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此路不通

《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第15页。

对金融危机有正确预见者，不止于那位美国出租车司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40岁的伦敦人乔尔一直在伦敦市中心邦德街上举着“和资本主义比起来，地狱并不算什么”的标语牌。她告诉记者，2008年对她来说，简直是灾难性的一年：她原本在金融城一家小型金融咨询公司担任秘书工作，因为大裁员把工作丢了，而她的一大半积蓄，因为存在目前正陷入破产边缘的冰岛一家银行里，迟迟不能取出来。乔尔对记者抱怨说，她每天都去就业中心找工作，每天都是失望而回。“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学金融的，我不相信唐宁街10号以及英格兰银行决策者们的鬼话，他们说市场会在一两年内好转。我的专业知识告诉我，这是一场一辈子难以碰到的金融风暴，我的生活就因为这个所谓最完美的、能够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主义给葬送了。”

“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新自由主义在大洋彼岸的火光逐渐暗淡下去后，欧洲的上空回荡着这样的疑问。在德国联邦总理府门前几个柏林市民打着“资本主义赶快结束”“资本主义的罪恶体制”等标语。一名叫乌韦的汽车技术工人对《环球时报》的记者说，“柏林墙”倒塌后，民主德国人一度对自由市场经济充满期待，但20年过后，他们发现并没有等来德国前总理科尔承诺的“繁荣景象”。资本家只想“榨取更多、更多、更多”。

现在，马克思重新回到了欧洲。一名出版社经理说：“马克思再一次成为时髦。我们又有了对这场金融危机感到恼火的新一代读者，他们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最终证明是一个虚假的梦。”《资本论》以它对资本主义必然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论断，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本质。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具体原因有：竞争的盲目性、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生产力发展与市场相对狭小的矛盾、批发商业和货币信用的膨胀、主要消费品和固定资本生产过剩、生产比例失衡、经济跳跃式发展以及进出口贸易等。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生理现象”。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论》第三卷，第548页）

马克思在提出资本家掠夺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基础上，又预言了一个由“金融资本统治的世界”。马克思认为，资本自我膨胀的结果，将会导致资本本身脱离实际生活逻辑，最终只会危及自身。《资本论》也成功预言了全球化经济。马克思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但也会因此将金融危机带到全世界。这个论断，在今天成为不争的现实。

现在，美国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到全球性经济危机，依附于新自由主义之身还魂。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它是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对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加以改造而来，更加强调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真正占据主流经济学地位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张的“国家干预主义”，无法解决西方经济长期陷入“滞胀”状态的难题，给新自由主义的勃起创造了时机。

新自由主义是冷战结束后盛行全球的经济自由主义，又称为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原教旨主义、撒切尔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其主要观点包括：反对征税、反对监管、反对投资公共产品，推崇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自由修复市场。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在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同时，更强调金融与银行的作用，并要求政府在减少管制和加强金融资本力量方面发挥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主义本已名誉扫地。但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的推崇而重新翻身，成为当代经济界的正统。掌管金融经济界的人物，开口闭口倡导新自由主义。而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美国国会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解除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后，1997年，美国政府又废除了1933年颁布的金融管制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用《金融服务现代法案》取而代之。

1989年，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华盛顿共识”提出的“三大预言”之一是：新自由主义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但是，人们现在发现：新自由主义也行不通了。

20年来的事实证明，“华盛顿共识”绝不是解救东亚和拉美经济的灵丹妙药。新自由主义及其所伴生的自由市场至上主义，不过是披着经济哲学外衣的个人贪欲。在1987年的股市崩盘、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一直盲目相信市场的正确性，坚持通过大幅度降息的方法增加市场的流动性，直到这回次贷危机爆发，都证明新自由主义正从衰落走向失败与破产。北京出版的政论双周刊《人民论坛》于2009年3月组织了一次调查，议题之一是：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被调查的300位领导干部、专家学者中，78%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7%认为危机验证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认，自由市场主义是不正确的。2009年2月4日，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月刊》杂志撰文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他主张：“社会民主派应当同新自由派的极端主义断绝关系，建立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既维护合理管制的竞争性市场的生产能力，又确保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资金提供者和公共产品供应者，缓解市场所导致的不平衡，维护社会公平。”“新自由主义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只能是一种妄谈。

更可悲的是，许多国家曾把新自由主义奉为至宝，但是，无情的事实证明，谁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就等于套上了一具新的枷锁。如今，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个国家和地区，哪个国家和地区就会遭到巨大灾难和风险，甚至成重灾区。10多年前，发生金融风险的亚洲国家和近年的拉美国家都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不公平、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突出。墨西哥在改革前，有两位亿万富翁，20世纪90年代增加到20多位；与此同时，贫困人口不断增加。墨西哥恰帕斯州农民“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两极分化和贫困化日益加剧。

而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给全球带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这令人联想起金融机构高层坐拥巨额花红的故事：“资本主义注定毁灭，它必被自己的重量所压倒。”雷曼兄弟的破产就是一个例子。另据德国媒体2009年1月7日报道，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在2008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94位的德国74岁亿万富豪阿道夫·默克勒的商业帝国陷入了财政困境。默克勒不堪投资失败、资产大幅缩水，于1月5日离家出走，跳入火车轨道自杀。默克勒的家人随后发表一份简短声明说：“默氏产业受到金融危机重创，能否走出阴霾前景不明，默克勒自觉无力应对眼下形势，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无独有偶，就在同一天，美国地产大亨、亿万富翁史蒂文·古德清晨被发现在芝加哥附近的一片树林里开枪自杀身亡。52岁的古德是谢尔登·古德国际拍卖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自古德的父亲1965年创办公司以来，公司成功进行了数万起房地产拍卖，收入超过95亿美元。但是，这一回，古德成为新自由主义祭台上的又一件悲惨的供品。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幸福没有得到兑现。新自由主义之路走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