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宋代的雅乐及其传播

一、宋代雅乐

宋初即着手制定雅乐制度，任命周世宗时代的翰林学士窦俨主管太常寺，专门从事制定雅乐，于是窦俨改《周乐文舞》《崇德之舞》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为《武功之舞》，改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取治世之音安以乐之义。祭天为高安，祭地为静安，宗庙为理安，天地、宗庙登歌为嘉安，皇帝临轩为隆安，王公出入为正安，皇帝食饮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宫为顺安，皇太子轩悬出入为良安，正冬朝会为永安，郊庙俎豆人为丰安，祭享、酌献、饮福、受胙为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农用静安[41]。

皇帝于正殿受朝贺也用雅乐，《宋史乐志一》：自国初已来，御正殿受朝贺，用宫悬，次御别殿，群臣上寿，举教坊乐。是岁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贺毕，群臣诣大明殿行上寿礼，始用雅乐、登歌、二舞。此后，又采纳了和岘的建议：郊庙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缀兆未称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义，以揖让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让受禅，宜先奏文舞。按尚书，舜受尧禅，庇德升闻，乃命以位。请改殿宇所用文舞为《玄德升闻之舞》。其舞人，依照唐太宗舞图，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数，分为八行，行十六人，皆著履，执拂，服袴褶，冠进贤冠。引舞二人，各执五采纛，其舞状、文容、变数，聊更增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内，即当次奏武舞。按尚书，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请改为《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数、行列悉同文，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执五采旗。其舞六变：“一变象六师初举，二变象上党克平，三变象维扬底定，四变象荆湖归复，五变象邛蜀纳款，六变象兵还振旅。”

宋徽宗赵佶时对过去的雅乐做了一番革新，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召集群臣讨论了宫廷祭祀的“雅乐”问题，认为大乐的制度“讹谬残阙”，太常寺的乐器也多“弊坏”，琴瑟制度也“参差不同”，箫管之属的乐器，都由乐工们自备。每当大合乐时，声韵混杂，“皆失之太高”，而且乐工们大多是农民、市井小贩，遇到祭祀时临时从农村、街头召来教习，又不知音，教习不成，决定寻求知音之士。此时有人向宋徽宗推荐了已九十高龄的魏人汉津，据汉津自己说他居住西蜀，师事唐仙人李良，学会了鼎乐之法，崇宁二年九月，礼部员外郎陈旸上所撰写的《乐书》二百卷，其中提到汉津论乐的主张，宋徽宗下诏说明他所以让群臣论乐的意图。《宋史·乐志》卷81乐三：“朕惟隆礼作乐，实治内修外之先务，损益述作，其敢后乎？其令讲议司官讲求历代礼乐沿革，酌古今之宜，修为典训，以贻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风易俗之美化，迺称朕咨诹之意焉。”

1104年正月汉津对皇帝说：古代黄帝以三寸之器名为《咸池》，其乐曰《大卷》，三三而九乃为黄钟之律。大禹学习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菅……因此他请求宋徽宗仿效黄帝和大禹的作法，要徽宗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的尺寸，先铸九鼎，次铸帝坐大钟。“为一代之乐制”。以皇帝的手指尺寸为度已经非常荒唐，还有更荒唐的是过了十三年，徽宗梦见一人说，乐成而凤凰不至，因为不是皇帝手指的尺寸。宋徽宗大悔，感叹地说因为听了内侍黄经臣的话：“帝指不可示外人。”仅只拉我的手略微比了一下，所以神来见告。于是又把中指尺寸给了蔡京，秘密命大司乐刘昺试验，其实刘昺始终隐瞒了汉津的初说，只把以前议论的尺寸，作了一长笛，并不合徽宗的尺寸，可是长笛不容易再改变，听起来也动人，也就算了，实际铸鼎也好，制笛也好，真正熟悉音律的乐工才是内行。比如《宋史·乐志二》：宋仁宗至和元年，认为原有的乐器音高，要下其声，太常寺的歌工认为下其声，音太浊，歌不成声，就私自贿赂铸工，铸时减铜齐，声音果然清亮也能和歌声协调，而并未让主张下其声的人辨别出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秋，景钟铸成，景钟出自黄钟，垂则为钟，仰则为鼎。《宋史·乐志三》：“鼎之大，终于九斛，中声所极。制炼玉屑，入于铜齐，精纯之至，音韵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龙，惟天子亲郊乃用之。”

第二年（公元1105年）秋，九月，鼎乐成，徽宗在大庆殿受贺，初用新乐，太尉率百官奉觞称寿，有数只仙鹤从东北飞来，回翔鸣唳，徽宗“天颜和豫，百僚称颂”，遂下诏书：

“礼乐之兴，百年于此，然去圣愈远，遗声弗存。廼者，得隐逸之士草茅之贱，获《英莖》之器于受命之邦。适时之宜，以身为度，铸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协于庭，八音克谐。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新乐之名曰《大晟》，朕特荐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其旧乐勿用”。

以往的礼乐部由太常寺掌管，这时专门设置“大晟府”，有大司乐一员，典乐二员并为长贰，大乐令一员，协律郎四员，又有制撰官，为制甚备，于是礼乐始分为二。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徽宗亲制《大晟乐记》，命太中大夫刘昺编修《乐书》做八论，其中谈到所以称《大晟乐》的原因：

宋史·乐志四：“圣人以光明盛大之业，如日方中，向明而治，故极九之数则曰景钟，大乐之名则曰《大晟》。日王于午，火明于南，乘火德之运，当丰大之时，恢扩规模，增光前烈，明盛之业，永观厥成，乐名《大晟》，不亦宜乎。”

《大晟乐》根据汉津所说：“宫架总摄四方之气，所以羽在上而以四方之禽，巽在下而以四方之兽，以象凤仪，兽舞之状，龙巽崇牙，制作华焕。“文舞”九成，结束时垂衣拱手，表示无为而治，“武舞”九成，终于偃武修文，投戈讲艺，每成追退疾徐，仰扬顾揖，皆各象方今之勋烈。“文舞”八佾，左执龠，右秉翟。“武舞”八佾，执干戈而进，以金鼓为节。”当时宫架和“文舞”“武舞”，都曾命作图保留。

《宋史·乐志四》还记载了宋徽宗祭祀时“文武”二舞的情况，“文舞”分立于表之左右各四佾，引“文舞”二人执纛（大旗）在前，东西相向。舞色长（宋制色有色长，部有部头）二人，在执纛之前，分东西，若“武舞”则在执旌之前，引“武舞”，执旌二人，鼗二人，双铎二人，单铎二人，铙二人，持金錞四人，奏金錞二人，钲二人，相二人，雅二人，各立于宫架之东西，北向，北上，武舞在其后。舞色长幞头、抹额、紫绣袍，引二舞头及二舞郎，并紫平冕、皂绣鸾衫、金铜革带、乌皮靴……引武舞人，武弁、绯绣鸾衫、抹额、红锦臂鞲、白绢袴、金铜革带、乌皮靴。

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五月，《大晟乐》开始用于宴享，也播之教坊。徽宗在崇政殿亲按宴乐，下诏说：

此后《大晟乐》不但宴乐要用，还要太学里的诸生习学，把人们最爱的民间舞如《打断》、《太平鼓》、《讶鼓》、《十般舞》一律禁止。亡国之君，外则割地赔款，内则自诩上追尧舜，粉饰太平，奉“自制”的“新乐”为至尊，禁断民间艺术，不正是末日到来的前兆吗！

高丽素来仰慕中华文化，传闻宋徽宗制成新乐，高丽睿宗当即派使臣前来，希望得闻新乐，宋徽宗闻之大喜，这正可以加以炫耀，所以两年间先后两次赠送高丽《大晟乐》及乐器、乐谱等[42]。

根据《高丽史70卷乐志24乐1》记载：宋徽宗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高丽睿宗九年六月高丽西头供奉官安稷崇返国徽宗赠《大晟乐》并有诏书说：

诏书末附赠十六种乐器清单。高丽于六月间特派枢密院知奏事王字之等赴宋答谢。

第二次：据《高丽史·乐志二》记载宋徽宗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王字之自宋还，宋徽宗赐《大晟乐》《宋史·乐志四》记载：“中书省言，赐高丽雅乐，乞习教声律、大晟府撰乐谱辞。”徽宗下诏“许教习，仍赐乐谱”。这里说明第二次和第一次不同的是高丽对《大晟乐》的声律、乐谱辞有弄不清楚的地方，请求去教习，因之此时又赠了乐谱。据《高丽史·乐志》丽朝睿宗十一年（1114·宋徽宗政和六年）王字之还之宋，徽宗诏曰：“三代以还，礼废乐毁。朕若稽古，述而明之。百年而兴，乃作《大晟》。千载之下，聿追先王，比律谐音，遂致羽物，雅正之声，诞弥率土。以安宾客，以悦远人，逖惟尔邦，表兹东海。请命下吏，有使在庭。古之诸侯，教尊盛德，赏之以乐，肆颁轩巽，以作尔祉，夫移风易俗，莫若于此，往祗厥命，御于邦国，虽疆殊壤绝，同底大和，不其美欤！今赐《大晟雅乐》。”

宋徽宗两份诏书，《宋史》均未记载，幸有《高丽史·乐志》全文保留下来，是两国乐舞交流的珍贵见证。据研究者认为《大晟乐》传至高丽，宫廷十分重视，保留至今即高丽《佾舞》的源头。但因屡经战乱，所保留的乐舞非似宋代的原貌，直到高师恭愍王（明太祖时又重新到中国引进乐器和乐谱，使“文庙祭礼乐舞”得以恢复。此后又由清代张茂纂修的《頖宫礼乐疏》传入朝鲜，也对文庙祭礼乐舞的整理和恢复起了重要参考作用，现存韩国典籍《春官考》佾舞图可资证明。

韩国现在保存仍在演出的：

1.宗庙祭礼乐舞

2.文庙祭礼乐舞（图28、图29）。

图28 韩国演出“文庙祭礼乐舞”文舞

图29 韩国演出“文庙祭礼乐舞”武舞

据韩国典籍称都来自宋代《大晟乐》的引进，据最后一代曾于1918年在“李王职雅乐部”任职的有着“宗庙祭礼乐舞无形文化财保存者”称号的金千兴先生回忆，以上两种乐舞他都学习过，也还学习了“宫中呈才舞蹈”如《佳人剪牡丹》、《抛球乐》、《舞鼓》等，他认为雅乐是完全按宋代传去的乐器，音阶为七声音阶和“唐乐”、“乡乐”的五声音阶不同。金宁济已将《佾舞》整理记录名《时用舞谱》，1964年韩国将宗庙祭礼乐舞定为“宗庙祭礼乐舞无形文化财第一号（图30）[43]。

图30 韩国“宗庙祭礼乐”无形文化财第1号 保存者金千兴大师剧照

大晟府[44]《大晟乐》自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八月间制成，列于崇政殿，九月鼎乐成，演奏成功，专门设置了“大晟府”（至宣和七年（1125年））12月金人败盟，分兵两道攻宋，遂罢“大晟府”。这个机构存在了15年，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人攻入汴梁，“凡大乐轩架，乐舞图，舜文二琴，教坊乐器、乐书、乐章，明堂、布政，闰月体式，景阳钟并巽、九鼎皆亡矣”。[45]此时，上述一切均被金人掳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