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与历史：何为？介于国家与社群之间的非洲史学[1]

马马杜·迪乌夫[2]

陈健 译　许亮 校

首先请让我介绍三位非历史学家的有力观点，他们声称有权强有力地挑战历史学家和历史作品：第一位是塞内加尔著名电影导演乌斯曼·桑贝纳（Ousmane Sembène），第二位是印度心理学家南迪（Ashis Nandy），第三位是南非人类学家马费杰（Archibald Mafeje）。他们的质疑与疑虑，尤其是他们对历史著作和在第三世界国家运用历史学技艺这一方式的谴责，在一个全新的语境下（全球化和民族主义危机）提出了与后殖民社会历史书写相关的问题、充满可能性的状况，以及其所要解释的过去的选择。这种对过去的选择也是正处于建设中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和错位的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所面对的对未来的选择，至少在非洲的情况是如此。

20世纪50年代末，第一代非洲知识分子自忖能否有一部非洲历史。[3]他们所感兴趣的历史首先应当能恢复一个对现在具有意义的过去，并以摆脱殖民枷锁和与之相关的民族学知识为主要内容。这一历史需要从各种纪念仪式、记忆场所、赞美诗、本土教派、胜利与失败以及各种主义和肤色中挖掘出被忘却的历史和记忆，例如，非洲人在奴隶贸易或欧洲征服非洲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这将是民族记忆表达中的一种仪式化解释，即一个殖民领地转变成一个民族国家，又或者是泛非记忆的一种仪式化表达，以寻找更加本土的地理环境。

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这种历史试图向现在呈现过去，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它被强化成了一种了解和阐释过去的学理活动。因此，这一代人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去书写和呈现哪一个过去。这个问题导致一系列其他问题继续困扰着非洲的历史事业，即那些围绕叙述的原则和程序、生产者的地位和身份、坚持叙述的真理规则，尤其是制度化的、民族的和专业的历史与社区和个人的不同记忆之间的关系在当下是多元历史意识存在的表现。

当然，产生这种被非洲民族主义者所挪用的历史的场域之一就是大学以及西方的历史书写方式，包括选择、处理和介绍在历史实践和历史编纂中没有或不必要被认可的材料。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认为，这是一种基于空间来思考时间的方式，以便为其提供制度上的数据。为了阐明这一概念，勒高夫一方面提到了教会及其神圣的历史，这反映了一种记录和理解时间的方式，即过去（堕落）、现在（为救赎而受苦），以及未来（拯救和回报）；另一方面，他也提到了国家及其世俗原则，这种原则将人类的发展完全遣返到特定的世俗冒险中，以这种方式为欧洲历史中的时间的制度化提供框架，同时作为地理空间和历史空间产生。

对于这些累积的和有意义的暂时性，他反对没有被国家和书写所约束的种族暂时性。在谈论缺乏书写这一点时，勒高夫明确指向“种族记忆”，将自己与考古学家勒儒瓦高汉（André Leroi-Gourhan）[4]区分开来，之后采用了古蒂（Jack Goody）对口头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区分[5]。因此，对于勒高夫来说，历史学家所试图实现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识别一个“文明”时代。后者来自一种运作，该运作在于通过展开和重组种族的暂时性和确定一个起点与终点来规训（在米歇尔·福柯的意义上）它们。因此，在勒高夫看来，正是通过对事件进行细致的排序，对重叠和重复的梳理，以及阐述一种系统的一致性，历史时间才得以产生。

对于我们的讨论，勒高夫的论文在一位怀有历史和激进之心的法国人类学家古德利尔（Maurice Godelie）的理论著作中找到了有信服力的支持。他认为，历史与人类学或民族学之间的区别是由这样一种假设造成的，即作为一门学科，历史的范围包括“所有拥有书写习惯的社会，因此包括档案和书面文件，根据不同的时期和文明，它们可以作为补充的主要来源，如有铭文覆盖的历史遗迹，标准化货币……”相反，民族学则获得了双重领域，一方面包括对各种非西方社会的研究，几个世纪以来（特别是16世纪）它们在殖民扩张的不同阶段“被发现、探索并受到商业和（或者）欧洲军事力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包括研究“发展中民族国家领土上的当地农民、社会和种族群体”。这种联系并不是单纯的，因为它把西方作为一种模范，作为“人类发展的镜子和衡量标准”。[6]这赋予了它生产普遍性这一独一无二的地位。

历史学家们的这种扁平化的历史书写，剥离了激烈情绪和复杂无序，缺失了代表性、意象、不连贯性以及行动者的能动性，也忽视了具体社会语境和地理环境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这种倾向正是为塞内加尔电影导演桑贝纳所拒斥的，他对历史学家的恶意和讽刺在他的电影作品和小说中始终保持不变。桑贝纳将历史学家描述为时间吞噬者。他们通过驯化时间来消磨它；他们降低和减少了话语的多样性以及事件的多重的、多色的和曲折的重叠。通过这种扁平化，他们自相矛盾地剥夺了具有重要性的时间和事件。[7]通过恢复时间的多元性和线性缺失，通过强调社会行为者生产时间的方式，桑贝纳让非洲社会重新陷入紧张和恢复了现在、利害关系和紧张——它的矛盾——的情境中。根据保罗·韦纳（Paul Veyne）的说法，在将自己置于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所教授的“选择、简化和组织”[8]的基础上，他质疑历史叙事的独特性。

桑贝纳的观点在印度心理学家南迪的作品中找到了某种呼应，他从一开始就断言历史的书写与其帝国起源密不可分，因为历史书写将殖民国家和它的知识体系确立为一种终极的参照标准，并以此制造“他者”并赋予其意义。南迪用一种不同的维度和语言对学术史和历史学家表达了同样的怀疑。在他的经典作品《亲密敌人：殖民主义统治下自我的丧失和恢复》中，他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印度文学中的反殖民抗议虽然“深深植根于对神圣文本的重新解读，但实际上是建立在最初从殖民世界观中借用的核心价值观（尤其是超度）的基础上的，然后被从神圣世界中借用的概念合法化”。[9]在对甘地和其他民族主义领导者的详细分析中，他展示了民族主义事业所调动的资源是如何被用来改变受害者特有的逻辑，并塑造一种社会和自我的模式，即“既不是西方式的超理性和超男性的自我（一种意识形态），也不是西方创造的好战神秘的印第安人的各种形象”。[10]与笛卡尔的理性批判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相反，南迪提出神话的书写不要求承认多元主义，而是要承认受害者尤其是殖民受害者话语的自由本质。对于“历史学家能否参与到这个项目的实现吗？”这一问题，南迪的回答和桑贝纳一样是否定的。正是因为历史学家在后殖民社会中强加了一个“借来的过去”的铭文，他们对记忆的使用方式不再有任何兴趣，因为这仅仅是系统性地追踪“分歧和异议的中心”，以减少不和谐并约束它们，从而将突变转移到某种正常状态。因此，历史学家的历史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让其他民族的过去变得可控，同时让他们忘记过去。根据南迪的说法，历史学家对“撒旦主义”做出了太多妥协，而不再要求对历史学家和对历史学家本身的研究进行反思。[11]

如果南迪对历史学家有坚定的看法，南非人类学家马费杰在清理了当前历史研究的废墟之后，那么其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去引领新作品、新规则、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而不是一味地追思纪念逝去的东西。[12]马费杰呼吁历史学家从非洲的角度重新思考史学问题，牢记两个基本问题：描述行为者的真实性和那些假装破译了这段历史的人的素质。关于第一个问题，他提出了两点考虑：一方面，殖民构建的非洲历史既是部落的历史，也是帝国建设者的历史；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者为了解构这一殖民/帝国历史，将自己投入历史生产的狂热之中。他们怀着展现非洲社会特有的可理解性的观点和对新身份的愿景介入这一问题中，但他们坚称只有本土的智慧才能揭示这些。对“未出生国家”的赞颂是马费杰所认定的历史学派中至少三个历史学派的工作：达喀尔、伊巴丹和达累斯萨拉姆。它们将国家建设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驱动力。达喀尔学派在寻找一种泛非文明，而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则在寻找同一种普遍主义的地方变体，以对非洲族群和部落的殖民观点——殖民主义国家所建构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激进批判为起点和参照点，从而确定将“想象中的国家”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网络。[13]

民族国家建设计划的失败、不完整性、种种危机、种族和部落主义所采取的不稳定的当代形式，以及其表现形式的暴力历史性，[14]都证明了民族主义历史叙事所传达的身份建构与当代历史之间的差距。历史学家因此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马费杰指出，“他们不再知道应该写什么或想什么”，[15]他们无法解释一个已经在分裂的逻辑中失去了连贯性的非洲现实，促使历史学家们在阅读和解读小说和文学作品中寻求庇护。他写道：“（虽然）他们没有成功地及时记录自己，但他们又转向过去，好像是为了证实他们学科的倾向性。”[16]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马费杰回答说：我们应该超越帝国历史为了记录他们对“非洲各分区的社会融合进程”的思考所创造出来的“部落”、“族裔群体/族裔”、“民族国家”和“种族群体”这些固定分类；“早在殖民化之前，这些地区中的一些地区就讲述了一个不同于带有偏见的一成不变的类别所暗示的故事”。他指派给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理解社会形态的发展和变化的过程而不是片段”，以及“将社会史视为对历史进程中人类的民族志文本进行编码和解码的事业”。[17]

对民族主义历史作品的这三种解读的重点是对这部作品构建历史叙事的方式、习语以及它们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向西方是中心和不可逾越的参照点这一普遍主义线性历史模型的妥协的拒绝。换句话说，这是对被驯化的记忆的拒绝，这种驯化包括选择值得被记住的和“可被记住的”记忆，将它们与集体身份的记忆场所和表现形式相联系，为国家和民族服务，同时消除不和谐和不一致。为了专注于历史书写，桑贝纳、南迪和马费杰让自己远离那些历史学家在从事他/她的职业时每天都会遇到的技术性问题。这样，他们扭转了史学特别是后殖民史学的基本问题，即建立一个“质疑过去”的系谱，以保证它与现在的联系。系谱学是对起源和祖先的探索，是通过借用自然科学和19世纪进化论的方法和技术来阐明差距和证明联系而构成的链条。[18]

桑贝纳、南迪和马费杰的一致反对攻击了历史学家的工具，质疑了他们智力结构的有效性领域以及他们的科学用途和意识形态用途。

史学之争

启蒙运动中建立的关于历史书写作用的共识，确定了一种将理性、进步和文明联系在一起的线性历史。这种历史被当作普遍历史进行传播，而且被当作理解过去、组织现在和为未来做准备的主要方式，它在每个大陆都处于深刻危机和（或者）一个持续重组的阶段。尽管它伴随并强烈支持国家的建设及其司法程序，比如国家（当国家成为历史学家时，情况可能正好相反），但对西方现代性范式、后殖民国家及其承诺的挑战开辟了新的方向和定位。这些运动也引起了历史学科内深刻的认识论和意识形态转变，开创了新的领域和对象，以及历史学科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和文学。正如勒佩蒂（Bernard Lepetit）指出的那样，历史“早已不再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它现在是一门社会科学；历史是建立在（对档案、系列、语境、尺度、假设的）操作和实验之上的一种技术（技能）”。[19]

从呼吁将欧洲“乡土化”作为后殖民时代书写历史的唯一先决条件[20]，到退出“殖民图书馆”，[21]再到对“年鉴学派”的新批评以及与美国社会科学“历史转向”[22]相对应的“语言学转向”[23]，历史领域的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这些表现说明了过去20～30年发生的变化。正如在法语语境中努瓦尼尔（Gérard Noiriel）对法国历史危机的反思、勒佩蒂和他的团队对年鉴学派定位的批评以及印度的庶民研究作品所显示的那样，许多历史学家反对任何形式的单线叙事（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正如斯特曼·琼斯（G.Stedman Jones）所观察到的，“在过去的25年中，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一系列挑战给学术界对历史的重要性的看法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同样，历史在公众心目中的声望也因这种乐观甚至自满的信念的丧失而受损，这种信念在20世纪60年代仍使西欧国家有可能站在充满意义的人类命运的前沿”。[24]

采用历史学的观点使得出一些结论成为可能，根据这些主要表现以及在不断变化的语境中可以在其中识别出的回应，对非洲史学的状况进行更精确的诘问。

历史书写上的这些变化显示了由这些评论所提供的选择。它们并不试图进行一项系统解释历史作品的调查，而是要确定和解释在“社区想象”中指导三项主要行动的认识论和政治立场——这些问题涉及历史的书写、客体的生产和档案的发明。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认为，这些程序构成了当代史学趋势中隐含认可的“历史研究”。[25]

接下来，我将会检验本文所使用的阅读历史的思考框架；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它更关心的是追踪非洲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主要发展脉络，而不是研究它们生产了什么。几年前，为了配合庆祝巴黎著名的《非洲存在》（Présence Africaine）杂志和非洲文化协会成立40周年之际的相关活动，维德罗维奇（Catherine Coquery-Vidrovitch）对《非洲存在》发表的文章和历史研究进行了全面清点。[26]

为开展这项工作选择了三种方法。第一是人们对非洲历史学家使用的非洲概念提出了细致的疑问；第二是试图解读与殖民前历史的产生相关的非洲古代建筑；第三是在研究殖民时期的同时，关注与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相关的问题。这一选择的确切解释是，在非洲，从非洲人最早的历史著作（使用欧洲语言）开始，历史知识的产生（证明了历史的连续性和断裂）和为非洲文明抗辩之间就出现了持续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的主要利害关系在于，一方面，通过把它们重新置于人类普遍性的核心来复原旧非洲和非洲社会的权利和自己的轨迹；[27]另一方面，承认在非洲历史生产中不可能将历史学家的经验作品和“对过去的仪式化解释”分割开来。文章的序言在这方面很有启发性。正如罗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在印度的案例中清楚表明的那样，采用这种观点迫使我们与西方思想发生对抗，强调系统叙述的缺乏——我们面临基本的叙述和起源神话，[28]强调对证据的关注、对原因的探索以及年代和叙述顺序的分期。[29]相反，被理解为非西方的本土历史话语表现出自己构建对过去的叙述的方式，不专注于历史的正确性、对过去的多种多样的看法，以及现在和传奇或神话中的过去的结合。[30]

这就是为什么非洲历史学科的利害关系产生了相当具体的共鸣。如果这个学科实际上是“一个叙事与知识、故事与学习、真知与写作的对话”，[31]那么对历史作品的阐释、挪用和接受过程中理应去审视生产历史作品的机构和程序，因为这些机构和程序支撑和检验着历史作品的标准、传播形式和理解方式。在处于混杂性和与真实性相关的想象之间的后殖民社会中，历史是学科（历史现实）和文化（话语表达）[32]的战场，造成专业性（制度化及其程序）和道德责任之间持续的、令人震惊的冲突，即“研究历史，并纠正排除了我们和与我们敌对的那些已经书写出来的部分”[33]。因此，正如希瑟·萨瑟兰（Heather Sutherland）令人钦佩地展示的那样，不仅是对过去的再现，而且历史学家的行为本身也受到了挑战。她认为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在混乱的历史的基础上，创造出能够赋予支撑个人或集体存在以意义的方式和方法。[34]因此，她强调历史研究实践的紧张性，即反复地摇摆于一种建构出来的历史叙述和对于（通常出于不可公开的目的）可资利用的过去的需要之间的紧张性；所谓的“可资利用的过去”，经常能够给某些身处动荡和进行权利抗争的社群赋予正当性、真实性和合法性。因此，它体现了包括专业历史学家、社群主义者或传统主义历史学家、记者和政治家在内的辩论和争议。它囊括了科学事件和政治用途，以及编造需求和设置障碍来模糊历史话语和过去记忆之间界限的根、谱系和血缘关系。历史学家的工作因此沦为虚构或创造，重建、转移和重塑成为生产历史事实的方式。[35]

非洲历史学的地理空间

地理学应该为非洲历史提供何种帮助？这是任何关于非洲史学的讨论在一开始就要面临的棘手问题。当主体是非洲时，历史学家的工作应该集中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口？这是贯穿桑贝纳和马费杰对历史写作的挑战的问题。这个问题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作为殖民领地产物的国家在后殖民阶段声称拥有这一国家；第二，由埃及法老叙事和非洲中心主义泛非主义假设的非洲文化统一问题；第三，殖民前国家、民族和部落的边界问题。鉴于非洲是一个相互重叠、交错和排斥的地域多样性的事实以及把通常不一致的矛盾和局部动态结合在一起，它要求我们重新考虑“殖民图书馆”[36]创造和“揭示”非洲的方式。[37]

在一般地理学中，非洲的空间规模很大。它一直是并将继续是许多类型学和分类学描述的对象。这些描述中的每一个都支持某种历史性——这些历史或多或少地倾向于肯定特殊性，如果不是位于某个特定“图书馆”中的激进特殊性的话，那么殖民军队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它是（重新）塑造非洲最强大的一个部分。[38]“殖民图书馆”比历史更悠久、人口和文化范围更广的“伊斯兰图书馆”更重要吗？它是否对非洲社会的塑造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我们对“伊斯兰图书馆”的内容和功能的无知导致我们认为它不太重要。然而，在它的书架上的大量文学作品，包括用阿拉伯语或当地语言（用阿拉伯文字转录）书写的哲学和历史评论，这些作品有时直接攻击殖民文学和偏见。

对于非洲大陆最简单和最著名的地理分区是以撒哈拉沙漠为标志的南北划分，除此之外，还有以将赤道非洲和南非分开的林波波河为标志的南非分区。我们要注意的是，以东部/西部、大西洋/印度洋海岸的划分很少被重视，至少在过去几年里，当一种矛盾的伊斯兰身份（阿拉伯、印度—巴基斯坦和斯瓦希里）开始在东非的东部边缘形成，以对抗基督教教派对某些伊斯兰教变体的扩张所构成的（真实的或想象的）威胁时。[39]非洲的这种主要分类也包含种族对比（黑人非洲/白人非洲）。除了这些分类之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其他几个分类，例如，将地区教派宗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进行的宗教划分，以及进行的有关热带草原/森林/沙漠和大陆/海洋地带的生态分类。最后是种族分类及其众多变体和偏差，最近的一次是由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总统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 Desire Kabila）发明的，他反对尼罗河非洲和班图非洲这种划分；这只是中非的卢旺达—布隆迪和胡图人/图西人这种划分法的一个体系的扩大版本。在这些极端的情况下，从“殖民图书馆”的一个盒子里发现文明化的“哈米特人”和征服黑人农民的非非洲血统的大牲畜饲养者（索马里、马赛、富拉尼、图西）就不足为奇。[40]因此，不为人熟知的本土叙事将重新改写包容/排他的机制，这些包容/排他的机制并不是殖民发明，而是原创性的，并且是深植于相当长的历史中，这会颠覆或重新帮助我们理解殖民统治和民族国家之间这段较短的时间序列。正如T.奥本加（Theophile Obenga）所暗示的，这些表现形式是否可以与殖民前国家的依然存在和运作并仍然准备入侵现代民族意识的历史意识相鉴别？[41]

从罗马时期的非洲（Roman Africa）[42]开始的殖民分类（或许是埃及希罗多德的镜子）[43]在现代殖民中变得更加清晰，它在非洲不同的英语区、法语区、葡语区和西语区之间造成了差别。这些最经典的区分构成了“殖民混杂[44]或革命改造[45]”支持者与次大陆和边缘[46]支持者之间冲突的主要战场。一些人认为这是如今非洲的建立时刻；而另一些人则持相反意见，认为它是一次脱轨或仅仅是一个插曲。[47]

所有这些地理方案都表明了这样一种愿景，即一方面突出非洲大陆的庞大和不可逾越的界限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突出由于各种外来干预加上内部和外部运动而造成的分散。它们也是对重要历史时刻的诠释。历史上的争论也与这个叫作非洲的“事物”相关的身份的有效性有关。学术史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是那种依赖具有局限性的殖民领土狭隘边界书写的国族史。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及其追随者们坚持认为这些专著在以埃及文明为参照点的总体背景之外是不可理解的，他们强烈而讽刺地拒绝了这一历史。[48]对于这位塞内加尔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来说，从史前漫长的历史（原始人的出现、第一个人类文明的断言、埃及的黑人—法老文明）[49]来看，出现了真正的非洲，其殖民区域和小的部落的划分是一种殖民虚构，旨在建立和合法化一种“文明使命和历史伪造”。后者首先是一种地理伪造。博巴卡尔·巴雷（Boubacar Barry）采用了同样的同构历史空间（同构历史区域）的观点，把被殖民帝国任意分割的零散的拼图拼凑在一起，以便建立背靠大海的社会和国家，将重新发现历史和作为发展、稳定、安全的唯一保证的历史主动权。[50]

除了这些空间结构外，我们还发现萨米尔·阿明在资本主义积累和世界经济建设的上升阶段，借助中心和边缘的形成来研究经济史的方法。[51]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塞内加尔第一位专业史学家阿卜杜拉耶·莱（Abdoulaye Ly）的创新视角，他的工作是在一个以大西洋世界和各大洲的资本主义联系为中心的地理框架内进行的。这与安塔·迪奥普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桑戈尔（Léopold Sedar Senghor）的族群主义（ethnologism）研究正相反。莱认为，只有理解全球化最初的作为以及非洲在其中所占的地位，非洲大陆才能在政治上发生转变。他的历史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与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作品相呼应，在达喀尔学派特别是在博巴卡尔·巴雷（Boubacar Barry）、阿卜杜拉耶·巴蒂利（Abdoulaye Bathily）和马马杜·迪乌夫那里找到了它的主要继承人或延续。安塔·迪奥普的历史作品和桑戈尔的诗歌作品已经超越了其他要求苛刻、执着的作品，这些作品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自豪地宣扬该学科的古典主义，拒绝将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混为一谈。[52]

非洲民族国家的当代危机已经将地理结构和社区（种族、宗教或文化）重新提上日程，以便承载本土的表达和叙述，使民族主义和泛非的叙述变得过时和不被听见。这也使被定义为为重建非洲社会确定适当的替代空间和为建立不同于民族国家所承诺的未来的可替换的历史成为可能。

古典非洲[53]

由殖民前阶段构成的第一极，是被殖民傲慢所禁锢或掩埋的历史，而殖民傲慢正是通过其运动向非洲社会隐瞒了这一历史。揭示这一历史以便将其从殖民插曲/监狱中释放出来，也是为了确定由殖民活动及其文明使命所发动的民族学和历史知识所采用的操纵方式。安塔·迪奥普的全部工作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的。这是一个重新发现被扼杀的声音、被肢解的身体和残缺的传统的问题，并在超越西方文明创立时期的希腊—拉丁古代的历史深度上展示它们，更好地发掘古埃及复杂的政治、社会以及建筑构造和进行开创性的科学探险，作为人类第一文明的埃及文明，它引发了深陷于部落的野蛮动荡之中的欧洲的转型，只有通过模仿和抄袭埃及模式才能摆脱野蛮。[54]这位塞内加尔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计划是精确的。它不模棱两可，也没有妥协的余地，反对泛非与西方的“历史伪造”之间的对话。这种泛非话语被赋予了一个特定的目标：取代帝国属地的领土分割（殖民地以后殖民民族国家的形式继续存在），并通过单一的、同一历史产生的空间的大陆地理来无限增殖部落。非洲的凝聚力、连贯性和意义以一种独特的轨迹表现出来，这种轨迹始于原始人（非洲是人类的摇篮）的兴起，随着非洲大陆内外的迁徙（非洲在地理上和人类上生产世界）而继续，随着第一个文明——埃及文明的创立而达到顶点，埃及文明使欧洲走出野蛮，并引领欧洲走向希腊文明和随后的拉丁文明所开创的现代性的漫长征程。

安塔·迪奥普具有论战性的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既不是追溯埃及的历史（在法老和埃及文明的旗帜下的争论和斗争，以及已经减少到这种程度的民族主义言论），也不是扮演一名历史学家，而是扎根于——这是最重要的部分——发展智力和促进科学解放的政治事业和经济发展事业。这种强烈的决心组织和引导安塔·迪奥普的埃及法老式叙事。它确立了非洲文明在世界上的存在和首要地位。一种由“黑人民族”所承载的文明揭示了“文化”[55]的复兴，即必然通过建立与其和殖民统治和帝国地理相对的地理和历史相符的非洲联邦国家[56]来进行。

安塔·迪奥普提议跨越殖民阶段——著名的被赋予了原始的创造和操纵功能的殖民插曲，他要求非洲人重新与历史的连续性联系起来，这种连续性将非洲和非洲社会置于人类普遍性生产的起点：原始人类的出现发生在非洲，并通过创造被公认为第一个人类文明的第一种文化而得到巩固。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进，安塔·迪奥普坚持非洲（母权制统治）和欧洲（父权制统治）[57]之间不可还原的极性，这产生了两个独特且不同的历史，从而开辟了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他不仅认定西方在帝国主义阶段的指标、主题和“历史伪造”的对象是有罪的，也有力地揭示了文明权威的另一主要和首要来源。通过将埃及重新置于非洲大陆，从而使其不再被归类到亚洲/地中海，安塔·迪奥普为黑人文明的优先性和延续性辩护，并以此证实剽窃和伪造罪行。这对现代性和普世性的观念谱系提出了强烈挑战。[58]

安塔·迪奥普对欧洲的自命不凡和傲慢的猛烈抨击并不是他的哲学和历史重建的全部，他的事业也直接反对声称将殖民帝国的领土瓜分转变为民族国家的历史。正是由于它们没有成功地在埃及法老文明产生的非洲古代[59]找到支撑，这些支离破碎的历史没有任何连贯性且不可持续，因此，给当代非洲带来意义和方向，就要通过回归围绕着（非洲的）领土、文化和种族（黑人）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的遗迹和痕迹可以沿着移民路线以及非洲人在非洲大陆广袤地区传播时所遵循的道路被辨认出来，将其牢牢地纳入埃及法老体制中。

安塔·迪奥普思想中赋予种族的核心地位体现在他对“黑人”（nègre）一词的不同寻常的使用，一种极力主张非洲的独特性并代表非洲提出要求的政治用法。[60]安塔·迪奥普在种族和肤色的基础上构建了他的非洲，将他们与一种特殊的文化联系在一起：一种种族和肤色产生了一个同质的群体（非洲黑人），这是一个独特历史的主体，这一历史是由殖民主义造成的种族和地理分裂试图掩盖的。因此，通过提出文化的中心和边缘，他的方法超越了民主国家的界限，把各种各样的人编织在一起，从而确保了一个独特的古代黑人社会的紧密联系。

然而，安塔·迪奥普没有成功地将自己从西方理性的母体中抽离出来。尽管他重新定义了人类的普遍性，将非洲的起源和灵感归因于它，他还是重建了人类的普遍性，但只是顺便重复了非洲文本中赋予所有非洲叙事以意义的一般线索，不管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来自哪里，或者声称属于什么文化。正如欧洲启蒙运动哲学所阐述的那样，他仍然是线性历史决定因素的囚徒。安塔·迪奥普思想的这一具体决定与庶民研究学者所追求的印度史学相冲突，后者挑战了从18世纪继承而来的历史概念。历史作为一个总体概念，成为一种经验和期望的条件，这种经验和期望以进步、现代性和认为只有西方社会历史的概念能够普遍化的自命不凡的形式表现出来。[61]这一概念抹杀了阐释、编码和组织历史叙事的多元模式和真理规则[62]生产的竞争模式，从而将线性历史的地位归结为现代性的主导。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对后殖民研究支持者推行的宏大叙事的激进批判被视为是对政治脱离的邀请。[63]

在这一点上，有趣的是，安塔·迪奥普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的工作与印度民族主义史学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工作非常相似，当时民族主义逐渐成为一场大众运动，并获得了专业史学家的认可。他们反对英国对历史阐释的主要地方是对古代印度的阐释。在非洲版本中，古埃及扮演着同样的角色。正如普拉卡什（Gyan Prakash）所指出的，“如果一些最早的东方主义者在印度古代文献中发现了欧洲的起源，那么民族主义者在这个印度中也看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因此，对于这些历史学家来说，旧东方主义学派对这个印度的同情性评论，比如马克斯·穆勒（Max Müiller）的研究，被认为是被印度伟大的过去所认可的客观断言”。[64]对帝国主义之前时期埃及学家特别是康斯坦丁-弗朗索瓦·查塞布夫·伏尔尼（Constantin-François Chassebeuf Volney）[65]的工作的赞扬在安塔·迪奥普的著作中占有重要位置，这些著作总是被其权威性和客观性深深吸引。因此，他同印度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一道，拒绝接受与帝国权力有着密切联系的殖民科学研究生产的关于非洲社会的本质主义捏造和论断。这是一种赋予印度和非洲抵抗历史变革以被动性的学问，这种被动从根本上剥夺了它们任何改变的可能性。借用姆丁贝（Mudimbe）的话来说，这是西方学术中的一种表述，把“创造”非洲人和印度人作为理性的、唯物主义的欧洲人的惰性知识对象[66]（与“情绪化的”非洲人和“精神化的”印度人形成对比）。[67]安塔·迪奥普和那些没有挑战殖民学术界限的印度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共同但又矛盾的关注点相当于接受和改造东方学家和埃及学家提出的本质主义思想，同时将被动的知识对象转变为历史上主动的、具有理性的主体。像印度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一样，安塔·迪奥普也参与了关于来源和区域历史的艰难争论和讨论，这些争论和讨论与非洲宏大叙事和希腊独特文明的地位有关。

安塔·迪奥普的研究通常被归入自然科学方法和19世纪晚期进化论所勾勒的范式。它采用谱系和对起源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学生们追求这种方法的坚持不懈。安塔·迪奥普从未质疑基于西方模式的通史年表。他只是通过把非洲的过去本土化将非洲与欧洲文明的原始根源重新联系起来，这种本土化反对文明移民和入侵以及将古埃及文明“地中海化”的理论。如果安塔·迪奥普的中心参考点是塞内加尔沃洛夫人的语言和文化，那么他的追随者们已经简单地根据他的方法和直觉证实了其他非洲族裔群体中新法老文明元素的存在。参见T.奥本加关于班图人的作品和阿布巴克里·穆萨·拉姆（Aboubacry Moussa Lam）关于颇尔人的作品，即便证据有所增加，在这位塞内加尔埃及学家的最初的作品发表40年后，对非洲人埃及历史的书写在话语和表述方面的论述仍然在累积，而不是一项艰巨的历史研究任务。[68]

关于古埃及文明的黑人特征的辩论掩盖了安塔·迪奥普作品中质疑的真实性质，这与将非洲文明恢复到其真实位置——在一般历史中的第一个文明——有关，目的是揭露歪曲历史和文明使命的操纵性质。结果，殖民事件变成了一场意外、一次离题或一个插曲。正是因为它没有对非洲社会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所以没有引起注意。恩克鲁玛不是声称，尽管遭受了欧洲入侵，但适应了历史和非洲传统的非洲社会制度会得以维持吗？[69]

强调非洲历史的连续性产生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后果。首先，在某种程度上，除了对大苏丹帝国（加纳、马里、松海）、津巴布韦和刚果王国来说，殖民前时期的意义不大。其次，在这一框架中，主要是利用阿拉伯或葡萄牙旅行者的口头传统和著作来描述这些帝国和王国的伟大、政治体制的发达、军队实力和法庭的统一性。换句话说，这些作品持续展示了非洲文明的伟大，展示了可以与欧洲政治和民间实体媲美的帝国和王国的实力。典型的例子是加洛林帝国。

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通过收集和描述口头传统，收集属于物质文化和自然的物品，在确定事实和方法实验方面所做的非凡工作，遇到了欧洲史学提出的挑战：获得新材料和方法的证明，并表明“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我们不知道其历史的民族”。[70]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所做的斗争没有在史学层面得到有效的评价。尽管他们一直关注撒哈拉[71]两个边缘之间或非洲海岸与印度洋岛屿及海岸之间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但研究殖民前历史的历史学家们界定各自研究领域的方式有差异，有的主张包括跨大西洋贸易，有的则将其排除在外；跨大西洋贸易似乎是非洲社会（主动或被动地）适应当时正在形成的“世界经济”，进而失去历史主动性的重要历史时刻。[72]

黑人奴隶贸易的史学仍然被意识形态激情和数量狂热所主导。（特别是）参与了非洲学者之间的大论战的J.E.伊尼科里（J.E.Inikori）[73]的作品除外。阿赫马德·贝洛大学（Ahmadou Bello University）的尼日利亚学者和塞内加尔学者，如博巴卡尔·巴雷和阿卜杜拉耶·巴蒂利，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特别是菲利普·柯廷（Philip Curtin）和保罗·拉夫乔伊（Paul Lovejoy）]，[74]在人口和大西洋贸易方面，非洲学者们优先考虑与男女贸易有关的道德问题，或者关注奴隶贸易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后果。例如，后者与塞内加尔穆斯林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者奴隶贸易与非洲欠发达国家[75]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是菲利普·柯廷和塞内加尔历史学家如博巴卡尔·巴雷和阿卜杜拉耶·巴蒂利争论的主体。[76]同样，已故的胡德·阿比奥拉（Moshood Abiola）所做的关于赔偿的主张得到了依赖于现在的期刊对奴隶贸易时期的历史解读的支持，这种宣传对正义与记忆的主张和对被认为是了解和解释过去的事情的历史学家的能力具有同样的吸引力。[77]在这些论战中，还可以加上霍普金斯（A.G.Hopkins）[78]和阿贾伊（J.F.A.Ajayi）、奥斯汀（R.A.Austen）之间的论战。[79]

殖民岔道（Colonial Digression）

关于殖民插曲的解释及其对非洲社会发展的影响的争论比关于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的争论更加激烈。

如果对未来的讨论总是导致对过去的争论，那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殖民时期在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都是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包袱。马费杰不是宣称民族主义历史的主要使命是解构帝国历史，同时创造一个其主要成分是文化特性、国家优先事项以及对与西方相遇的主要事件的另一种选择和解释的真实的历史吗？

关于这种对过去的新挪用的最可靠的基础以及恢复非洲社会特有的文化和历史的最恰当时刻的观点各异。姆丁贝强调了殖民混杂、转换和过渡在想象当代非洲社会中的重要性，而殖民前时期的历史学家，如范西纳（Jan Vansina）或者阿贾伊，则强烈坚持殖民事件只是轻微改变了文化和社会。这场争论中的双重争议是殖民社会历史的自主性和民族主义精英制造抵抗文化以促进独立民族国家的能力。因此，围绕历史的冲突成为构成表达这些冲突的领域的民族主义斗争和政治历史的一个基本要素。根据希瑟·萨瑟兰的说法，当代对政治历史和档案的重视反映了国家和学科之间的这种联系。[80]这种定位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即使经济史和关于生产方式[81]的争论在20世纪70年代主宰了非洲历史的领域，非洲人在这场辩论中也不是很活跃，除了他们对反抗殖民文化、强迫劳动和非洲经济在殖民积累中的作用的形式的研究表现出兴趣外。

对殖民事件的解释的关键是非洲社会是不是欧洲学术文化（根据姆丁贝的说法）和其殖民活动的产物。简而言之，人们可以毫无畏惧地说，殖民历史强调了殖民干预在将非洲社会推入全球化时代，并为了将其引入现代性继而占领它方面的非凡作用。因此殖民化不仅被说成是历史主动性和自主性的丧失，也是同化、本土化（帝国适应）和转化（姆丁贝）进程的开始。[82]这种定位为研究积极抵抗（通过军事行动或暴动）或消极抵抗（文化的和宗教的）形式提供了历史观点的基础。这些问题贯穿了殖民时期这片大陆的政治史和经济史。因此，解释非洲的从属和边缘地位[83]由外部力量决定的理论的支持者们和坚持更倾向本土与殖民交叉影响的对手交锋。

可以肯定的是，对于非洲殖民历史的初次解读不会赢得大多数非洲历史学家的支持，他们将此归因于非洲主义者。为了对抗后者，他们精心构思了一个“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历史进行民族主义解构”的立场。专业历史学家一直认真对待之前引用的恩克鲁玛的言论。虽然遭受了殖民，但对非洲历史连续性的坚持表明了结束殖民插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便再次将其与我们的自然、文化和社会价值观联系起来。像对古物的研究一样，这种行进方式显示了对非洲历史不可思议的篡改。为了说明这一状况，约瑟夫·基-泽博提出了一则来自布基纳法索谚语“意识到自己躺在地上的最确信的办法就是睡在别人的地毯上”（sleeping on other people's mats is the surest way to find oneself on the ground）[84]中的比喻。这种认识论定位的两个最好解释是阿贾伊和T.O.兰杰（T.O.Ranger）（本节的标题“殖民岔道”借鉴了前者的作品）。阿贾伊特别强调非洲社会有能力保留其过去的根源和保持其文明和历史意识的延续性这一事实。[85]因此，殖民被认为只是一个插曲，对于非洲人以其他方式持续自主行使政治主权并不重要。在一部作品中可能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最相关的项目，兰杰呼吁要围绕如下原则：“非洲行动，非洲适应，非洲选择，非洲倡议。”（African Activities，African Adaptations，African Choices，African Initiative）[86]阿贾伊之后，伊巴丹学派也普遍强调殖民前非洲社会的完整性。尼日利亚首位专业史学家迪克（K.O.Dike）的作品是这一原则的显眼的例外。他发表的题为《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尼日利亚经济和政治史导论》[87]的论文的有趣的地方在于作者的专业评论。他从非洲的角度书写，试图打破帝国历史。为此，他不仅关注非洲人和欧洲人之间的趋同和分歧，还谨慎地利用传统资源——档案和口头证词——来为他解释历史来源提供依据。与下一代历史学家形成对比，迪克不把口头资源当作证据。他和阿卜杜拉耶·莱[88]持有让自己远离历史书写的民族主义表现的相同的专业立场。

第一代历史学家试图维持这一事业，以一种创造性激情，他们创建了期刊和协会，组织研讨会，出版图书，收集口头传统，发现新的档案文件，进行无线电广播和新闻实践，以便普及历史，并重建一个真正的框架，在这一框架内，非洲的想象力和非洲意识得以重建。这些学者用他们的科学武器反对欧洲对非洲过去研究的学术成果，他们为自己创造了一部“不朽的历史”，[89]以赞扬非洲在世界的存在。

即使正在建构的历史的体制框架（大学）、方法（包括信息收集）以及口头传统的处理和叙述仍然被从西方借用的历史实践渗透，也因为统一被帝国政治和学术割裂的历史中零碎分散的元素的必要性，非洲在世界上的显著存在也经历了这一历史重新发现。这种重新发现只有通过开发一种新知识——建设非洲国家和/或非洲统一体的知识——才能实现。这种历史建立在对统一的文化原则的追求，对被视为分裂的多元主义和碎片的拒绝，尤其是能够使新的后殖民领导人的权力合法化的谱系的建构。因此，通过寻找与殖民前现存权威的联系，对殖民历史的批判成为后殖民政权及其主张有权行使权力的有效宪章。象牙海岸的乌弗埃-博瓦尼（F.Houphouët-Boigny）、珀科女王（Queen Pokou）[90]与阿肯人-鲍勒人（Akan-Baoulé），莫迪博·凯塔（Modibo Keita）、松迪亚塔·凯塔（Sundiata Keita）、塞古·杜尔（Sekou Touré）与萨摩利（Samory），穆罕默德·贝洛（Mohamed Bello）和索科托的哈里发（the caliphate of Sokoto）、恩克鲁玛（K.Nkrumah）与阿散蒂组织（the Ashanti titulature）等各种联系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马费杰的批评正是以这段历史为目标的，而其不变性则令桑贝纳恼火。

这一代学者所做的历史选择对殖民经济和行政机构的建立历史，或者城市化和同化社会的历史，如创建于19世纪塞内加尔殖民地四个城镇的历史，没有多大兴趣。这些记录只是为了书写“殖民恐怖”的历史而被考虑进去。这里有一个悖论值得一提。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主要由维德罗维奇指导的象牙海岸历史学派包含了一个关注殖民历史本身的团体，[91]研究城市、铁路、出版发展、殖民行政结构、公共工程等。只有在这位历史见证人的生命结束时，非洲民主联盟（乌弗埃-博瓦尼[92]领导的联邦党）成立50周年之际，它才赞颂民族主义斗争的历史。没有人可以挑战它的历史真相，但阿尔法·布朗迪（Alpha Blondy）可以抓住它，并改编成音乐。该政权头30年的独裁特征清楚地解释了象牙海岸历史编纂或者至少是故意避开某些主题的选择的胆怯心理。

随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入侵以及对话语和表现的强调，殖民时期的史学已经成为被大量重组的对象，话题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解读变得更加复杂。新的主题（如监狱系统、健康和疾病、着装、酗酒、变态狂和死亡）为成长在危机中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承诺的终结以及非洲统一、内战、普遍腐败和独裁主义阴影下的新一代历史学家所选择。20世纪70年代，某些民族主义分子被驱逐出权力席位，建立了围绕领导人及其团体的统一，同时带来了民族主义联盟的爆发，并强加了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和单一的历史叙述。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非洲经济受制于结构调整的政策、非洲大陆各地区武装收复主义示威的开始以及全球化带来了新的叙事（例如，关于年轻人和妇女的叙事），挖掘出了被后殖民地的单一专制观点压制、沦为民间传说或边缘化的古代文本。随着新空间的开放，出现了一种历史写作，其通过要求新的主题和一定程度的专业精神，试图在民族主义历史与地方和区域历史之间开辟一条道路。

正是在这种新的语境下，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都呈现新的色彩。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并肩前行，向同一个方向凝视，即使他们彼此之间保持着紧张，有时甚至暴力的关系，他们也不再是历史叙事的唯一主人。试图建立单一的支配性的历史叙事的主张遭到了质疑。其他历史叙事和行动者现在正与他们争夺一个支离破碎的公共领域。他们主张历史的多元性和非洲的历史意识；他们指向的是写在报纸上的历史，画在城墙上、妇女的草裙以及青少年的T恤衫上的历史——它们被转化成沃洛夫语、林加拉语、克里奥语、曼丁语、索托语等，并为从最传统的形式到说唱的各种音乐形式所借用。最终，他们开始骚动，有时隐于地下或求助于电台和电视台，或者更糟——采用武力。

一种更专业的研究范式的回归导致了一种拒绝帝国历史和非洲自治历史之间存在无懈可击的界限的倾向。历史题材（监狱、疾病、酒精、劳动、性行为、混杂、夜晚、巫术、卖淫……）的倍增，一方面，可以详细分析殖民国家和宗主国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可以详细分析精英们制造的、由国家和帝国建设过程展现出来的形象和表现。今天，人们试图将帝国与殖民地、全球动态与地方斗争、殖民国家的特殊性质与殖民经济的决定性或不稳定性联系起来理解。正如库柏（F.Cooper）和斯托勒（Anne L.Stoler）所指出的，“如今的世界经常被说成是一个全球性运动的世界，一个断裂的社会关系与空间和文化封闭的殖民世界形成含蓄或明确的对比的世界。但是，也许我们把殖民档案的类别——围绕特定殖民国家、其领土区域及其对象文化地图所组织的——过于字面化，我们的殖民史学极大地忽略了殖民历史动态，包括思想和人民、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在帝国内外的循环”。[93]

结论：多元史学——反对专业史学家

21世纪末异常复杂的历史和史学领域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双重动态发展而来的：一种内在于民族主义和后殖民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和侵蚀以及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动态。

事实上，对非洲历史的讨论，当然也包括其他语境中的讨论，不能再被简化为对过去、国家、文化和政治的一种质疑。对非洲历史的讨论引发了越来越激烈的争议和极端的表现形式，不仅关乎民族的本土性，也涉及对于资源的获取和利用，而后者则与认同、公民身份以及未来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这种质疑是由政治和社会背景决定的，因此当前的担忧会影响历史的形式、内容和书写。我们试图在非洲历史研究中追踪这些形式。正如我们努力展示的那样，如果学术历史作品将自己确立为后殖民时代非洲公共历史写作的独家代理人，那么通过一系列行动，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包括对所有其他历史叙事的从属、边缘化或压制。这部现代史实际上是作为民族主义战争中的民族历史被即兴创作的。重新发现真实的声音、英雄和抵抗，严正宣称我们历史意识的历史性和自主性，自豪地展示“黑人世界的文明和价值观”——这是信条和诉求。

历史学家在持续的张力中进行这项工作。一方面，他们受到自己国家和由不同社群和团体造就的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受制于起源于西方的主流史学的制度实践。每个团体都展示了自己的习语、叙事、真理规则和话语秩序。介于权威主义的要求和政治家的可信度之间，寻求统一由殖民化带来的不同元素的程序、想象力和规范，同时也受困于基于分裂的大众文化的缺失和提出矛盾或独立要求的本土歧视性地理问题，历史学家被要求整理好这些刺耳的声音，并提出一种无可争辩的、统一的叙述。桑贝纳、南迪和马费杰抵制这一要求，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只能有效地表达体现在仪式和政治纪念、电视剧、学校节目和广播中的借来的和被遣散的民族历史。

当然，这种选择的政治意义大于其在认识论上的意义，而且得到了一种单一的、权威主义观点的支持。然而，尽管伴随着强制性机器，发展的承诺并没有限制不同版本的过去的流传以及专业历史学家、媒体、社区和团体、候选人和政治家的处理方式。因此，这些不同的叙述，不管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在封闭的还是开放的空间里，家庭的还是专业的，都会让社会不断地重复过去。

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民族主义的可信度受到了挑战。历史叙事所依据的事件、时刻、主体和行为已经相当多样化。叙述的多样性也许是构成非洲社会的片段的多样性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见证反殖民联盟记忆的重新激活/重新实现。在民主转变（或政治自由化）的背景下，过去正在被重组。[94]发展计划的失败、政治约束的放松和调整政策引发了新的即兴创作和异议，可被替代的历史叙述得以在其中蓬勃发展。过去的新版本或已经翻新的旧版本正被重新投入使用。职业历史学家偷偷退出公共领域，遭到蔑视或寻求专业精神的庇护。为了在绘画、歌曲、戏剧、电影或视频中蓬勃发展，时间被压缩，历史抛弃了已经成为稀有商品的书和专业杂志。从此，历史不再适用，其专业实践者受到一种新的话语和新的专家的挑战，他们很少关心自己的知识、他们的自负，或者他们的权威。权威现在已经进入街头、家庭、团体、音乐家或画家中，或者进入由国际移民和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所创造的虚拟社区中。

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可信度正被侵蚀，我们正目睹全球化的加速，这导致世界更加多样化和更加开放。后者分隔空间和文化的能力以及民族国家的危机，导致非洲对地方、种族、区域和宗教特征的重申。全球经济竞争带来的分裂以及世界经济市场的统一产生的张力加剧了这些分歧。少数民族不仅有历史，[95]就像家庭、邻里、团体、教派、兄弟姐妹等，它们也有现在。面对随着日益增加的困难而失去合法性和功能的国家，官方历史的影响正在减弱，国家电台提供的信息也是如此。对过去的解释从此按照生活经验以及个人和集体记忆进行。在找到根源后，可被替换的历史正在寻找观众、支持者和原创叙事结构（壁画、视频、非正式晚会等）。历史正将自己从学术写作中解放出来。从今以后，它会变得有趣、感人、残忍等。桑贝纳呼吁的正是这种历史，它不是一块历史纪念碑，而是表现、排斥、嘲笑并反映主体的日常生活和想象力的历史。迫使民族主义记忆消退的替代性的身份建构不一定会朝着塞内加尔电影制作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即向着非洲统一和促进泛非主义意识形态发展。

这门学科在领域、方法和对象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后现代、后殖民和文化研究以及关于历史写作的辩论要求我们质疑我们的学科不仅是“一种建构，一种关于表征的话语”，也是一种必须根据欧洲历史模式来定义自己的表征。对这一模式的批判，也就是对进步和民族解放的宏大叙事的批判，相当于对“欧洲的本土化”[96]的批判，是史学和历史研究传统的前提，能够让非洲社会的过去在它们的复杂性、主体的多样性以及角色的多样性中变得易懂。非洲历史研究能否在这种新的动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动态既是认识论的，也是方法论的，它被描述为摈弃社会决心，放弃将重点转移到情境中的行动的结构性或因果性解释，从而将现象的有序性解释与其表现方式联系起来。这种行进方式取代了索绪尔语言学的情境语义学、由习惯决定的多种行动模式、对惯例和程序现实的反应，包括行为者操纵规范的能力，经济主体的基本合理性、模式研究以及文化历史化方法对结构人类学的影响。[97]根据斯特曼·琼斯的说法，这是一个把重点放在积极的、有意识的、知情的和矛盾的行为者身上的问题，这些行为者在参与社会生活的每一刻都保持自由。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摈弃历史功能主义、过于决定性的结构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单线轨道，并注重行动者在结构方面的资源和能力。[98]

就在这个学科被多重变革和日益复杂的变化所动摇的时候，非洲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参与赢得非洲独立的这一代人的承诺现在似乎陷入了一种非洲文化异常的断言中，以一种虽然矛盾的方式声称发明了现代性，从而抹杀了西方现代性对独特性和普遍性的标榜。他们的声音已经被其他表达所取代，不再是非洲历史构成的绝对例外，而是许多历史、地理和文化，这些文化在不同来源和资源的行为者组织的芭蕾舞中融合和分化的交点组合与分解。一个多态和多义的非洲为另一个非洲创造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所有社会的母系氏族性质所表现出来的单一、同质的特征都被抹去了。这一直是母权制主导构成的一个非洲文化整体的文本，表达了它与父权制欧洲的根本区别。[99]

这由种族危机的暴行、身份危机以及追踪本土地理不可逾越的边界的血与火之线表现出来。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参与了这些讨论和战斗，导致越来越多的男人和女人、儿童和老人的残忍死亡。争论的对象不仅仅是集体表述及其学术或大众解释（两者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非常难以确定）的变化，还包括获得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象征性的资源的机会、政治的或经济的以及个人和群体的生活质量和公民能力的活力。表述的类别、过去的生产和占有模式、各种神圣的呈现形式、现有档案的质量，以及在当前和未来政治中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支柱的不稳定性——除了殖民帝国对非洲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影响、非洲社会的抵制、同化和合作之外，这些已经越来越被证明属于历史范畴。人们越来越怀疑非洲殖民前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融合，人们也越来越怀疑非洲的顽固抵抗成功地逃避殖民同化（殖民同化曾被认为是一个悬置时段，当非洲国家获得独立时，问题便得到了解决）。

通过这一轨迹，历史主体和行为都发生了变化。非洲逐渐抹杀自己为殖民领地让路，这些领地以暴力和自负把自己呈现为民族国家。10年来，后者受到了区域和/或种族主张的领土收复主义者、宗教异议以及日益拓宽的分裂的猛烈冲击。这些转变表明了新的研究方向、新的领域和新的网络构架。一个极具多元化的多样性非洲正在出现。书写这一片段的历史的关键可能是非洲历史的非洲化，包括其逻辑、呈现和趋势的内化，以及非洲空间的独特性及其在世界中的位置。这一新的历史探索需要更新历史观念，揭示过去和现在承诺的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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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原文为Mamadou Diouf，Historians and Histories：What for？，Published by the South-South Exchange Programme for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SEPHIS）and the Center for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Calcutta Printed by Laurens ＆ Co.（Kolkata，India），2003。本文由史蒂文·伦德尔（Steven Rendall）翻译（法文至英文）。

[2]马马杜·迪乌夫（Mamadou Diouf），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教授、非裔美国人和非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许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3]广播采访：Michel Amengual，L'histoire de l'Afrique est-elle possible？Honorat Aguessy，Amadou Hampaté Bâ、Jean Calvin Bahoken、Lionel Balout参与采访（巴黎，法国国家广播电台，1975年）。

[4]实际上，在其著作Le Geste et la parole：La mémorie et les rythmes（Paris：A.Colin，1965）中，André Leroi-Gourhan出色地写下了这一民族记忆，将其作为“情感的密码，为民族主体提供了他在时间和空间上融入社会的最大情感”（第82页）。

[5]Jacques Le Goff，Histoire et mémorie（Paris：Gallimard，1988），pp.111-130.

[6]Maurice Godelier，“Anthropologie sociale et histoire locale，”Gradhiva，Revue d'histoire et d'archives de l'Anthropologie，No.20，1988，pp.83-84.

[7]与电影制作人的讨论。

[8]Paul Veyne，Comment on écrit l'histoire，suivi de Foucault révolutionne l'histoire（Paris：Le Seuil），1996，p.14.

[9]Ashis Nandy，The Intimate Enemy：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2.

[10]Ashis Nandy，The Intimate Enemy：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

[11]Ashis Nandy，“History's Forgotten Doubts，”History and Theory，No.34，1995，pp.44-66；“Alternative Histories：Current Debates in Asia，Africa and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1996年3月于新德里的尼赫鲁大学与F.Cooper，M.Diouf、S.Rivera和Shahid Amin的圆桌会议，参与讨论的还有Ashis Nandy、N.Bhattacharya和A.Mbembe。

[12]Archibald Mafeje于1997年10月22～24日在开普敦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举办的“质疑历史和机构：从民族主义到庶民社会”（Problematizing History and Agency：From Nationalism to Subalternity）会议上发表文章“Taking Issues with African Histories”，Mafeje提及葬礼仪式正是因为他认为，这次会议关于“质疑历史和机构”的最佳方式的讨论可以归结到这一仪式。

[13]Archibald Mafeje，“Taking Issues with African Histories，”pp.6-7.

[14]关于这一问题，见Mahmood Mamdani，Citizen and Subject：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15]Mafeje，op.cit.，p.7.

[16]Mafeje，op.cit.，p.17.

[17]Mafeje，op.cit.，pp.7-8，17.

[18]F.Guery，“Nietzsche：l'histoire naturelle de la faute，”Magazine Littéraire 367（juillet-août 1998）.

[19]Bernard Lepetit，ed.，Les Formes de l'expérience：Une autre histoire sociale（Paris：Albin Michel，1995），p.13.

[20]Dipesh Chakrabarty，“Postcoloniality and the Artifice of History：Who Speaks for‘Indian’Pasts？”Representations，No.37，1992，pp.1-25.

[21]V.Y.Mudimbe，The Invention of Africa（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

[22]关于这一问题的叙述参见G.Stedman Jones，Language of Clas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F.M.L.Thompson，ed.，The Cambridge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1750-1950，Vol.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J.Dunn，Political Obligation in Its Historical Contex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23]T.J.McDonald，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24]G.Stedman Jones，“Sur l'histoire sociale，”in Annales，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mars-avril 1998），pp.383-394，391-392.

[25]Arlette Farge，Vivre dans la rue à Paris au ⅩⅧsiècle（Paris：Gallimard，1992），pp.9-10.

[26]Catherine Coquery-Vidrovitch，“Présence Africaine：History and Histories of Africa，”in V.Y.Mudimbe，ed.，The Surreptitious Speech：Présence Africaine and the Politics of Otherness，1947-1987（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p.59-94.这项研究涵盖了从开始至1987年这一时期，并且应该继续并延长，将其他历史与社会科学期刊包括进来，比如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Africa Zamani、The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以及非洲大学历史系撰写的各种研究文章（一般论文和学位论文）。

[27]对于祖先声音的一次出色重现，参见Mildred A.Hill-Lubin，“A Voice in the Wilderness，a Record of Black Kinship，”in V.Y.Mudimbe，ed.，op.cit.，pp.157-170。

[28]Godelier，op.cit.，p.83.

[29]见Romila Thapar，“La Quête d'une tradition historique：L'Inde ancience，”in Annales，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 2（mars-avril 1998），p.347和她的著作 Time as a Metaphor of History：Early India（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30]Thapar，“La Quête，”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53e Année，No.2（Mar.-Apr.，1998），pp.347-359，Published by Cambridge Umiversity Press，Thapar关于印度的文章可以直接应用于非洲。为了进行验证，可参见J.Ki-Zerbo，“Histoire et consciences nègre，”Présence Africaine，No.16，1957，p.54。

[31]前面引用的对话（R.Chartier，G.Noiriel）。

[32]前面引用的对话（R.Chartier，G.Noiriel，p.vi）。

[33]Ki-Zerbo，op.cit.，p.67.

[34]H.Sutherland，“Professional Paradigms，Politics，and Popular Practice：Reflections on ‘Indonesian National History’，”in Sri Kuhnt-Saptodewo，Volker Grabowsky，Martin Grobheim，eds.，Nationalism and Cultural Revival in Southeast Asia：Perspectives from the Centre and the Region（Wiesbaden：Harrassovitz，1997），p.84.

[35]D.W.Cohen，The Combing of History（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4）.

[36]V.Y.Mudimbe，The Invention of Africa：Gnosis，Philosophy，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

[37]在科特迪瓦的政治辩论中，以及在寻找该国本质（ivoirité）的定义时，执政党领导人Laurent Dona Fologo称萨赫勒是伊斯兰教的历史边界（而森林可能是万物有灵论和基督教青睐的地区）。

[38]CNRS（with Jean Schmitz，J.L.Triaud；France）的研究团队、J.Hunwick（美国）、SOAS（with Luis Brenner；Great Britain）、Dakar（with Rawane Mbaye和the Departments of Arabic and Souleymane Bachir Diagne and the Departments of Philosophy at the Université Cheikh Anta Diop in Dakar）、Saint Louis（with Ousmane Kane，Université Gaston Berger，Senegal）以及the Nordic Africa Institute（around Eva Evers Rosander）等大量学者和机构对于萨赫勒、从大西洋海岸到非洲之角的伊斯兰新月形地带、斯瓦希里海岸以及南部非洲的“伊斯兰图书馆”（Islamic Libraries，指伊斯兰文本、历史和文化。——译者注）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和相关历史评论。但是这些翻译和评论仅仅表明“殖民图书馆”（Colonial Library，指殖民文本、历史和文化。——译者注）拥有如此大的权力，是因为其对竞争对手知之甚少。

[39]关于这一问题，参见Mohamed Haron，“The Muslim News（1960-1986）：Expression of an Islamic Identity in South Africa，”in L.Brenner，ed.，Muslim Identity and Social Change in Sub-Saharan Africa（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3），pp.210，225；Jualo Lacunza Balda，“The Role of Kiswahili in East African Islam，”in L.Brenner，ed.，op.cit.，pp.226-238；David C.Sperling，“Rural Madrasas of the Southern Kenya Coast，”in L.Brenner，ed.，op.cit.，pp.198-209。

[40]关于这一主题，参见Jean-Pierre Chrétien，Burundi，l'histoire retrouvée：25 ans de métier d'histoiren en Afrique（Paris：Karthala，1993），尤其是第3部分，第12～16章，第313～413页。

[41]Théophile Obenga，“L'Afrique dans l'antiquité，”Présence Africaine，No.71，1969，p.84.

[42]见Marcel Bénabou，La Résistance africaine à la romanisation（Paris：Maspéro，1976）；V.Y.Mudimbe，The Idea of Africa（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and London：James Currey，1994），特别是第一章“Symbol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African Past”，第二章“Which Idea of Africa？”和第三章“The Power of the Greek Paradigm”。

[43]借用François Hartog的书的名称，Le Miroir d'Hérodote，Essai sur la representation de l'autre（Paris：Gallimard，1991）。关于雅典和非洲的主体，参见E.Mveng，Les Sources grecques de l'histoire négro-africaine depuis Homère jusqu'à Strabon（Paris：Présence Africaine，1972）；A.Bourgeois，La Grèce antique devant la negritude（Paris：Présence Africaine，1971）。

[44]例如M.V.Mudimbe的作品。

[45]达累斯萨拉姆学派（The School of Dares Salaam）。

[46]关于这一问题，参见Samir Amin的所有著作。

[47]关于这一问题，参见Ade Ajayi，“The Continuity of African Institutions under Colonialism，”in T.O.Ranger，ed.，Emerging Themes of African History（Nairobi：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1968），pp.189-200。

[48]C.Anta Diop，L'Unité culturelle de l'Afrique noire（Paris：Présence Africaine，1981）.

[49]“Egypt Civilized the World，”in C.A.Diop，Nations nègres et Cultures（Paris：Présence Africaine，1957），p.19.

[50]关于这一问题，参见Le Royaume du Waalo，Le Sénégal avant la conquête（Paris：Karthala，1985）新版后记以及Sénégambie du XVme au XIXme siècle（Paris：L'Harmattan，1988）。

[51]参见Boubacar Barry's，Le Royaume du Waalo.Le Sénégal avant la conquête（Paris：Maspéro，1972）第一版前言。

[52]Abdoulaye Ly，La Compagnie du Sénégal，2nd ed（Paris：Karthala，1993），尤其是后记。

[53]这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重复我对庶民研究学者（Subaltern Studies Group）研究合辑的介绍，该合辑由Karthala在由Mamadou Diouf和Peter Geshiere指导的新系列“Histoires du Sud”中以法语出版。

[54]Cheikh Anta Diop，Antériorité des civilizations africaines：Mythes ou vérité historique（Paris：Présence Africaine，1967）；Civilisation ou barbarie：Anthropologie sans complaisance（Paris：Présence Africaine，1981）.

[55]C.A.Diop，Nations nègres et cultures：De l'antiquité nègre égyptienne aux problèmes culturels de l'Afrique noire d'aujourd'hui（Paris：Présence Africaine，1955）.

[56]C.A.Diop，Les Fondements économiques et culturels d'un État fédérale d'Afrique noire（Paris：Présence Africaine，1960）.

[57]C.A.Diop，L'Unité culturelle de l'Afrique noire：Domaines du patriarcat et du matriacat dans l'antiquité classique（Paris：Présence Africaine，1959）.

[58]C.A.Diop，Civilisation ou Barbarie？Anthropologie sans complaisance（Paris：Présence Africaine，1981）.

[59]原文是The subtitle of Nations nègres，op.cit.应该是指C.A.Diop，Nations nègres et cultures：De l'antiquité nègre égyptienne aux problèmes culturels de l'Afrique noire d'aujourd'hui这本书，缩写是Nations nègres一书的副标题。

[60]Aime Césaire，Cahier d'un retour au pays natal（Paris：Présence Africaine，1956）.

[61]关于这一问题，参见Charles Taylor，“Modes of Civil Society，”Public Culture，No.3，1990，pp.95-118；Partha Chatterjee，“A Response to Taylor's ‘Modes of Civil Society’，”Public Culture，No.3，1990，pp.119-132。

[62]这一话题参见Ajay Skaria，“Some Aporias of History：Time，Truth，and Play in Western India，”（1998年1月为耶鲁Agrarian Studies项目所撰写的文章）以及 Cohen的作品（前文已引用过）。

[63]Gyanendra Pandey注意到对庶民研究学者的工作有三种批评，即它是反民族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和非历史的，参见“From a Critique of Nationalism to a Critique of History，”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Centre for African Studies，“Problematizing History and Agency：From Nationalism to Subalternity，”Cape Town，22-24 October 1997，p.5。

[64]Gyan Prakash，“Writing Post-Orientalist Histories of the Third World：Perspectives from Indian Historiographies，”Comparativ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Society，No.32，1990，p.388.

[65]C.-F.Chassebeuf Volney，Voyage en Égypte et en Syrie 1787（Paris and The Hague：Mouton，1959）；Les Ruines ou Méditations sur les revolutions des empires（Paris：Desenne，1791）.

[66]这是Aimé Césaire在著作Discours sur le colonialisme（Paris：Présence Africaine，1955）中所探讨的殖民主义（colonization/chosification）。

[67]关于殖民问题，参见E.Said，Orientalism（New York：Pantheon，1978），关于非洲，参见V.Y.Mudimbe，The Invention of Africa（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Abdoulaye Bathily，“Aux origines de l'Africanisme，Le rôle de l'œuvre ethnie historique de Faidherbe dans la conquête française du Sénégal，”in Le Mal de voir，Cahiers de Jussieu，n°2 （Paris：Christian Bourgois，1976），pp.77-105。

[68]非洲埃及学家总是被指责仅仅部分掌握了古代语言，包括埃及语，却没有实际从事考古学研究，有的甚至从未到过埃及。

[69]K.Nkrumah，De l'histoire culturelle du Ghana（Paris：Présence Africaine，1962），p.12.

[70]Paul Veyne，op.cit.，p.22.

[71]参见Zakari Dramani-Issoufou，L'Afrique noire dans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au XVme siècle（Paris：Karthala，1982）。

[72]关于这一话题见“Une problématique mystificatrice：‘Combien le Congo a-t-il coutéà la Belgique？”in Jacques Depelchin，De l'État independent du Congo au Zaïre contemporain（1885-1974）：Pour une demystification de l'histoire économique et politique（Dakar：CODESRIA，1992），特别是第71～77页。

[73]Joseph E.Inikori，“Ideology Versus the Tyranny of Paradigm：Historians and the Impact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on Africa Society，”African Economic History，No.22，1994，pp.37-58.

[74]Paul Lovejoy，“The Impact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on Africa：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No.30，1989，pp.365-394.

[75]Walter Rodney，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London：Bogle-L'Ouverture，1972）.

[76]Boubacar Barry，op.cit.其在第二本著作La Sénégambie中总结了这场争论。

[77]关于这一问题参见围绕历史学家在Maurice Papon和维希政权（Vichy regime's）官员审判中的作用的所有争论，这些争论在H.Rousso之前引用的书中有相关描述。

[78]A.G.Hopkins，“Economic Imperialism in West Africa：Lagos，1880-1892），”Economic History Review，No.21，1968，pp.580-600，以及其对Ajayi和Austen的批评的回复，“Rejoinder to J.F.A.Ajayi and R.A.Austen，”Economic History Review，No.25，1972，pp.307-312。

[79]J.F.A.Ajayi，R.A.Austen，“Hopkins on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West Africa，”Economic History Review，No.25，1972，pp.303-306.

[80]H.Sutherland，op.cit.

[81]参见“Modes de Production：The Challenge of Africa”和Revue Canadienne d'Études Africaines，No.19，1985，其中不包括非洲作家。

[82]关于这一问题，参见Mudimbe的自传。这种倾向在法语区史学中更为普遍。第一代法语区作家的作品证明了在殖民压力下具有同样的“去部落化”（detribalization）过程，Chinua Achebe的小说作品Things Fall Apart（Greenwich，Connecticut：Fawcett Publications，1959）就是一个例证。

[83]关于殖民时期对非洲经济史的研究与争议，参见Frederick Cooper的文章，其首次发表于1981年，后来增加了后记，由Africa and the World Economy重新发表，收录于F.Cooper，A.Isaacman，P.E.Mallon，S.J.Stern，eds.，Confronting Historical Paradigms：Peasants，Labor，and the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in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3），pp.84-201。

[84]这是他编辑的著作：La Natte des Autres（Dakar：Codesria，1993）。

[85]J.F.A.Ajayi，“The Continuity of African Institutions under Colonialism，”in T.O.Ranger，ed.，Emerging Themes in African History（London，England：Heinemann，1968）；J.F.A.Ajayi，Christian Missions in Nigeria 1841-1891-The Making of aNew Elite（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9）.

[86]T.O.Ranger，op.cit.，p.xxi.

[87]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1830-1885：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Nigeri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

[88]Abdoulaye Ly，La Compagnie du Sénégal（Paris：Présence Africaine，1958）.

[89]L.Shinnie和B.Jewsiewicki在一篇相当具有攻击性的文章中反对这种意想不到的转变，“The Unesco Project：l'histoire monument ou l'histoire conscience，”Revue Canadienne d'Études Africaines，No.15，1981，pp.539-553。

[90]1730～1750年西非地区鲍勒族（the Baole）的女王。——译者注

[91]除了Henriette Diabaté这一明显例外外，他在口头传统的基础上研究了Agni的历史。

[92]象牙海岸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非洲民主联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Africain，RDA）的创始成员之一，1946年起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政府多个部门任部长。

[93]F.Cooper，Ann L.Stoler，Tensions of Empire：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94]这是在Jean Boutier et Dominique Julia指导下出版的一部著作：Passés recomposes，Champs et Chantiers de l'Histoire（Paris：Autrement，1995）。

[95]J.Chrétien，G.Prunier，eds.，Les Ethnies ont une histoire（Paris：Karthala，1989）.

[96]Chakrabarty，op.cit.

[97]Stedman Jones，op.cit.，1998，p.386.

[98]Stedman Jones，op.cit.，1998，p.387.

[99]L'unité Culturelle de l'Afrique noire（2nd édition）（Paris：Présence Africaine，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