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研究：历史理论与学科综述

非殖民化背景下的国家历史

——以尼日利亚为例 [1]

阿贾伊 [2]

王颖译　许亮校

非殖民化

自二战结束以来，在殖民帝国的领土、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等不断瓦解的非殖民化背景下，特别是在非洲，诞生了大量新成立的国家。因此“非殖民化”背景无论在学术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都被认为是塑造国家概念的一个特定因素。例如，正是这种背景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些国家中，国家的历史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产物，不如说是帮助建立这种民族主义的武器。因为这种历史是从学术层面上概念化的，而不是社会层面的衍生品，旨在引导、启发和阐明关于这个国家过去的社会结构。国家历史的概念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对于争取独立的斗争都具有重要作用，这种斗争是为了瓦解那些崩溃的帝国曾试图获得的某种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和谬见。[3]

在非洲，欧洲殖民帝国的组织结构相当脆弱。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南部非洲以外的贵重金属相对匮乏，殖民大国的目标是尽可能以低廉的成本统治这些殖民地。特别是欧洲宗主国在当地的人手稀少，因此通过宣传来提高白人的威望十分重要，从而使宗主国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动用军事力量。他们声称，非洲人是没有历史的，是停滞不前的，是没有文字、没有任何发明、被排除在人类进步进程之外的一群人。这种意识形态的挑战具体表现在历史层面上。没有任何历史会被认为是一种低人一等的标志，从而证明进行殖民统治是正当的，而且也对非洲人为独立斗争进行的准备和他们提高未来管理现代国家的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4]这些国家本身就被认为是殖民统治的产物，那些激昂的领导人都是受过几年甚至几十年西方教育和指导的。

因此，国家历史的基本作用是来挑战这些假说的，群众甚至许多曾提出这种想法的新政治精英（其中不乏即将离任的统治者以及曾受国际社会宣传影响的精英）的想法得以去殖民化，以反驳上述宣传口号的要点，具体内容如下。

非洲是人类的摇篮，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人民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拥有并珍视自己的历史。

这个新国家的存在要归功于它的历史，而不是殖民势力的偶然行为。这个国家的形成不是因分治而聚在一起的，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依靠殖民者的力量创造的，可以追溯到分治之前的人民。

在前殖民时期，没有任何群体间关系可以证明人民不能生活在一起组建国家。像现在的德国和英国一样，即使之前的交战群体也能够和平地生活在一国之内，更不用说美国和苏联。

前殖民国家的历史为我们有卓越的能力建立和管理主要的政治机构提供了充足的证明。

尼日利亚的规模和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特的。1900年，这里大约有2000万人，到1990年，这里生活着8500万人，有300多种地区语言。摆脱殖民统治后，他们被聚在一起，并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被统一管理。法国也与两个类似的联邦——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相关，但是法国坚持要把它们作为几个不同的国家去殖民化，并且企图说服英国也这样对待尼日利亚。尼日利亚的规模和多样性虽然很独特，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如此，由于几乎所有非洲新独立的国家都是多语言和多民族的，因此，关于对国家历史的争论和方法，尼日利亚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美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的非殖民化背景为比较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依据。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欧洲殖民主义的许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回应实际上不是尼日利亚的或民族本身的，而是泛非的，因此，在非洲，其广泛适用。资料来源于用欧洲语言写成的关于非洲人的概念或者黑人文学，部分基于欧洲人类学家进行的试图明确非洲人差异性的工作，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加纳的克瓦姆·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和塞内加尔的利奥波德·桑戈尔（Léopold Senghor）。

自然的，而非人为的

作为对于诸如《戈尔迪与尼日利亚的形成》、《卢加德：尼日利亚的缔造者》和《卢加德与尼日利亚的形成》等英国影视作品的反驳，尼日利亚民族史学家坚称尼日利亚是历史的产物，而不靠殖民统治者的手段。尽管存在尼日利亚政界人士在政治论战中有时同意“尼日利亚是人为创造的，因此有必要解散以便于不同的团体能够各行其是”观点的现象，但是当危机来临时，例如内战期间，更多的尼日利亚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国家的统一，这表明，“将尼日利亚作为一个巩固的整体来运行”与“试图将其拆分所带来的问题”相比根本不是问题。

强调尼日利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而非手段的论点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人本身并不是有意要在尼日利亚建立一个大的殖民地，尼日利亚的形成基于各种历史、地理和种族因素。在奴隶贸易期间，各个殖民点之间有着紧密的贸易联系：西部是贝宁和瓦里的各个点，东部是尼日尔三角洲的各个点。19世纪，英国发起了一个运动来反对奴隶贸易，并开始沿着现有的贸易路线向内地渗透。英国人试图追随芒戈·帕克（Mungo Park）和兰德兄弟（Lander brothers）对尼日尔河进行探索。在1841年，他们试图在尼日尔和贝宁的交界处建立一个农场定居点，但是计划没有落地。然后传教士开始深入约鲁巴的腹地，商人们紧随其后，最后，英国占领拉各斯，尼日尔三角洲的商人们在传教士身后挂起了国旗。传教士打开了尼日尔至贝宁的水上通道，商人们紧随其后，戈尔迪的尼日尔公司获得了航道行使权。英国的三个势力范围就这样出现了：拉各斯殖民地和保护国、三角洲石油河流保护区、皇家尼日尔公司的领土。这三个势力范围之间展开了激烈竞争。无论英国人试图在何处划定分隔的边界，都会遇到问题。在1900年，皇家尼日尔公司的执照被吊销，这三个势力范围被重新组成两个。卢加德（Lugard）听从一名记者即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弗洛拉·肖（Flora Show）的建议，将这两个势力范围命名为北尼日利亚与南尼日利亚。南尼日利亚有海岸线，而北尼日利亚是一个内陆地区。这两个地区的界线存在争议，沿边界的不同点聚集着各种团体。到1914年，卢加德提出将两个地区的行政服务有限合并的建议，以便协调铁路和其他运输设施，并将关税收入集中分配。[5]

英国的影响显而易见，不可磨灭，因此尼日利亚的民族历史学不能忽视英国对尼日利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时常有人提议，如弗洛拉·肖提议卢加德采用的名字应该被舍弃，换成“桑海”（Songhai）这种过去经常使用的名字，或者“瓦佐比亚”（Wazobia）这种来自不同尼日利亚语言的原创名字。但是更普遍的观点是，“尼日利亚”是一个如此合适的名字，以至于弗洛拉·肖也无法宣称拥有该命名的版权。如果她不建议取这个名字，那么其他人也会建议取这个名字。“尼日利亚”（Nigeria）这个词源于“Nigritia”，意为黑人的土地，在这里，绝大部分的人是黑人。这个名字也呼应了“尼日尔河”，这是该国最突出的自然地理特征。因此，这个名字没有表现出任何自卑感。相比之下，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实属无奈之举，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试图采用尼日利亚的主要语言（如豪萨语需要付出的政治代价，约鲁巴语、伊博语、卡努里语、伊多语或富拉尼语等拥有独特的历史和声誉的语言的重要性被削弱）所付出的文化代价是无法想象的。尽管使用英语会带来心理层面和教育上的成本，但由于英语变得如此国际化，已经不再为英国所独有，尼日利亚也可以使用英语。为了证明这一点，一位尼日利亚作家用英语写成的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这不是英语作品，而是用英语写成的尼日利亚作品。

尼日利亚与英国的联系是毋庸置疑的，但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些都不是通过英国人的手段或人为的计划创造的，而是看不到的历史力量指引尼日利亚，这种力量几乎无法抗拒，从而创造了尼日利亚这个国家。从探险到渗透内陆、贸易、传教士的努力、征服和建立统治规则的最初尝试，英国人花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发现，将尼日利亚作为一个整体来管理是有经济意义的，试图以其他方式来管理毫无意义。

在尼日利亚的发展过程中，地理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国联合的主要地理特征是尼日尔低盆地和贝努埃河，这条可通航的水道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商业的载体。尼日尔河通过一个巨大的三角洲和一系列复杂的小溪和潟湖流入大海，这些小溪和潟湖可以用独木舟穿越，而不需要进入开阔的大海，这也统一了沿海民族的大部分文化。从尼日尔河谷和贝努埃河谷（陆地）上升到中部高原，然后逐渐下降到北部平原，豪萨人、卡努里人等长期在那里往来于贸易路线上。地理因素不但没有成为人们交通往来的阻碍，而且几个世纪以来，联结他们的河流、小溪、潟湖和古代贸易路线促进了交流、移民，使他们日益相互依存。

在这一地理统一和殖民前历史演变的背景下，欧洲分治行动所划定的尼日利亚国家边界已证明并非那么随意。在政治家们从抗议到接受边界作为独立国家的领土主权的一则重要款项（领土主权的不可侵犯性载入《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之前，民族历史学就已经为其进行了辩护。虽然欧洲殖民统治者表现得有点随意，有时直接在地图上画直线，但是另一种划分路径，即通过认真的考察，根据在分治时存在的政治力量的平衡来划分更为合理。如果边界将种族分开，使豪萨人、约鲁巴人或者其他种族的人被分隔开，那么它只会表明，同法国或德国的边界一样，现有的政治局势并不总是允许政治和语言边界重合。[6]在任何情况下，在分治行为中出现的任意性并没有使被边界包围的国家成为一种人为的创造。

前殖民时代历史的研究方法

尼日利亚历史不是开始于1914年，而是需要追溯到尼日利亚各族人民的历史以及仍然面临的各种历史问题。特别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能不能等同于单个种族和政治历史的总和？

随着国家史学和史学方法论的发展，单个群体和政治历史的不同侧面都得到了重视。显然，由于证明重要的政治成就需要证据，因此单个群体的历史不应该忽视。强调一些帝国的历史是很有必要的，例如，16～17世纪的贝宁王国（Benin）与欧洲人平等地打交道，并互派大使；或者是征服了达荷美（Dahomey）的旧奥约王国（Old Oyo），其疆界延伸至了阿散蒂；或者，博诺（Borno）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000年前；豪萨城邦国（Hausa States）与苏丹西部和北非著名帝国从14世纪开始就有着密切往来；索科托哈里发国（Sokoto Caliphate）在19世纪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它位于尼日利亚的西北角，其影响直接或间接波及尼日利亚的每一个地方。这当然容易夸大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的重要性，使另一半的非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国家的历史显得没有那么重要。强调那些组织起来反抗英国统治的政治成就，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一种观点，即中央集权国家组织起来的大规模军队反抗会比个别大胆领导者的反抗或者狂热的宗教团体的文化抵抗和游击战以及非组织社区的同龄团体的反抗效果差。这些抵抗者的功绩和成就构成了民族自豪感的基础，正如著名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成就一样。[7]

仅仅关注单个群体的历史可能造成分裂，至少会被相关的政客利用，甚至为所谓的“部落主义”的政治竞争行径煽风点火。因此，国家的历史需要整合单个种族群体的政治成就，并应尝试强调群体间关系的历史。口述传统、文字记载、民族学与物质文化、考古学与语言学的所有这些研究都是为了寻找群体间共同起源的传说以及商业、宗教和文化交流中联系的证据。资料的复杂性和技术的多样性要求提出方法论来有效解决群体间的关系问题。方法论涉及两个方面：国际主义和多学科视角。

对欧洲人所认为的在历史学学术研究中只有文字记录作为证据才是可靠、可接受的材料的观点的反对，是推动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坚持英帝国的历史不能等同于尼日利亚的国家历史，非洲人民必须成为国家历史的焦点和基本角色。因此，国家历史研究不能依赖欧洲人写的材料而去排斥研究非洲人民自己的传统。为使口头传统成为一种可行和有效的研究学术历史学来源而进行的斗争，开始于非洲历史学家寻求伦敦大学评议会批准其论文的努力。他们成功地让学术界接受他们在口述传统中蕴含的丰富的文学、哲学、宗教和其他概念。民族历史学家率先在非洲的各大学和机构广泛收集和丰富这些资料，范围不仅涉及非洲前殖民历史，而且包括非洲语言、文学、语言学、宗教等。在意识到需要从传统历史中学习，历史学家们也开始记录属于非洲人自己的历史、法律和习俗，这也意味着新的国家史学正在自信地去寻找使大众对过去思想去殖民化的资料。[8]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学家们在伦敦取得的成功也说明非洲新的历史学研究工作是在获得了国际团体的接受的框架下进行的。这种对外部世界的敏感性仍然是一个重要特征。最初，非洲学者还能够发挥主导作用，但是新史学方法论的细化不仅是一项多学科的工程，而且是一项国际性工程。非洲历史学家在这方面的领导地位实际上并不能保证。非洲公民的身份并没有给予只允许非洲历史学家参与编写国际历史的独享权，社会中出现的民族主义也没有主导非洲新史学的书写。就像整个民族运动本身一样，两条路都摆在受过教育的精英们面前：成为当地群众的追随者，寻找支持动员的力量；同时致力于团结国际社会，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结合西方史学的尼日利亚民族史学，过于强调方法论而对解释的重视不够。这造成的结果，比如独立30年后，至今也没有尼日利亚学者撰写的关于阐述尼日利亚国家历史的书。

在国际合作和多学科的协作下，方法论在不断发展。现在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区别国家历史与单个群体的历史，超越了群体间关系的问题。这让精力更多地集中于对社会历史、农业生产方式、技术、工业和贸易的考察。历史学家正在努力把尼日利亚或其各地区的所有人看作超越了单个政治和语言群体界限的整个社会。[9]

殖民历史学

在学习提高研究殖民前历史的方法论水平的同时，虽然受制于50年的管束，但寻找存在于尼日利亚当地和伦敦的用欧洲语言、阿拉伯语、土耳其语以及其他语言写成的殖民档案的工作已经展开。这些资料包含原始访谈和其他能重新评估殖民影响的内容来核实和扩充现有信息。一些历史学家着眼于评估那些声称基于英国的尼日利亚历史成就。他们循着所批评的英国人的资产负债表的方法来合计收益和损失。另一部分学者更感兴趣的是评估殖民对不同群体生活的影响、主权的丧失以及殖民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中不可避免的变化和适应状况，同时还有研究殖民地法律和税收对婚姻和家庭生活、土地所有权、农业生产、手工和工业的影响。即使是这样的重新评价也往往过分强调英国的政策和倡议，认为尼日利亚人只是对这些政策和倡议做出反应。因此到最后，两件事情成为殖民时期尼日利亚国家历史研究的中心：生存政治和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运动。[10]

生存政治涉及尼日利亚人不顾反对派和占统治地位的白人的存在，想尽各种方式保持塑造生活的主动性，在被殖民的环境中抓住一切机会去使他们适应他们自己的方式和目的。这让研究殖民的人类学家对“连续性和变化”这一古老主题产生了新的想法。有一些研究是关于传教士如何打算提供一点教育，使尼日利亚人能够阅读《圣经》，成为商人、技工和传教士的低级助手。尼日利亚人接受的教育远超预期，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中学，并把尼日利亚人送到国外学习法律和医学。英国人建立了一些城市中心。来自农村的尼日利亚人把他们自己的机构带到城市地区，像传统政治那样把城市和农村地区联结起来。他们接受了基督教，接着对神学进行本土化改造，使神学本土化，并使教会适应传统宗教而非欧洲基督教所履行的各种职能。同样，尽管存在欧洲人的商店、法院和医院，但也有研究表明尼日利亚传统的市场、司法和医疗系统在此背景下重新振兴。当人类学家害怕衰落、小说家想象着“事物分崩离析”时，民族主义史学却看到了尼日利亚传统社会的适应、复活和重新崛起。[11]

同时，对不断增加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可以为尼日利亚的主动行动和适应以击败英国的意图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在分治、征服和殖民统治建立时期，非洲传统的统治者是通过军事对抗和其他方式进行统治的。总的来说，新兴的受过教育的精英们，虽然意识到了外国统治的危险，但仍与侵略者合作，希望利用他们和他们的技术进行必要的改革，即实现尼日利亚社会“现代化”。

英国人拒绝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转而采用传统的统治者作为代理人。他们根据需要重建和修改了前殖民国家的制度，并通过他们所谓的间接统治制度下的土著当局进行统治。它们在地方当局之上是负责中央行政、立法、司法、维持法律和秩序、税收和协调地方当局的官僚机构。本着分而治之的精神，一个地方的权威与另一个地方的权威毫无关系，受过教育的精英们被排除在他们的委员会之外，除非是处于非常初级的位置，否则也被排除在官僚机构之外。精英们组织民族主义运动的目的是接管官僚机构，但他们意识到，首先要做的是让地方当局的委员会民主化。另外，他们还意识到，尽管英国已将他们与传统精英之间的竞争制度化，但他们必须与本土当局达成共识。他们必须联合城市工人、市场上的女性商贩和农民。民族主义运动爆发于城市地区，民族主义者组织工人和超市女工呼吁改善农村地区家庭设施。民族主义运动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紧密团结全国各地不同团体，因此精英们不仅需要掌握形成群众政党的技术，而且必须利用尼日利亚群体间关系的历史和尼日利亚天然联合的概念。

因此，殖民时期的史学不能低估英国对尼日利亚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同时仍需要强调留在尼日利亚人心中的选择和动机，以及产生这些想法的来源。通过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殖民时期，历史学研究也能够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因素。[12]然而，如果假定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对遥远的殖民前历史的评价可以是一致的，那么在评价殖民时期时，这种一致评价似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出现了一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它不仅批判殖民时期，而且批判整个民族史学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主义者对殖民主义的评价未能使人们理解后殖民国家日益增长的贫困和管理不善的问题。民族主义者对于政治系统的成见着眼于政治事务的主导者是非洲人还是欧洲人，而忽视了将非洲经济纳入剥削性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含义。由于这种制度在结构上是相互依赖的，因此给予其政治上的独立并不具有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所重视的意义。他们认为，虽然殖民统治者在二战后才开始谈论殖民地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问题，但殖民主义实际影响的不是发展问题，而是欠发达问题。[13]

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可以忽略这些尖锐的批评，尤其是在需要用更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殖民时期和殖民之前尼日利亚社会的变化时。不过，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不能接受拉丁美洲模式中的欠发达理论。在拉丁美洲，殖民历史始于15世纪，而尼日利亚的殖民历史始于1861年的拉各斯，甚至很多地方直到20世纪都没有被殖民。在拉丁美洲，殖民时代以前，也就是哥伦布时代以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它们目前的相关性在许多地方仍有待充分认识。尼日利亚被殖民前的历史，尽管受殖民的影响，但是其仍然是充满活力的、有意义的且无法被忽视的。

因此，激进左派对民族主义史学的挑战是微不足道的，并且至少在尼日利亚的历史社会中，这种对激进左派的评价保持了共识。东欧最近的变化进一步削弱了欠发达理论的吸引力。阻碍民族主义历史学家达成共识的主要分歧因素是后殖民国家本身的政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受制于长达50年的书面资料获取限制，将当代历史留给了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但是后殖民国家已经独立30年了，忽视其政治是不可能的，而且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也越来越发现他们不能继续忽视其历史。[14]

后殖民国家

如上所述，后殖民时期的尼日利亚国家历史几乎没有进展，且很难说有什么发展模式，更不用说有历史学家的共识存在，因此观点更加具有个人化特点。独立的成就改变了历史学家将民族主义运动和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的地位。受过教育的精英们，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几乎是团结一致的，但不久就分裂为掌权和下台的政客、士兵、官僚、商人和知识分子。他们的职责和观点相互冲突。继续宣传民族历史作为非殖民化的工具，甚至继续宣传非殖民化和民族主义的重要性的仍然是少数人，且主要是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历史学家团体内部也开始在与国家和历史在社会中的作用相关的优先事项上有更多的不同：是非殖民化和对新国家的倡导，还是对新国家统治者的批判？[15]

强调历史演变和与殖民前历史连续性的民族主义史学，面临如何描述后殖民国家的问题，其具体问题是要弄清楚新国家对其民族的定义和体现。如果新国家是殖民国家的继承者，那么它与前殖民国家有什么关系？谁符合尼日利亚民族的本质？是来自遥远的过去的许多国家、政治和民族的制度和象征的传统统治者，还是现代受过教育的精英们？他们是西方教育的产物，而且有点脱离群众，但想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16]

这就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困境。英国人开始认为，传统的统治者是尼日利亚真正文化的守护者，而受过教育的精英们是脱离群众的西方教育的产物。民族主义领导人视传统统治者为竞争对手，并将传统制度视为“部落主义”的中心和民族主义的对立面，所以民族主义领导人主张建立欧洲式的民主制度，作为新国家的基础。英国官员认识到，他们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自然倾向把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作为继承人，因为传统统治者的管辖范围从原则上仅限于各自的本土。英国根据民族主义领导人的要求建立了这个殖民地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司法机关。民族主义者以前不要求在尼日利亚有这样的国家机构，但他们认为这是可以国家化的，即赋予国家以团结和身份的象征。民族主义者所寻求的“政治王国”不能说是只通过独立行动或者仅仅将殖民国家贴上后殖民国家的标签就能实现的，而是应该去巩固他们与传统统治者和地区群众的友好关系，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不同群体的联合。

民族主义历史学实际上试图通过后殖民国家历史进程中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来记录殖民前国家的表现，以建立一个能够动员人民并提供自我决定、合法性、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国家。

对后殖民国家的国家史学的批评从两条基线展开：现代化理论和欠发达理论的延伸。现代化理论的倡导者往往是政治科学家们，他们很少考虑时间和地点的因素而寻找普遍的发展类别，他们认为传统制度和现代制度在定义上是不相容的。他们认为旧制度是颓废的和不合时宜的，旧制度注定要以和平或武力的方式，或逐渐或突然地因为现代国家意志而瓦解。现代化理论的倡导者认为后殖民国家是殖民国家的继任者，因为殖民国家为后殖民国家的成立扫清了障碍。这是对民族主义史家连续性学说的明确否定。但这只是一部分人的观点。国家机构过去是现在仍然主要是新殖民主义和外来的，但是政治的内容和实际进程必须考虑到被纳入殖民地的各个前殖民国家。在“现代化”的压力下，他们即使不是总是决定，但也不断地改变、适应、重组，继续影响、获得和保留权力。[17]

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内的欠发达理论的倡导者接受现代化的前提是传统制度腐朽且无法改变。他们拒绝现代化改革，因为在这种体制下，发展的“普遍”目标似乎完全依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说，现代精英或资产阶级未能建立国家，就是因为这个阶级未能超越把它与多民族和外国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结构。他们不生产也不革命，是国家的寄生虫而剥削人民。这种阶级理论是同资产阶级内部缺乏凝聚力特别是种族分裂相矛盾的。但是，欠发达理论者并没有把种族当作对阶级分析有效性的质疑，而是认为阶级和民族之间存在“一致性”，因为资产阶级利用阶级和种族来剥削人民。[18]如果一个团结的阶级确实出现了，那么它可能不会解决所有的合法性、动员和贫困问题，但是它至少能够为尼日利亚这个后殖民国家提供更多的稳定。

民族主义运动在没有成立任何机构之前就取得成功，甚至连临时机构都没有，没有任何特征来体现一个国家的性质：没有领袖、没有国家政党、没有一个特权中心可以让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从这个中心走到外围以争取支持。民族主义领导人取得了不同的成就，然而这些成就仅仅主要在地区层面能够与传统统治者保持一定程度的友好关系和从城市和农村群众中获得足够的支持。三个主要领导人和政党开始争夺权力。由于英国人绝不是公正的仲裁者，于是一部联邦宪法出台了。英国人被说服，认为宪法有可能成功出台。结果表明三位领导人能一起合作。由于中央议会中给北方地区分配了一半的议席，因此在必须是至少由两党组成的政党联盟才能控制政府的情况下，北方政党格外受到青睐。这种政党联盟能够很好地与棘手的第三政党打交道。[19]每当政治体系崩溃的时候，军方就会接管，建立起让人想起英国统治的官僚体系，但其政治内容和政治进程又与平民政权相同。在这个后殖民国家存在的30年里，民主机构只被允许运作8年，剩下的22年时间都处在军队接管的状态，政府被6次强力更换，无数次的政变未遂，以及处于长达30个月的内战状态。可能是由于传统体制和现代国家之间存在所谓的功能失调，各国政府发现很难合法地要求或动员人民谋求发展。

不过，这个国家还是存活了下来，而且存活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出现一些尼日利亚独有的特色，对国家的象征也会日益尊重。在30个月的内战之后，和解的顺利进行本身就被许多人认为是独特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尼日利亚是非洲唯一真正的联邦制国家并非偶然，像南非、扎伊尔、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等曾被认为是适合采取联邦制的，但还是阻碍重重。除非有足够使其统一的基本因素，否则要求联邦制解决方案所产生的各种分歧很可能使国家分裂，因此这种分歧在更集权的宪法下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控制。尼日利亚从3个地区变成4个地区，然后是12个，后来是19个，现在是由21个地区组成的联邦。联邦政府组成的单元地区之间的权力均衡情况大大改变了。[20]

这个国家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尼日利亚”意识的兴起。作为非洲最大的国家，尼日利亚具有为黑人争取历史地位的自豪感；与此同时，由此产生的克制和责任感也使得尼日利亚不会像那些“香蕉共和国”一样采取过激的行为和政治主张。例如，国家规模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军队经常暂停宪法（包括终止国家的“联邦”性质），但尼日利亚政客们还是通常不会支持一党执政的现象。同样地，虽然传统统治者在政治上的参与受到限制——酋长的立法机构已被废除，但他们甚至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也受到了限制——政治家和军事统治者都没有建议废除传统的君主。个别政府严厉处理了不受信任的传统统治者，但任何联邦政府或地方政府都不太可能在任何时候觉得自己有能力惹恼所有传统统治者，或放弃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支持。

多样性促成了日益增长的温和与妥协的国家结构。这是在处理教育、国家广播等方面的语言政策的复杂问题，或除了拒绝消失的传统宗教之外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对抗和不可避免的共存所需要的。这种多样性正在促进一种日益广为人知和广泛被赞赏的“尼日利亚两千年艺术”，其不亚于当代“尼日利亚”文学的繁荣。这种多样性随着规模的扩大，产生了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市场和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可由该国任一地区培养，为任一地区人民的福祉做贡献。原油的发现带来了足够多的问题，但也带来了机遇，这两者都对日益增长的“尼日利亚”生活方式做出了贡献。

泛非观点仍然很重要，尼日利亚作为非洲统一组织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领导成员，在寻求大陆和区域两个层次的政治和经济合作方面发挥着它的作用。尽管如此，但寻求特性以具体说明尼日利亚的身份的探索已经开始了。一些历史学家已经提到，在尼日利亚这一相对较小的地理区域，如此多的非洲人在热带气候和疾病的严酷条件下幸存下来，并在随着跨撒哈拉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而带来的破坏中幸存下来，这绝不可能是偶然的。这就需要进行调查，以便具体结合和确定所涉及的知识、技能和事业，以及确定它们对今天的发展的贡献。

结论

“国家历史”（national history）的观念是基于特定时期历史学家们之间存在的某些共识。这些共识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源自长期不断衍化、根植于被历史学家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文化当中的一种传统。它也可能出现在危机时期，那时激烈的辩论和讨论就具体问题达成共识。非殖民化的背景就是一个例子。在激烈的民族主义辩论中，一些共识就产生了。历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定义了民族主义的文化内容并试图推动大众与之一起前进。不过他们到底有多成功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尼日利亚民众对历史的看法似乎并没有多大改变，但是国家历史学研究可能有助于减轻尼日利亚走向独立的恐惧，并使许多人相信，英国只是尼日利亚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可能来源。这种民族共识更多地存在于殖民时期和前殖民时期，而不是后殖民时期。从长远来看，关于后殖民国家的共识和传统可能还会出现。

[1]本文原文为J.F.Ade Ajayi，“National History in the Context of Decolonisation：The Nigerian Example，”in Erik Lonnroth，Karl Molin，Ragnar Bjork，eds.，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Berlin ＆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1994），pp.65-78。

[2]J.F.阿德·阿贾伊（J.F.Ade Ajayi），尼日利亚著名学者，西非史专家。王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许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3]J.F.A.Ajayi，“The Place of Af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building in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Yearbook，1961，pp.206-213.

[4]K.O.Dike，“History and Self-Government，”West Africa，Feb.-March，1953，Three-part Article.

[5]J.F.A.Ajayi，Milestones in Nigerian History（Longman Publishing Group，1962，Revised and Enlarged in 1980）.

[6]J.C.Anene，The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of Nigeria，1885-1860（Harlow：Longman，1970）.

[7]O.Ikime，ed.，Groundwork of Nigerian History（HEBN Publishers，1980）.

[8]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Ibadan：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1980.

[9]J.A.Atanda，Handbook of Nigerian History，Proceedings of a Workshop on the National Approach to Nigerian History（Forthcoming）.

[10]K.O.Dike，J.F.A.Ajayi，eds.，Ibadan History Series（1970-1986）（Ibadan：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11]J.F.A.Ajayi，“The Continuity of African Institutions under Colonialism，”in T.O.Ranger，ed.，Emerging Themes of African History（Dar-es-Salaam，1968），pp.169-200.

[12]J.F.A.Ajayi，“Colonialism：An Episode in African History，”in Gann，Duignan，ed.，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No.1，1969，pp.479-509.

[13]A.Temu，B.Swai，A Critique of Africanist History（London，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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