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姊妹

当杰罗姆一家人抵达布莱顿时，她们感觉来到了安全地带。这是一个旅游胜地，但现在正是旅游淡季，天空一片混沌，冷风瑟瑟。她们来到诺福克旅馆住下，没有衣服穿，周围也没有仆人们侍候。她们一直在等待着伦纳德·杰罗姆下一步的安排。詹妮还记得，当她在海滩上散步时，总是感到十分伤感。“我们的朋友们都分开了，有的人去前方打仗，还有的人在战场上牺牲。我们进不了我们住过的那幢漂亮的小房子，大部分家产也丢失了。这确实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时期。”

大家都有同样的感受，就像帝国王子写给马蒂尔德公主的信中说的那样：“我觉得英国沉闷无趣，暗灰色的天空使我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回到法国。但愿1871年会比过去的一年更幸福，至少局面不要变得更糟。”

伦纳德·杰罗姆立即乘船来到英国，他迅速把全家人转移到伦敦，并把她们安顿在皮柯德里附近的“布朗旅馆”。她们很快买了衣服，又聘请了一位家庭女教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其中包括每天刻苦练琴。“这个冬天我们是在阴郁和大雾茫茫的伦敦度过的，我们心中的忧郁难以驱散。”詹妮写道。头一年她们几乎没有结交几位英国朋友。克拉丽塔生病发高烧，医生诊断说她患了伤寒，但是她认为这个诊断是不正确的。尽管她的侯爵用氢气球从被包围的巴黎把信寄给她，但是，他们的浪漫前程似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悲观。

德·伯欣尼公爵来访，这位往昔的活跃外交官如今心碎了，病恹恹的，而且身无分文。当伦纳德·杰罗姆得知这位公爵将他仅有的财产全部卖掉以后，坚持要在布朗大街为伯欣尼租一套住房，并支付所有的费用。“当时要是没有你的话，”杰罗姆对他说，“我的妻子和女儿们可能会在那座饥饿的城市里被人抓走。”

杰罗姆家的一些房间已经变成了大批的法国逃难者的避难所，每位逃难者都带来一些谣言。大家都知道皇后把她的珠宝全卖掉了，王室在意大利的一些财产也被她变卖了。这样，她只好搬到肯特郡的奇泽尔赫斯乡下去安家落户了。她从过去一直是前皇帝情妇的房产代管人哈里特·霍华德那里租了一幢很简朴的三层楼房，叫卡姆登公馆。虽然皇后对这幢住宅不太熟悉，然而，对皇帝来说，这里尚有些往事可以回首——往日皇帝曾和这里住着的一位年轻小姐谈情说爱，据说那时皇帝至少每天都要到这里歇息片刻。

现在，皇帝对他妻子的处境深表同情。1871年1月30日，他从普鲁士的监狱给妻子写过一封信。

最亲爱的朋友，今天正是我们结婚周年纪念日……我想要告诉你，我为你而感到骄傲。在过去美好的日子里，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松散。我以为这种关系达到崩溃的边缘，但是，这动荡的时局又向我证明了这种关系又是多么稳固。而现在我经常想起福音传道士所说的话：“无论是穷人、富人，健康的人、生病的人，都应当互尊互爱以及相互服从……”

伦纳德·杰罗姆看到他家已经安顿妥当，就去执行美国政府委派他的使命了。这时，巴黎已被包围。拿破仑投降以后，国防部门用“不让敌人占领一寸土地，不让敌人从我们堡垒中搬走一块石头”的口号来控制整个巴黎的局势。这时，美国政府派杰罗姆向俾斯麦提出一项特殊建议，以便缓和巴黎被包围的局势。他们发给他一张外交护照，并派两名内战时期著名的将军谢里登和伯恩赛德陪同他一道前往。

这三位美国人发现这座城市正在挨饿。食品仓库已空空如也，在布洛涅森林的好多家畜和马匹也早已了无踪迹。大约两个月以前，巴黎大饭店的圣诞节节日菜谱是：马肉汤、猫肉馅、茄汁狗肩膀肉、烤驴肉和土豆，以及烤面包片等。据一位在巴黎被包围时一直待在那里的年轻人，查尔斯·纳瑟夫·波纳博特的回忆，那时人们认为就连阴沟里的老鼠都比雏鸡的味道还鲜美。

一位美食家说，耗子肉吃起来很像“猪肉和鹧鸪肉混在一块儿的味道……”

狗肉可以用来充饥，与四十生丁一公斤的马肉相比较，一磅狗肉就可以卖上四个法郎。猫肉被认为是更精美的食物，其价格是一磅二十法郎。据《巴黎年鉴》的统计资料记载，在巴黎被包围时期巴黎人共吃掉了25523只猫，小巷里的野猫被吃掉的还没有计算在内。人们还认为骡子肉比牛肉好，羚羊肉则比不上炖兔肉鲜嫩。当动物园关闭的时候，一些大象鼻子肉每磅售价八美元，骆驼腰子的价格更便宜。而面包似乎是用从贫民区拾来的旧的巴拿马帽（棕榈的嫩叶编成的）磨成粉制作的。杰罗姆并没有对他的女儿们说，当时，一片面包就等于一个妓女的价钱。

拉长了的围城时间使俾斯麦感到大为恼火，于是他命令他的部队向巴黎城内挨饿的妇女和儿童开火，因为这些人经常到普鲁士士兵这边来寻找食物。当时有人说普鲁士士兵可能拒绝开枪，俾斯麦回答说：“那么你就可以对准不服从命令的士兵开枪。”又接着补充说：“我并不把人的生命看得那么重要，因为我信奉另一个世界。”

在巴黎唯有芥子和香槟酒供应充足。许多巴黎人——大约65000人因饥饿和患病而死，死亡的人数比在战争中受伤致死的人数还要多，其中有3000名婴儿。经过四个多月的围困和最近几个星期的重炮轰击以后，人们已经做好停战的安排以便埋葬死者。

杰罗姆拜访了美国驻法国大使沃什伯恩先生，他是在巴黎被围困时待在那里的唯一一位外国代表。沃什伯恩告诉他，剧院已经变成医院了，后来又变成剧院了。这时，人们的心灵似乎比肉体更加脆弱。他给他讲述了维克多·雨果是如何举办诗歌、故事朗诵会，以及表演者又是如何费劲才使丧失斗志的人民重新振作起来的。

杰罗姆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们，他已经找到了她们的住宅，除了地窖墙壁上被炮弹打了个洞以外，别的东西都完好无损。女仆玛丽还在那里，在看守着女主人的衣橱。

他还讲述了他跟两位将军到设在凡尔赛别墅里的俾斯麦司令部，同俾斯麦会见的情景。俾斯麦就是在这里的一个单人房间里办公、睡觉和抽他那支抽不完的大雪茄烟的。他脱下软羊皮制服，换上睡衣，经常工作到深夜，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他设便宴招待他的客人，餐桌上摆着锡制菜盘，饮着用蜡封口的葡萄酒，还请了一位军官弹钢琴以助雅兴。

这一群美国人什么任务也没完成。但这不要紧，因为整个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巴黎投降了。俾斯麦将他的停战协议书条款口授给法国律师，1871年2月26日在凡尔赛宫签订了和约。

杰罗姆回到伦敦以后，把他在巴黎的所见所闻全部告诉给家里人，激动而又详细地描述了巴黎的饥饿、绝望和勇气。巴黎投降的故事给17岁的詹妮留下较深刻的印象。当普鲁士人准备向爱丽舍宫进军的时候，街道上立即空无行人，门窗紧闭，人们躲在黑暗、寂静的家中，等待被人征服。甚至布洛涅森林中的树都已经被砍光当柴烧了。大批普鲁士士兵头戴带角的钢盔，在军乐队的伴奏下唱着《保卫莱茵河畔》通过了凯旋门，沿着行人绝迹的林荫大道前进。那一天，人们看到普鲁士士兵在乐队伴奏下在协和广场跳着华尔兹舞蹈。

如果杰罗姆一家的女性一直生活在美国的话，那么詹妮的生活几乎完全是在富家子弟陪伴下狂欢作乐、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即使她跨入成年妇女行列时，仍然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模式，但是，在巴黎不寻常的遭遇使她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认识。

伦纳德·杰罗姆为了保护他收藏的昂贵的意大利名画，决定再去巴黎一趟。巴黎还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克拉拉坚持要和他一同前往。他们抵达巴黎后，赶在骚乱之前就设法把他们最喜爱的油画挑选出来，捆扎好了用船运走。成群结队的暴民来到王宫和市政府大厦，放火烧毁了这些建筑物，把家具从窗户扔了出来，然后将这些家具拿到草地上拍卖。

拍卖是翌日清晨进行的。克拉拉为了买点什么，便冒着危险去观看这次拍卖。摆在外面出售的有被大火熏烧过的、上面刻有拿破仑名字的杜伊勒里宫里的一些金质餐具。克拉拉给这些餐具出了价，并把它们买下，然后雇了一辆手推车把这些盘子运送到她的那位感到吃惊的丈夫那里。（后来，克拉拉的外孙温斯顿·丘吉尔使用过这些盘子。）

把克拉拉·杰罗姆说成是一个社会上的势利眼，想象力有限、偏见很强、有明显的个人野心的人，这是毫不夸张的，她的确是这样。但是她也有勇气，作风高雅——具有作为伦纳德·杰罗姆妻子的品质。克拉拉于1870年成为伦敦市居民。

1870年的英国仍然处在维多利亚时代。当威尔士亲王绕着英伦三岛纵情游玩的时候，维多利亚女王坐在当中，脸上阴沉沉的。女王的座右铭是“责任和自我牺牲”。她的“亲爱的阿尔伯特”9年前去世了，但是她现在仍然穿着黑绸子丧服。在温莎堡内，她每天晚上叫人把她丈夫的衣服拿出来放在他的床上，每天早晨还命令仆人把一盆洗脸水送到他的房间去。她的床头上方悬挂着镶有阿尔伯特亲王[12]半身照的镜框，这张照片是他临死时照的。

维多利亚女王甚至在她女儿结婚的喜庆时刻，还对她的女儿抱怨说：“可怜的女人，无论从肉体上或是心灵上来说都是丈夫的奴隶。这些话梗塞在我的喉咙里（我总是不愿说这些话）。”阿尔伯特是一位个性很强的人，而维多利亚又是一个心甘情愿的跟随者。在她第一次怀孕后不久，她就把那些保密箱子和文件柜子的钥匙交给了他，让他参加制定所有正式决议的会议，叫他总结发言——实际上，就是让他做永久的内阁总理大臣。

阿尔伯特死后，女王神经错乱达两年之久。后来，她实际上变成一个隐居者。她想为已故的丈夫修建一座纪念堂，为此想得出神，一坐就坐好久好久。她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很少举行招待会——招待会结束后经常不设便宴。所有宾客们所期望的就是能吻一下她的“柔软的小红手”。宫廷里的生活是严格、乏味、单调的，公众觉得非常无聊。

英国人民曾经爱戴过她，曾爱过这位被宫廷礼节的灿烂光辉所迷惑的年轻的女王。她跟阿尔伯特结婚后，先后生下了9个孩子。当她以她的威严和礼节来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人民对她很尊敬。但是，在她成了遗孀后，她心情悲痛，脾气很坏，性格孤僻，这时，人民不理睬她，嘲弄她，甚至于要她退位。

迪斯雷利，身穿紫色马甲，辞藻华丽，他说英国是由“两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即贵族和百姓。这种说法至少是部分真实的，正如《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中刊载的那样：“我们的国家又一次变富裕起来，金钱已经向下渗透到真正劳动者那里。”

虽然英国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但是还不够迅速。著名作家狄更斯于1870年逝世了，然而他笔下的贫儿奥利弗·退斯特（Oliver Twist）还活着，有许多儿童在挨饿。格弗雷兴奋剂（Godfrey’s Cordial）是最适合家用的安眠药水，它是由鸦片、糖浆和黄樟制成的饮料，它可以使家中由于没吃、没住显得多余的孩子饮用后毫无痛苦地迅速死去。全国几乎有半数以上的儿童不能上学就读。他们10岁就到工厂干活，每周工作六天，12岁就下井采矿。女孩子的法定劳动年龄是13岁，于是就有许多女孩子的命运像她们母亲过去的命运一样，很快就被人选去，边干苦力，边当妓女。奴隶贩子把一些小女孩源源不断地从英国运到巴黎，反过来，从巴黎向国外贩运小女孩的事情却没有发生过。

工人们不仅会因在工作中说笑而被罚款，而且还有许多工厂向他们索取使用开水和盥洗室的费用。至于女工的情况则更糟，有人争取为那些做母亲的女工们减少星期六的工时，一家报纸的社论中则说：“说妇女们希望拥有一个法定的工作时间是不诚实的。她们最爱谈论的主题就是家庭，可爱的家庭。”

救世军（基督教的一个社会组织）为贫民提供睡觉的地方，是像棺材一样的木箱，摆在一个大招牌下，牌子上写着“你准备去死吗？”但是大部分贫民不住在那儿，他们的世界里至少得点上一盏煤气灯。后来，波里兹岛上的贫民区被拆除了，代之以宽敞的特拉法尔加广场。即使他们不能乘坐一下这里的新型出租马车，至少也可以观看一下这些车。他们还拥有自己的小酒店——里面供应的啤酒和威士忌很便宜，就是不太舒服而已。

詹妮对此当然一无所知。英国对她来说就是布朗旅馆、女家庭教师、钢琴练习课、法国贵族难民、海德公园、歌剧和一些从英国上层社会精心挑选出来的年轻人。几年之后，她才真正地了解到另一个英国，那里有四分之一的人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一半以上的人不识字，不能读书。她生活在一个“上层万人社会”中，受到严格的“季节时间”的限制，显得很拘谨。除了伦敦季节以外，还有狩猎季节、打靶季节、在考斯旅游的季节。

使杰罗姆母女们感到幸运的是，她们在德·伯欣尼公爵的安排下，进入了伦敦的上层社会，这一点令她们感到十分宽慰。而这位德·伯欣尼曾经是法国派驻英国的大使。当时，法国皇帝已经被普鲁士人从他那所舒适的监狱里放了出来，并且来到肯特与居住在奇泽尔赫斯的妻子团聚。这里的一些法国贵族女难民很快地也加入了伦敦季节的各项活动中来。

虽然伦敦季节开始的官方时间是春天，但是活动的最佳时期却是在夏天。一位来自巴黎的游客一到达伦敦就被“六七月份从奥林匹斯山上下来的，到英国参加盛会的神仙和仙女们的艳丽的风姿搞得眼花缭乱……他们仿佛是居住在金黄色的云层里，他们大把地花钱，慵懒地生活，把这一切享受视为犹如树叶渐渐变绿一样理所当然”。

时间表内安排的听歌剧，看芭蕾、话剧和参加各种晚会等活动都是固定的，几乎不会有什么变动。但是，大部分娱乐活动是在家里进行的。社会上的许多慈善团体经常邀请一些客人去用工作早餐，时间通常是从8点到10点。这些客人用完早餐以后便离开，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还准备去别的地方参加午餐聚会。一般来说，午餐要比早餐正式得多，要连续上几道菜，再加上美酒。午后茶点随便一些，时间一般是在下午5点，那时通常会有客人坐在钢琴旁边挑头要求听音乐，于是人们经常把詹妮叫进来为客人们弹钢琴。

所谓美人必须具备的条件是：美貌、随机应变的谈话技巧、能在钢琴上演奏自选的乐曲等。只有最佳的女客才能达到这些要求。

一般说来，正餐是一日的最高峰。饭菜都是精心加工的。全家人围坐在摆满了丰盛的美味佳肴的餐桌旁，桌上的食物全是完美的艺术杰作，往往可以同豪华餐馆丰盛、精细的名菜和各式醇香美酒相媲美。正餐包括：一份浓汤、一份雪利酒合成的清汤、一两盘鱼等，接下来是家畜或是野味，最后是布丁、甜食、奶酪和水果等。在威尔士亲王的影响下，香槟酒逐渐代替了正餐中常喝的红葡萄酒。

女主人们首先得将晚餐的日期互相核对一下，免得在日期上相互冲突，尤其是防止晚会活动的相互冲突。这是因为绝大部分的宾客是来自英国的二百多家统治阶级集团，温斯顿·丘吉尔把他们称之为“显赫的实力派人物”。请帖一般是在晚会前三周发出的，宾客通常都要如期赴会，而且只允许死亡或患有传染病的人可以不赴宴。

规矩是严格的，所有宾客们迟到不得超过请帖上规定时间的15分钟。而且吃完晚餐以后，宾客们立即分成两组：男人一组，女人一组。太太、小姐们聚集在客厅里，而男人们则留在餐桌旁，边吸烟边饮酒，进行男人式的交谈。夜间社交活动的“尾声”是10点钟以后来的其他客人，接下来就是一些娱乐活动，如由一位歌剧演员或是舞蹈演员演出的简单的音乐会。

“要想把舞会办得成功，”考珀小姐对内维尔小姐说，“每个女人应当邀请三个男人：一个男人陪她去跳舞，另一个男人陪她去吃饭，第三个男人用眼睛瞧着她——这才使她对一切称心如意。”男宾客们和表演者们举办的跳舞比赛接二连三地举行，或者是人们称为“连续地用脚踏地”的舞蹈赛，几乎每天晚上都举办。这种邀请赛有时从深夜持续到白天，来参加晚会的观众相当多，跳舞厅多大就会有多少观众。

甚至每天下午的海德公园也成了社交活动的公共场所，它是社会活动的缩影。每天社交活动的时间一般是在下午5点至7点之间，地点是在宽广的南大街，这条街一直通向从前的阿尔伯特门，并且与罗特大道——法语Route en Roi一词的英文拼写，即国王大道互相并行。

罗特大道只是一条没有铺上路面的砂粒掺砾石的大道，但是，它仍然是属于王室成员的。一辆笨重的四轮大马车，炫耀着车上褪了色的马鞍垫子，和露在外面的没有涂漆的黄铜装饰品，在这条大道上奔驰着。一次在英国下院讨论时，有的议员开玩笑地建议说，今后所有的住宅都要建在罗特大道的两旁，以便叫阳台上的小姐们能够看到骑在马上的先生们。对男人们来说，头等重要的大事就是女人们多看他们一眼。

所有专用的四轮大马车都配有穿号衣的风尘仆仆的男仆和赶车人，赶车人通常穿着带黄铜纽扣的天蓝色外衣。“在下午自己驾驶马车是不合乎礼仪的。”

詹妮也在向威尔士王妃行屈膝礼的人群中。在女家庭教师的陪同下，在海德公园散步已经成为她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她的头脑里曾经闪过这种念头，那就是有朝一日，她也可以跟这位受威尔士亲王宠爱的、又为人们关心的、她曾经向其行过屈膝礼的王妃竞争，尽管这种可能性不大。

1871年，这位亲王30岁，也正是他与丹麦的亚历山德拉公主结婚八周年之际。他喜欢女人就像喜欢衣服那样变化无常。他经常在这两个方面都很时髦。时髦的人仿制他的服装样式、山羊胡子的形状，以及饭后吸烟的习惯。当这位亲王，即爱德华王子患了风湿病以后，他只好把右肘压在身子的右侧伸直手和别人握手。时隔不久，伦敦那些观察力强的时髦人群握手时也模仿他的这种动作。每个人都知道这位王子外出时总是带着两个贴身男仆，而另外两个男仆则留在家里做清扫工作和看管他的巨大保管库。至于女人嘛，英国的大众报纸（每份售价一便士）专为他开辟了他在巴黎与法国漂亮的女演员寻欢作乐的专栏。著名的娼妓，霍顿斯·施奈德小姐称他为“浪荡子”。而他也被法院判决过，定他为英国几起著名的离婚案件中的奸夫（法院后来又承认了他的否决意见）。还有许多事件没有声张就被压下去了。实际上，就是在去处理他儿子的问题的路上，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因患病发烧而病故。据说，女王一直不肯原谅爱德华王子。

女王曾经对她的一位朋友说，她几乎无法跟她的儿子待在同一房间里。她不允许他接近任何重要文件或参与制订各项重大的决定。迪斯雷利首相也同意她的意见。他把这位王子叫作“爱聊天、喋喋不休”的人，并且向女王建议千万不要让他看见任何一份秘密文件，因为他会泄露出去，或和他的朋友们谈论这些文件。在普法战争期间，爱德华王子恳求他的母亲让他作为女王使者去劝和。但是，女王拒绝了他的请求。当天就有那么一幅典型的漫画，上面画着住在城堡里的这位王子，就像一个顽皮的小学生一样，在教室的一个角落里被罚站，而他母亲则站在一旁对他怒目而视。

当王子放弃了君主的特权以后，他成了一位“更加时髦的人”，而且是一位经常出没赛马场的人。他的母亲中肯地请求他不要去参加阿斯科特赛马会，他仍给母亲写信请求参加。

然而，母子之间最激烈最严肃的争论是关于他的晚会——那些狂欢一直持续到黎明，有些客人坐在楼梯扶手上突然从上面滑到楼下来，又有些客人在用苏打水瓶子打闹。狂欢中不受欢迎的客人是文人或知识分子，因为膨胀的人群“不想被迫思考”。

大部分的社交晚会是在马尔巴罗宫举行的，这是王子在伦敦的家。他的社交群体叫作“马尔巴罗宫时髦帮”，这称号非常恰当，因为王子吸收了一位最新的成员，即王子最喜欢的那位年轻人，马尔巴罗公爵的次子——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伦道夫勋爵是位脸上表情丰富、嘴上留着漂亮的小胡子、有一对明亮的大眼睛的年轻人。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后来他的足迹踏遍整个欧陆，他身体健壮，精力充沛。

马尔巴罗宫已经变成一个摩登女士们主要的聚会场所，尤其是成了一些美国美女经常出没的地方。王子对她们颇有好感。这些踏入王子社交圈的女人中，很少有人拒绝给他好处。实际上，她们中许多人都曾将诸如镶金边的鲨皮革制成的带有宝石扣环的烟盒等一些豪华而贵重的礼物塞入钱包。《街谈巷议》（Town Topics）周刊里一篇署名文章提到这位王子时说：“他什么也不浪费，在没有确保得到回报的情况下，是不会赠给什么人礼物的。”接着又补充说：“殿下对任何女人献殷勤就是侮辱，就是丑闻。”像这样的流言蜚语在百姓中广为流传，而百姓又愿意打听这类新闻。对他们来说，威尔士亲王，即阿尔伯特·爱德华王子简直是一个“老伯蒂”（Old Bertie）。“威尔士亲王被爱着，”格兰维尔勋爵说，“因为他身上有着英国男人备受指责的所有缺点。”

考斯季节是在伦敦季节结束后8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的。考斯是怀特岛上的小村镇。怀特是一个令宾客神往的岛屿，环境优美，有岩石海滩，有五颜六色的岩石生成的峭壁，有石灰岩山丘以及整齐的花园，园内百花吐艳，香气宜人，整个小岛气味芳香，犹如仙境。怀特岛的自然环境犹如一张印象派的油画，绚丽多彩。维多利亚女王曾在这里度过了她的青春岁月，后来也在这儿离开了人间。拥有300名成员的皇家游艇俱乐部就设在这里，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游艇俱乐部。城堡里的建筑是亨利八世建造的。

就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皇家游艇俱乐部举行了豪华的帆船赛，使这个寂静的小岛一下子变成了欧洲的社交中心。

《图画》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为詹妮描述了她将要步入的全新的、更大的社交界。现将文中部分段落摘录如下：

对于时尚美人而言，她的生活就是无休止的狂欢，而且她总是把自己打扮成男人的样子，出没在社交界中。她什么事都想做，她的感情和性格变化得极快，她的小靴子上面可能是长着翅膀的神使。她是一位女运动员，又是跳舞厅里的皇后。她也是一个女骑手、女猎手，一位勇敢熟练的游泳健将；她能像马车夫一样赶着两匹大马，她能爬到四马拉的马车车顶上面，会打草地网球。无论在马上还是在快艇的甲板上，她都像在家一样自在。她懂得如何精心安排正餐，她是佳酿的优秀品尝家。她有着充当教师和演员的本领。晚会上，她才华横溢，没有一人能和她相媲美。作为时髦的现代女性，她会拉小提琴，打台球，以及会创作蚀刻版画[13]，她爬过高山，她通晓健康房里的一切。她我行我素，想干什么便干什么。

当然，《图画》杂志的文章仅仅是描述了一些方面。一般说来，人们认为维多利亚式的女性，不仅从身心上看是地道的女性，而且相信她具有保护自身不受男性粗暴侵犯的纯洁和灵性。上层社会的妇女，在没有仆人陪同下自己乘坐四轮马车或是大车外出旅行，或是参加任何一种娱乐活动都是不受人尊敬的。纵然被人轻视，但这些漂亮的女郎们大部分都已加入到马尔巴罗赛马俱乐部里来了。而女王则要求她的女臣民在这样的社交场合中举止道德、端庄严谨。性感是个脏字眼，然而，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妇人把史文朋（英国诗人）的艳诗偷偷地放在她们的卧室里。有一本杂志曾经提到过这位诗人，并将他的诗歌当作“淫诗”，属于色情作品之列。

詹妮偶尔跟年轻男子接触，还都是在仆人的陪伴下。她依然很谨慎，仅限于参加社交晚会和舞会。伦纳德·杰罗姆在考斯游览区租了一幢小型别墅，房屋不大，四周是个美丽的花园，面向大海。当杰罗姆一家被邀请乘坐皇帝游艇环绕小岛的那天，他们发现大海波涛汹涌，海浪滚滚，起伏不平。这时，一部分人晕船躺在船舱里。帝国王子想说一些适合大家口味的笑话来振奋大伙的精神，但无济于事。只有皇后见到这海浪滚滚的大海时，手舞足蹈，欣喜若狂。皇帝的心情则相反，詹妮对此记得很清楚：“这时，我看到皇帝靠在桅杆上，看上去苍老多了，病恹恹的，心情悲伤。在我们年轻人的眼里，他除了悲痛以外什么也不想，他的生活似乎已毫无目的。”

皇帝的胡子长了，开始下垂，头发乱蓬蓬地垂至耳边。他说话的声音比从前和蔼得多，有时还犹豫不决、吞吞吐吐。他把他的全部时间都花在制订一个长远的关于法国老人养老金的规划以及绘制贫困家庭用的节约燃料的炉灶草图上面。他社交活动少，几乎与尘世隔绝，只和少数老朋友来往，或者偶尔去拜访一下维多利亚女王。他的最大乐趣就是跟他的儿子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他已经把他的儿子帝国王子送进皇家陆军军官学校去学习。

拿破仑的参谋机构为保皇党们出谋划策，鼓动他们从瑞士返回法国去发动暴乱夺取政权。然而，拿破仑身染重病，以致不能上马。他对他的助手说，即使军队叛变对他有利，他也不能返回法国。只有通过公民投票让他回国，他才会返回法国。发动政变是“年轻人干的事”。

1871年秋末，杰罗姆携全家人返回法国。“但是，巴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詹妮写道。

到处是一片废墟：当我看到巴黎从前的皇宫和德维大饭店被焚后的情景时不禁痛苦万分。人们兴高采烈地来到圣克劳德选购商品的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漂亮的法国的封建城堡已被夷为平地。然而，如果说物质的巴黎被破坏了，那么社会结构所遭受的破坏甚至更为严重。我们试图寻找一些线索，结果全是徒劳。我们的朋友当中，有些人被杀害，另一些人破了产，或者穿着孝服。所有人都心悲欲碎，可怜的人们都躲藏在家里，拒不接受别人对他们的宽慰。协和广场上的许多代表法国的最重要城市——斯特拉斯堡、里尔、南希、奥尔良的塑像均用绉布包裹起来了。如果需要的话，每个人天天都要记住这一事实，即一个从痛苦和灾难中走过来的法兰西已经经受住了种种的磨难。只有外国驻法国的使节，一些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才能接受别人的邀请，或是在家中款待客人……有些人甚至敞开大门，大宴宾客。但是总的说来，法国人都羞于外出，如果说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巴黎还有任何喜庆的话，那也是因为她具有世界主义的性格。

这个精力旺盛的17岁女孩儿在这糟透了的城市里干了些什么呢？她的小妹利奥尼已经被送到威斯巴登去上学，克拉丽塔仍然如痴如醉地思念着德·莱塞拉公爵，而她母亲对这位公爵并不怜悯。伯欣尼已经回到巴黎，然而詹妮再也没有看见他跟任何一个女人调情——他已经是50岁的老人了，他痛苦而又令人厌烦。他可能在那年去世了。杰罗姆太太由于克拉丽塔和莱塞拉暗中有风流韵事而感到沮丧，于是对詹妮的行动就越发警惕起来，并更加严格地限制她的社交活动。因此，詹妮只好跟随父亲和父亲的朋友们到树林里去骑马玩耍，或是做点什么小事，细致地研究音乐和各种语言。

巴黎对克拉拉·杰罗姆来说似乎是有点太寂静了，于是，她接受了丈夫的建议，在1872年的夏天全家人又回到了考斯。杰罗姆则独自一人回到了纽约。

詹妮初入社交界的时刻来到了。在8月份开始的游艇比赛季，她参加了威尔士亲王和王妃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皇家游艇俱乐部的盛大舞会。她的礼服当然是白色的。穿衣对她来说是严峻的考验。未婚少女在社交场合一定要穿紧身胸衣，而且用带子束得越紧越好。穿17英寸的紧身胸衣是件值得自豪的事，紧身胸衣要是超过21英寸则被人认为是极大的罪恶。紧身胸衣又可以让一些妇女穿上假乳房——是用马绒或是半球状的橡胶垫起来的。一般少女为了弥补缺陷，用人工方法来增加胸部曲线（穿袒胸露肩的衣服时的曲线），甚至有的人还要做假臀部，是用荷叶边下面内藏的裙撑子形成的，后来进一步发展成结构复杂的长拖到地面上的褶裙子。不知这种高大的胸脯及过分夸张的臀部的诱惑力究竟有多大，统计资料表明19世纪70年代结婚的人数显著增加，倒是个事实。詹妮则不需要这些，她的唯一化妆品就是脸上涂的淡淡的香粉。她将粉扑用手帕包起来以便随时取用。

跳舞时她的风度高雅大方。对詹妮来说，这是一个十分愉快的夜晚。她一直在舞伴陪同下跳舞达几个小时，一位美国的客人把她的活力说成是“美国人”的活力。

在整个考斯季节期间，克拉丽塔和詹妮两人在为晚宴演奏钢琴二重奏上面花费了同样的精力。“她们两人演奏的姿势是那样的优美，动作是那样的和谐。两位女士的头发颜色各不相同，一个是金黄发，另一个是乌黑发。她们弯着腰全神贯注地弹着琴键。”几年以后，一位鉴赏家追忆道。

这一对姐妹整天忙于社交活动，就连给亲人写信的时间——如给在威斯巴登上学的妹妹利奥尼，或给在纽约居住的父亲写信的时间，都难以挤出来。杰罗姆在信中抱怨道：

克丽特太太、克拉丽塔小姐和詹妮小姐，我亲爱的，自从我收到上封信后至今几乎有两个星期了。你们务必把你们的近况写给我。我并不怀疑，你们在那儿会见到许多显赫的人物，对美国人而言，你们在考斯会过得很愉快。你们收到从伦敦寄去的帐篷了吗？是已经把它架好了，还是把它存放在罗塞达别墅以备第二年使用呢？我想打听一下有关明年夏季考斯季节划艇比赛的消息。当你们坐在别墅院内藤树荫下吃着自己种的无花果的时候，别忘记给我写信。要是我收不到你们的每周来信的话，我会感到非常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