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加速融入全球化，迎来经济高速增长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实现了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全面接轨，带动了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金融行业的全球化发展和全面升级，开启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引擎。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GDP总量20年翻两番的目标，为加速中国经济发展夯实了政策基础。2003年，房地产业被确立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通过拉动内需进一步助推中国经济提速。

在经济全球化的刺激下，叠加政策和内需的支撑，2001—2007年，中国迎来了经济的快速腾飞阶段。在这七年间，中国GDP迅速攀升，并自2003年起保持两位数增速，远超英、美等发达国家。2007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一、制造业快速崛起，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

经过改革开放的前期积累，中国制造业已沉淀出一套完善的供应链网络，为后期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储备了充足的动能。加入WTO的机遇，充分激发了中国制造业的潜能，再叠加丰厚的人口红利，中国制造业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崛起，并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1.完善的供应链网络，为中国制造业崛起夯实基础

中国制造业能够快速崛起，并在全球脱颖而出，除了借助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在入世前就构建了一套完善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供应链网络。这套供应链网络让中国具备了承接大规模制造业外包的能力，从而推动了中国制造业乃至中国经济的腾飞。那么，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为何与众不同？

在人们基本需求尚未被满足的时期，能够生产出均质化、廉价、耐用产品的商家往往能赢得市场。当年手机行业的王者诺基亚，就是凭借着完整的生产线，生产出廉价耐用的流水线产品而备受追捧的。然而，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基本需求逐渐被满足，创新经济时代到来。在这个时代，完整而高效的生产线成为创新的阻碍，但若为了迎合产品创新而不断更新产品线，高昂的更新成本是任何企业都难以负担的，这也是一代手机巨头诺基亚走向没落的重要原因。

在创新经济时代，负责创新和品牌升级的企业需要将生产流程外包，而承接外包的制造商必须兼具流水线生产的效率和快速转型的弹性。然而，传统的制造商根本无法兼具效率和弹性这对彼此矛盾的特征，这就令拥有完善供应链网络的中国成为最佳承包商。中国的供应链网络是由大量专业化程度极高的中小型民营企业组成的，这些企业的专业化程度极致到一家企业可以只生产一根电线中间的一节。这些企业分工明确且生产高效，在面对不断更迭的产品需求时，通过自动重组形成新的配套关系，满足各类生产需求，真正实现效率和弹性的统一。

2.入世推动中国制造业爆发式增长，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为中国制造业的供应链网络建设提供了契机，而真正令这个供应链网络全面发力，推动中国制造业爆发式增长的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加入WTO的时间，恰好是西方各国发展创新经济的阶段，它们产生了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迫切需要一个兼具效率和弹性的承包商。中国凭借难以复制的供应链网络，叠加显著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承接了来自全球的生产制造需求。

受益于西方国家生产制造的大规模转移，中国制造业在2001—2007年迎来了令世界震惊却又难以复制的爆发式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51 749亿元，2008年增至102 539亿元，仅四年时间就实现了增加值的翻倍，每年增加值增速均超过15%，并在2007年实现23%的高增长。在制造业高速发展的拉动下，中国工业增加值从2001年的43 854亿元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131 724亿元，七年间增长了两倍多，其中制造业贡献占比每年均超过75%（见图1–5）。

把握入世红利飞速发展制造业的中国，于2006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制造大国，于2009年超过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化身“世界工厂”。自此，中国已基于中低端制造业代工成功“发家致富”，提高制成品加工出口贸易水平、增加创新投入成为中国强化制造业发展的新举措。

二、入世推动贸易体制改革，中国贸易总额位列世界第一

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我国开始尝试推动对外贸易，但对外贸易总体仍维持相对封闭和垄断态势，直至1986年“复关”申请首次提出，才为贸易体制改革注入了全新动力。以入世为目标和抓手，中国对外贸易终于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并在入世之后，迎来了全速发展。

1.以入世为目标，推动中国贸易体制改革

1987年以前，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实行着国家统一管理的垄断体系。首先，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15家专业的进出口公司，形成了国家统一并以国有外贸企业为主体的绝对垄断经营体制。其次，为了提高贸易效率和发展速度，我国下放外贸经营权，由国家垄断转变为多家国有企业共同经营，并扩大了地方的外贸经营权，但国际市场主流产品的贸易仍由国家统一经营，国家垄断的贸易体制并未被打破。

1986年，中国正式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申请，直到2001年才正式入世，而这长达15年的“复关”历程，恰恰推动了中国贸易体制的全面改革。在加入WTO实现对外开放目标的引领下，中国通过向下放权和分级管理的方式，打破原有的国家垄断型贸易体系，推行外贸承包责任制并减少出口商品限制，提升贸易体系的市场化和竞争化，通过优化汇率调控体系和进一步放开进出口商品管理，推动“复关”谈判的最终成功。

1.成功加入WTO，中国贸易发展震撼全球

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真正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在入世倒逼改革的压力下，中国持续深化贸易体制改革，彻底打破中国出口的配额限制，实现市场的大幅开放和贸易的公平公正。为了履行加入WTO的公平开放等承诺，中国不断下调进口关税，货物关税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2010年的9.8%，并进一步开放外贸经营权，激发各类企业开展贸易的积极性，从而大幅度提高了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

得益于贸易市场的全面开放和贸易体制改革，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潜能得到充分释放。2000年，中国贸易进出口总额仅39 273亿元，其中出口总额20 634亿元，到2008年进出口总额攀升至179 921亿元，实现了8年间增长3倍多的奇迹，出口总额更是在8年间增长了将近4倍。目前，中国贸易进出口总额已从1978年的世界排名第26位跃升至第1位，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此外，对外贸易2005年和2006年的净出口总额对中国GDP的贡献度分别达到了10%和14%的高点，远远超过通常意义上正负5%的合理区间，可见高速发展的外贸也成功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

三、入世加速金融体系改革，助推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金融业全球化吸引了众多国际资本涌入，为中国加速发展提供多元化、低成本资金支撑。同时，境外金融机构的加速引入，带来了先进经验，持续推高中国金融机构经营效率，助力金融业自身繁荣，提升其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

1.引入国际资本，为中国经济腾飞配足弹药

自1994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就步入了快车道，持续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对外资企业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加入WTO之前，商品出口是中国吸引外资注入的主要途径，中国可以将加工生产的商品销向境外，但在长期贸易保护制度的影响下，境外商品却难以进入境内市场，且外企无法享受国民待遇。可见，在政策限制下，外商的投资意愿难以转化为现实。

加入WTO之后，中国取消各种政策限制，逐步加大市场的开放力度，给予外企国民待遇，鼓励外资进入和中国企业向外拓展，于是外资规模空前增长，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国。1980年，中国外资流入量仅0.57亿美元，居世界第57位；2014年，中国吸收外资规模已达1 196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外商的投资恰好为当时处于加速发展期的中国提供了资金支持，解决了中国制造业资金不足的问题，带动了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此外，外资的涌入还推动了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管理体系和制度的改革，而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的引进，促进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引进外资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柄双刃剑，像墨西哥、泰国等就是在享受外资带来的发展红利之后，被随之而来的债务和金融危机搞得元气大伤，至今仍未恢复。因此，中国并未对外资开放全部市场，而是对外资的适用范围严格设限，鼓励外资做实业，但不允许外资掌控国民经济命脉，严格限制国际热钱的流进流出，以保证国内经济的稳定。

2.提高金融机构经营效率，助推中国金融业发展提速

随着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和国际资本快速涌入，我国企业对外资金融服务体系的需求也越发显著。入世之后，中国加大了对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域和合作模式的开放力度，为中国外贸和外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伴随着外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涌入，中国金融机构的传统体系和制度经历了巨大变革，曾经管理落后、粗放经营的金融机构获得了经营效率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过往发展缓慢的金融机构则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

1997年年底，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25%，需要核销的死账高达5 000亿元，远高于同期3 170亿元的资本金；此时，商业银行则因内部控制制度松懈，几乎对所有分支机构失去控制力，违规经营现象严重，经济案件频发。自中国入世之后，外资银行以参股、入股的形式与中国银行展开合作，截至2008年中国主要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共引进境外资本327.2亿美元。此外，中国银行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得到有效改善，境外投资者助力银行提升经营管理和风险管控水平，推动中国银行业高效有序发展。

入世在助力中国银行业经营提效的同时，也为中国保险业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保险业进入了对外开放过渡期，国有保险公司改革全面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也重新修订并发布实施。中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体现为其资产规模大幅增长，2002—2015年中国保险业总资产增长近20倍，保费收入增长了7倍多；另一方面体现为保险业市场主体不断丰富，截至2015年年末，中国产寿险保险公司共计147家，其中中资97家、外资50家。除此之外，证券、股票等资本市场也在中国金融业全球化的刺激下获得了长足发展。

四、房地产被确立为经济支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核心动力

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使得原有的福利分房制度无法保障的住房需求快速释放，同时，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快了居民住房需求的增长，叠加2001年中国入世后实现的国民收入水平快速提升和城镇化率加速增长，中国商品房需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此外，在入世的推动下，制造业等快速全球化的行业对加工工厂、金融中心的需求增加，加之大量外籍员工对住房的需求，商品房需求进一步增长。

除了需求端的刺激，在分税制财政体系的管理下，地方政府的部分财权被中央收回，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其对财政收入的支配能力减弱。然而，地方政府的核心考核指标是城市的发展建设，而发展建设对资金投入的依赖性极强，因此地产成为地方政府最佳的融资手段，化身为土地财政实施的重要载体。只有依托地产，地方政府才能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图谋更多的产业发展。

在入世后商品房需求升级和地方依托土地财政的双重因素叠加之下，地产行业迎来飞速发展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房地产增加值从2001年的4 706亿元跃升至2007年的13 714亿元，商品房销售额从2001年的4 863亿元飙升至2007年的29 889亿元，其中住宅商品房销售额占比均超过80%（见图1–6）。

2001—2007年，房地产不仅承接着地方民政需求，更是国家拉动内需的最有力工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十五”计划将利用房地产拉动内需作为工作重点。2003年，中国经济又受到非典型肺炎疫情的打击，为了拉动内需以加速恢复经济，房地产被国家赋予了经济支柱地位，自此房地产的发展潜能进一步释放。

所以，这一时期的房地产“多干快上”特征显著，地产规模快速增长。地产给地方政府带来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地方的产业及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建设，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拉动内需增长，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提速。但与此同时，国家也发现了房价持续上涨和局部炒房现象等可能引发的潜在风险，为了保证地产行业的发展秩序，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2003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2005年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以下简称“国八条”）、2006年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国六条”）等房地产调控举措陆续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