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长城内外百花香——奠定北中国版图的草原新主

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蒙古草原的第一个主人——匈奴，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南方汉地乃至西方世界发起猛烈冲击。继之而起的鲜卑、柔然、突厥，给人留下的印象依旧是狼性十足，略输文采。契丹帝国则不同，它迅速找到了与其他民族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方法，创造了令汉人自愧弗如的“一国两制”。北宋王朝到灭亡那一天也没想明白，幽云十六州（也称燕云十六州）的汉民干吗对契丹人忠心耿耿，对同文同宗同种的自己视如寇仇？

没有话语权的尴尬：一个被忽视和扭曲的政权

很多研究世界史的学者认为，契丹帝国是亚洲历史上最为浓重的一笔。据说，哥伦布的出海航行，就是为了寻找他仰慕已久的契丹帝国，然而他并不知道，当时契丹帝国已经灭亡，甚至连契丹民族也消失得不知所踪了。也许是上天眷顾这个执着的人，才把他带到了美洲新大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算是一种弥补吧。只是实在难以想象，部分欧洲和阿拉伯人直到13世纪，仍把中国称为契丹（Cathay）。直到现在，俄文和拉丁文中，还把“契丹”（Китай）作为对中国或中国人的通称。

但在国内，大多数人对于契丹的印象，都来源于一些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杨家将》中残暴诡谲、率军打仗的萧太后，《水浒全传》中被梁山好汉打得落花流水的契丹狼主，《天龙八部》中把人当野兽一样残杀的大辽皇帝……这些文学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契丹，不仅是一个野蛮、落后的民族，其所建立的帝国也是一个敌对、残暴的存在，并且是不堪一击的，甚至契丹帝国最终的下场也是被北宋迫降或灭亡。这些违背历史真实的作品却拥有大批读者，数百年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和汉文化相比，契丹文化显然落后许多，文学领域的话语权因此拱手让出。时至今日，很多人仍然不知道，契丹民族及其建立起来的帝国有什么值得被提及和重视的。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契丹是个被遗忘，或者说是被刻意忽视和扭曲的政权。

另一个北朝：北中国版图的奠定者

公元916年，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于唐亡后的乱世中建立起契丹帝国，其子耶律德光曾一度改国号为辽，故而契丹帝国也称辽国。从阿保机建国至天祚帝被女真所建立起来的金国推翻，部分契丹民众西走中亚建立西辽，契丹帝国共传九世。

契丹帝国的疆域，以今天内蒙古赤峰地区为中心，雄跨长城内外。极盛时的版图：北至色楞格河流域，南至河北中部和山西北部，西至阿尔泰山以西，东临大海，东北到外兴安岭和鄂霍次克海。契丹建国半个世纪之后，被尊为“正统”的北宋王朝才在其南方诞生，所控制的领土面积还不及契丹的一半。

可以说，历史上真实的契丹帝国，绝不是一个渺小而残暴的存在，它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是隋唐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北朝”，一个强大的帝国。它对我国北部、东北部的有效开发，以及对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都起过巨大的作用。

如果说，现在中国的版图是在清帝国时最后确定下来的，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我国北方和东北这部分轮廓，是由契丹帝国勾画出来的。在我国的北方和东北地区，生活着许多民族。他们在这里游牧、渔猎；他们强壮彪悍、各自为政；他们逐水草而居、流动性很大。尽管曾经有匈奴、突厥这样的强大帝国崛起，却都未能真正统一过这片广袤的草原。可契丹帝国做到了。它通过军事征服，把分散的北方各族先后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为了巩固统一，契丹在地方上的行政设施比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完备：通过设官置府，派遣官吏，大大加强了对北方各族的直接统治。将北方如此广阔的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为以后元代多民族国家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把长城圈进自家大院：草原与汉地正常交往的新途径

如果契丹只是统一了中国北方，那么她在历史上的地位，就不过是一个地方政权而已，远远不值得如此大书特书，更配不上帝国这个称号。

契丹帝国的真正伟大之处，是在于她开启了“长城内外百花香”的时代。

纵观中国历史，北方的游牧民族大都抵御不住农耕之地散发的沁人馨香的诱惑。他们背起弓箭跨上战马，就着地势的落差，一波又一波地向农耕地带进攻。五胡乱华、蒙元一统……无一不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征服。即使被认为是正统的中原王朝，有的也带着“胡”气。嬴政所在的秦国，在西周初期是被归入戎狄一列的；建立唐王朝的李氏家族，虽以中华民族的“正统大支”自居，却有着明显的鲜卑血统，太宗的长孙皇后，更是正统的鲜卑人。

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包括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系统：一种是游牧民族带来的草原文明，他们从北方来，借着地势不断南下，为中华民族带来了野草般无尽的生命力，却也弥漫着血雨腥风；另一种是农耕民族开创的定居文明，他们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这里春种秋收，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深沉厚重，却也有着不可避免的故步自封。中华民族现在的文化，正是这两种文明不断碰撞、不断磨合的结果。

我们立足现在，回顾历史，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这种融合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其实几千年来，这种融合是艰难且血腥的。农耕民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劳动果实，修起了长城，小心翼翼地把北方草原与自己隔离开了。自战国时代开始，中原的各个政权就修筑长城，之后秦增汉补，从阴山南部扩到阴山北部，由土坯变成石块，由一条增至两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即使这样，仍然没有阻挡住北方民族的一次次南下。中原政权修筑长城，与其说是保护疆土，还不如说是一种标示性的隔断，意欲昭显与北方“蛮族”的不同。

也正因为如此，长城作为一个标志，将中国的北部草原隔断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风貌，而游牧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拉锯战，就发生在这长城沿线，在契丹以前，长城南侧的农耕经济很容易遭到破坏。而北方草原与中原农业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所以长城向北一直是“封域虽长编户少，隔山才见两三家”（苏颂《过新馆罕见居人》）。

契丹开国，在草地上建立城寨，安置据点，形成新兴的聚落，改变了草原的面貌；另外，由于燕云十六州与草原大漠关在同一个大院子里，长城南侧的农民不用再担心被人劫掠，自然也能安心定居生产，经济也开始稳定地发展。把长城南北大门打通，让经济文化空气流通得更快些，契丹帝国做到了。

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一国两制的成功尝试

契丹民族是帝国的创建主体，作为民族统帅的耶律阿保机要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帝国的统治范围内，还有大量归附的汉族人。这些代表先进生产力、掌握着先进农耕技术的居民，无疑成了国家最主要的税收对象。如何激发这些人的生产积极性，使之为自己的南征北战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成为耶律阿保机必须重视的问题。

但是，契丹民族和汉族之间，无论是生计方式还是风俗习惯，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契丹人过惯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认为应该把汉人的耕地统统改为草场；汉人也实在看不惯契丹人没有纲常伦理，舅舅竟然可以娶外甥女的习俗。因差异而产生的矛盾日益突出，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这位契丹帝国的开国之君，是要做一个单纯的民族领袖，还是要做一个真正的帝国皇帝。

阿保机作为一代开国之君，确实有着卓越的胆识和开阔的胸襟，他在自己的帝国内，本着“因俗而治，得其宜”的原则管辖着各民族。阿保机的这种统治理念，被他的接替者继承，如耶律德光在得到燕云地区之后，建立了两套统治机构、两套办公衙署，即北、南面官。“（北面）以国制治契丹，（南面）以汉制待汉人。”后来，随着契丹帝国封建化进程的加快，北、南官制有了更加具体的职责范围，即《辽史·百官志》所说的“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就是说北面官专司管理契丹及其他少数民族事务，并主管契丹军政；南面官则主管契丹民政。

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似乎北、南面官是将帝国分成北、南两个区域，对契丹人和汉人分开进行管理的意思。其实不然，当时契丹帝国的统治者将其命名为北、南面官，是因为“辽俗东向而尚左”。具体地说，就是在东西南北的四个方位中，契丹人认为太阳升起的东方是最高贵神圣的，因此帝国皇帝的宫帐皆坐西朝东。各个官署就分列于宫帐的左、右两侧。与此同时，契丹人又认为左为尊，因此，“以国制治契丹”的官署被安排在了宫帐左侧，即宫帐的北面；那么，“以汉制待汉人”的官署自然就列在了宫帐右侧，即南面。两套官署位于辽帝宫帐的北、南两侧，是北、南官制得名的真正原因。

聪明的契丹人，在官署设置这个问题上，回避了民族的差异和分布地域的不同。这样做，就使其统治区内的民族容易产生对契丹帝国这个统一体的认同感。也正因为有了这种认同感，才使燕云地区的汉族民众，在完颜阿骨打与北宋联合伐辽时，坚决地同契丹民族站在了一起。

这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起到了民族融合的作用。在其之前，虽然秦皇、汉武创造了我国的鼎盛时代，但他们处理民族关系的核心思想只是“蕃汉对等，保卫汉地”，仅限于“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唐朝以“兼包蕃汉，一视同仁”为指导思想，推行了“羁縻府州”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府、州，册封少数民族首领为节度使实行自治，是民族政策的一大进步。但唐朝这种一反秦汉传统的政策，实践得并不好，最终导致后来的“安史之乱”。契丹帝国虽然是传统意义上的“蕃”所建立的国家，但是它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蕃汉观念，而是把汉族当成与自己平等的民族，设置了北、南官制这套适应实际情况的统治政策，为后来的金、元、清建立中央集权统治和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可以说，契丹帝国是历史上一条边缘清晰的分界线。契丹之前，北方草原与中原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裂痕。从战国争雄开始到五代十国，一个处理不好，就可能有一片土地游离于中国版图之外。而契丹之后，中国版图越来越密合无隙。近一千年再没出现过较大的、时间较长的分裂，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契丹帝国堪称我国最早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典范。

五京并存：独出心裁的分都制度

契丹帝国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也是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在广阔的领土上设置了五个都城，以这五点为中心，辐射出一张牢固的统治网。这五个都城分别是：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天显三年称南京，天显十三年改称东京）、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

辽上京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城址位于群山环抱的、辽阔的冲积平原上，东南有白音戈洛河萦绕，这里是契丹王族迭剌部的领地，同时也是契丹帝国的龙兴之地。该地原为荒野，太祖阿保机曾经在此射箭选址建立龙眉宫，后于神册三年（918），在龙眉宫之地建城，名曰皇都，作为帝国初期的统治中心。辽灭渤海之后，国土扩大，国家大业已经稳固，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这时的皇都城规模就显得不够宏伟，所以太宗于天显元年（926）对皇都加以扩建，在内部又兴建宫室，至天显十三年（938）又更名为上京，设立临潢府，以此作为帝国的政治中心。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宁城县境内，有一座大明城（又称大名城）遗址。这座位于老哈河冲积平原上的古城遗址，就是契丹帝国中京大定府的故址。辽亡后，金在这里设北京路；后元设大宁路；明设大名城，永乐元年撤卫而逐渐荒废。中京的修建在圣宗统和年间，当时辽宋两国刚刚签订“澶渊之盟”，契丹帝国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圣宗尝过七金山、土河（今老哈河）之滨，南望云气，有郛郭、楼阁之状，因议建都”。实际上，在这一地区建立新都，除了当地环境宜人的原因外，更是出于经济和政治上的考虑。这里较上京偏南，是北部草原和南部农耕区的交接地带，便于统治两种不同生计方式的居民，更宜于与北宋交通往来。统和二十五年（1007），圣宗择燕冀工匠在奚王牙帐之地，仿北宋开封城修建了这座规模较大的都城。中京建成之后，帝国的统治中心就从上京南移至这里。

东京辽阳府，在今辽宁省辽阳境内，是契丹帝国五京中唯一一个名称有过变更的都城，这些变更，实际是皇位争夺和领土扩张的见证。太祖皇帝耶律阿保机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远征中，成功地攻下了素有“海东盛国”之称的渤海国，并将渤海改名为“东丹国”，意即东契丹国。他让皇太子耶律倍任东丹王进行统治。事情在太宗耶律德光即位之后发生了变化。德光作为次子继承皇位，本来就对哥哥耶律倍有所顾忌，自然不希望耶律倍的势力在东丹国过于巩固，于是，他营建了“南京”，并将渤海国的大量居民迁移至此。这一举措，一方面在于防止耶律倍在东丹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渤海居民有较高的农业耕种技术，可以为辽阳地区农业化进程的加速作出贡献。事隔十年，经过多年的向南扩展领土，尤其是燕云地区的扩入版图，原本的“南京”，也并不“南”了。于是辽阳府更名为东京，把南京的名号让给了燕京（今北京）。

契丹的南京，原称幽州，是天显年间太宗皇帝南下支持石敬瑭称帝时纳入版图的，后因其重要的军事地位而升为都城，始称“幽都府”，后改称“析津府”。南京京都是帝国五京都中规模最大、皇城建筑最豪华、人口最多的都城，幅员三十六里。皇城又称内城，位于今北京西，主要是宫殿区和皇家园林区。宫殿区东侧为南果园区，西侧为瑶池宫苑区，瑶池中有小岛瑶屿，上有瑶池殿，旁边建有皇亲宫邸。在皇城四周分布有九个里坊区。坊内建有寺塔。公元1122年金军占领南京，后将首都迁到这里。之后的元、明、清均将这里作为首都。北京成为现在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就是从契丹帝国时期开始的。

五京之中，西京大同府的建立时间最晚，是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改云州为大同府而成的。皇帝建立西京的用意，至今人们仍无法揣测清楚。有人说是为了防御西夏，可西京的军事设施远远达不到一个军事重镇的水平。可以说五京中，西京无论从修建目的还是城市规模，都较其他四个有所逊色。它在当时所起的作用，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研究思考。

四时捺钵：契丹皇帝的现场办公

皇帝们为自己建了五个都城，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要待在这其中的某一个里面。事实上，皇帝们是随着四季的变化而不断搬家的，在所到各地设置的行帐中一边游猎，一边办公，由此便产生了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的“四时捺钵”制度。

春捺钵主要是钓鱼、捕鹅雁，地点在长春东北35里的鸭子泺（今吉林省月亮泡）。皇帝一般是在正月上旬由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出发来到这里，先凿冰钓鱼，到冰解之时捕鹅雁，并举行头鱼宴和头鹅宴，顺便宴请当地的各部族首领们。帝国的摧毁者完颜阿骨打就是在这里的头鱼宴上，初次与当时的天祚皇帝交锋的。

夏捺钵无定所，一般在黑山（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庙东汗山）东北的吐儿山，主要是避暑纳凉，暇日从事游猎张鹰。六月上旬来此，七月中旬以后离去。

秋捺钵在永州（今内蒙古自治区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合处西）西北50里的伏虎林，主要是入山射鹿及虎。射鹿时，事先埋伏在鹿饮水必经之处，待鹿来饮水，令猎人吹角效仿鹿鸣，鹿集至则射杀之，称作“呼鹿”。

冬捺钵在永州东南的广平淀。此地多沙，地势平坦，冬天稍暖，契丹皇帝多在此“坐冬”避寒，同时射猎，讲习武艺，并与大臣议论政事、接待各国使臣的朝贺。

我国历代上的中原王朝都有一个固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皇帝在这个中心之内号令天下，安国治民。同时，这个中心也是皇帝的安乐窝，除御驾亲征、出巡视察外，皇帝们都在这个窝里蛰伏着。那么，为什么偏偏契丹皇帝不辞劳苦、岁无宁居、周而复始地搞捺钵呢？

事实上，皇帝们的捺钵活动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而这也是辽朝政治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各捺钵处不仅仅是皇帝网钩弋猎、消寒避暑的场所，也是处理政务，召开国家级和地区级会议，接见各国使节、收纳贺礼的所在。

辽代皇帝的捺钵制度，很像我们今天的“现场办公”，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现场办公制度”。这个颇具特色的四时捺钵，也为后来的金、元、清王朝的统治者所接受，但其内容、规模都有了变化。金王朝捺钵形式几乎与契丹相同，但居留时间短，行动简单，多为嬉游，无关政治；蒙古大汗夏秋入上都（内蒙古正蓝旗）避暑，同时会见蒙古各部，到了春冬，则在燕京处理中原事务；清朝皇帝亦部分保留了捺钵风俗，只是改换成了木兰秋围的方式，可见清朝的皇帝懒惰了很多，不再出门接见满蒙各部首领，而是要求他们齐聚木兰围场，其办公热情较大辽皇帝，不知少了多少。

将女权进行到底：女主浮沉的帝国政坛

女主沉浮是契丹政坛上的一个亮点，这一特点在很多少数民族中都曾存在。比如蒙古帝国时期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妻子唆鲁禾帖尼，她不但守护着丈夫去世时留下的领地，更是在窝阔台有正统继承人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儿子蒙哥扶上了汗位。清王朝的孝庄文皇太后和慈禧太后的例子家喻户晓，就更不必多说了。

但契丹帝国与其他政权的女主有很大不同，即整个契丹帝国的皇后、皇太后几乎都出于同一个姓氏，这种现象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在太祖阿保机建立契丹帝国之初，部族内部“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直到帝国建立，为了提高自己家族的地位，阿保机“始以王族号为‘横帐’”，以显示自己的家族是契丹民族金字塔的塔尖；同时“以乙皇、拔里（两家功臣家族）比萧相国（萧何），遂为萧氏”，以此来表达对汉代辅佐刘邦建功立业的萧何的尊崇。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当时的萧氏对阿保机建立契丹帝国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此后，萧氏与耶律氏通婚：萧氏的女子都嫁给耶律氏，耶律氏的女子都嫁给萧氏。这种政治联姻成为定律，世代沿袭。因此，萧氏成为辽国仅次于耶律氏的权贵势力。有辽一朝，萧氏共出了十三位皇后、十三位封王、十七位北府宰相、二十位驸马。

随着契丹帝国势力范围的扩大，皇帝后宫的女子不再限于契丹族，也曾经有过非萧姓的妃子，但占据绝对主要地位的，仍然是萧姓。皇后只能是萧氏女子，自然太后也都是清一色的萧太后，萧氏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后专业户”。

在契丹族内，“皇后专业户”萧氏还形成了“后族”，相对于王族的“横帐”，后族则被称为“国舅帐”。根据契丹帝国的规定，北府宰相一职由“国舅帐”中选出能者担任，因此一直到辽亡，萧氏后族一直把持北府宰相之位，确实应了“比萧相国”的说法。朝堂之上，“后族”萧氏与“皇族”耶律氏势均力敌；后宫之中，更是萧氏女人的天下，由于有娘家强大的势力作为靠山，尽管是嫁给帝国中至高无上的皇帝，这些萧家的女儿们丝毫没有畏惧之意，并在帝国政治舞台上充分展示着她们的才能。

这样一来，整个帝国的命运，都跟这个国家的女人们息息相关。帝国的草创时期，是述律平一路扶着丈夫阿保机走向帝位，在丈夫去世后，述律太后又操纵了皇帝大选。纵观帝国历史，最风光的女性，无疑应属承天太后萧燕燕，她临朝称制30余年，最后把政权顺利地交给了儿子，也正是在她统治时期，帝国达到了辉煌的顶峰。圣宗升天之后，他的两个妻子齐天皇后和法天皇后斗法，搅得整个契丹政坛动荡不安，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帝国的内忧外患逐渐出现，开始走下坡路。而帝国女人的境遇开始艰难起来是从道宗开始的，道宗因为一首《十香词》而赐给妻子三尺白绫，堂堂的皇后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赐死了。而这时的帝国也同这位皇后一样，风光只是表面，内部的重重矛盾随时都可能爆发，将一切摧毁殆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契丹帝国这驾大车，也是由耶律氏和萧氏联合驾驭的，当女人们掌权时，这辆大车在顺利地前行，而当女人的地位衰微到沦为王权的附属品时，这辆大车也在顷刻间坍塌了下来。

契丹帝国退出历史舞台已经800余年，但一些独具特色的治国方略及习俗却影响深远，至今独领风骚。然而这个帝国的历史及其创造的许许多多的辉煌，仍被无情的岁月尘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