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南社　参与雅集

南社，是宣统元年己酉（1909）末由高天梅、陈去病和柳亚子等人发起创立的一个主张推翻清朝政府、旨在通过文学传播民族主义思想的进步作家团体。诚如柳亚子在《柳亚子文集·南社纪略》中所申明的那样：“它的宗旨是反抗满清，它的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廷的标识。”

1909年11月间，南社在苏州虎丘张公祠初次集会宣告成立，吸引了众多进步人士积极参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学团体之一。极盛时期，社员千余人。南社除每年在上海举行春秋两季定期集会，还在北京、杭州等地举办过几次临时雅集。社刊《南社丛刻》每半年编印一次，从1910年创刊到南社结束的十四年间，共出版了二十四册诗文小说集。

作为中国近代的一个革命团体，“南社被认为是孙中山所缔造和领导的革命党派大联盟——中国同盟会的一支文学部队”（柳无忌《苏曼殊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3月北京版）。南社的成长与步调，与中国同盟会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方向大体上是一致的。在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华民国建立之前，南社的大多数成员，同时也是同盟会会员。他们以高昂的革命斗志，并以诗文作品及其革命实践活动，为推翻清朝统治制造舆论，摇旗呐喊。其中有些人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南社社员中的居正，被任命为内政部次长；景耀月，被任命为教育部次长；马君武，被任命为实业部次长；于右任，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吕志伊，被任命为司法部次长；陈陶遗，当选为参议院副议长；朱少屏、柳亚子、雷昭性等三人，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在省一级新政权中任职的南社社员就更多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南社成员在推翻清朝统治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柳亚子当时既是南社负责人，也是《太平洋报》主编之一。《太平洋报》的组成人员，多是同盟会会员，同时也是南社的社员。李叔同到《太平洋报》当编辑之后，也加入了南社。从李叔同填写的“南社入社书”上看，他是在1912年2月11日经朱少屏介绍加入南社的。

李叔同加入南社之后，又与朱少屏、俞剑华共同介绍自己留日同学曾孝谷加入了南社。1912年3月13日，南社假上海愚园举行第六次雅集，到会社员共四十位。是日，李叔同与曾孝谷首次参与南社集会。此次南社雅集的程序是：先于愚园举行茶话，然后到民影拍照，最后到杏花楼聚餐。

李叔同参与南社此次雅集之后，为了改变《南社社友通信录》此前简单呆板的程式，为其重新设计了图案并题签，使其显得古色古香，悦目夺人。劲草在《南社影事·四·南社中叶时期》（上海《杂志》第十二卷第五期）中写道：

当时南社社友，散居东南各省，而大部分仍在上海。此时社友犹不过二百余人，而留沪者已有四五十人，可称少数中之多数。民国成立后第一次聚餐，实为第六次雅集……民元三月十三日，仍在愚园举行，到者四十人。计柳亚子、朱少屏、黄宾虹、胡朴安、雷铁崖、叶楚伧、黄季刚、马小进、陈柱尊、曾孝谷、李息霜（即弘一大师）等。愚园茶会、民影摄影、杏花楼聚餐。这一次雅集，兴高采烈，尽欢而散。五月《通信录》出版，粉红色封面，李息霜设计图案画并题签，古色古香，弥觉悦目……

《太平洋报》创刊时，以柳亚子为盟主的南社中人，也以该报为活动场所，并在《太平洋报》上开设《南社》专刊。李叔同为此专刊设计绘制了刊额。

1912年5月，柳亚子和李叔同等人，还于《太平洋报》社发起成立了文艺社团——文美会，并决定出版《文美》杂志，李叔同与留日同学曾孝谷均列名其中。文美会于是年5月中旬召开第一次月会时，柳亚子、李叔同、曾孝谷等出席，与会者中，还有黄宾虹、吴昌硕、陈师曾、李瑞清等诗文书画名家。

李叔同在主编《太平洋画报》期间，曾独自编过一册《文美》杂志。后来，随着《太平洋报》解体，文美会和《文美》杂志也就自行消失了。胡怀琛在《上海学艺团体·文美会》中写道：

文美会为李叔同等所发起，1912年（民国元年）李氏方主编《太平洋画报·副刊》，故文美会中人多《太平洋报》社中人，文美会所即附设在《太平洋报》社内。李氏曾编《文美》杂志一册，内容系会友所作书画及印章拓本，皆为手稿。纸张大小一律，极为精美。开会时会员彼此传观，并未印行。该会创办未及一年，即无形解散。

为了使读者全面了解李叔同在南社的相关活动，避免断断续续衔接唐突，这里暂时突破评传时间顺序，将李叔同于南社的后期活动提前集中介绍。

1912年10月间，南社在上海举行第七次雅集，此时李叔同已应聘赴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教，没有参加。此后南社在上海举行的第八次至第十二次例行雅集，他也未能到会。李叔同虽然没有列会南社1915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十二次雅集，但参加了是年5月16日南社在杭州西湖孤山西泠印社举行的临时雅集。在南社诸多定期（春秋各一次）和临时雅集中，这次杭州临时雅集，在起因、时间和活动内容上，都与以往有些不同。

1915年上半年，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无遗，加速了复辟的进程。5月9日，日本以承认其密谋中的帝制为诱饵，胁迫袁世凯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就在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当天，南社依例在上海愚园举行第十二次定期雅集。南社的士子们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痛心疾首，但却又深恨自己作为书生，面对现状，百无一用。当柳亚子在此次雅集会上将自己于赴会途中在车上口占绝句“驱车林薄认朝暾，草草重来已隔春。至竟何关家国事，羞教人说是诗人”诵出时，士子们无不为之悲痛落泪。

为了排遣心中积忧，南社第十二次定期雅集之后，柳亚子故作放达，与南社耆宿高吹万（名燮，江苏金山人）及其外甥姚石子等，偕夫人前往杭州散心。柳亚子一行此次在杭州逗留二十多天，几乎游遍了武林的山山水水，寻访了诸多古迹胜地，并在1915年5月16日于西泠印社召集了一次南社临时雅集。据民国五年（1916）一月出版的《南社丛刻》第十五集载：“社友先后戾（莅）止者为：林好修、郑佩宜、姚石子、高吹万、李息霜、柳亚子、王海帆等共二十七人。”

此次临时雅集，依例合影留念。就在相机快门按下的瞬间，李叔同不知何因转脸右视，遂成永恒。李叔同出家后，弟子丰子恺将此次南社临时雅集合影中的李叔同形象进行局部放大，并于其上书写“弘一法师在俗时留影”，以为纪念。

李叔同通过参与南社此次孤山临时雅集，结识了南社耆宿王海帆。郑逸梅《南社社友事略》：“南社社友中，齿德俱尊的老人……余杭王海帆，年事高出侪辈。生于1845年2月2日，名毓岱，一字少舫，别号舟枕老人。南社雅集西湖西泠印社……海帆亦参与其盛。1917年逝世。”民国六年（1917）王海帆逝世前，李叔同在书扇相赠《贻王海帆先生》诗中写道：

孤山归寓，成小诗书扇，贻王海帆先生。

文字联交谊，相逢有宿缘。（前年五月，南社同人雅集湖上，始识先生。）社盟称后学，（先生长余三十二岁。）科第亦同年。（岁壬寅，余与先生同应浙江乡试，先生及第。）抚碣伤禾黍，（今岁余侍先生游孤山，先生抚古墓碑。视“皇清”二字未磨灭，感喟久之。）怡情醉管弦。（孤山归来，顾曲于湖上歌台。）西湖风月好，不慕赤松仙。（近来余视见世为乐土，先生亦赞此说。）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南社此次临时雅集之际，李叔同加入了西泠印社，成为西泠印社社员。孙晓泉在《李叔同与西泠印社》中写道：“李叔同自加入印社后，创作甚多，金石、书画、诗词等，日益臻于妙境。”

南社此次雅集期间，恰巧南社社员、上海名伶冯春航正在杭州演出《冯小青》，并在西湖孤山与柳亚子、李叔同等邂逅。柳亚子对冯春航一向倾慕备至，此次西湖巧遇，为临时雅集增添了在孤山冯小青墓畔为冯春航勒石纪念这样一项新的内容。

明代广陵（扬州）人冯小青，能诗善音律。十六岁那年，她被卖给了前南京国子监祭酒冯梦祯的次子冯雏（字云将）为妾，后随夫到了杭州。冯雏的正妻是出了名的妒妇，将冯小青安置在西湖边冯家的孤山别墅快雪堂中，并严厉禁止冯雏前去看她。冯小青每天一早起床后就精心盛装打扮，期盼丈夫能前来陪伴，结果却总是失望。她每天只能以写诗绘画、于孤灯一盏下读汤显祖《牡丹亭》来打发日子。长此以往，孤独的冯小青经不住如此精神折磨，以至神志恍惚，身体虚弱。当她预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时，便模仿《牡丹亭》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请人为自己画了一幅肖像，将其挂在床头，每天焚香敬酒献祭。冯小青抑郁去世后，尽管冯雏的正妻烧毁了冯小青撰写的手稿，但还是有十几首诗保留了下来。其中尤以“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者，最为著名。后来随着这首哀婉诗句的广泛流传，这位芳华早逝的女子也成了一个传奇。坊间不少画家，竞相推出他们绘制的冯小青画像。据说，还有《疗妒羹》《风流院》《春波影》等不下十五部关于这个不幸女子的剧作同一时期在各地上演。痴男怨女们还集资在西湖孤山北麓为冯小青建了一个墓。甚至还有人言之凿凿地称，某月夜，冯小青也如同《牡丹亭》中的主角杜丽娘一样复活了。于是西湖孤山北麓也就成了众人仰慕之地，有诗曰“生向林逋分隙地，死依苏小作邻家”，指的就是这个地方。

上海名伶冯春航，江苏吴县人，艺名小子和。

冯春航除青衫外，还兼习花旦，《血泪碑》《花钿错》《冯小青》《杜十娘》《卖油郎》等剧目，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他饰演的《血泪碑》一剧尤得柳亚子等人赞许，以为“在悲剧中首屈一指，纵使铁石心肠，恐亦不能无感”。1909年，南社在虎丘召开成立大会时，冯春航正在苏州演出，柳亚子等人几乎天天到剧场为他喝彩叫好。柳亚子在《民声日报》编副刊时，曾专设“上天下地”栏目，用作吹捧冯春航的地盘。有人以“独有吴江柳亚子，上天下地说冯郎”诗句，讽刺挖苦柳亚子的偏激失态。除了柳亚子，南社中人陈巢南、俞剑华、姚石子、庞树柏、林百举、沈道非等人也几乎用绝了赞美的词语，为冯春航在报纸上吹捧。社会上将他们称为“冯党”，说南社专捧戏子。由此可见，这些人当时确实是有些过分，与当下追星族相比，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冯春航不仅演艺精湛，其为人作派也给人留下不错的印象，而且在诗词书画方面也有些功夫，所作绝句感情真挚，清新喜人。冯春航在舞台上反复饰演冯小青其人其事，还在诗词中寄托情感，对其充满深切的同情。此次冯春航借来杭州演出之机，又泛舟孤山游冯小青墓，拟为冯小青立一墓碑，供后人纪念。

当柳亚子、高吹万、姚石子、李叔同等人此次在西湖孤山放鹤亭下与冯春航相遇时，冯春航正与南社社友马汤楹、陈越流、丁不识、丁展庵等人在冯小青墓前吟诗凭吊。时，冯春航作《过小青墓口占》一首曰：“小青遗迹尽徘徊，若梦浮生剧可哀。千古湖山一荒冢，曾移明月二分来。”吟后，题名于墓碑之上。马汤楹亦应即事即景，以《冯春航题名小青墓》为诗曰：“伶官从古慕榛苓，西去明湖吊小青。生倘同时双艳质，不教避面尹和邢。”

冯春航既与柳亚子、李叔同等人相遇，自然希望将此因缘勒石记载，以示后人。几天之后，柳亚子应嘱为作《明女士广陵冯小青墓》散记一篇。其辞云：“冯郎春航，能歌小青影事者。顷来湖上，泛棹孤山，抚冢低徊，题名而去。既与余邂逅，属为点染，以视后人；用缀数言，勒诸墓侧。世之贤者，傥亦有感于斯。”李叔同则以北魏沉着雍穆、幽静古厚的笔法，将柳亚子所作这篇散记和同游诸子（共二十多人）之名，分别书写并勒成二碑，矗立于孤山放鹤亭冯小青墓侧。后人将冯小青故事、柳亚子所撰散记以及李叔同书写碑文，传为“三绝”。这件事，既可视为南社一班文人在辛亥革命遭受挫折之后，排遣郁愤的一种扭曲反应方式，也可视为李叔同以往为优伶捧场之好的一缕余波。不过，如今除书面记述外，这两块矗立于西湖孤山放鹤亭的碑，早已不见踪影。

南社于1916年9月24日在上海愚园举行第十五次雅集时，恰逢李叔同休假沪上，便和学生吴梦非一起与会。此次雅集也有合影环节。李叔同出家后，弟子丰子恺也将此次合影中的李叔同进行局部放大，并于其上书写“弘一法师在俗时留影，弟子丰子恺拜题”，以为纪念。

南社第十五次雅集时，决定重行编印南社社友通信录，并交由李叔同负责装帧设计。李叔同将先前的洋式装订格式，改成中式蓝色封面装订格式，并于1916年11月以仿魏碑体署名“息翁”为《重订南社姓氏录》题签，这是李叔同最后一次参加南社雅集和相关活动。

李叔同自1912年3月首次参加南社雅集到1918年8月披剃出家的六年半时间中，除参与南社两次正式、一次临时雅集，两次为其设计社友通信录外，没有再参加过任何其他活动。虽然南社有一年两期的《南社丛刻》诗文集编辑出版，但他也只是在1912年10月出版的第六集上，提供过此前曾发表过的旧作《〈音乐小杂志〉序》一篇文章。由此可见，李叔同虽然加入了南社，但与这个社团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除了他入社不久就离开了该社的活动中心上海外，也与他觉察到了南社内部人员矛盾纠葛，不愿卷入其中，不无关系。

辛亥革命后，与南社并驾齐驱堪称兄弟组织的，还有一个名为“国学商兑会”的社团。在十五个发起人中，除两人不是南社社员外，李叔同与柳亚子、高吹万、高天梅、叶楚伧、姚石子、胡朴安、姚鹓雏等十三人，都是南社社友。该会的一百多名会员，也都是南社的旧班底。“国学商兑会”曾编辑出版过十八集《国学丛选》，其中所收诗文作品，大多与《南社丛刻》相重复。通过这些来看，“国学商兑会”实际上可以视为南社的一个分支。

李叔同与柳亚子、高吹万等人创办“国学商兑会”的初衷，原本是拟借此筹建一个图书馆，以收藏古今书籍，刊刻世间孤本，保存国粹。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除了编印《国学丛选》外，筹建图书馆之初衷本愿，最终并没有实现。

李叔同这一时期除了在城东女学任教以及担任《太平洋报》编辑工作之外，还与柳亚子主持的南社、文美会、国学商兑会中的事务，同时都有交叉关联。1941年柳亚子在《赠弘一大师》中写道：

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大雄大无畏，救世心无歧。闭关谢尘事，我意嫌消极。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

弘一大师为余三十年前旧交，即以“茶花女”现身说法之李惜霜也。南社、文美会都有因缘。嗣闻君披剃大慈山，遂绝音耗。顷复稔其闭关闽海，爰书此勖之。中华民国三十年二月亚子九龙。

李叔同这种工作上的交叉关联，对其当时生活保障至关重要。一方面，他想借同时进行的这些工作收入来养家糊口，以获得生活安宁；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此能在事业上有所进展。但由于时局的变幻动荡，并没能使他如愿。1912年8月间，由于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遭遇挫折，加上经费没有保障，创刊仅仅半年的《太平洋报》，终因负债而闭馆。

尽管此时的李叔同，还可继续在城东女校执教，但城东女学毕竟是一所社会办学性质的学校，经济上并不富裕。天津老家经济几近破产难以依靠，此处教员的薪俸也难以满足他供养上海和天津两个家庭的日常生计开销，为了家庭生存条件能够得以基本保障，经过再三权衡，李叔同于民国元年壬子（1912）七月下旬向老友杨白民辞去了城东女校的教职，应旧友经亨颐之聘去了杭州，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图画音乐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