔广棨同样是一个肮脏不堪的丑角，“鬻爵卖官，乱宗剥民”。孔毓琚先陈述了曲阜知县的“艰难”。曲阜知县世职，例由衍圣公保题授职。因为衍圣公操生杀予夺实权，所以历任曲阜知县对他莫不曲意逢迎、言听计从。曲阜民间一切户婚田产等事，都是衍圣公派家人指示县令执行。孔毓琚形容，曲阜县是非倒置，遭受衍圣公荼毒多年，流传着“曲阜无天”的民谣。孔毓琚于雍正三年上任后，认为自己虽然是衍圣公保举，而毕竟是朝廷命官，恩典出自皇帝，下决心不听一情，不受一嘱。雍正四年，衍圣公家人胡嗣信因说情被孔毓琚拒绝，咆哮公堂。孔毓琚禀告山东巡抚，将胡嗣信罚银三千两。经此一事，衍圣公府知道孔毓琚是个异类，从此不再枉法相求，对他恨之入骨。孔毓琚也在历任山东巡抚莅任时，就把衍圣公的劣迹罗列禀报。巡抚忌惮衍圣公是圣裔世爵，从来没有处分，继续曲为优容。九月初五，孔广棨朝贺返乡，公开扬言已经参劾孔毓琚。孔毓琚不得不据理力争，揭发检举孔广棨五大罪状：
第一，雍正时朝廷设置孔庙执事官，从九品到三品，人数共达三十人，由衍圣公在孔氏子孙内挑选人品端方、威仪娴雅的人，报朝廷任命。衍圣公视为奇货可居，三品及四品执事官都授予近亲，五品及以下则明码标价出售，价格从一百两到四百两不等。十二年来，衍圣公府仅出卖执事官职，就侵贪数万两银子。
第二，孔庙设有管勾、典籍、司乐等官，负责管理田租、书籍、音律等，也由衍圣公掌握人事实权。衍圣公不仅受贿出售官员，甚至竭泽而渔，借候补的名义广收捐纳，连候补资格都提前卖出去了。结果市井小人都蟒服冠盖，跻身官员行列。衍圣公府是可以行文各省督、抚、府、县衙门的，出卖盖章的空白公文就成了公府的另一条生财之道。每一札公文售价白银四五十两至一二百两不等。
第三，四氏学[2]教授由衍圣公保举贡生、举人授职。现任衍圣公孔广棨保举亲堂弟孔广棣担任教授，而孔广棣年未二十，本身还在学习阶段，谈何为人师表？
第四，孔府设有门官，因曾欺压百姓，经前任两广总督孔毓珣[3]参革撤销。孔广棨巧立名目，新设“启事官”一职，由家丁赵发苞担任。雍正十三年，孔广棨入京。旗人赵六、赵七得知五品执事官孔毓倧是衍圣公的近亲，行贿白银六百两、马四匹求衍圣公咨部办理两人出旗事宜。孔毓倧没答应。赵六、赵七转而联系赵发苞，贿赂孔广棨，改姓孔氏，冒名申请出旗，被官府驳回。赵六等人于乾隆五年十一月潜住曲邑，与赵发苞朝夕往来。孔毓倧斥责三人胡作非为，赵发苞反而殴打侮辱孔毓倧，禀告孔广棨将孔毓倧革去执事官官职。孔毓琚得知后，支持孔毓倧申诉，最后将赵六等人递解回旗。
第五，清朝自康熙朝规定摊丁入亩、永不加赋。衍圣公却不遵守朝廷律令，依然在曲阜摊派丁银。曲阜俨然是法外之地，百姓每人还需缴纳一百二三十文不等的丁银。并且，孔府借机编审户籍，挑选面容姣好的殷实人家子弟，逼令为奴，进府当差；不幸被选中的百姓不得不花四五百两银子贿求免祸。孔府借由这种户籍编审行为，大肆索贿，以致家家户户怨声载道。孔毓琚统计，衍圣公户口名下有人丁不下数万口，都享受免税优待，还每年逼索百姓，欲壑难平。
若真如孔毓琚所言，则说明衍圣公府毫无仁义道德可言，鱼肉百姓、横行乡里，连最低的做人标准都没有达到，孔广棨等人完全辱没了孔夫子的名号。孔毓琚信誓旦旦地列出五大罪状，还称“所亲知灼见者，如一字涉虚，愿甘反坐”。那么，他说的是否属实呢？
衍圣公府那些事
受命查案的周学健是乾隆时代的一名干吏，日后在治河领域颇有建树。当时，他接到互讦案，颇有凡人看神仙吵架的感觉。且不论事实真伪，本应道德无暇、高高在上受人瞻仰的圣裔曝出丑闻，而且还相互控告，就已经在道德上破产了。涉案的还是占据主流意识形态顶端的孔子嫡系后裔孔广棨，周学健在震惊之余，不得不面对棘手难题。
事实上，周学健可以自由裁量的空间非常小。儒家学说和孔老夫子早已经深入人心。历朝历代对孔子的尊崇使得孔子的地位已经无可撼动。朝廷尊儒的国策不会变，衍圣公制度也没有变更的迹象。那么，时年二十九岁且是曲阜孔氏嫡系唯一后裔的孔广棨就不能受到惩处。朝廷已经把孔广棨和孔氏、儒家捆绑在了一起，不能动摇。周学健剩下的选择，就是如何有理有据地维护孔广棨。
孔氏族人状告衍圣公事件之前也有曾发生。明朝正德年间，族人孔承章上书弹劾衍圣公孔闻绍以权谋私。朝廷不问是非，将孔承章以“以下犯上”罪谪戍广西。目的是维护衍圣公，也是维护朝廷的形象和权威。也在孔广棨时期，清朝同样处理了一起“威胁”衍圣公的事件。据说，雍正年间孔庙大成殿前的柏树正枝不长而侧枝茂盛，术士就解释是有人念咒所致，还推算出是孔继涑所为。孔继涑是时任衍圣公孔传铎的次子。其兄长孔继濩未等袭爵就病逝了，衍圣公孔传铎就将爵位传给了嫡长孙孔广棨。祖孙交接、叔父强悍、孔广棨地位不稳的敏感时期，恰巧出了孔继涑念咒篡位的“阴谋”，结果他被开除族籍，死后不许葬入孔林。孔继涑下葬时还在棺材上锁了三道铁链。[4]官府在此事上，也是站在孔广棨的一边，维护他的嫡裔地位。
周学健从律例中翻出一款：“官员将特伊列款纠参之后，乃将上司列款首告者，将所告之处不准行，仍交部治罪。”周学健认为孔毓琚是遭到孔广棨弹劾之后再行控告，控诉无效。而且，孔毓琚翻出雍正四年衍圣公家人胡嗣信咆哮公堂的情况说事，查孔广棨是雍正九年才袭爵的，雍正四年间还是其祖父孔传铎时期，事隔两代，谈何“怀恨在心”一说。反而暴露出孔毓琚本人心胸狭窄。周学健建议将孔毓琚依法处理。
孔广棨地位崇高，非周学健可以议处。而且，皇帝极可能对孔广棨的黑暗嫌疑选择性无视。不过，周学健依然委婉地提出：“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孔毓琚与衍圣公府近在咫尺，且为官多年，揭发衍圣公府的罪状“亦未必全属子虚，臣实不能保其必无此事”。如果衍圣公孔广棨平时能够洁身自好、严以律下，孔毓琚即便想揭发，也会无法措辞？周学健建议，孔毓琚弹劾奏折参照律例，不予追查，但是请求乾隆皇帝严词训饬可能存在营私扰民行为的孔广棨，饬令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至于孔毓琚揭发出来的曲阜县违法征收丁银等现实问题，建议由相关部门查明禁革。
应该说，周学健的意见为稳妥之策。也许考虑到事关孔子，关系大局，乾隆皇帝没有直接批复，而是下令“大学士等密议具奏”。于是，看似简单的孔门互讦案变为了供公卿大臣公议的公共性事件。
乾隆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大学士鄂尔泰领衔回奏了内阁对此事的意见。首先，大学士们认可周学健的处理意见。认为孔毓琚在明知遭到弹劾的情况下，挟仇反噬，“此风断不可长”。孔毓琚状告孔广棨一事不予处置，他本人交部处置。其次，关于处理孔广棨的敏感问题，内阁大学士们也认为孔广棨在挑选执事官、四氏学教授及私设启事官等事情上“违例营私”未必子虚乌有，请皇上对他严加训饬，督促他读书修身、遵守礼法，秉公处理衍圣公府事务。至于具体意见：第一，朝廷取消衍圣公府挑选候补官员、向各衙门无端行文的权力；第二，四氏学教授负有训士之责，如果孔广棣真的过于年轻、学问未优，应令孔广棨会同山东巡抚、学政另选合适人选；第三，摊丁入亩是国策，应严禁孔广棨向曲阜各户摊派丁银。如有私征加派，立即查禁。总之，内阁认为孔广棨的理想角色应该是“整躬率下，教导族人，以承先圣诗书之泽，无负皇上教诲成全之意”。乾隆皇帝当天就批准了这道奏折。
本案的行政流程算是走完了，但孔广棨涉嫌卖官鬻爵、营私舞弊的消息已经传开。在京官员纷纷发表意见。监察御史卫廷璞上奏，建议裁撤曲阜知县世袭制度，可以给曲阜孔家增加一个世袭虚衔，或者增加孔氏子弟的科举功名，来交换他们手中的曲阜知县世职。卫廷璞认为如此才是平衡“慎重器”和“保全圣裔”的良策。
鸿胪寺卿林令旭则建议以衢州孔氏子孙为曲阜知县。“衢州孔氏”又是什么群体？为什么要以衢州孔氏取代曲阜孔氏继承知县世职呢？北宋末年，金人即将攻占曲阜，第四十八代嫡孙孔端友承袭了衍圣公，他不愿落入夷狄之手，携近亲族人随宋高宗南渡，后定居浙江衢州，形成衢州孔氏家族。南宋朝廷册封衢州孔氏袭封衍圣公。北方的金朝为了争夺民心，在留守曲阜孔庙的孔氏子弟中挑选孔端友的堂弟为衍圣公，此后，曲阜这支孔氏世袭金朝的衍圣公。孔子后裔分裂为南方衢州孔氏和北方曲阜孔氏两家，分别世袭衍圣公。元朝统一后，忽必烈宣孔端友之孙孔洙进京，商议衍圣公袭爵问题。忽必烈很可能中意由孔洙回归曲阜，世袭元朝的衍圣公。不想，孔洙因本支几代坟茔都在衢州，难以弃离，况且曲阜的亲戚守护祖茔有功，自愿将衍圣公爵位让与族弟孔治。此后，孔治一支代表嫡系圣裔世袭元明清的衍圣公，而衢州孔氏归于平静。如今，曲阜孔门曝出丑闻，有人建议引入衢州孔氏来分割曲阜孔氏的职权，也在情理之中。
周学健也赞同将曲阜世袭知县授予衢州孔氏：孔氏源出曲阜，曲阜知县由孔氏世袭，不仅是为了方便孔门自治，还有“尊崇至圣”之意。如果将曲阜知县改为流官，由吏部选任，未必能找到合适人选。外族人出任曲阜知县，极可能同样慑于衍圣公的权势，攀附阿谀，徇私枉法。所以，曲阜知县还是要从孔氏门人中挑选。但是，孔氏支庶世居曲阜，亲戚党羽遍布内外，如果让曲阜孔氏子弟出任家乡知县，为亲则废法，为法则废亲，确实是两难。而衢州孔氏则是正本清源的孔子嫡系大宗。如果曲阜世职知县改归衢州孔氏承袭，新知县既是孔子后裔，又在曲阜没有朋友、没有田园产业，能够秉公处理政务。曲阜世职知县今后不得在当地购置产业、缔结姻亲。周学健认为，此举可以让南北方孔氏相互制约，同时曲阜孔氏世袭公爵、博士、学正、执事等爵位、官位有数十个名额，而衢州孔氏现在只有五经博士一个世袭职位，增加曲阜世袭知县一职，也算公平，可谓一举两得。
与主张变革的官员相比，许多官员则坚持维持现状。有些大臣认为“我皇上崇儒重道之诚超越千古，尊礼先师，恩施孔氏，规制辉煌”。而孔氏完全当得起这样的尊崇，“万世之师，余庆何尽，非常食报不嫌过优”。如果以孔毓琚一个人的违法行径，否认整个曲阜孔氏，进而改革整个衍圣公制度，可能威胁到整个尊孔崇儒的国策。况且，现有制度是由衍圣公与山东巡抚共同保举、考核曲阜知县，并非由衍圣公独断。这些大臣认为现行制度的设计是好的，只是没有执行好。需要规范制度执行，而不是变革制度。
这场孔门互讦案引发的公卿大讨论最终由乾隆裁定：“曲阜知县空缺，令衍圣公在孔氏族中的进士、举人、贡生中挑选读书立品、素为族人推重的人，不拘人数，咨送山东巡抚。有山东巡抚加以考试，再遴选正陪两人，保送引见，由皇帝挑人授职。曲阜世职知县接受山东巡抚、兖州知府的考核、稽查，如不称职立即参处。”最终，朝廷对衍圣公任免曲阜知县的权力做了限制，但衍圣公的大权和尊位几乎没变。
衍圣公制度的底层逻辑是圣贤后裔的道德素养高于常人，而尊崇圣裔可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道德素养，发挥好榜样作用。这种逻辑本身值得商榷。
这种将血缘与权位紧密捆绑的制度，导致家族中人日益看重血缘。曲阜孔氏极为注重嫡庶之分，极端排斥冒宗行为，定期修订族谱发给族人明确身份。曲阜孔氏不仅和衢州孔氏暗暗较劲，还制造了“内外孔之争”。内孔自然是孔子核心后裔，外孔则是汉代以来陆续改姓孔姓、服役孔庙的其他姓氏百姓。他们虽然住在曲阜，却非孔子后裔，而且本质上是庙户、仆户。五代十国乱世中，庙户出身的孔末积蓄力量大肆屠杀孔子嫡系后裔，试图取而代之。孔子嫡裔拨乱反正后，定内孔与外孔永为世仇。为了强化血缘传承，曲阜孔氏花在族谱上的精力比在道德学问上多得多。这算不算本末倒置呢？
孔子当年，一心匡正道德，推广平民教育，向诸侯游说仁义道德，唯独没有花心思在经营产业上。历朝历代恩赐孔氏巨额财富，也是为了减少他们的生计烦恼，让他们把心思花在道德文章上。清朝赐予的田地本质是祭祀孔圣人的，不允许转卖。可是，衍圣公府在顺治时有2157.5大顷祭田，到乾隆朝还剩1256.78大顷，减少了约42%。乾隆年间，孔氏一个地亩清册记载：“查例载，凡民间祖遗祀产，子孙不许典卖，有犯者即照盗卖例问拟，何独将数百年恩赐之祭田，反听民佃买卖乎？”那么，有能力盗卖祭田的，会是一般族人吗？[5]祭田虽然变卖了，孔氏在各地购置的私产田地，却不断增加。康熙年间，山东巨野知县移文衍圣公府，请求明示衍圣公府在巨野县境内的16顷16亩田地是否应该免差？由此看来，孔府存在逃粮逃差的情况。
曲阜孔氏内部不时发生内讧内斗，闹得一地鸡毛。比如，雍正年间孔毓铭状告衍圣公，说自己祖上将南户、羊厂庄田卖给衍圣公，如今筹集三千一百一十七两银子申请赎回。衍圣公收下了银两，却不肯退田。孔毓铭请衍圣公念大家都是同族同宗，把田地或银子退给自己。但衍圣公说孔毓铭借此隐匿田产以逃税，还让官府把孔毓铭抓了起来。孔毓铭哭诉：“衍圣公是我们的宗主，今说我们隐匿，实是衍圣公因为我们出首了他，他要赖债，反以隐匿诬陷我们的。”[6]曲阜孔氏的族人并不比寻常百姓道德更高尚、修养更好，他们同样会为金银田土而争得头破血流，同样会不择手段，令人瞠目结舌。比如，现存资料有不少曲阜孔氏族人抢夺寡妇家产的记载。乾隆二十五年，孔继康病故，其弟孔继宁见嫂子孔郭氏孀居、侄子年幼，屡次欺凌孤儿寡母，不仅夜间将亡兄家的牛牵去，还声称家产不清，要侵吞亡兄家产。又有孔毓书状告叔叔，案情是：叔叔去世，寡居的婶婶穷得揭不开锅，孔毓书已定将婶婶改嫁，理应异姓成婚，不料小叔孔兴柱竟将婶婶、也就是他的嫂嫂娶为妻子。孔毓书愤怒地控告叔叔以弟欺嫂、败坏人伦。其实，孔毓书要将婶婶改嫁，何尝不是贪图叔父家产，结果婶母被小叔捷足先登，自己继承家产无望，才愤而上告。[7]
曲阜孔氏不见得是当时社会道德的底线，但肯定不是道德的上限，离优待尊崇他们的朝廷的期望更是相差甚远。可见，衍圣公制度的底层逻辑是错误的。乾隆六年的孔门互讦案，虽然限制了部分衍圣公权限。但之后，曲阜知县还是奉承攀附衍圣公，枉法营私。知县想干点什么实事，往往遭到衍圣公百般阻挠。衍圣公隐匿人口、兼并土地等种种不法行为依然存在。乾隆二十一年，山东巡抚白钟山上奏，重提曲阜知县不必局限在孔氏族人中选拔，如此才是真正“玉成圣裔”。白钟山不是发现了衍圣公府新的不法行为，就是实在看不惯曲阜独特的治理体制，才会旧事重提。
这一回，乾隆皇帝同意了，将曲阜知县改为流官，给孔府加设一个“世袭六品官”作为补偿。于是，吏部定曲阜知县为“冲繁疲难”的要缺。现任曲阜世职知县孔传松改任世袭六品官；新城知县张若本调任曲阜知县，和其他官员一样调补升转。但不久，曲阜知县又恢复为孔氏的世职。原因竟然是外姓人出任曲阜知县官，仍是七品，拜见衍圣公不经允许不能进二门，要先到门房等候，请传奏官传话。而传奏官为六品，比知县品级还高。外姓知县依然事事受到掣肘，必须仰衍圣公的鼻息才能行政。如此一来，曲阜知县还是要落入衍圣公府的囊中。
曲阜知县的弊端，是衍圣公制度的一个折射。道德在人心，不在荣华富贵。意识形态的宣扬、维护不是靠制度和物质能够完成的。对一个家族最好的尊崇，是提供宽松自由的环境，而不是请进金丝笼供养起来。衍圣公制度的发展就说明了过分的尊崇，往往产生不了理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