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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又是一位卓越的翻译家。他从希腊文译过柏拉图的《会饮篇》、欧里庇得斯的讽刺诗剧《酒神的伴侣》，以及荷马的诗篇等；他从意大利文译过但丁的《神曲》；他从德文选译过几节歌德的《浮士德》；他又从西班牙文译过一幕卡尔德隆的诗剧《魔师》。《会饮篇》译文的美丽，直到现在仍为人所称道。

他对于译诗，也有他一贯的主张。米德温在他的《雪莱的生平》里说：“雪莱认为一定要用同样的形式来翻译，方才真正对得起原作者。”他又说：“雪莱所主张的第二个标准是：翻译是给那些不懂得原文的人读的，因此必须用纯粹的英文。”在我们说来是必须用纯粹的中文。我以为一个忠实的翻译工作者，都应当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当然，在实践上能不能完全做到，要看具体的情况。譬如说，以语言的结构而言，中文和英文之间的差异，比英文和其他欧洲语言之间的差异，显然有更大的距离。我们很难在我们的语言里完全保持英文原来的形式或格律，首先，每一音步的字音，数目不能同样平均；这些字音的轻重前后也不可能有同样严格的规定。所以我的译文所采用的形式，以重音来计算音步；每一组字音里，凡是有一个重音，即作为一个音步。字音或字数以一个到三个为正常，多则作为“附音”（即英文的hangers或outriders）。每一个音步里重轻音的倒置，有些是诗人故意的布置，有些是为了字汇本身的组织关系，在外文里时常见到，作为变格。我国旧诗里也有所谓“一三五不论”的变通办法。我对于重轻音的处理，便也只注重情感和意义的表达，以及我国语言本身的习惯，而不去计较孰先孰后的次序排列了。这是语言文字在音步方面的限度。至于这部诗剧里许多种抒情诗和歌词，每首有每首的音步规律和押韵方法，我在可能范围内，总是尽力去模仿原来的形式。

翻译这部诗剧，还有一个极大的困难，这也同时是翻译一切外国古典文学所存在的困难。那便是参考材料问题。我国各处图书馆所保存的关于外国古典文学的书籍，大部分不过是供给学校教材的应用；私人的收藏，又是各人凭着各人的爱好，零零碎碎，没有系统。外国的古典文学巨著，尤其是年代久远的作品，不论在字义方面、句法方面，都可能已经起了相当的变化；当时流行的口头语很多已经失传；还有当时的风俗、习惯、服装、建筑等，在普通的辞书上不一定能找到解释，必须依靠各种专门的著作。可是这些专门的著作到哪里去找呢？说得更深一层，连标点也不能轻易放过，字义的阐明和句法的组织，有时须在标点符号上去寻求解答；有时书本又有错排漏排的可能，需要仔细校勘，方能得出结论；版本的出入，关系便相当重大。可是我们现有的都是一些普通的版本，比较稀罕的简直无处探访。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些地方总难免穿凿附会；一般译者只得尽了一切可能尽的力量，到处去发掘隐藏，勉为其难。我们当然不能抹煞他们的功绩。可是我不敢相信，对于有些艰深的古籍的诠解，一个人花了有限时期的揣摩，便可以去代替无数专家学者几十年或上百年的研究。特别是雪莱这一部《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排印的错误一向是专家学者们争论的目标。雪莱自己标点诗句又是素来不依常规的。他的标点符号，与其说是服从文法的规定，或是阐明辞句的意义，不如说是供给诵读的参考，或是当作韵节和语气的标志。洛考克曾经把《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的各种版本，根据该诗的原稿，详细校勘，结果写了一部专著[6]；还有历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报纸杂志上所发表的讨论和研究的文章，这些珍贵的材料，我们都不容易有见面的机会。多亏各方面同志的帮助，为我借得了好几种不同的版本，和几部重要的传记，使我总算得到了一些摸索的门径。可是有不少地方，依旧只得穿凿附会，这个也许不能专怪参考资料的缺乏，而应当承认是自己能力的薄弱了。一切还得要请读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