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刑与厚赏

（战国）韩非

坏人，如果会被知道，他一定会有所戒备；如果会被惩罚，一定会停止作恶。不会被知道，他就会放肆作恶，不会被惩治，他便会继续作恶。把便于携带的宝物放在无人之处，即使是曾参那样有德行的人也很可疑；而把白金悬挂在闹市，即使是大盗也不敢拿走。不会被察觉，在僻静无人之地，曾参是否偷了也值得怀疑；一定被察觉，在闹市上大盗也不敢拿走悬挂的白金。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多设监守而且加重刑罚，让百姓用法律约束自己而不是靠廉洁自爱而停止罪恶。

母亲对孩子的爱比父爱深一倍，父亲的命令十倍于母亲，在孩子那里得以施行；官吏对百姓没有慈爱，但他的命令，万倍于父亲得以施行。母亲对子女厚爱，命令却行不通；官吏使用威严而百姓听从，那么是该用威严还是慈爱的策略，就可以决定了。况且父母对子女的要求，是希望他们做事、行动都安全。君主对于百姓的要求是，国家有难就用他们拼死作战，国家平安就让他们努力生产。父母由于厚爱限制子女在安全有利的环境中，而子女不听从；君主没有慈爱，要求百姓拼死出力而且命令得以施行。英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培养仁爱之心而加强威严的权势。

母亲对子女厚爱，子女多数变坏，这是滥用慈爱的后果；父亲比母亲的爱微薄，用竹板抽打教育，子女多半变好，这是使用威严的结果。

现在平民之家治理产业，用忍受饥寒来互相忍让，用勤苦劳动来相互督促，这样的人家即使遭受战争的灾难饥饿的祸患，也能吃饱穿暖；用丰衣美食来相互疼爱，用安逸享乐来相互关照，这样的人家，遇到天灾荒年，就得卖妻卖子。所以按照法律的原则，开始辛苦但利益长远；按照仁爱的原则，虽有短暂的欢乐但以后却处境困难。

圣明的君主权衡法与仁的轻重，选择最有利的，所以采用法的强制，放弃仁的怜爱。因此学者主张的“轻刑”是乱世亡国的方法。凡是赏罚坚决的，都是为了鼓励功劳和禁止作恶。赏赐丰厚，所希望的事就能很快实现。惩罚重，所讨厌的事也禁止得快。想得到功利的人必然厌恶祸害，祸害，是功利的反面。与他希望的相反，怎么会不厌恶呢？希望安定的人一定厌恶混乱，混乱是安定的反面。所以非常希望安定的人一定重赏，非常希望混乱的人一定重罚。现在主张轻刑的人，厌恶混乱的心情不够急切，希望安定的心情也不够迫切。这不仅是没有治国的策略，也是没有治国的理论。判断一个君主的贤与不贤、愚昧或明智的方法，在于赏罚的轻重。

用重刑，不是为了惩罚某个人。英明君主的法令，是提供衡量行为的准则。惩罚坏人，并不是仅仅惩治这个所要惩治的人，如果只惩治所要惩治的人，只是惩治一个死人。处罚强盗，也不仅仅处罚这个所要处罚的人，如果只处罚这个所要处罚的人，就只是处罚一个囚犯。所以说：加重一个坏人的惩罚而制止全国的坏人，这才是惩罚的目的。被重罚的人，是盗贼，而害怕的人，是良民。这样，希望安定的人，对用重刑还有什么疑虑呢？

至于厚赏，也不只是奖赏一个人，而是鼓励全国人。受赏的人得到好处而快乐，没有受赏的人羡慕受赏者的功业，这是酬报一个人的功劳而勉励一国的人。这样，渴望实现太平的人，对于厚赏重罚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

现在不懂怎么治国的人都说：“用重刑会伤害老百姓，用轻刑就可以防止作恶，为何一定要用重刑呢？”这种说法是对治国没什么研究。用重刑能制止的恶行，未必能用轻刑制止；能用轻刑制止的罪行，必定能用重刑制止。因此君主用重刑而制止所有罪恶，所有恶行都被制止，对百姓又有什么伤害呢？所谓用重刑，必然是坏人所得的利益小，而君主对他的惩罚大。百姓不会因为贪图小利而受到大的惩罚，所以坏事一定会被制止。

古代有句名谚：“人不会被山绊倒，却会被小土堆绊倒。”山岳很大，所以人们谨慎对待它，小土堆很小，所以人们容易轻视它。如果采用轻刑，百姓必定轻视刑罚。犯了罪而不惩罚，就等于驱使全国人民犯罪而抛弃他们，等百姓犯了罪而惩罚他们，就像给百姓设下陷阱。因此轻刑对于百姓就像小土堆。把轻刑作为治理百姓的准则，不是乱国就是给百姓设陷阱，这才是真正的伤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