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充满个人野心的政客，从实现他个人的企图和目标出发，往往擅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以赌徒心理，察势赌时，谋定后动，在复杂的局面下，做出孤注一掷的选择。
1.死而后生，以命赌运
1921年，蒋介石因为在粤军中受到排挤，加上孙中山一直没有给他单独领军的机会，使蒋介石感到事不可为，而在上海从事投机生意。难道蒋介石已经无意于政治，不想获得权力，实现自己野心吗？其实，蒋介石并非如此，他不是决意要离开孙中山，而是他看到粤军派系斗争严重，难以有所为。
1922年5月6日，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陈炯明指使叶举率50余营回广州。6月16日，陈炯明下令驻扎于广州近郊之白云、观音两山的军队，向总统府进攻。危险之中，孙中山逃出了乱军的包围圈，安全到达于停泊黄埔附近的永丰炮舰。
登上永丰舰后，孙中山方才发现周边竟然没有懂军事的，平时跟随左右的人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谓患难见真情，他想起了蒋介石，6月18日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称：“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事紧急，盼速来。”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马上决定前去救援。因为从国内看，当时的蒋介石没有军队，不如地方实力派。他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只有投靠孙中山这一条路。而现在孙中山蒙难，身边亲信没有一个，蒋介石单独与孙中山在一起，可得到孙中山的信任。
但孙中山现在的处境很危险，永丰舰还在广东境内，随时有可能受到军阀的再次攻击，一旦出现不可预测的情况，生命都可能受到危险。
蒋介石决定以命赌运，他告别了家中的妻子儿女，由上海启行，个人冒了很大的危险，到达黄埔，追随孙中山于永丰舰上。此刻，孙中山和他的亲信随从者正在该炮舰上忍受了56天的痛苦，而期待外来的援助。
蒋介石登上永丰舰后，孙中山当即授以海上指挥的全权。在其后42个日日夜夜里，蒋介石的表现异常积极，他既要随时指挥作战，又能时常深入到士兵们当中鼓舞士气。舰上食品短缺时，蒋介石还自告奋勇亲自上岸采购所需食品。
蒋介石在孙中山蒙难后能及时赶到孙中山的身边，陪伴他度过这一难关，着实令孙中山感动了好一阵子。10月18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并在此后给蒋的亲笔信中再一次强调蒋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
在这炮舰上和孙中山相处的时日，是蒋介石政治生涯的转折点。自此之后，蒋介石在革命阵营中地位直线上升，孙中山对他已经非常信任，不久决定将黄埔军校校长这一职务交给蒋介石，这是蒋介石飞黄腾达的起家基础。
俗话说：患难之际见真情。只有在危机时刻，才能真正考验一个人的真心。蒋介石出于自己的政治敏感和判断，他知道，孙中山现在处于危机时候，正是最能表现自己的时机，这个时候前去救孙中山，与孙中山的关系就能更进一步，使他在政治上可以大大地捞上一笔。
蒋介石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性格，也有不怕死的精神，一旦他觉得付出的危险低于他可以得到的报酬时，往往迎难而上，即使付出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而对于孙中山来说，虽然过去也很重视蒋介石的才干，但惟有在患难相处的日子里，才更使他觉得这位矢忠而富有训练的军人所具的才能。
2.时势造英雄
蒋介石出生于人文荟萃的浙江奉化，在一般的逻辑来讲，家里父辈是希望他金榜题名的，这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根据《易经》豫卦的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彖》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这爻辞彖辞的意思是：心志操守，坚如磐石，不终日沉迷于享乐，是最吉利的。原因是因为能居中得正。蒋介石的名字采用这一卦的美好意境，再配上述中最有利的六二爻辞。名叫介石，字中正。
但是，蒋介石似乎有违家人的初衷，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清末民初的混乱年代，随着以士为首的四民社会的解体，自古以来就处于边缘地带的军人等群体，渐渐走向政治的中心。
在一个原来信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社会里，开始出现了好男儿投笔从戎的“怪”现象，人们把眼光纷纷投向那些原来根本不注意的军事学堂或者法政学校，以便从那里找到发展的门径。同时，留学日本也蔚然成风。
一直渴望能出人头地的蒋介石似乎也从这里看到了自己的人生之路，1906年考入了全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的前身）学习，在此之前，他曾于这一年4月赴日本留学未能如愿。
第二年，由于在学堂表现突出，或者是自己有意争取，蒋介石被军校保送去日本留学。首先就读的是日本士官预备学校——振武学校。
1910年毕业以后，蒋介石被分配在日本驻新泻县高田市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充当二等兵，后上升为上等兵，称士官候补生。
当兵期间，“蒋介石平常很少说话，没有甚么可以引人注意的事情。不过让他和普通的兵一样，派去扫马房的时候，他的面上立刻就现出一种悲愤的神色。然后因为军队里的军纪关系，一切都是遵照长官的明令，自然也就服从了。”
蒋介石年轻的时候，革命浪潮已经席卷全国的大江南北，民族意识开始深入到每一个青年的内心里，许多年轻人纷纷丢下书本，投入革命洪流。蒋介石在振武军校学习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民族意识，在给表兄寄的一张照片上，他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有一天，蒋介石忽然接到一封电报，知道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已经爆发，他感觉到自己的人生机遇来了，立刻向部队请求退出，想回国参加革命。回国后，蒋介石积极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在革命事业屡遭挫折的情况下，他没有放弃。慢慢地，他开始学会抓住一切机遇，踏上了他新的人生之路。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所关注的，其实就是一个英雄人物在混乱的时代里怎样脱颖而出的问题。
事实上，一些枭雄式的人物之所以能在乱世中名噪一时，也是因为他对时势的充分了解和准确的把握，能暂时地收敛自己的政治野心，顺应时势的发展，并获得某种程度的或者一定时期内的成功。这些枭雄和英雄人物的区别在于，一旦得势，就会暴露出自己的反动本质。
3.顺势者昌，逆势者亡
蒋介石积极地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在革命事业屡遭挫折的情况下，蒋介石从来也没有放弃过。
当时，孙中山先生对蒋介石的评价是：“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不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因此，孙中山1923年2月，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8月，派蒋介石赴苏联考察军事。
1924年5月，又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对其信任和期望溢于言表。
但是，蒋介石骨子里充满帝王专制的思想，在羽翼渐丰之时，他被眼前得到的一切冲昏了头脑。蒋介石开始逆潮流而行，这表现在他对孙中山先生提倡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态度上面。
在军阀横行、帝国主义肆意侵略的时代里，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全国各阶级联合起来，众志成城，推翻军阀的残暴统治，赶走帝国主义侵略者。
然而，蒋介石在北伐取得初步胜利之时，竟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搞国共分裂，厉行“清党”，从而使自己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违背历史所赋予他的使命。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纷纷组织起来，抗议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抗日的烽火燃遍了祖国内外。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者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大片的国土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大肆地逮捕和屠杀民主爱国人士，在国内制造恐怖气氛，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种种离心离德的措施，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抗。
抗战胜利以后，国共两党本来可以坐下来好好地谈谈，争取国家的和平和统一，这也是全国甚至世界人民的一个愿望。可是，蒋介石却在美国的支持之下丧心病狂地发动内战，把广大民众置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全国人民一片反抗声中，蒋介石的王朝终于在历史的潮流中被淹没了。
蒋介石依仗枪杆子发迹得势，取得荣耀和辉煌，攫取军权、党权、政权，直到坐上权力的最高宝座。然后，他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大肆逮捕和屠杀民主爱国人士，在国内制造恐怖气氛，根本不愿吸纳民主新政，逆时代潮流而动，最终无法挽救其政权覆灭的命运。
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残酷迫害革命者和进步人士，无论怎样装饰，也免不了落了个“骂名滚滚来”的最终下场。
4.“小忍”者“大谋”，“大忍”者阴谋
1927年4月，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后，就准备兴师进行第二次北伐，以统一中国。8月，蒋介石尽管被迫下野，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在政治上再起或重新崛起的打算。蒋介石清楚地知道，要想北伐取得成功，必然要与日本达成某种程度上的谅解，以获得日本对他的支持。
蒋介石通过在日本朝野的多方活动，最后与日本订立密约：蒋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利益；日本支持蒋政权，并获得4000万日元的贷款。同时，蒋介石也和美国驻日公使签定密约：美国支持蒋统一中国；美国在中国的一切权益蒋的政府应保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及其他各国在中国的权益。
11月10日，蒋介石带着这两个密约，踌躇满志地返回上海，1928年1月9日，通电复职，并于2月2日的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上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矢志北伐。
在蒋介石看来，日本既然已经同意支持他并且还提供了贷款，按理说是不会在他北伐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的。
然而，事与愿违，蒋介石的北伐部队刚刚抵达山东边境，日军便从青岛进犯济南，切断了北伐军的必然进路。因为日本要灭亡中国，就绝对不能让中国统一，只有这样，它才可以分别的宰割。
1928年4月29日，北伐军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部抵济南近郊。济南日本驻军悍然炮击北伐军位于济南城外新市区驻地，随后又无理劫持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扣押并残酷杀害我外交人员蔡公时等十几人，制造了震惊国内外的“济南惨案”。
惨案发生后，蒋介石的应对方针是为了完成“北伐大计”起见，应当尽力设法制止军事冲突的扩大。为了防患于未然，北伐军以白布大书“禁止冲突，各军立回原地”字样，沿途巡行并禁止开枪。
5月4日，蒋介石下令北伐军全部撤出商埠区，同时，不断地派“日本通”去与日军谈判，希望日寇能从其中选择一个比较喜欢的人，以达成某种协定。5月5日，蒋介石再次下令，除留两个团的卫戍部队在城内，其余国民党军队一律撤出济南城，试图实现他的“把军事摆开以后，才同他们说话”的计划。
蒋介石还严令取消一切反日运动，禁贴反日标语。他对部下发出训令说：“对于日本人，绝对不开枪；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若遇有事时，日本要求枪支，即以枪支与之，要求捕作俘虏，即听其捕作俘虏。”
对于日本人的无耻行径，蒋介石竟然能忍耐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又是为什么呢？蒋介石在他的5月2日的日记给了我们一个解释。日记说：“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较，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
随后，福田给蒋介石送来一函件，提出了无耻的五项要求。这五项条件，简直把我国当成一个战败国对待。
蒋介石接到函件后，本着不以“小不忍则乱大谋”，把北伐事业贯彻到底的方针，拟定了一份意见书，从答复的措辞来看，可谓极尽委屈之能事了。
蒋介石一面与日方交涉，一面派人进入济南城，委任山东特派交涉员，负责外交事件的接洽和联系的任务。又命令留守卫戍济南的军队长官，要他们尽卫戍的责任，不得向日军进攻；同时日军来攻的时候，必须死守，并予以重大的打击；如不奉到撤退的命令，不能撤出济南。
最后，在日军的逼迫之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召开了兖州会议以后，命令国民革命军绕开济南，继续北伐。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小不忍则乱大谋”。意思是说，一个人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就要学会忍耐，不要因为一时的负气而坏了大事。蒋介石俨然把自己打扮成时势的英雄，为了实现他对中国的独裁统治，在准备第二次北伐时，喊着“统一中国”的漂亮口号，对日外交采取一味忍让的方针，美其名曰“小不忍则乱大谋”。
蒋介石委曲求全，接受了日本方面提出的屈辱条件，绕道北伐，表面上“统一”了全中国，以使他个人独裁的梦想得以实现。然而，蒋介石给全中国人民带来的，却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肆意侵略和巨大灾难，蒋介石不但最终被中国人民所唾骂，而且最终为中国人民所遗弃。
5.反对迁都，另有私心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一举统一全中国，本来是当年的国民政府既定的革命目标，但是，在北伐军攻占了武昌、九江、南昌等战略要地以后，蒋介石却反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往武汉，而是主张迁往南昌，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迁都之争”。
1926年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至武汉。12月7日，国民党中央通电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汉，计划半月内可到武汉办公。国民革命总司令部仍留广州，由李济深主持。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都武汉。3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悍然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住南昌，另于武汉设政治分会。蒋介石为什么要反对迁都武汉呢？
蒋介石本来是同意迁都武汉的，他于1926年11月19日打电报给代理国民党中执委主席张人杰和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说：“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
12月7日，各委员到庐山举行了中央会议，决议是：一、在军事方面，由于南京和上海尚未收复，孙传芳还残存部分兵力，所以对奉张采取绥靖政策，以便彻底消灭孙传芳，仍用各个击破战略。二、积极开展农民运动，推动土地革命。三、凡北伐军克复的省份，财政归中央统一管理。四、取消主席制的一长制，改为委员会的合议制。五、电请汪精卫复职。
蒋介石对以上决议都表示同意，但他却突然改变了自己提出的迁都武昌的主张，提议迁都南昌，让各位委员留驻南昌，理由是为“政治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在一起。”
各委员不同意蒋介石的意见，会议不欢而散。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住南昌”。
蒋介石之所以反对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他是有所考虑的。武昌当时在李济深和唐生智的第八军的控制之下，南昌在蒋介石嫡系第一军的控制之下。若国民政府设在武汉，蒋介石控制不了局势，北伐军总司令部从属于国民政府，必被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控制。若国民政府设在南昌，蒋介石就可以把北伐军总司令部置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之上，从而用枪指挥党，指挥政府，控制大权。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认为当时武汉的革命形势高涨，国民政府设在武汉将对自己十分不利。
李宗仁说：“就形势而言，中央北迁，应以武汉最为适宜。南昌，断没有成为临时首都的资格。蒋总司令所以坚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而吴玉章评论说：“当初，蒋介石因害怕广州的工农革命力量，曾提议把政府迁往武汉，遭到我们大家的反对；等到武汉工人运动和两湖农民运动起来了，我们都主张把政府迁往武汉，并根据大多数意见作出了正式决定的时候，他忽然又提出异议，不肯服从。”
2月初，在庐山会议上，谭延闿、宋子文等从中调停，蒋介石只得同意迁都武汉，并于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决定。蒋介石之所以改变主意，是因为蒋与武汉国民政府完全决裂的条件还不成熟。
蒋介石为什么要违背革命的宗旨，反对迁都呢？这恐怕不仅仅是一个控制与反控制的问题，其中应该包含蒋介石对自己的前途、权力依靠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等因素的考虑。正如李宗仁所说：“就形势而言，中央北迁，应以武汉最为适宜。南昌，断没有成为临时首都的资格。蒋总司令所以坚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
如果国民政府设在南昌，蒋介石就可以把北伐军总司令部置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之上，从而用枪指挥党，指挥政府，控制住大权。蒋介石为了达到自己权利的欲望，公开反对迁都武汉，由此可见其贪婪的用心。
6.见风使舵，难调船头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
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统一革命实力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撤消中央军人部案》等。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军人部长等职务，缩小了蒋介石个人的党政军权力，但仍保留了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
从这次会议的情况来看，其结果对蒋介石是极为不利的，蒋介石因此失去了军人部长、组织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特别是《统一革命势力案》为已经向右转的蒋介石所不能容忍。
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案》、《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组织大纲案》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中的规定更是使蒋介石的权力大大地缩小了。而且《对全体党员训令案》中，针对蒋介石的独裁倾向着重指出：“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一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领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弊害甚多。”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
蒋介石认识到武汉国民政府是不见容于自己的，他不得不另外寻找前进的道路和依靠力量。
这时，汪精卫回到上海，蒋介石一改对汪的态度，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汪精卫。蒋介石认为，如果汪精卫去了武汉，必将增加反蒋阵营的力量，若能把汪留在上海，无疑是有利于自己的。但是，汪精卫态度明确，他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不得已，4月3日，蒋介石召集在上海的党政要人开会，作出了四项决定：一、4月15日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由汪精卫通知陈独秀，在开会之前，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一概无效。三、由各军队、党部、民众团体、机关的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反对政府的阴谋团体，不准存在。这一天，蒋介石还发通电，拥护汪精卫，争取汪的合作。
然而，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发表了一个《汪陈联合宣言》，当晚，汪精卫去了武汉，蒋介石知道以后气愤地说：“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
于是，蒋介石在联合汪精卫不成的情况之下，公开地叛变了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首先想控制住党、政府的大权，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决定彻底粉碎了他的阴谋。于是迅速地见风使舵，想调转船头，靠拢汪精卫，只可惜汪精卫同样态度明确。这时，蒋介石终于用上了最后的招数，他开始背叛了革命，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明目张胆地开始了对中国的独裁统治。
可惜的是，蒋介石违反了革命的宗旨，违背了人民的利益，这一切，其实早已潜伏了他最终失败的因子。
7.形势险峻，暂避锋芒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党中央于4月18日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的本兼各职。
从党内来说，汪精卫、胡汉民都比蒋介石资格老，与孙中山的关系也更深厚一些，他们当然不愿意居蒋之下。武汉政府后来在汪精卫领导下，开始反共，却仍然视蒋介石为仇敌，欲与蒋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这是党内对蒋介石的挑战。宁汉分裂，战争一触即发。
从蒋介石的阵营看，当时参加北伐的江西战线作战军队，有蒋介石的第一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第一军装备最好，但打仗实在不争气；江西战线基本都是第七军作战，蒋介石的军队不能打仗，说话就不能硬。
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居功自傲，不肯听命于蒋介石，致使蒋、桂矛盾日甚一日。另一方面是武汉方面正集结唐生智、张发奎等部，准备东征讨蒋。蒋介石处于内外夹击之下，为了缓解矛盾，决定迎击南犯的北洋军阀部队，转移视线。
但蒋介石军队继续在失败，此时南京四周几乎都是桂系的部队，李宗仁和白崇禧决定趁此良机向蒋介石摊牌。白崇禧拥兵抗命，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调兵兵不动，遣将将不听，立即明白这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在“逼宫”，遂将计就计，试图以辞职要挟南京政府。
果然，蒋介石一放口风，吴稚晖等人慌了手脚，立即召集党政军要员开会。会上，吴稚晖等文官一力主张蒋介石留在任上主持大局，而白崇禧、何应钦等军事将领却一言不发。
当蒋介石表示想“休息一下”时，白崇禧、何应钦、李烈钧等人立即附和，表示同意蒋介石暂时“休息”。
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8月14日，蒋介石率卫队回到他的老家溪口，同行者有邵力子、陈果夫、张群等。蒋介石是一个权利欲望非常强的人，但总司令的位置尚没有坐几天，为何主动要求“下野”？
因为蒋介石明白，如果不及时辞职下野，他将成为众矢之的，宁、汉两方无论是分还是合，因为有汪精卫在，他蒋介石都只能当半个国民党领袖，很难大权独揽。他一旦下野，就避开了各派的攻击，作壁上观，坐收宁、汉相争之渔利。
蒋介石北伐成功后，从一个地方性人物，转变为全国注目的最有权势者，自然受到了很多人的嫉妒，他们攻击蒋介石，希望将蒋赶下台，取而代之。有此心者，不仅仅是当时蒋的公开敌对派别，还包括貌合神离的，甚至还有当时的盟友。
这时候，蒋介石感到形势的险峻，故意暂时提出辞职。其实这正是蒋介石的诡诈之处，因为他早已经看清了当时的局势。他打好了如意算盘，等各派系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时，他再以公正者的姿态出面收拾残局，这正是他聪明过人之处。
8.以退为进，反败为胜
蒋介石下野后，并没有放弃对时局的控制，他回到了奉化，以电台和自己的亲信联络，照样指挥着他手下的文官武将，在政治、军事、财政上控制着时局。
在政治上，蒋介石在国民党党内有一群坚定的支持者，如张静江、吴稚晖等人，这些人没有权，但资格老，在党内谁都不敢轻视。
而汪精卫就没有这样好运气，他自从反共后，丢掉了原来国民党左派的伪装，也成了被通缉的对象，自己又得不到广东地方的支持，手下的喽罗都是无名之辈，看上去汪比蒋强，实际上是外强中干。
果然，蒋介石下台后，国民党内失去了蒋这个大靶子，又把攻击对象指向汪，几天之后，汪就以“反共不力”，宣布下野。
在军事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然效忠于他，尤其是第一军中的各级军官，都是蒋介石从黄埔系中挑选出来的，早已成为蒋介石的“私人武装力量”。至于何应钦，他当初拆蒋介石的台，但他个人懦弱，根本无法独自撑开局面。因此，蒋介石虽然下了野，但第一军仍在他的掌握之中。
在经济上，蒋介石下野之前即已有所布置。江浙财团及上海的买办阶级一直是支持蒋介石的。蒋介石下野后，江浙财团和上海的买办势力立即停止供给军饷，切断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原以为蒋介石一下野，南京政权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了，没想到适得其反。江浙财团根本不买桂系的帐，桂系得不到江浙财团支持，经济上逐渐陷入窘困。军事上，第七军伤亡很大，但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他们又指挥不了，眼看东有唐生智，北有北洋军阀势力，李宗仁才知道“皇帝”不是那么好当的。
在李宗仁一筹莫展之际，蒋介石却跑到日本，俨然以中国惟一领导人身份，与日本政治要人谈判。又拜访在日本温泉疗养的宋美龄母亲，终于得到同意，与宋美龄结婚。
12月3日，由于桂系无法解决南京政府面临的问题，只好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蒋介石联合汪精卫，共同复职，到南京主持大计，国民党暂时获得统一，蒋介石以退为进，重新掌握大权。
以退为进，转移矛盾，等待机会重新掌权，是我国历史上的官场社会惯于玩弄的权谋。但论起用此权谋之频繁，用得那么娴熟的，恐怕当以蒋介石为第一。蒋介石自进入政治领域以来，就常以受人排挤，不能做事为理由，几次中途辞职，拉高自己身价，最后反败为胜。
蒋介石利用自己的暂时下野，不但在政治上提高了自己的身价，而且抱得“美人归”，可谓玩转了官场，一箭双雕。
9.必要时学会示弱
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建立之初，受到各派政治势力的打击和排挤，而各派势力之所以反蒋，主要是因为蒋介石把持了中央政权，一旦蒋介石下野，掌握中央政权的人将再次成为攻击的对象，这就是当时中国军阀政治的现实。
国民党内的斗争使蒋介石进退两难。经过第一次的下野和复职，蒋介石的力量又有了很大发展，但并没有达到特别强的地步。他的黄埔军虽然忠于他，但其将领毕竟年轻，位置最高的也不过是师长，而当时的地方军阀，已经担任了很长时间的军长、集团军司令的位置，自然看不起黄埔新贵。
在党内，蒋介石因为资历很浅，受到党内元老派别的轻视，当时的胡汉民、汪精卫仍然有很大的号召力，而蒋介石只不过被认为是军事领袖，其政治地位远没有巩固。各派人物隐伏各处，窥视方向，时刻准备夺取国民党的中央政权。
这样，随着反蒋派别的兴起，蒋介石再次成为矛盾的中心。各派反蒋势力之所以没有立即掀起对蒋的斗争，主要是因为没有领袖人物，谁都想反蒋，但谁也不愿意首先发动。
随着蒋介石跟红军的军事斗争遭到失败，反蒋势力逐渐运作，形成了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首的反蒋运动。广东和广西一联合，国内反蒋派别马上风起云涌，都集中在广东周围，党内有胡汉民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地方军阀有唐生智、桂系、冯玉祥的西北军等，这些平时互有矛盾的政治军事派别，终于团结在一个旗帜之下。
1931年4月30日，广东的古应芬和林森等人，以中央4个监察委员的名义，提出《弹劾蒋中正案》，历数蒋介石的罪状，要求撤职查办。5月27日，广州正式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提出“救护党国，打倒独裁”口号，宣布在广州组织国民政府，不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和领导，这就意味着，刚刚北伐成功，形式上统一的民国再次分裂。
但蒋介石丝毫不畏惧广州政府的挑战，他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打击广州政府，当时广州政府确实还不能给予蒋介石政府以实质性打击。
就在这时，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侵略东北的战争，张学良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实行不抵抗政策，放弃了东北。日本侵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怒火。
蒋介石原本希望能够以退让方式，换取日本对华侵略步伐的放慢，结果日本一点也不配合，在占领东北三省之后，又侵略热河，这种步步进逼的态势，使中国国内的抗日热潮无法平息下来。
广东国民政府看到全国各地抗日反蒋声势浩大，决定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威逼蒋介石下台，他们也打出了“抗日”口号，虽然他们从本质上是想夺取中央政权，但抗日口号喊得震天响，赢得了民众支持，而南京国民政府对广州的“爱国举动”，竟然无法驳斥。
1931年9月21日，蒋介石决定跟广州国民政府妥协。反蒋势力看到蒋介石主动抛来橄榄枝，认为蒋介石难以招架，越发威逼蒋介石下野。
国民党内打架，日本却在扩大侵略战火。在各种压力之下，11月7日，国民党在南京和广东分别召开了国民党四全大会。开会时，双方各自发表了表示统一的通电，商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蒋介石在南京的四届大会上，表示承认错误，要求大家能够“竭诚团结，来努力奋斗以完成革命使命”。蒋介石的示弱起到一定效果，北方的阎锡山和冯玉祥都表示拥护中央。
蒋介石是一个擅长判断形势，把握形势的人。在他羽翼没有丰满的时候，他很注意退却，使派系争斗的矛盾焦点转移，反而能够达到以退为进的效果。
兵书曰：“羽翼未丰遭众忌，乃召祸之端。”古代颇有心计的权谋家总是善于把握形势，当形势难以挽回，甚至是墙倒众人推的时候，就应该急流勇退，甚至在适当的时候示弱，这样，在退却中寻找前进的方法。必要时学会示弱，是蒋介石官场术上经常使用的一招。
10.局面危殆，走为上计
蒋介石在南京的四届大会上，由于承认错误和示弱，结果得到了阎锡山和冯玉祥的拥护。蒋介石看到拥护他的人多了起来之后，态度又发生变化，表示国难当头，他不能放弃自己身上的职责，凡是想让他下野的人，都是对党国力量的破坏，他要求广州国民党势力能够以大局为重，团结在他的身边。
蒋介石在第一次下野之后，不久即复职，时间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到了1932年，距离第一次下野不到4年时间，蒋介石再次玩起了下野的把戏。
蒋介石下野可以说是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国际上看，依照蒋介石的对日策略，在没有消灭共产党和地方实力派之前，他认为发动全面的抗日战争必然是死路一条。
因此，无论民众如何闹，抗日是绝对行不通的，在这种政策指导下，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越来越受到批评，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的威信受到很大打击。
蒋介石中央政权既受到民众的反对和抛弃，又受到地方势力以“抗日”名义的攻击，如果听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蒋介石统治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鉴于这样的形势，蒋介石希望有别人能够为他分担骂名，这样既不会改变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又使自己远离政府而躲避攻击。
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就为以后上台准备了条件。他在国民党中央安排了大量亲信，使统一后的国民党中央，支持蒋介石的人仍然能够占据相当比例。军事上，黄埔系虽然地位不高，但除蒋介石之外，谁都无法指挥，同其他军阀势力相比，黄埔系极其团结，这就使蒋介石的军事实力没有削弱。在财政上，妻舅宋子文长期控制财政部，当时的江浙财阀已经成为蒋介石最大的支持者，他们只认蒋介石，其他政治派别，特别是广东政治派别，根本不要指望能够从江浙财团那里获得支持。
在离开财政部之前，宋子文将财政部所有文书和现金全部挪走，新的政府将面临现金和人才的短缺。没有军队和财政的支持，任何人建立的中央政府都是空中楼阁。
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组成了以林森为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的新的中央政府。
中央改姓了，但中央的位子不是那么好坐的。孙科政府发现财政部已经没有一分钱，向江浙财阀要钱，这些人只认识蒋介石，根本不管孙科的要求，如果要得急了，这些大财阀就躲进租界，让政府找不到人。
民众对孙科政府期望很大，希望这个政府能够领导人民抗日，但孙科根本没有抗日打算，他知道口头是抗不了日的，要抗日就得有军队和钱，而这两样他都没有。
于是，社会舆论开始从对孙科的支持变得逐渐不耐烦了。以前攻击的是蒋介石，孙科等人在一边看笑话。现在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妙高台，到处游山玩水，看着孙科像热锅上的蚂蚁，惊慌不知所措。不到两个月，孙科过了一把行政院院长瘾之后，呼吁汪精卫和蒋介石重新上台主持一切。
1932年1月20日，蒋介石宣布恢复职务。蒋介石这次从下台到上台不到两个月，更重要的是他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这个中央离开蒋介石，是玩不转的！
权谋家搞政治的最高目标，总是以建立自己为中心的权力为目标，但他构筑的权力中心也必然受到其他政治派别的攻击和嫉妒，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即使控制了权力，也会站立不稳。
蒋介石下野的根本不是为了出让权力，他只是暂时躲避对他的攻击，转移视线，使自己不承担因不抵抗政策而起的骂名，从而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资本。蒋介石通过分析形势认为，即使他下野，国民党统一之后的中央，仍然不能处理好“抗日与安内”两个问题，到时候，仍然需要他出面收拾局面。蒋介石通过自己的再次下野，获得了在政治上更多的主动权。
11.深谙敌我的优劣势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国民政府决定抵抗，抗日战争爆发。
抗日战争以前，日本除了1931年出兵中国东北，采取一次性侵吞的政策之外，后来采取逐步蚕食的办法，逐渐在华北取得了控制性地位。
抗战之前，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在华北的侵略蚕食策略，进行了一些抵抗，但总的来说是以妥协为主。国民政府之所以采取妥协的态度，与蒋介石的对日战略有很大关系。
蒋介石可以说是一个日本通，因为蒋介石曾经在日本呆过很长时间，在日本军队中也服过兵役。长期对日本的了解，使他对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日本已经建立了现代工业系统，不存在军阀割据的问题，国民素质很高，团结，黩武精神强。在军事对比上，中国更是差得很远，日本很早就建立了亚洲最强大的海空军力量，其海军舰队总吨位位居世界第三，空军力量位居世界第四，陆军的装甲部队要比中国强许多。
从军队的数量上看，中国军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但蒋介石知道这些军队大多是没有经过现代训练的杂牌部队，很多军队跟土匪没有什么区别。
但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中国地大物丰，有平原、山地河流，占领中国这样的国家，必然会使侵略国家的军事力量分散，一旦军事力量分散，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就难以发挥优势，如果战争开始，中国就能够把日本全面拖入战争，迫使日本在更多战线上作战，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
抗战前的蒋介石战略，一方面是拖，尽量延迟对日本作战的时间，充分利用拖延的时间，消灭地方势力，消灭共产党的“反叛”力量，并乘机壮大自己的力量。另外一方面，一旦战争不可避免，就争取以空间换时间，向中国的后方做战略后退，迫使日本把战线拉长，从而使日本军队分散，然后寻机歼灭敌人。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军方存在扩大化和就地解决两种方案。扩大化主张乘机向中国全面开战，强迫中国政府屈服。就地解决方案主张继续压迫中国让步，实现在华北更多权益，这是蚕食政策的继续。经过斗争日本军部扩大派占了上风。
在日本决定扩大的情况下，日本的军事战略有两个选择。
一是从华北南下，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变成南北线式，因为中国华北是一望无垠的平原，十分适合攻击，有利于发挥机械化军队的优势，当时日本陆军也主要驻扎在北方，如果中日战争南北线式，显然对中国是不利。
二是东西线式。日本依靠其强大的海上力量，从日本国内调兵，从上海发起进攻，直接威胁中国政治中心南京。但沿长江进攻有一个缺陷，中国江南地区河网密布，地势低洼，湖泊纵横，不利于机械化部队作战，虽然沿江有一些平原，但中国南方以山地为主，东西线作战方式对日军不利。
在分析这两条线路的优劣之后，蒋介石决定在南方开战，使日本在上海开始攻击，一方面转移华北日军攻势，另外一方面利用南方天然地理条件，迟滞日军进攻。
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一定要学会对敌我的各种优劣势进行合理且正确的分析，比如军事力量、军队数量、武器装备、可依靠的外围优势，等等，这是一个政治谋略者应具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因素。
蒋介石就擅于运用自己对日本的了解，准确地把握日本军事战略的两个选择，然后经过精致和周密的分析，再制定适合自己的方案。蒋介石通过对对方的分析，对下一步军事行动做到心中有数。
12.淞沪会战中的主动出击
1937年8月9日，日本在中国虹桥机场闹事，被中国士兵击毙，淞沪会战开始。
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召集参谋人员对上海作战方针进行了辩论。陈诚指出，适时扩大上海战事，使华东战场成为抗战主战场，可缓解华北军队压力，并充分利用华东水网密布的特点。蒋介石深以为然。当时，日军驻扎在上海的军队有3000人，战争爆发后虽然屡次增兵，但也只有万人。如果立即对这批日军攻击，就可以消灭日军在上海的据点，迫使日本从国内调兵。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3日下令将张治中部改编为第9集团军，从14日拂晓开始发起反击，同时命令空军协同地面作战。空军当天就轰炸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和第3舰队，炸伤旗舰“出云”号。随后的几天，中日空军发生激战，中国空军在京沪杭上空共击落日机40余架。
张治中的第9集团军从15日起，向日军发起多次围攻。第87师攻占日本海军俱乐部，第88师冲入日本坟山阵地。19日，从西安调来的第36师投入战斗，于21日攻入汇山码头，严重威胁日本海军陆战队。22日，日上海派遣军先头部队开始在杨树浦附近登陆。第9集团军侧翼受到威胁，反击作战遂告中止。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续向上海附近增兵，成立第三战区。
以第9集团军组成淞沪围攻区围攻驻沪日军，第8集团军（张发奎部）组成杭州湾北岸守备区，第10集团军（刘建绪部）组成浙东守备区，第54军组成长江南岸守备区，第111师组成长江北岸守备区，以上4个守备区负责封锁压制日军登陆部队。23日，日军第3、第11师团在长江南岸的吴淞、张华浜等地强行登陆。第三战区临时将长江南岸守备区扩编为第15集团军，由陈诚兼总司令，又抽调3个军予以加强。
日军第3师团第一梯队在张华浜附近登陆时，遭到张治中部警察总队顽强抵抗。第3师主力登陆后，警察总队不支，撤至南泗塘河西岸据守。张治中组织第87、第36师增援，挫败日军进攻，双方于25日隔河对峙。日军第11师团第一梯队23日在川沙口和石洞口地段登陆，由于第15集团军部队未到指定位置，日军迅即攻占狮子林炮台、月浦和罗店，然后分别向浏河、宝山进攻。下午陈诚所部先后赶到，第18军协同第54军实施反击，当晚收复罗店，次日收复宝山、狮子林和月浦。25日，双方于狮子林、月浦、新镇、罗店至浏河口一线形成对峙。
9月，蒋介石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21日再次调整部署：以第9集团军为中央军，朱绍良任总司令，位于北站、江湾、庙行一线及其以西地区；以第8、第10集团军为右。中日双方在上海展开对峙。日本看到上海战役迟迟无法解决，连续调兵12个师团，共达到20多万人，后又增加到30万人，从台湾调来两个师团。而国内只有一个师团，也准备随时征调到中国战场。
淞沪会战发展为大战役，日本对此缺乏认识。直到11月，日本机械化部队和压倒优势的海空军优势已经显现，它的两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中国军队有受到侧翼攻击的危险，国民政府决定从淞沪战场撤退。
淞沪会战以蒋介石的失败而告终。
蒋介石虽然在淞沪会战中失败了，但从战略上看，淞沪会战日本并没有得到它想得到的。中国抗战3个月，给日军大量杀伤，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三个月时间，使中国沿海工业内迁，为抗战的持久打下经济基础。
更重要的是，日本被迫展开对中国的全面进攻，战争面进一步扩大，战线拉长，使日本军队难以应付，在武汉会战之后，就不得不停止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该出手时就出手”，蒋介石虽然失败了，但他在淞沪会战中主动出击，使大家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13.实力不济，得以空间换时间
“九·一八”事变以后，鉴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实力悬殊，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始终持忍让的态度，以免进一步触怒日方。同时，提出“治本莫先于建设，治标莫先于剿共”的策略，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开始联共抗日，实际上采取的是能战则战、不能战则走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
1935年，蒋介石扼要地表达了他的战略思想，即“一面呼吁和平，期求集体安全；一面整顿国防，充实军备，至和平绝望时期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
在作战地域的布局上，“对日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以洛阳、襄阳、荆州、宜昌、常德为最后阵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此布局确立了他“向西南求出路”的基本路线。
1936年底，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奉命拟订《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立足点就是着眼于长期作战。后来实行的时候，大本营作战组组长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要实行全面而持久的战争，拖到日寇对占领我国的每一个县都要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防守战地，即使日寇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而在整个战争中它就非垮台不可”，故而，“不应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上争胜负，而要从全盘战略着眼”。
1937年8月7日的国防会议，决定“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蒋介石明确指出，“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求持久消耗战”。如何进行“持久消耗战”，蒋介石提出了两项要求：“我国此次抗战，其要旨在于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战之目的。”也就是说，既要消耗敌人，又要保存和发展自己。
蒋介石把“持久消耗战略”的精髓简化成具体的口号，就是“以空间换时间”。
1938年2月，他具体地解释说：“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取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取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取定于时间与空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占领的广大土地，就以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又说：“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是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抗战方略确定以后，剩下的就是怎样实行的问题。鉴于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大溃退，大片国土的丧失，蒋介石更加坚定，他在武汉失守后宣称，“我们以后持久抗战的战场，要在平汉线与粤汉线以西地区，更有胜利的把握。”
实际上，抗战头16个月中，中国军队虽然放弃了部分“空间”，却赢得了时间，保存和发展了力量，中国军队的兵力从最初的170万人增加到225万人。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军在华北地区开始全面侵华。为了牵制我华东地区的军队驰援华北，日本方面考虑进军上海。中国方面为了调动日军南下，把日军拖向全国抗战的深渊，发动了淞沪战役。淞沪战役集中了国民党军队精锐部队的70余个师。
在中国军队猛烈攻击下，日本统帅部被迫不断向上海战场增援，华北战场的部分军队也南下淞沪。9月5日，日军统帅部决定，“把主战场转移到上海方面”。这样江南便成为日军的主战场。
蒋介石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以及敌我的军事实力和战略，知道自己实力不如对方，硬拼是行不通的。他最后制订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企图以牺牲大片的国土来赢得时间，拖垮日本，争得外援，从而最后击溃日本侵略者。
蒋介石的这一战略可以说是十分高明的，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弱点和优势，以及自己的致命弱点。他没有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从全盘战略着眼，通过将日本的主战场转移到上海方面，使日军不断向上海增兵，这是战术上的调虎离山之计。最终，他的计谋获得了成功。
14.延缓对方进攻步伐
蒋介石认为，日军占领华北以后，如果从山西、河南渡黄河南下，一路直扑武汉，一路进攻西安、兰州，迂回四川。如此，中国就会失去抗战的后方。
日本要全面侵华，沪杭地区志在必夺。所以发动淞沪战役，可以调动日军南下，从而改变日军深入中国腹地的战略，至少可以使日军陷于江南水网，延缓日军的进攻步伐。
引敌兵南下，确实是蒋介石的先见之明。蒋介石还在战前就曾明确地指出：“这一仗打起来，上海、南京都不能守，我之所以要打，是因为我在日本读书的老师，如今都承担大任，日本人对中国的战略战史的研究，有时比中国人还深刻。现在我们与日本人打仗，不怕从南方打也不怕从北方打，最担心的是日本人由卢沟桥入山西再经汉中入四川，就是当年忽必烈灭亡南宋的战略。如果日本人到西南，从云南、贵州到广西一抄，我们即便把守南京、上海，这个仗也打不下来。现在惟一的办法是在上海作战，引导它沿江西上，届时它就败了。”
战役的结果表明，蒋介石以江南这块富庶的“空间”吸引和调动日军主力，沿长江西进，迟滞了敌人，为中国方面几乎赢得了一年的“时间”，得以从容布置抗战。
蒋介石明白，中日战争一旦酿成恶战，中国华东经济基地沦陷，中国海岸被敌封锁，对外交通几乎断绝，中国要坚持抗战，就必须建立新的经济基地和寻找对外联络。蒋介石广泛听取了蒋百里和法肯豪森等专家顾问的建议，蒋介石最后坚定了“经营四川”、“外战入川”的决心。
1932年起，蒋介石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1934年秋冬，国民党“中央军”围追红军进入四川，蒋介石着意将四川的政治节奏纳入其步伐。1935年春夏，蒋介石视察川、滇、黔、陕各省以后，于7月4日决定了“以川黔陕为核心、甘滇为后方”的战略方针。
8月11日，蒋介石在峨眉训练团对川、滇、黔三省各级干部演讲时指出，“我们本部18省哪怕失了15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
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又在汉口发表谈话说，“以四川为持久抗战后方，如武汉失守，即以四川为最后根据地。北固陕西，南辖滇、黔、桂诸省，稳扎稳打，以消耗敌人。同时促进国际变化，以求盟友。如此日本一定多行不义必自毙。”
在《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中，蒋介石又讲道：“我国抗战根据地，本不在沿江沿海线之浅狭交通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南诸省，尤为我抗战策源地。此为长期抗战之根本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
于是，1937年6月11日，蒋介石确定川康整军方案。1937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议决迁都重庆，标志着建立西南大后方的战略行动正式实施。
俗话说：“有所得必有所失。”任何事物都存在着正反两个面。蒋介石以江南的“空间”吸引和调动日军主力，沿长江西进，迟滞了敌人，为中国方面几乎赢得了一年的“时间”，得以从容布置抗战。
蒋介石通过引敌军南下，延缓了日军进攻步伐，从而使自己保证了抗战后方的稳固，他的这一策略完全是从全盘和大局着手，而且是针对敌我的军事悬殊力量做出的。由此可见蒋介石的眼光的确十分长远。
15.投石问路，不失其步
1944年，中国抗日战场的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军队连续失败。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形势，美国总参谋部决定派史迪威为负责亚洲战区的最高长官。
7月1日，马歇尔致电史迪威征询意见，3日，史迪威回电表示同意，他认为，当前中国的危急局势是由于对军队的管理不善、指挥失当造成的，“危急的局势要求采取孤注一掷的补救措施”，这就是他来指挥中国军队；如果罗斯福给蒋一份措辞十分强硬的电报，指出中国形势的严重性，强调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和利益，并且“坚持非常的形势必须采取非常的补救措施”，蒋介石可能同意这种安排。
马歇尔接受了史迪威的建议，拟订了一份电报稿，经罗斯福签署于7月6日发出。这份电报要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指挥一切在华盟国军事力量（包括中共军队），并授予他协调指挥作战以扭转敌人攻势的全部责任和权力。
同时，罗斯福给蒋介石也发去了一封口气强硬的信，说：“我决定给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军衔，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率所有的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让他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击日军的进攻浪潮。我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而适当的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折。”
9月8日，罗斯福又发电报给蒋介石，敦促他尽快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电报强调：“如果再行拖延，你们和我们力求挽救中国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
蒋介石没有断然拒绝这一要求。他在回复罗斯福时，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一建议，但同时指出，由于“中国军队与政治之内容不如其他国家之简单”，因此实施这一建议不能过于匆忙，“必须有一准备时期”，他还要求罗斯福派一“私人完全信任之有力的全权代表”来华，与他合作，并调整他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有权向史迪威发布指示。
蒋介石显然是希望这样一个总统代表作为他与史迪威之间的中间环节，以使他影响总统代表，总统代表左右史迪威，从而达到他间接控制史迪威的目的。
蒋介石虽然与史迪威有矛盾，但是他不能抵制美国的要求。他知道一旦与美国闹得不愉快，美国就会在援助上作文章。这几年他对史迪威掌握租借物质的分配权一直耿耿于怀，他想趁机把这个权力夺过来，作为给予史迪威新任命的交换条件。7月23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让他向罗斯福面陈这些要求，并要他强调，任命史迪威一事必须“顾及中国的政治之环境”，“顾及中国军队与人民之心理”。
罗斯福经过一番考虑，决定任命赫尔利作为总统代表去中国。
投石问路是一种常见的谋略，此计最为窃贼所用。当窃贼要进入院内时，因不明情况，先投一石子，听听动静，若听见狗咬人喊，知不可进入，也就是说投石问路是一个试探性的计谋。
在政治斗争中，投石问路是有特殊的含义，表现为对对手试探性的进攻，然后静观对手的反应，若形势不妙，就及时收兵，免得受损失，若形势有利就加紧进攻，直到取得胜利。在与美国派来的参谋长史迪威的周旋之中，蒋介石没有直接拒绝罗斯福的要求，而是采用了投石问路的计谋，希望能间接达到控制史迪威的目的。
16.与美国相互依存
1944年，罗斯福任命赫尔利作为总统代表去中国。赫尔利善于交际，好出风头，权力欲较大，但是对国民党为了维护其战后统治地位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持容忍态度，因此蒋介石对赫尔利到中国是欢迎的。
赫尔利临行前，罗斯福嘱咐说，他的总目标是防止中国崩溃，并使中国继续作战，为此他决定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赫尔利的具体任务是“促进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和谐关系，以便于后者指挥归其统帅的中国军队”。
其时，缅北战事吃紧，但蒋史双方相持不下，9月15日，史迪威把缅甸战场形势与他同蒋介石的争执电告马歇尔。马歇尔迅速拟就了一份措辞强硬的致蒋介石的电文，罗斯福立即签发。电报敦促蒋介石任命史迪威“毫无约束地指挥一切中国军队”，并称，如果再事拖延，“为挽救中国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这份电报和送电报的方式使史迪威感受到莫大的快意，而蒋介石则感受到了奇耻大辱。他相信是史迪威要求马歇尔和罗斯福发出这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的。他本不想任命史迪威，接到电报后便决定要求美国将其召回。
当天晚上，他在与赫尔利共进晚餐时表示，与史迪威决裂的时刻到了，“只要史迪威还在中国”，事情便无从谈起。但这时蒋介石对于美国的态度还不清楚，因此他只是通过赫尔利进行试探，而没有正式向美国提出。
马歇尔不理睬蒋介石的要求。他在给罗斯福起草一份给蒋介石的复电中说：“威信、政治上的考虑和个性，所有这一切与中国日益恶化的绝望的军事形势相比都显得无足轻重了。我最强烈地敦促您立即重新考虑您在这一问题上的决定。”
但是，太平洋战争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两个目标：短期的军事目标是使中国继续作战，长远的政治目标是在战后谋求一个统一、稳定、亲美的中国政府作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亲密的盟国，以对付这一地区的其他大国，尤其是苏联。从军事和政治的角度来讲，美国考虑的不是削弱或动摇蒋介石的地位，而是要巩固和加强蒋的地位。因此，罗斯福除了向蒋介石作出让步，别无选择。
罗斯福同意解除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免除他监管租用物质的责任，但要求让史迪威留任北缅，继续指挥滇、缅中国军队，同时撤消了由一名美国将领指挥中国军队的要求。
蒋介石仍不妥协，但是又不好明着反对，只好请赫尔利出面。而赫尔利为了取悦蒋介石，跟着蒋介石一唱一和。他在蒋介石正式答复罗斯福10月6日的电报中加了一段按语，重述了罗斯福在他临行前作的关于支持蒋介石领导地位的指示，接着说：“我在这里研究形势后确信，没有一个中国领袖能够像蒋介石那样提供如此之好的与您合作的基础，在我所知的中国人中没有一个具备蒋介石那样多的担任领导职务的素质。……蒋介石与史迪威是水火不相容的。如今您面临着蒋与史迪威之间的抉择。您与蒋之间没有任何别的争端，蒋同意您提出的除了任命史迪威以外的任何要求，任何建议。”
收到赫尔利的信后，罗斯福回电，让赫尔利提出接替史迪威的人选，赫尔利征求了蒋介石的意见，提出魏得迈等三位候选人。18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宣布由魏得迈接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官职务。
蒋介石心里明白，美国不能没有他，他也离不开美国的支持，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太平洋战争以来，支持蒋介石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点，蒋介石深知这一点，并充分地利用了它。
蒋介石打着中美合作的招牌，利用赫尔利善于交际，好出风头的特点，与自己的一唱一和，最后得到了罗斯福的同意，更换了不利于自己的史迪威。蒋介石在与史迪威的周旋中，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官场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17.反苏联苏，一切为了反共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驱逐、缉捕苏联在华顾问，镇压共产党，使中苏关系趋于恶化。1929年张学良为中东路与苏联干了一仗，中苏关系一度中断。“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当时蒋介石相信中日冲突依靠国联与英美大国的干预便可以解决，对苏联并不抱积极的态度。
可是，“一·二八”淞沪战役以后，仍不见国联方面对日本实行经济和军事的制裁。这时，蒋介石开始考虑与苏联恢复关系，依靠和借重苏联的力量共同抵御日本。但是，蒋介石担心，一旦与苏联改善了关系，苏联乘机以此为筹码大力支持共产党，那又该怎么办？
苏联这时的处境也很微妙，希特勒德国的侵略野心日益暴露，苏联担心自己会面临德国和日本东西两方的夹击，为了摆脱两面受敌的境地，苏联也希望与国民党政府联合，牵制日本，缓和自身的压力。
苏联方面了解蒋介石的心思，为了打消蒋介石的疑虑，在中东路事件谈判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就中共问题向莫德惠表明苏方的态度，他说：“此系中国内政措施问题，苏联并无怂恿之事。”
1935年蒋廷黻向蒋介石指出，“你同时反共反苏是不对的。苏联是一个很大的新兴力量，你必须取得苏联的谅解，使苏联对你放心，然后你才真能反共”，也就是说，“反共必须联苏”。蒋介石认为很有道理，后来任命蒋廷黻为驻苏大使。
在决定“联苏”的同时，蒋介石对中共的关系上也适应形势的变化，采取了变通的手法。1935年的华北事变，充分暴露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长此以往，势必危及到蒋介石政权的利益。这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全国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国民党内的进步势力激烈抨击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要求立即对日作战。所以蒋介石必须正视这个现实，重新考虑反共问题。如果摆摆姿态，与中共接近，就会取得苏联的好感。1936年，国民党开始与共产党进行有限度的接触。但蒋介石无意放弃和改变根本解决中共的既定方针，力主对红军彻底消灭。西安事变前，国民党方面也有人担心西北“剿共”会影响中苏关系，蒋介石摸透了苏联的底，只要无妨联苏大局，只要蒋介石不与日本站在一起，军事“剿共”，苏必不过问。于是，蒋介石便对人言，不必顾及共产国际和苏联，消灭了共产党，问题也就解决了。
由于蒋介石实行联苏的策略，斯大林又过高估计了蒋介石的积极方面，过分看重蒋介石军队在抗战中的作用，于是在处理国共关系问题上，轻视共产党，认为中共领袖“还显得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未必容忍中共取代蒋介石”，“蒋介石有美国和英国援助，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的”，“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因此，斯大林要求中共服从国民党。
在对华援助上，斯大林怕给中共以援助，会开罪蒋介石，造成中苏关系紧张，妨碍其联苏制日的策略，因此便大力支援蒋介石政府，而延安方面得到的只是苏联的“精神鼓励”和马列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蒋介石“联苏抑共”的策略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
蒋介石可以说是反苏反共的老手。但在纵横捭阖的外交漩涡里，历来奉行的就是利益的原则。在蒋介石看来，只要有助于抑制、消灭共产党，无论是联合苏联，还是反对苏联，都是可以的。
蒋介石为了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时而联合苏联，时而反对苏联，这副在官场上变化莫测的“面孔”，可以说是他官场术上诡计多端的生动写照。
18.胜不离川，败须退湾
据坊间流传，蒋介石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时候，一次到峨眉游历，在庙里遇到一算命和尚，随即抽签卜卦，那和尚在解释卦辞时，跟蒋介石说了八个字：胜不离川，败不离湾。蒋介石一笑置之。
抗战刚刚结束，蒋介石就急于还都南京，结果不到两年时间，局势急剧恶化，到1948年居然兵败如山倒矣！蒋介石方回忆和尚之言，立即经营台湾，预做退路。这当然只是一个传说，不足为信。
但在形势变化的情况下，蒋介石从1947下半年开始，重点经营台湾，以作为大溃败之后的藏身之所，这倒是一个事实。
宝岛台湾，甲午战争后便被清廷割给了日本。日本盘踞50余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圣断”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在亚洲散尽硝烟，同祖国分离多日的台湾亦回归祖国。日本刚宣布投降，蒋介石即着手安排台湾接收事宜。
台湾四面环海、易守难攻，作为军事据点，海军优势可以发挥，且台湾地处东亚交通要道，可以很方便地从日本、南洋、美国得到外援。如此重要的地位使它成为蒋介石在失败之后的必然选择。
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经营台湾越发提到日程上来。从1947年开始，蒋介石就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积极准备，将台湾打造成“反共复国的基地”。
人是政治活动的关键。既然把台湾当成是自己最后的退身之地，便不能将其由外人治理。蒋介石最亲近的人当然是自己的儿子，但蒋经国资历还不能承担治理台湾的大任，况且局势艰难，非儿子在身边不可收拾。人事决定一切。蒋介石着手安排心腹之人控制台湾。他在1948年底下令，由陈诚接替魏明道任台湾省主席。
而在军事上，蒋介石同样做了部署，使靠近台湾的几省驻扎重兵，企图迟缓解放军对台湾的攻击。从1949年1月19日到21日，连续发布五道命令，任命其亲信方天、朱绍良、薛岳、余汉谋为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省主要长官，任命汤恩伯为京（南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将屏障台湾的各省掌握在其亲信手中。
经济上，蒋介石在大陆强制推行金圆券，但对台湾却网开一面，禁止金圆券和台币挂钩，一方面可以缓解台湾人对中央的疑惧和痛恨，另外一方面也可保证台湾经济稳定，况且金圆券搜刮来的钱还是要送到台湾的。
陈诚领命归台，立即采取两项重要的经济措施，使台湾经济免遭大陆经济崩溃的命运，使台湾社会稳定，民心安顿，也给蒋介石日后兵败退台准备了经济基础。
军事上，蒋介石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台湾本身的安全问题，他决心依靠占优势的海空军“保卫”台湾，苦撑待变，依赖国际形势变化。二是为了有充分时间退守台湾，尽量延长在大陆时间，特别是对台湾相邻各省，更是以亲信把守，防止成为进攻台湾的跳板。
蒋介石确定：立足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以舟山、马祖、金门、澎湖一线为前哨，使之成为“反攻复国”之桥梁，确定今后以台湾防务为第一。
蒋介石惶惶不安，誓守台湾。他决心拼死顽抗，以国民党守军、援军和海陆空军联合反击。终于，10月和11月，解放军进攻金门和登步岛相继失利。解放军暂时停止了对台湾的攻击。蒋介石至此已基本上从政治、军事、政治上做好了“中央政府搬迁台湾”的准备。
中国有句古话：“狡兔有三窟。”蒋介石在与共产党的决斗还未彻底失败之时，便提前为自己的逃跑想好了一条退路。台湾是他最后的可栖息之地，蒋介石从政治、军事、经济上，都为自己做了留一手的准备。蒋介石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他在失败前把台湾作为自己退守的目标，这里具有四面环海、易守难攻、经济稳定等优势，也算是他老谋深算的一步棋吧！
19.“反攻大陆”，知不可为而为之
自从败退台湾，蒋介石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反攻大陆”。“总统”复职典礼上，蒋慷慨陈词，叫嚷不久就要打回大陆去，1975年蒋病重的时候，昏迷不醒中还在喊：“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大陆……救中国……”
蒋介石当真要率大军渡过海峡，重新定都南京吗？他当然有这样的理想和计划，但从理智上而言，从50年代开始，随着大陆社会逐渐稳定，以武力“反攻大陆”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准备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蒋介石拉美国人下水的计划彻底完结。
蒋介石最早提出“反攻大陆”时间是1949年6月26日，蒋介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遂于台北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并发表《本党革命的经过和失败的因果关系》的讲话，提出经过整顿党、政、军各部门，不出3年，就可以消灭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界定他的“反攻”准备为半年，一年反攻，三年完成。到1950年，国民党不但没有反攻，反而继续败退，台湾外围的许多岛屿也被解放。蒋介石在复任“总统”职后的《复职的目的与使命》中，再度界定反攻时间表，改半年整训，一年反攻，三年完成为“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就是说，从现在起，少则3年，多至5年，完成“反攻复国”使命。
但是，到1956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经过三大改造，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军事力量也比以前强大，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这是蒋介石困居台湾所根本无法比的。无论是台湾同胞还是那些尝过人民解放军厉害的蒋军官兵，都很明白，其实现的可能程度实在太小。这5年里，蒋介石“反攻大陆”不但没有成功，倒是担心大陆解放台湾而受惊不小。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极为兴奋，一方面台湾的安全有了“保证”，另外一方面似乎第三次世界大战有爆发的可能，这是“反攻”的绝好机会。结果，美国在朝鲜战场上遭到失败，使蒋介石吃了一惊，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定，朝鲜战争结束。蒋介石更感到“反攻”无望，但自己讲的5年完成，毕竟是路人皆知了，如何能够自圆其说呢？
到1954年，蒋介石开始改了点说法，把“反攻大陆”变成“光复大陆”，虽然意义差不多，但毕竟换了个花样，有了点新鲜感。
为了在政治、经济、思想上发动台湾人民响应“反攻大陆”，蒋介石把台湾比作“莒”，要效法田单，蒋介石则自比田单，以小莒而成就“复国”之志。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下专门刻了四个大字“毋忘在莒”，其目的在于激励众人，奋发图强，大家齐心协力，以实现“光复大陆”。
在美国“协防”台湾之前，蒋介石深知自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反攻大陆”不过是政治宣传。越往后，他所希望的大陆内乱并没有发生，即使在“文革”期间，社会动荡，大陆军事上仍然比台湾强大，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没有降低，这与蒋介石的希望有很大距离。
早在50年代，蒋介石实际上从心底已经放弃了“反攻大陆”的计划，其政策开始内倾，开始将台湾建设成为“复兴”基地，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策略也开始回归理性。
蒋介石自始至终就是没有真正“反攻大陆”的打算，但这一打算又不告知于人，为了维持国民党偏安孤岛的局面，蒋介石必须打肿脸充胖子，“反攻大陆”的曲调要一路唱下去。
为什么蒋介石明知“反攻大陆”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却不断地叫嚣要“反攻大陆”，而直到临终前，也不愿意放弃这个口号呢？这是他的阶级本性使然，也是他惯玩政治谋略的表现，同样也反映了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权谋。
20.维持独裁统治的法宝
对蒋介石而言，“反攻大陆”的口号虽然在军事上没有希望，但在政治上却能够打“胜仗”，这何乐而不为呢！他不但要继续喊下去，而且要喊得越来越响。
蒋介石曾向蒋经国透露过此中玄机：只有使台湾全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才便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从对军队的统治来说，蒋介石一向认为治军要从治心开始。当时的国民党军队绝大部分是从大陆来，对台湾的环境比较陌生，日久思乡，如果不给予他们以“反攻回家”的幻想，军队就会思想不稳，进而引起部队向心力的溃散。
另外，在蒋介石领导军队的过程中，他是一直注意用口号与政治宣传来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无论从北伐战争，消灭地方实力派别和攻击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战争，蒋介石都会提出一大堆的政治口号。这些政治口号，主要是宣传进行战争的“合法性”。
其次，从台湾社会而言，只有创造一个“反攻大陆”的气氛，才能使蒋介石对台湾独裁统治“合法化”。蒋介石到台湾之后，实行政治上的高压政策，特务横行，压制各种民主思想的传播，以“反攻防谍”名义，对任何不符合他的思想、人物、政治组织进行弹压。
在反攻的气氛下，台湾一直处于准战时状态，人民为此而感到紧张，从而不免增加对政府的依赖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攻大陆”是符合他的政治需要，也是他维持独裁统治的法宝。
最后，蒋介石提出“反攻大陆”也是做给国际上看的。在冷战的背景下，两大政治军事集团进行殊死的斗争。台湾完全依靠美国的撑腰，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这是蒋介石心知肚明的。他知道自己只要保持激烈的反共态度，就能赢得“自由世界”的同情，虽然美国不赞成他“反攻”的冒险，但还是有一部分人是愿意看到他这个“坚定的”反共战士的。在美国的参众两院，对蒋介石坚决的“反共”态度持欣赏态度的人不少，而他们足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当美国需要“反共”卫士的时候，蒋介石跳出来高喊“反攻”，会给台湾赢得很多的金钱和武器。
实际上，每当蒋介石高喊“反攻大陆”的时候，美国人总是紧张地劝告蒋介石，但在阻止他“反攻”的同时，美元也是源源不断地涌来。
蒋介石知道，“师出无名”是非常可怕的，不但会导致部队战斗力的下降，还不能保证军队的团结和指挥统一。为了他的军队战斗力，也为了让军队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所以他要不停地喊“反攻大陆”。
“反攻大陆”并不是蒋介石的真实目的，但却符合他的政治需要，也是他维持独裁统治的法宝。为了使自己的利益能在台湾得到稳定，直到临终前，蒋介石都在运用着自己丰富的官场术。蒋介石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他精湛老到的官场术却跟随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