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中国步入经济新常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遭到金融危机的席卷，中国作为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经济体，也遭受了连带影响。过去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外向型行业备受冲击，中国逐渐驶离经济高速增长期，进入经济新常态。

在经济新常态中，保证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比推动经济高速发展更加重要。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甚至下行的压力，采用多重短期刺激政策以维持经济基本面只是“缓兵之计”，推动经济结构化改革、维持经济稳定发展才是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

一、全球金融危机下，短期刺激政策促使经济反弹

全球金融危机抑制了中国对外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对中国金融资产和体系造成一定影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对此，中国政府果断出手，通过一系列短期经济刺激政策，快速推动经济复苏，并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1.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一场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美、日、英等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各国进出口需求迅速下滑，世界贸易发展受到显著抑制。以2008年为节点，世界贸易增速从世界经济增速的两倍甚至以上，断崖式下跌至世界经济增速之下。

对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而言，出口贸易额的大幅缩水，又进一步波及带动中国经济快速腾飞的制造业，大批制造企业的倒闭，不仅增加了全社会的就业压力，更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冲击。全球金融危机在冲击中国出口贸易和实体经济的同时，也波及中国金融体系：一方面，我国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持有部分境外次贷资产，中国银行还涉及为雷曼兄弟提供无抵押贷款，这些对我国资金造成了直接损失；另一方面，美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大萧条，采取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持续贬值，这令持有大量美国债券的中国遭遇了国际储备资产的缩水。

全球金融危机对拉动中国经济的出口、制造业、金融业均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中国出口贸易总额从2008年的超10万亿元下跌至2009年的约8万亿元，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2008年的924亿美元降至2009年的900亿美元（见图1–7），这些变化均直接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我国经济增速从2007年14.2%的高点降至2008年的9.6%和2009年的9.3%。然而，在外部环境导致经济增速回落的同时，中国还承受着物价涨幅维持高位的压力。面对内外部的双重压力，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快速恢复并实现健康稳定发展成为这一阶段的重点。

2.中国出台突发危机应对举措，拉动经济短期反弹

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在2008年年中，将2007年年底为防止经济过热和物价膨胀提出的“双防”经济政策方针，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调整为“一保一控”的经济宏观定调，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以防止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

然而，到2008年年底，全球金融危机持续发酵，中国经济增速持续大幅下滑。为此，中国迅速出台一系列政策加强应对。2008年11月，中国政府提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计划两年内增加约4万亿元投资，重点投向“三农”、保障性安居工程、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2009年年初，我国启动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以遏制和扭转工业增速下滑。这十大产业均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战略性产业或重要的民生产业，其中九个产业工业增加值占中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约为80%。同时，为了支撑和刺激经济发展，我国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自2008年年底开始连续多次降息降准，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从一系列举措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国政府不断完善和充实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并逐步形成了应对国际危机的一揽子经济计划，后来，这一揽子经济计划被一些媒体和经济人士解读为“四万亿计划”。

一揽子经济计划的推行，对中国经济的刺激立竿见影，中国快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实现经济V字形反弹。一揽子经济计划将2009年一季度仅为6.4%的中国经济增速，迅速拉升至2009年二、三、四季度的8.2%、10.6%和11.9%，其中，产业振兴规划也成功推动了中国工业复苏，使得工业增加值增速从2009年的9.1%升至2010年的12.6%。经济的回暖也稳定了就业，2009年和2010年城镇就业人口分别增加了1 219万人和1 365万人，并自此保持较高增长（见图1–8）。此外，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有效应对，也一定程度将“危”转化为“机”。作为全球率先复苏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快速提高，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3.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防患金融风险，但房地产金融化程度加深

由于前期的外汇储备注资、境内外公开发行上市的股份制改革等举措，中国银行业有充足的资本金和较强的信贷投放能力，金融业整体抗风险能力有所提升，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为了主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我国金融体制在这一时期也进行了深化改革，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逐步建立健全。从2008年年底开始，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密集行动，朝着符合全球化金融治理体系目标的方向加速推进。

2008年年底至2009年3月，“人民币国际化”加快推进。一方面，中国与六个经济体签署了总额6 500亿元的本币互换协议；另一方面，中国开始加快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试点工作。此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有条不紊地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在逐渐扩大，同时，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加速推进，直接融资的比例有所提高，债券市场快速发展。

2008—2013年，在“四万亿计划”形成的流动性盛宴之下，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成为社会流动资金的蓄水池，股票交易额和商品房销售额也随着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的变动而变动，股市与楼市伴随货币周期同向波动。在此期间，中国房地产金融化程度加深，金融属性增强，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额的比重平稳上升，房地产逐渐成为大类资产投资配置的重要标的，房地产与金融交叉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地扩大和深化。

房地产金融供给端的主体力量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四万亿计划”使得信贷需求大幅增加，而银行表内信贷受监管规则的限制难以满足信贷需求的激增。在2009年房价过快上涨之后，2010年宏观调控收紧，银行进行表外放贷的动力进一步增强，影子银行机构成为银行表外放贷的合作通道，信托、非标资管产品等影子银行业务走上扩张的道路，这也给国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中国经济增速换挡，进入结构调整阵痛期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一揽子经济计划虽然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但毕竟是应对紧急危机的短期刺激政策。中国经济在经历增速快速反弹后，又立即步入了增速放缓的换挡期，缺乏深化改革、存在结构性矛盾、地方债务积累等问题越发凸显。在这个阶段，中国宏观经济失衡逐步由以总量性失衡为主转向以结构性失衡为主。

1.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结构性矛盾凸显

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经济增速在2008年遭遇断崖式下跌，又在一揽子经济计划的推动之下，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强劲回升，至2010年重回两位数。然而，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经济计划只是面对经济“黑天鹅”事件的应急响应举措，对经济的短期提振有所助益，但无法解决中国经济越发突出的结构性矛盾，甚至一定程度加重了这种经济结构失衡。于是，自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从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回落到个位数增长。这一时期，经济增速放缓、结构性矛盾突出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

经济增速放缓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开始从高速增长通道转入中高速增长通道，进入增速换挡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主要缘于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导致的外部需求常态萎缩。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多个国家为振兴本国经济，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掀起了反全球化的浪潮，从而导致我国的出口需求下滑以及对外贸易成本增加。同时，发达国家为推动经济发展，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发出向实体经济回归信号，中国出口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此外，中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开始逐年减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生产成本不断提高。

越发凸显的结构性矛盾既是时代特征，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其产生的根源是供需结构的失衡。一方面，在外需不足的影响下，中国出口贸易额快速下滑，纺织、鞋帽、箱包等低端产业的产能出现全面过剩。同时，2008年和2009年启动的一系列举措及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致使中国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第二产业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供给以低端消费和低端出口需求为主，然而随着中等收入群体增加和中高端消费需求扩大，中国低端产品过剩和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显现。纵观中国产业结构，我们不难发现：从劳动力分配角度来看，第一产业劳动力过剩，2008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约为第二产业的1.5倍和第三产业的1.2倍；从收入比重角度来看，第二产业发展过剩，2009年第二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三产业逾1万亿元，而第三产业却发展不足。

除了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性矛盾凸显的问题，这个时期也面临着金融风险的不断累积。在2008年启动的宽松货币政策和一系列金融刺激政策的影响下，中国货币超量供应，地方政府和民间债务增加，2009年和2010年实际信贷规模达到18万亿元左右，造成流动性过剩问题，推高了通货膨胀风险。

2.中国经济进入“稳增长、调结构”的新常态

在2011年开启的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期中，曾经长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投资需求、工业产能、生产要素显得越发乏力，难以化解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金融风险积累等问题。在投资需求方面，扩大投资规模在应对199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时，对经济拉动作用显著，但是随着传统产业产能接近或达到上限，仅通过增加投资已经难以扭转经济下行趋势。在工业产能方面，制造业作为曾经拉动经济的重要动力，在传统产业市场需求逐渐饱和的背景下，难以通过扩大产能带动经济增长，甚至会加剧重复生产和产能过剩导致的结构性矛盾。在生产要素方面，随着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依靠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支撑经济的道路也越发难行。

面对传统的经济拉动模式动力不足的现状，中国经济增长亟须注入新动能。于是，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失衡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的现实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自此拉开了中国转方式、调结构攻坚战的序幕。中共十八大明确了中国经济转变滞后的原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并将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作为未来工作重点，以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加速发展为切入点，着力解决经济存在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实现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序推进，在2013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在2014年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的三个显著特征：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此后，经济新常态就频繁出现在各类政府工作报告和政府会议上。2015年年底，中国政府在优化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稳定发展之路上持续发力，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以更好地应对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3.助推经济稳定及结构调整，房地产步入调控新周期

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是经济发展重点，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在经济快速增长的上一个发展阶段，地产行业作为拉动内需的经济支柱和地方土地财政的重要支柱得到快速发展。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举措进一步加速了中国房地产的发展，使房地产逐渐偏离满足居住需求的本质属性，成为居民越来越重要的储蓄和社会资本投资的渠道。

2008年，地产行业迎来了开发面积的高速增长，但此时居民的住房需求已经一定程度得到满足，于是自2010年开始商品房住宅待售面积大幅攀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商品房住宅待售面积为2010年的2倍，中国的家庭户数与商品房的比值也超过1∶1，但住宅新开工面积增速却并未回落，房地产市场供给过度带来的供需错配问题凸显。在房地产市场供过于求的背景下，房价却迎来一波又一波的快速上涨，2015年甚至出现了房价指数与经济增长相背离的情况，即经济持续下行，房价却不断上涨。这种房价上涨态势会一定程度抑制消费需求，挤压实体经济发展，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

为了实现“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发展目标，中国政府开始了对房地产的高频调控，房地产业正式进入调控新周期。在这个时期，房地产业虽然存在供需错配和过度引资的问题，但仍是拉动中国内需增长的有效途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产业，所以整体调控相对温和，以调为主、以控为辅。具体来说，国家在经济萎靡时适当刺激地产以拉动内需，在地产过热、房价过高时加大调控以稳定发展，并持续推动房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例如，面对2009年和2010年的房价暴涨，国家制定“新国十条”等多项调控措施遏制房价上涨，在2014年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下，出台“930”新政，并在2015年提出“去库存”调整和优化房地产业结构。可见，这个调控新周期既是房地产史上首个频繁调控期，也是调控与刺激政策的并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