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政坛上，蒋介石的崛起是一个“异数”。蒋氏在“发达”之前，无兵、无钱、无后台，而他却在短短五年之间从上海滩上的小混混，成为中国军阀混战中的霸主，靠的就是他的社会网络。在蒋介石的人际关系世界，他苦心罗织了军界、政界、财经界的关系网，结成一组组死党，成为蒋介石的“发家”之基……
1.初涉政坛，端赖指路仙人
1924年，当蒋介石率领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时，许多人对其发迹如此之快感到震惊。从国民党内部而言，蒋介石的资历很浅，且不说汪精卫、胡汉民这些大老，就是张静江、吴稚晖、林森等人也比蒋的资格老得多，当他们已经享誉海内外之时，蒋介石还不知道三民主义为何物。
蒋介石虽然参加革命时间很晚，但升迁很快，远远超过他人。
1905年4月，蒋介石来到日本，对于当时的革命形势而言，蒋介石显然是一个迟到的“革命者”，这一年孙中山在日本创建中国同盟会，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当时的蒋只是一个想到日本学军事的青年，对革命是一窍不通的。但对于要在20世纪初的中国干一番大事情的人，选择这个时候来日本，机遇是很多的。
蒋介石要进入日本军事院校学军事，但当时的日本规定，凡进入军事院校的人，必须有清朝的介绍信，蒋介石属于私自留学，就无法进入军事学校，只好在一家日本的语言学校学语言。
蒋介石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虽然没有如愿，但他在与中国留学生的接触中，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也是他的政治引路人——陈其美，蒋介石一生的成就都跟此人有关。
陈其美，字英士，当时追随孙中山，参加了革命党，并很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他与蒋介石同一年来到日本，来日本的目的除了学习军事外，还担负着在留学生中发展组织，发动中国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重任。
一次偶然的机会，蒋陈相遇，陈比蒋大10岁，属于忘年之交。据说两人一见面，就有相见恨晚之感，很快结成朋友。
与陈其美结识，对蒋介石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陈其美当时处于革命力量的核心领导层，能够给蒋介石介绍很多革命领袖人物。陈后来介绍蒋介石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革命党人。
1910年6月的一天，由陈其美介绍，蒋介石见到了前来日本的中国著名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这是蒋介石与孙中山直接接触的开始。由于陈其美的原因，蒋介石缩短了与核心人物的距离，为以后顺利进入中心领导，参与决策奠定了基础。
由于陈的信任，蒋介石得以参加重大的革命活动，这使蒋介石的才能能够很快发挥，从而得到党内同志的认同。
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其美给蒋介石发电，要他立即到上海参加革命。蒋介石在请假报告被拒绝的情况下，只好请了48个小时的短假，偷偷离开日本回国。
到上海后，陈其美正在策划上海和杭州的起义准备工作。蒋介石的到来，使他极为高兴，立即将杭州方面武装行动的任务交给他，并命令其立即赶往杭州。
蒋介石到杭州后，与领导杭州起义的同志一起研究制定了起义计划，其中包括：组织起100人的“敢死团”，以他为指挥，作为起义的开路先锋。于是，蒋介石马上返回上海，很快就召集了100多人，同时向陈其美汇报，并请示行动计划。
1911年11月3日，陈其美在上海发动起义，4日就光复上海，于是便被选为上海都督。杭州起义在4日深夜发动，蒋介石率敢死团冲在前面，主力部队随即接应攻击，一举占领浙江巡抚大堂，到第二天，浙江被光复，成立了军政府。
革命成功使蒋陈关系更上一层楼，不久陈就和蒋结成把兄弟。
曾经有人这样说过：在仕途上混的人不在乎你有什么观点，也不在乎你有什么本事，关键在于认识什么人。此话有点偏激，但在旧时代的官场上，用在蒋介石身上却再合适不过。
难道蒋介石真有什么超凡的本领吗？平心而论，蒋介石确实有过人之处，办事果断，心狠手辣，为常人所不及。然而，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得到党内高人的特别提携，这是他能够脱颖而出，飞黄腾达的关键，也同样证明了他有着非凡的心智计谋。
2.暗杀陶成章
陈其美对蒋介石多有提携之功，蒋介石也不辜负大哥栽培，1912年，在陈其美的指使下，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
陶成章跟陈其美一样，也是当时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但两人关系很差，江浙革命爆发后，二人为争夺控制权，矛盾很深。
辛亥革命后，浙江总督人选上有陈其美、汤寿潜、陶成章三人竞争，陈其美已经是上海都督，但不愿意浙江都督落入陶成章手中，陶成章虽然表面上表示无意于此，但实际上却非常想获得这个位置，当时浙江上下支持陶的人也不少，陈其美看到陶成为都督已经是事成骑虎，决定采取非常手段。
不久，陶成章在医院被刺死，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搞暗杀。蒋介石之暗杀陶成章，完全是因为哥们意气，跟革命无关，陶案发生后，一时间风声鹤唳，蒋介石被迫亡命日本。
陈其美搞暗杀，自己后来也被暗杀。1914年，袁世凯派特务将陈其美暗杀，当时蒋介石不在身边，慑于袁世凯的威势，没有人敢前去认尸，陈尸三天，惨不忍睹。
蒋介石闻讯后，立即冒着被抓危险，将陈其美亲自安葬，并亲自写了祭文：“义弟蒋介石致祭文英士兄之灵曰，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殷，如公者科？所约者和如辞，非生死相共之誓词乎。”
陈其美遇难的第六天，蒋介石写了一份《陈英士先生之革命计划与反袁事略》，对陈一生革命给予表彰，第二年5月，蒋介石又把陈的灵柩由上海归葬浙江省吴兴县太湖之滨。这里是陈的故乡。
虽然说蒋介石安葬陈其美是冒了一定的风险，但对蒋介石而言，这个革命的领路人，对自己一生事业的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
陈其美对蒋介石一生的影响可以说是十分巨大，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陈其美，就凭蒋介石的真本事，恐怕也只能是上海滩的一个小混混。但陈其美的提携改变了他的一生。而蒋介石为了自己的恩人，也敢于做出一些常人所不敢做的事情，付出常人所不愿付出的心血。
3.联姻自固，感情从属政治
在蒋介石发迹过程中，通过与宋美龄结婚，从而与中国最有权势的家族产生割舍不了的联系，对其一生的事功有重大作用。
1922年，蒋介石第一次见到宋美龄的时候，立即为其所吸引。宋美龄举止大方，容貌端正，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对于当时在政坛上崭露头角的蒋来说，他以前的三个夫人都显得土气，与他的前程越来越不合拍，这是蒋介石追求宋美龄的最初动机。但更重要的是，与宋联姻的政治好处是不可计数的。
首先，宋氏家族是当时中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与宋联姻就能获得宋家的资源，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蒋介石的家庭世代经商，没有可以炫耀的资本。宋家则不然，宋家起源于今天海南省文昌，宋美龄的父亲宋查理很早就去美国，在美国接受了基督教，回国后经商，是上海滩的大富豪之一。宋查理还支持中国革命，与孙中山的私交非常好，曾经用自己的家财支持革命，是著名的“革命”家庭。宋查理死得很早，他的六个儿女走上各自的人生之路。长女宋霭龄嫁给山西人孔祥熙，孔是山西的大财主之一，以经营钱庄为生。二女儿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被称为“国母”。长子宋子文在美国接受教育，后来由宋庆龄介绍，到广东省担任财政厅长，不几年就使广东财政出现新的气象，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
蒋介石一直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不高，无法与汪精卫、胡汉民相比，与孙中山的渊源也不深，这是他十分忌讳的事情。如果能够与宋美龄结婚，就与孙中山有了亲戚的关系，这在讲究封建宗法关系的中国，多少给蒋介石的继承孙中山的政治遗产，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持。
其次，宋氏家族是当时中国有钱的集团——江浙集团的代表，与宋联姻，就给自己的政权提供了巨大的财力支持。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没有强大的财力支持，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在沙滩上，这是蒋介石十分清楚的。
宋查理1886年回国之后，就从事实业，最初办理出口，后来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到1894年宋已经是上海小有名气的出版商和实业家。宋查理的夫人倪桂珍也是上海富豪家庭出身，是明代大学士徐光启之后。宋查理在长期经商的过程中，和江浙商人建立很广泛的联系，成为江浙财团的核心家族。蒋介石与宋家联姻，自然就多了一个和江浙财团联系的渠道。况且宋子文很早就以理财高手著名，孔祥熙更是著名的大财阀之一，金钱与武力的结合本身就是政治，这是蒋实现自己抱负的保证。
第三，宋氏家族与英美势力有天然的联系，和宋氏家族联姻，打开了与美国和英国联系的渠道，为自己的政权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持，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早年在日本留学，对英语和英美文化完全是陌生的。在北伐以后，日本反对蒋介石统一中国的行动，蒋介石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外国靠山，而英、美本身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也需要一个政治代表保护他们的利益。英、美与蒋介石都有需要，只是少了一个牵针引线的人。宋氏家族的成员都是基督徒，接受的是正规的美国教育，和美国有很深厚的联系，用宋家打开与美国联系的通道，是再合适不过了。
蒋宋联姻有感情的因素，随着蒋宋生活时间的推移，感情的因素无疑越来越重要，但蒋宋联姻的政治含义远远大于这场婚姻本来的意义。
自古以来，中国是十分讲究裙带关系的，这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蒋介石受封建传统文化影响很大，又常在江湖上“混”，对如何通过裙带关系，帮自己夺取权力、巩固权力这一套，可以说是无师自通的。
虽然蒋介石屡次否认自己与宋美龄女士的结合与政治有关。但他在结婚那天，却大言不惭地说：“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美龄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们的结婚，可以给旧中国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这明确无误的政治话语，无疑是对蒋介石关于蒋宋联姻无关政治的最好反驳。
4.黑道、白道，为我所用即为“正道”
蒋介石在上海依靠的黑道人物一是虞洽卿，此人商人出身，但与上海青洪帮来往密切。另外一人为黄金荣，上海黑帮老大，为蒋介石老师。蒋介石在发迹过程中，受这两人恩惠很大，后来蒋也给予很高礼遇，而这两人对蒋也是忠心耿耿。
就在陈其美被刺身亡后，蒋介石就像死了娘的孩子，一下子从革命志士，变成了上海滩上的小混混。万般无奈之下，他急欲寻找新的靠山。
在陈果夫的介绍下，蒋介石见到了虞洽卿。可虞洽卿对其并不重视，只给了一个小职员的差事就把他打发。蒋介石岂能长期甘居人下，他要求虞洽卿介绍他给黄金荣，希望能够在帮会中混出世面出来，虞洽卿虽然很烦他，但因为老乡面子，随即将其介绍给黄金荣。因为虞洽卿的面子，黄金荣破例将蒋介石直接纳为手下弟子，蒋介石拜黄金荣为老师。
蒋介石投靠虞洽卿和黄金荣，自可以在上海商界和黑道大干一番，但自小都有极强烈权利欲的蒋介石既看不起商人，也不看重黑道。后来，他又投靠孙中山，继续参加革命。中间，因为筹措革命经费，蒋介石以敲诈手段要求虞洽卿资助，得到经费后去了广东。虞洽卿极其生气，吩咐手下人，警告蒋介石不准再来上海，如果再来上海捣乱，他将不客气。
谁知道蒋介石这个落魄之人，几年之后竟然成了人中之龙。在广州国民政府里声望日渐上升，成为了全国知名人物。这时候，虞洽卿才知道是自己看错了人。他急忙找黄金荣商量对策，决定派其女婿到广州，试探蒋介石是否还记得上海的这两位闻人。
1926年7月，虞洽卿派其女婿盛冠中去广州，结果受到蒋介石的热烈欢迎，这使虞洽卿非常高兴。
其实，从蒋介石的角度来说，他在上海混迹多年，深知上海的实际控制者是谁，不是官府，而是这些大商人和黑道，黑道讲究严格的封建等级秩序，只要笼络到黑道的上层人物，自己就能够获得黑道的支持。当时，北伐军已经准备就绪，一旦兵临浙江、上海，这些人物就成为提灯难找的重要资源，现在这些人自动来投，更是求之不得。在这一点上，蒋介石确实比汪精卫高上几头。
果然，1927年蒋介石部队打到浙江，虞洽卿与江浙财团的头面人物商议，如果蒋介石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将给财力支持，由于虞洽卿对蒋介石有知遇之恩，就由他牵针引线，派江浙财团巨子钱新之去南昌会见蒋介石。蒋介石本来就不准备武力反对帝国主义，对虞洽卿的要求自然一拍即合。3月，蒋介石军队到上海后，这些大财阀十分担心上海被赤化，江浙集团把自己利益的维护寄托在蒋介石身上，虞洽卿为支持蒋介石，以所谓“为维护各业安全起见”，抛弃了孙传芳，转而支持蒋介石，一次给蒋介石6000万元借款。对于军费开支巨增的蒋介石来说，简直是大旱遇到甘霖。
北伐军到达上海后，蒋介石决定“清党”，当时上海工人阶级的力量很强，在选择用武力的方式上，蒋介石对采用军队有顾忌，他决定充分利用与上海黑帮的关系，让黑帮势力出面解决工人阶级武装。
4月11日，数以万计的流氓匪徒从租界冲入华界，随后，同蒋介石布置的军队配合，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惨案，随之上海的流氓组织占据了上海总工会会所，大肆捕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黄金荣不仅充当蒋介石反革命的打手，而且还为蒋介石制造反动舆论，对工人进行污蔑和离间。
蒋介石是一个社会交往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后来之所以发迹很快，除他本身的政治军事才能、孙中山的信任，以及他自己耍的阴谋诡计外，善于交往，能够笼络各种人物为其所用，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蒋介石结交朋友，往往并不在乎对方声名，他只关心是否对自己有用，不管黑道、白道，只要对自己有用，他一定去认真接纳，并不忌讳对方的身份。而且在发迹之后，他往往也不隐瞒自己与那些流氓势力的结合，相反还给以很高的礼遇，这就使那些黑道人物，或者既黑又白的人心存感激，无不竭尽全力报答。这一点，可谓是蒋介石擅于摸透人心的体现。
5.擅于笼络对方
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在上海站稳脚跟，跟虞洽卿和黄金荣有很大关系。虞洽卿作为上海买办势力代表，帮助蒋介石大量金钱，还直接帮助蒋介石与江浙财阀拉上关系，给予大量的物质支持。
而黄金荣作为上海的直接控制者，他帮助做蒋介石不方便直接出面做的事情，为蒋介石“清党”立了大功。每年的4月12日，上海方面都要举行纪念仪式，而在每次仪式上，蒋介石都不忘为这两人吹嘘一番。
两人帮助蒋介石，蒋介石自然也投桃报李。蒋介石在经济上给他们优惠的同时，深知对这些人来说，钱是不成太大问题的，他们有的是钱，更有找钱的门路。关键是要满足这些人参与政治的愿望，大凡黑道上人物，发迹之后，都希望能够将自己染白，并跻身社会名流，针对他们的这个心理，蒋介石给他们做足了面子。
对黄金荣而言，蒋介石始终把他当作老前辈看待，10年内战期间，蒋介石委任黄金荣为南京国民政府参议，奖给勋章。黄金荣的花园落成时，蒋介石亲自送上“文行忠信”四个大字。
黄金荣如获至宝，立于大厅右边的六角亭，并以此四个字为名将大厅命名为“四教厅”。1947年，蒋介石过60大寿的时候，蒋介石先派其子纬国来谢寿，三天之后，亲自到上海，向黄金荣行跪礼，让黄金荣感激不已，受宠若惊。
蒋介石这样做显然是他笼络黑道的一种方式，也是做给别人看的，希望他的学生和党团分子能够和他一样，效忠于他。
虞洽卿当然不是黑道，只是跟黑道来往甚密。他投奔蒋介石后，蒋对他也礼遇有加，从1926年起，他就任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1929年4月，又被选为公共租界工商局三华董之一，实现他多年的愿望。日本占领上海后，蒋介石亲自发电让其到重庆，1945年去世。
战国时代的孟尝君以门客众多而出名，手下有很多不知名的小混混，但往往这些人反而帮助其做了大事，所谓鸡鸣狗盗之徒尔。蒋介石早年浪迹上海，一身江湖义气，结识许多当时上海滩闻人，这些人虽然劣迹斑斑，但也能为蒋介石的政权服务，而蒋介石不但能够将其笼络，而且能够在关键时候加以利用，这也揭示了蒋介石用人之道。
只要对方能为其所用，蒋介石就利用各种手段笼络对方，其中包括满足一些人的参政愿望，给某些人以极大的荣誉和面子等等。这些，其实就是蒋介石精湛的官场术之一。
6.给别人做足面子
蒋介石在崛起的过程中，几乎与全中国的地方军阀都发生过冲突，双方彼此兵戎相见，几欲置对方于死地的局面，在民国时期几乎天天都在上演。
但在冲突同时，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蒋介石也极力拉拢、分化、瓦解对方，除了封官许愿，给予金钱物质奖励外，蒋介石还充分利用他的面子功夫，同拉拢对象结成良好的私人关系，一方面桌下踢脚，一方面桌上握手言和。
阎锡山出身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的家庭。6岁丧母，为继母所不容，寄居外祖母家，常遭到别人白眼。成年后，帮助父亲做生意，和各色人等交往，在为人处世方面自然就“高人一头”。这个经历和蒋介石差不多，但阎锡山远远比蒋介石早发达，在蒋介石仅仅是上海陈其美手下一个挂名团长时，阎锡山已经成为山西省都督。
阎锡山以山西为基地，先后与袁世凯、段其瑞、张作霖斗法。北洋军阀政府对阎锡山有过觊觎之心，但在军阀混战的漩涡中，很多地方实力派都昙花一现，如过眼烟云，只有阎锡山站定山西不动摇，由都督改称督军、督军改称省长，岿然不倒，并逐步把自己的军队扩充为12个旅，成为独霸一方的山西王。
1928年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北伐”胜利后。旧军阀被新军阀代替，但新军阀在抢夺地盘，鱼肉百姓方面并无二致。从1928年起，阎锡山就发动了几次针对蒋介石的斗争。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成为反对蒋介石的核心人物，可事与愿违，阎锡山很快战败被迫逃亡大连。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国内形势发生变化，阎锡山乘机从大连回到山西，重新上台。
对于阎锡山这个老狐狸，蒋介石是再了解不过了，但国内形势已经变化，是敌人还是朋友要根据政治利益来决定。阎锡山久居山西，手中实力可观，而蒋介石在华北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又在华南“围剿”红军的战争中损兵折将，拉拢阎锡山，或者至少不让其反对自己，是蒋介石的惟一选择。
所以，在阎锡山复职一年之后，蒋介石决定对其做公关，拉阎锡山。
国民党宣布对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的“错误”既往不咎，取消了对阎锡山的通缉令，这就在政治上认可了阎锡山复职的合法性。
1934年8月，蒋介石和夫人以“与阎锡山共商国事”名义到山西访问。蒋介石到访太原有两个目的，一是拉阎锡山，探听山西虚实，二是争取将“中央军”部署在山西周围，增加“中央”在华北的力量。
阎锡山混江湖出身，面子功夫自然是轻车熟路。对蒋介石来访，心中虽然不是滋味，表面上又必须表示十分亲热。为此，大事张罗，太原城内城外，清水撒街，黄土垫道，粉刷墙壁，即使是过去皇帝出巡，恐怕也只能如此了。阎锡山也做了一身军礼服装，以便迎接蒋介石显得庄重一些。
蒋介石一行到达太原这一天，太原城一片喧腾。阎锡山命令各校长亲自带队，一律在小北外汽车道两旁欢迎。如此高规格的迎候，显然是为委员长做面子。
蒋介石心知肚明，决定还阎锡山一个更大的面子。蒋介石提出要到河边村拜望阎的父亲——阎老太爷。
蒋介石拜望阎老太爷，当然不是兴趣之所致，而是其心战的重大步骤。蒋介石以后辈身份拜访阎老太爷，是对阎锡山的极大尊重，也象征着阎锡山和蒋介石的关系非同寻常，从一般的“同志”转化为“兄弟”，这对阎锡山在山西的地位也是一个巩固，当然会使阎锡山从内心感激。
蒋介石山西之行，主要是为了拉拢阎锡山，在华北作为一个依靠。但蒋介石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觉得单纯地给银子、给军火，还不能达到目的，所以就上演了蒋介石看望阎父这场戏，给阎锡山以天大面子，也使阎锡山从内心对蒋介石心存感激。
中国人最讲究“面子”。古代人说：“宁输千金，不输一人。”即使是损失了金钱，也不能让自己的面子受损。所谓“面子”，就是让别人尊重自己，看得起自己。如果在公众场合，自己被别人轻视、看不起，就算失掉了面子，对于死要面子的中国人来说，这可以说是最大的人生失败。因此而引起的敌对、仇视，甚至是杀杀砍砍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是不计其数的。蒋介石深知国人的这个心理，他在“面子”问题上的见识和运用，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7.擅长利用同乡关系
蒋介石十分看重同乡关系，也非常善于利用同乡关系帮助自己营造个人势力，也非常擅长利用中国人的同乡关系特点，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首先，蒋介石善于利用同乡关系营造自己的政治势力。在国民党内当权的，大都是浙江人。军事上有胡宗南、陈诚、汤恩伯。这三人掌握着国民党势力最大，武器最先进的军队。特务系统有戴笠、毛人凤等，整个特务系统都是浙江人的天下，以至于广东人的郑介民和湖南人的唐纵，简直无法在特务系统开展工作。党务系统中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掌握党务大权，一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
其次，蒋介石擅长利用同乡关系，笼络中央大员。国民党员中地域分布很广，有的早年跟孙中山革命，地位很高，蒋介石为了笼络这些人，充分利用中国人讲究同乡的心理，在涉及到这些人的家乡事务时，征求他们的意见，照顾他们利益。
在国民党元老中，于右任和蒋介石的合作时间最长，虽然中间发生几次插曲，但两人基本是合作的。于右任是陕西人，蒋介石就充分利用他在陕西人中间的影响，在处理陕西事务，安排陕西官员的时候，经常征求于右任的意见。于右任被蒋介石信任，又被经常叫去顾问陕西的情况，所以陕西人也将与于右任接触，作为接触蒋介石的终南捷径。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当时于右任的旧部杨虎城对冯玉祥作战非常勇猛，后来更是亲自督率军队，孤军深入，直插陕西，截断了冯玉祥的后路，加速了冯军瓦解，蒋介石升杨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为使杨脱离冯而投蒋，蒋利用于右任与杨的关系，劝说杨服从中央，而杨当时能够对蒋介石有所信任，也是因为于右任在陕西人中有威望。以后，凡是关于陕西的人事安排，蒋介石都首先征求于右任的同意，方才发表，例如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担任陕西省主席，都是经于右任首肯的。
西安事变后，于右任身为国民党的监察院长，又是深得蒋介石信任的人，他决心利用自己陕西人的身份跑一趟。但杨只希望于右任以私人身份入陕，于右任被挡在洛阳。尽管如此，于右任还是为蒋介石的被释放做了贡献，这是蒋介石始终信任于右任，并让其担任监察院长数十年的原因。
蒋介石还善于利用同乡关系，实现他对地方的控制。在讲究地域血缘关系的中国，是不满意外人治理自己家乡的。为了对抗蒋介石，他们往往打出自治口号。蒋介石为了使地方统一于他的领导之下，也充分利用这个心理，他往往委派自己的亲信，到他的家乡去管理，从而达到统治地方的目的。
四川是大后方，但四川自从满清垮台后，就成为“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蒋介石管不着，而内部长期军阀混战。为了使四川地方势力臣服，蒋介石决心利用四川同乡，打入四川内部。
当时蒋介石的亲信中，戴季陶、张群和康泽是四川人。戴季陶虽然是四川人，但其籍贯其实是浙江吴兴，虽然长在四川，而实际与四川不亲。张群早年从四川到日本留学，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也是当时四川在蒋记中央最有实际权力的一个人。康泽是蒋介石黄埔系学生。为了进入四川，蒋介石命令康泽先行入川。
以康泽为代表的蒋氏势力进入四川后，康泽充分利用他的川人身份，与地方势力明争暗斗，发展了很多地方势力加入国民党。虽然最后强龙难以压住地头蛇，但毕竟为以后的蒋介石进入四川打下了基础。
俗话说：“亲不亲，家乡人”，我国传统上是最讲究同乡关系的。在官场上，大家可以政见不同，但同乡之间多少还是要讲究面子，关键时候更要互相帮助一把。如一个人不讲究同乡，做了出卖同乡的事情，这个人的声誉就要受到很大影响。从好的一面来说，同乡关系可以增加团结，互相帮助；从坏的一方面来说，同乡关系容易造成小圈子，形成政治斗争。
蒋介石十分看重同乡关系，非常善于利用同乡关系帮助自己营造个人势力，也非常擅长利用中国人的同乡关系特点，利用同乡关系编织关系网络，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8.利用地域间的矛盾，瓦解对方
同乡关系容易造成地域矛盾，特别是容易形成政治上的小集团。蒋介石正是看中这一点，他在分化瓦解地方实力派别的时候，特别注意利用对方集团不同籍贯人事之间的矛盾。
蒋桂战争的时候，蒋介石成功利用桂系地域之间的矛盾，达到打败桂系的目的。当时，桂系有大军30多万人，大部分是广西人，也有相当部分是湖南人，他们是在桂系进入湖南时，湖南的一部分军队投降的。
湖南人进入桂系当兵，有种客军的味道，而广西人的老乡观念很强，对湖南人有天然的排挤感，这种排挤在高层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但在军队中下层则十分激烈。
蒋桂战争之初，湖南人唐生智给蒋介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要利用桂系籍贯之间的矛盾，予以分化。
当时，唐的旧部李品仙和廖磊是湖南人，是桂系军长级别的将领，这两位都是唐的部下，桂系在打败唐生智的时候，两人投降了桂系，得到桂系重用，但手下大都是湖南人。当时李品仙和廖磊驻扎在北平，他们的司令官是桂系第二号人物白崇禧。
唐生智携带大洋20万，到李、廖处做工作。李、廖看到“老领导”前来不好驳面子，答应反桂。结果，战争没有打响，李、廖两军先投降，宣布服从中央，这是桂系失败的根本原因。
蒋介石成功地利用籍贯和地域矛盾，兵不血刃打了一胜仗。
蒋介石不但深谙中国人重老乡观念，而且摸透了同乡关系容易造成地域矛盾，特别是容易形成政治上的小集团的特点。他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十分成功地利用籍贯和地域上的矛盾，兵不血刃地就取得了一次胜利。蒋介石这一官场谋略的成功，可以说是充分建立在他对人心了解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