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综述

关于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的研究在其发生之时便已开始，如同时期杨光政（光震）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记录、傅雷对张爱玲小说的批评、谭正璧编选女作家小说选、杨之华为文人做列传等等。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研究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长期处于冷寂状态，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逐步升温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大热点。当然，这主要得益于1990年前后张爱玲热的兴起。此后多年，张爱玲研究一直是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研究中的绝对焦点。学界很早便注意到此种现象，并开始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¹⁴⁾因此本书未将张爱玲研究作为综述重点。

有关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的研究成果，在类型上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资料的整理收集，二是批评与研究性论述。本书综述将主要围绕上述两种类型展开，在时间上则分为两段：一是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不到四年的沦陷时期，二是抗战胜利之后，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70余年。之所以如此区分，是因为沦陷时期的相关研究与文学创作同步，且同样受到被压抑的民族话语下的文学生态的制约，而抗战之后的研究在民族话语下可以自由言说，但将遭遇大陆与海外（尤其是台湾地区）不同意识形态的改写。

一、上海沦陷时期（1941.12.8—1945.8.15）文学的相关研究

（一）资料的整理收集

在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前，相关的资料整理主要有赫文的《一年来的上海文艺界》与杨光政的年鉴式、现场式记录《两年来的上海出版界》⁽¹⁵⁾《一九四四年的中国文艺界》⁽¹⁶⁾《记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¹⁷⁾等，以及未署名的《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纪实》⁽¹⁸⁾和杨之华编辑的《文坛史料》。常常被遗忘的是《中华日报》之《中华副刊》第128期（1943.1.10）到第132期（1943.1.14）组织的“一年来文化界回顾特辑”。该特辑先后登载有周越然的《民卅一年的书荒》、杨光政的《一年来的中国出版界》、杨之华的《一年来的文艺杂志》、予且的《最近一年的短篇小说》、鲁贞的《一年来诗坛管窥》、杨素宜的《一年来的散文》等文，其中《最近一年的短篇小说》连载至第135期（1943.1.19），《一年来的中国出版界》连载至第141期（1943.1.27）。该特辑显示出编者杨之华对1942年文学变化的密切关注，他试图通过分类总结通观沦陷一年的上海文学。

《一年来的上海文艺界》以1942年即上海沦陷第一年的文学为总结对象，作者赫文以较为激进的立场漠视当年风行的《古今》等专走文史、小品风格的刊物，而肯定《大众》《万象》等刊物存在的意义，认为这一年的上海文学寂寞而衰落。⁽¹⁹⁾

相较而言，杨光政（杨寿清）显得很有史家意识。他在战前曾分别编纂1934、1935、1936三年的中国文艺年鉴，显示出文学史家的独到眼光。《两年来的上海出版界》与《新文化运动与出版界》⁽²⁰⁾《大破坏后出版界的新转向》⁽²¹⁾等文自成系列，勾勒出现代中国出版界的全景。出于对政治高压的回避以及对史料价值的追求，《两年来的上海出版界》一文以中立、客观的态度对上海1942—1944年间所出版的报纸、刊物进行概述，但对报纸文艺副刊与文学类刊物则有较为细致的描述，如认为《中华日报》的两个文艺副刊《中华副刊》与《海风》风格不同：《中华副刊》走纯文艺路线，《海风》则是海派趣味；《新中国报》文艺副刊之一《学艺》是严正的新文艺副刊，另一文艺副刊《趣味》则是专讲趣味的通俗副刊。对于副刊文字，杨光政的基本判断是“几乎一律是漠视现实，除掉剧讯、影评等外，所刊文艺作品仅是通顺有趣而已，这些东西，无论在二十年前或二十年后发表都没有关系。”⁽²²⁾在文学杂志方面，则先后提及《人间》《天下》《东西》《万岁》《文艺生活》《文友》《古今》《杂志》《风雨谈》《大众》《紫罗兰》《春秋》《天地》《小天地》《锻炼》《文潮》《小说月报》《诗领土》等。在谈及《万象》《紫罗兰》等刊时，杨光政指出：“它们曾被人指为鸳鸯蝴蝶派，事实上它们是比过去的《礼拜六》更为进步，而且正向着新文艺的创作方法发展。尤其《万象》销行最广，自柯灵主编后，新文艺的气息更为浓厚，杂文与长篇小说更为其特色。《大众》和《春秋》也有万份以上，内容较为通俗。”⁽²³⁾在论及这两年间的文学类畅销书时，他也能准确剖析其原因，如指出周佛海《往矣集》的热销既与作者政治地位有关，也与回忆性文字多涉及民国政治史实有关，同时认为读者渴盼阅读新书的心理期待也不容忽视。此外，杨光政还将中国联合出版公司的成立与太平书局的开张列为1943年以来书业界的两大事件。前者是以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五大机构为主干，由前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所长曹冰严任经理。后者的前身是太平出版公司，改为太平书局后由陶亢德任总经理，柳雨生为副经理，出版了一批文艺新作，如《予且短篇小说集》（潘予且）、《二舅》（秦瘦鸥）、《两都集》（纪果庵）、《怀乡记》（柳雨生）、《出发》（路易士）、《牛骨集》（陶晶孙）、《夜珠集》（谭正璧）、《风土小记》（文载道）等。作为文学观察者，杨光政注意到这一时期女性作家的出现，特地点出苏青的《浣锦集》《结婚十年》和张爱玲的《传奇》都在1944年出版。

由于苏青和张爱玲等人的显眼表现，1944年成为事变以来六七年中中国和平区文艺界最热闹的一年。但杨光政对此并不乐观，在《一九四四年的中国文艺界》一文中，他认为这一年的文坛景象不过是“回光返照”，在疯狂上涨的高物价的压迫下，维持不到多久，就会很快地消沉下去的。⁽²⁴⁾该文从文艺副刊、文艺杂志、文艺书籍、文艺集会四个方面总结了中国沦陷区的文艺发展状况。在延续《两年来的上海出版界》的基本写作思路之时显得更为专业与细致，对各种文学杂志有着比较明确的价值判断，相关论述颇有见地：

散文杂志《古今》半月刊，尝以刊登南北闻人如周佛海、陈公博、周作人等的著述，而风行全国，惟至一九四四年，大概这班闻人无著述的余闲，以致《古今》的内容渐渐地失其过去的光荣，终于十月中休刊，而于十一月另出《文史》一种，内容扩大范围，兼及历史文献。《天地》月刊与《古今》可说是夫妇刊物，当初也常有陈公博、周佛海夫人等的作品，惟以内容而论，《古今》较为老成持重，《天地》较为新锐活泼。一九四四年夏季，该社另出《小天地》一种，文字短小风趣。这三种刊物，继承了事变以前林语堂与陶亢德所编《宇宙风》的遗绪。《杂志》月刊是综合性的，但文艺气息极浓，所载亦以文艺作品为多，其中经常刊登现地报告和报告文学，颇能抓住时代性，而且编制活泼，插有艺术照相和漫画，是其特点。《风雨谈》和《文潮》《飙》《光化》等，是同型的一般性的文艺月刊，比较着重于新文艺著译，后三种是在一九四四年中新出版的。《万象》《大众》《春秋》和《小说月报》《紫罗兰》等，也是同（类）型的一般性的文艺月刊，内容兼载新旧文学，写法较为通俗，间或也刊登若干不属于文艺的作品。其中《万象》自经柯灵接编后，业已大加革新，几乎已完全新文艺化了，而且还有若干老作家在执笔。⁽²⁵⁾

该文的“文艺集会”部分先后提及“中国文学总会”、各地“作家联谊会”“文学协会”等组织或流产或无进展，重点描述了“华北作家协会”组织严密，活动较多。对于“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中国文学年会”也有比较细致的描述。其中比较令人意外的是关于周作人与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关系的记录。这一记录同样呈现于《记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一文中。这是历来有关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史料中从未见到的。

作为正式的与会代表，《记“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是杨光政的现场全程速记。开篇论及大会召开的意义是沟通大东亚各国民间彼此的理解：“近数年来，诸如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呵，确保‘亚洲人的亚洲’呵，以及‘东亚各民族一体不可分’呵……口号是喊得很响，而且同义异词，名目繁多，但要实行起来，却并非一蹴可就，抑且荆棘丛生，困难不少。其中最大的难关，是在东亚各国的民间，非特毫无‘同胞’之情，而且互相猜忌，不免仍带有‘萁豆’之势。”⁽²⁶⁾该段文字充满潜台词，表面是大谈“交流沟通”之意义，却又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双方无法祛除的敌意。该文在回顾历届会议召开情形时，特别记述了第三届大会在筹备时期的波折：原于1944年春季召开，并请周作人担任议长，但因“那时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出版物上载有片冈铁兵攻击中国老作家的文章，而其所称之某老作家，后来证实系指周作人先生，而且据说该文系由周作人先生的门徒沈启无所授意，不禁使素以清淡隽永的作风著闻的周老先生，大动肝火，勃然而怒，撰文宣告从此与此辈文人和团体脱离关系。经此一场‘文坛风波’，使这一届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也起了一个小小的顿挫，终乃延期到秋季方才举行。”⁽²⁷⁾该文还生动详细地记录了会议的组织与召开过程及之后的所有相关人员以及事件。

不同于杨光政的生动详细，未署名作者的《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纪实》则以新闻方式登载了代表团名单与会议进程，记者对陈绵、章克标、关露、古丁等的访问，陶亢德、沈启无、周越然等的谈话，以及对“大东亚文学奖金”第一次获奖作家作品的介绍。⁽²⁸⁾杨之华编撰的《文坛史料》所载文人轶事并不局限于上海沦陷时期，而是以新文学家为记述对象，收集了《中华日报》自1942年1月起的《文艺》与《中华副刊》两个副刊上登载的相关文字。其中比较重要的文字有胡兰成对周作人、路易士的印象记。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该书收录了《中华副刊》上有关纪念鲁迅的文章。由连续三年的鲁迅纪念特辑中的文字可以发现上海沦陷区文学的复杂性和鲁迅自身主体性的强大。⁽²⁹⁾

除了上述史料整理之外，谭正璧编选的《当代女作家作品选》也是重要收获。该选集以闪耀这一时期上海文坛的16位女作家张爱玲、苏青、杨琇珍、曾文强、程育真、邢禾丽、汪丽玲、严文娟、汤雪华、陈以淡、施济美、俞昭明、吴克勤、周炼霞、张憬、燕雪雯为对象，各取代表作一篇编入其中。谭正璧用近两万字的序言表达他的文学观感，是难得的同时代观察。

与上述诸文大体出自作者的个人意识不同，《中华副刊》所组织的“一年来文化界回顾特辑”则因编辑者的策划与邀约而出现。《中华副刊》为官报副刊，因其稿酬优厚而得到一批文人加盟。在该特辑中，杨之华、予且、鲁贞、杨素宜等人对1942年的文学杂志出版以及散文、短篇小说、诗歌等创作状况进行了总结。相对于战前与1944年来说，1942年是整个出版界非常低落的一年，造成了周越然所言的“书荒”，⁽³⁰⁾重要原因便是“人民兴趣集中于战事，而思想统制又日益加严。”⁽³¹⁾《一年来的文艺杂志》简单介绍了1942年的几个主要文艺杂志《古今》《绿茶》《大众》《万象》《杂志》和南京的《作家》《同声》等。⁽³²⁾予且在《最近一年的短篇小说》中，借朋友之口指出1942年写作者与期刊之间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以前是作者看杂志性质而投稿，如今是杂志看作家作品性质而纳稿了。”以前文坛有某帮某派，现在则无帮无派，作者只要肯写，到处皆可登载。至于文学风格，则从战前的“欧化”走向大众。予且在文中重点推荐了杨桦（即杨之华）、杨琇珍、谭惟翰、吕伯攸、赵顾乃明、施济美、孙了红等七位小说家。他以比较市民化的通俗文学立场肯定了吕伯攸、孙了红等人的大众化倾向。⁽³³⁾《一年来诗坛管窥》则指点了1942年上海诗坛的几位活跃人物，如路易士、杨桦、鲁宾、田尾、柳雨生等。⁽³⁴⁾《一年来的散文》则以《古今》《上海艺术月刊》《中华副刊》为重要观察对象，着重点评纪果庵、苏青、赵景深、杨桦、路易士、吴易生、陈烟帆、周越然、周作人、柳雨生、予且、文载道、陶晶孙、丁丁、龚持平等比较活跃者。⁽³⁵⁾该特辑对《中华副刊》上的活跃文人多有提及，借此向各位作者为《中华副刊》捧场致意，同时也反映出1942年大批文化人撤退之后，一群新人开始填补文学真空之状况。

（二）批评性文章

在不到四年的沦陷时期里，上海文学并不缺乏批评的热点人物与话题，文学批评者对文学热点人物、事件依然保持着批评的敏锐性，胡兰成、张爱玲、谭雯、陈尘、柳雨生等人的加盟令批评增色不少。

胡兰成是这一时期值得重视的评论家之一。他的《论张爱玲》《张爱玲与左派》《谈谈周作人》《周作人与鲁迅》《周沈交恶》《周作人与路易士》《路易士》《谈谈苏青》等文分别涉及上海沦陷时期文坛热点人物或事件。如果说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赞扬是分内之事，那么他对苏青、路易士的点评以及对周作人、鲁迅的记忆、感想则充分表现出他对这一时期文学的敏感。

在论及与张爱玲并肩的苏青时，胡兰成认为：“苏青的文章，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不受传统的束缚，没有一点做作。她的心地是干净的。”⁽³⁶⁾路易士在沦陷时期的上海诗坛具有特别地位，他组织了此时上海唯一的诗歌社团——诗领土社，创办同名诗歌刊物《诗领土》，是将1930年代现代派诗歌延续到沦陷时期的重要人物。对于这一诗歌明星，胡兰成的评论做到了直言无忌。作为朋友，他直指路易士读书少，生活经验也少，但同时也说这并不妨碍路易士作诗。他认为路易士是这样一种诗人：在当今世上，他孤独受难，诸般不宜，要他对社会负责任是不可想象的，他是旷野里的一只狼，是时代的碎片。他努力反抗着，因此诗歌与风花雪月并不相干。他批评路易士诗歌的幼稚做作之处令人想起阿Q，同时又将路易士与郭沫若相提并论，并指出两者根本区别在于诗歌生长在不同的时代：“革命前夕有郭沫若的《女神》做代表，革命失败后的代表作品则是路易士的。《女神》轰动一时，而路易士的诗不能，只是因为一个在飞扬的时代，另一个却在停滞的，破碎的时代。”⁽³⁷⁾

不同于批评苏青、路易士时的恣意，胡兰成以慎重态度批评周作人。周作人是中国沦陷区的标志性文人，对文坛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胡兰成的《谈谈周作人》《周作人与鲁迅》《周沈交恶》《周作人与路易士》等四篇文字都与这一时期的周作人热密切相关。《周作人与路易士》其实是两篇文章合在一处，前半段谈周作人，开篇文字揭开1943年8月27日片冈铁兵在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所指“扫荡老作家”的对象便是周作人。⁽³⁸⁾这一谜底的公开直接导致了“破门”事件的发生。⁽³⁹⁾胡兰成虽与沈启无过从甚密，但该文并未论说文坛是非，只是想表明个人的周作人观。他说因周作人“淡淡的忧郁”而产生惆怅之意，因而更喜欢周作人谈龙谈虎时令人色变的文字，之所以尊敬周作人则是因为他曾经是战士。《谈谈周作人》批评追捧周作人“冲淡”之风的人其实并不懂得周作人，他认为周作人保持人生余裕的方式是：“踱进民俗学的园子，在那里寻得回旋的余地，并且从明清人的小品文和日本人的小品文里去找题材，提出崭新的见解，非常恰当而深刻地用前人的事物与言语来说明现实生活，正如借用太阳的反光来照明月球，使大家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一样。”⁽⁴⁰⁾胡兰成指出这既是周作人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使得青年不容易亲近他。鲁迅则相反，多取材于报章杂志，文字富有现实力量。在稍后的《周作人与鲁迅》一文中，胡兰成通过与沈启无的对话，进一步辨别晚年周作人惆怅荒凉的心情，认为周作人与鲁迅是一个人的两面。在时代的转换期中，鲁迅的事业显得庄严而周作人的影子却淡到看不见。他们晚年的区别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则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⁴¹⁾。《周沈交恶》则是在周作人发出破门声明后所作，意在表示对沈启无的支持与同情。在该文中，胡兰成批评周作人太过理性以至于缺乏人生味。⁽⁴²⁾

作为最当红的作家，张爱玲除了在《论写作》《自己的文章》《写什么》《〈传奇〉再版的话》《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等文中阐明个人的写作理念，还在《诗与胡说》《我看苏青》中分别对路易士、苏青进行独到的评价。她对于路易士的诗歌意见与胡兰成有一致之处。相对于胡兰成的整体印象式批评，张爱玲对路易士的评价则由个别文本入手，她认为《散步的鱼》一诗“太做作了一点”，但是《傍晚的家》则让她原谅甚至容忍了路易士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路易士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⁴³⁾对于《二月之窗》，张爱玲认为其朦胧微妙之感是地道的现代人独有的感觉。张爱玲一向自傲，对新文学女作家冰心等人不屑一顾，但对苏青则青睐有加。同处乱世的同病相怜让张爱玲格外看重苏青：“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⁴⁴⁾这可以视为是张爱玲对谭正璧在《当代女作家小说选·叙言》中评价的回应，也是张爱玲不同于新文学的确证。张爱玲认为如果低估了苏青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地的文化水准。”⁽⁴⁵⁾在张爱玲看来，《结婚十年》要比《浣锦集》差一些，而苏青最好的地方就在于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亲切，唤醒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而这恰又是容易被忽略的。张爱玲由此感受到苏青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并感叹她是“乱世里的盛世的人”。

面对上海沦陷时期女性写作盛极一时的状况，谭正璧在《当代女作家作品选·叙言》中对16位女作家进行了分类介绍与评价，在引领读者进入女作家文学世界的同时，也切实地反映出了自己严正的新文学立场。作为由文学革命到1930年代新文学培养出来的文学审视者，谭正璧以战前文学的多重维度来评判沦陷时期的女性作家自然会有遗憾甚至不满之意。他将女作家大致分成如下几类：①张爱玲与苏青。认为这两位最红女作家的写作是建立在情欲自由之上的个人主义反抗。他用冯沅君、白薇等五四女作家与之作比较，认为张苏二人未能像前辈那样传递出大众的呼声，只是喊出了个人的苦闷。在张苏二人之间，谭氏认为苏青思想高明，而张爱玲技巧更好：“张爱玲是写小说的，因此她的思想不及苏青高明；同时作品里的气氛也和苏青截然不同，前者阴沉而后者明爽，所以前者始终是女性的，而后者含有男性的豪放。苏青是个散文作家，写作小说在她似乎不过是偶然的兴会。但是在重视意识过于技巧的批评家的笔下，苏青却高过于张爱玲。我们如果把两者同样重视，那么张爱玲在技巧方面始终下着极深的功夫，而苏青却单凭着她天生的聪明来吐出别的女性所不敢吐露的惊人豪语，对于技巧似乎从来不去十分注意。”⁽⁴⁶⁾与傅雷的意见相反，谭氏认为《倾城之恋》有着比《金锁记》更美丽的外表，因此选择前者编入这一选本。谭氏注意到张爱玲对《红楼梦》《金瓶梅》的继承，因此她具有“新旧文学的揉和，新旧意境的交错”（这是谭正璧借鉴傅雷之语——笔者注）风格。但张爱玲成败皆因此，《连环套》便在这一方面过度了。谭氏虽然感佩于苏青的大胆直爽，没有女性的扭捏之气，但又认为她有时过于直言谈性，不免令人觉得肉麻，其小说《结婚十年》则以描写女性性心理见长。这一部分曾以《论苏青与张爱玲》之名发表于《文友》1944年第16期。②传递宗教牺牲博爱精神的作家杨琇珍、曾文强、程育真。谭氏将这类作家称为“上帝的儿女们”，他们的写作风格清新，单纯无邪，故事以纯美少女的爱情居多，相对说来，曾文强的宗教气息比较淡，而程育真是个忠诚的宗教信徒，其作品数量相当多且选题较为广泛。两人皆擅长运用电影的技巧，但张爱玲有时更巧妙些。③继承中国儒家正统精神的女作家有邢禾丽、汪丽玲、严文娟。④善于刻画社会一切形相的有汤雪华，陈以淡因作品少还无法判断。汤雪华创作甚多，是这类作家中最成功的一个，恐怕也是唯一的一个。⑤没有走出过象牙塔却努力于刻画十字街头，虽然有点吃力不讨好但却是真正“为创作而创作”的一群作家，以施济美为代表。施济美的创作风格有点类似冰心。⑥比较老练的太太母亲型作家有周炼霞、吴克勤。与其他青年女性作家相比，她们对爱情的态度有游戏之意而不再只是认真。⑦向往光明的女作家有张憬、燕雪雯。她们作品虽然不多，但却得到了谭氏热烈的赞美：“有了这两位作家做后殿，才使本书有着无限的光荣，永远的生命。”⁽⁴⁷⁾谭正璧对张憬与燕雪雯的赞颂是基于对其光明意识的肯定，与此同时他并不看好其他女作家对爱情题材的热衷。

《柳雨生论》对柳雨生的散文与小说创作都予以了分析。谭正璧认为柳雨生的散文虽受周作人影响，但二者仍有明显区别：“周文冲淡而柳文温厚，周文蕴藏而柳文显露。”⁽⁴⁸⁾柳雨生于1942年冬天与1943年8月两次赴日，因此成文三篇《异国心影录》《海客谈瀛录》《女画录》，构成《怀乡记》系列散文。《异国心影录》获得了日本文人吉川幸次郎的高度赞美，称之为“细腻亲切，而毅然有大丈夫气，此诚新中国文字，事变以前所未有也”。⁽⁴⁹⁾柳雨生在序言中大谈该系列文字在日本文人中所引起的反响，骄矜之情跃然纸上。与柳雨生的自得相反，在评价柳雨生的散文时，谭正璧出于自觉的民族意识而刻意忽略《怀乡记》系列三篇，而对柳氏记忆北大的文字《汉园梦》《再游汉园》多有赞许。柳雨生视战前北大的名人轶事为一时风流，谭正璧却在柳雨生的叙述中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勃勃生机，这应该是他看重汉园回忆的深层动因。他注意到柳雨生从散文转向小说的创作变化，认为柳雨生的小说《排云殿》《发神记》等有着“夫子自道”的自叙传特征，同时又以对女性心理描写见长。在谭正璧看来，散文与小说代表着柳雨生两个不同面相：“仅仅读过作者的散文而没有见过他本人的读者，谁都以为他一定是位处世非常拘谨的已经入了中年的人，谁能料到一个未满三十岁的青年，会写出这样平淡和易的文章来呢？可是在读他的小说的时候，会发现他突然地又恢复了他的青春。”⁽⁵⁰⁾

陈尘的《纪果庵论》是对散文家纪果庵的同期评论。陈尘认为纪果庵的散文毫无掩饰，富有诚恳真挚之风，有着敏锐的时代感，对万物生命充满同情与谅解。此外，其散文具有诗一般的情调，具有潇洒澄澈、雄壮而深沉之美。⁽⁵¹⁾这一评论虽有见地却也有回避之处。在同样的沦陷背景下，陈尘用泛泛的“时代感”回避了纪果庵文字中对战争破坏的伤感愤怒以及对贫民大众的哀悯。

在压抑的战争背景下，通俗小说家不仅获得了生存空间，还受到各家刊物的空前欢迎，予且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上海沦陷时期的《万象》《杂志》《文友》《文潮》《天地》《大众》《风雨谈》等刊上常见到他的身影。《予且短篇小说集》还曾于1943年获得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赏。这部小说集受到北方批评家上官蓉的批评，认为小说集不如同期获奖的袁犀的《贝壳》有文学意义，仅为描写人物而缺乏言外之意，小说只是捡取琐碎的片段写出来而已，表现的只是粗浅的人生面影，取材很狭隘。⁽⁵²⁾针对上官蓉之文，柳雨生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予且的小说自然不是每篇都好，在其短篇小说中，描写人生事件刹那间的悲喜哀怨却是一种成功。柳雨生引用日本文人神谷赞的评价为予且正名，认为予且的小说或具有柴霍甫的风格，或表现出中国民族的淡淡的苦痛、忧郁与自信。⁽⁵³⁾

相较而言，张爱玲可谓人红是非多。无论是“一千元灰钿”事件，还是有关其文的评价，都表现出张爱玲不愿争执却也绝不接受别人误解的个性。

首先是“一千元灰钿”之辨。汪宏声的《记张爱玲》一文讲述中学时代的张爱玲曾将《霸王别姬》拆为两篇充数的往事，并提及“灰钿”之公案，似乎在佐证平襟亚对张爱玲赖账的指控。⁽⁵⁴⁾张爱玲于是作《不得不说的废话》一文为自己辩白，而《语林》为慎重起见，特别组织“关于《记张爱玲》”专辑，将张爱玲、秋翁（平襟亚）、汪宏声、闵绍樾等有关者的说辞放在一起，并登载读者汪丹山、何杏仙来信以构成事件全景。⁽⁵⁵⁾编辑钱公侠特别说明《语林》公正的立场与态度：

本刊前期所载汪宏声先生之《记张爱玲》一文，其中提到“一千元灰钿”的话，作者无心，编者失察，致张女士不能不来稿声明，以免读者误会。然此事既与秋翁先生有关，编者乃不能不事前向翁说明，请略书数语，与张文同时发表，以避免片面攻讦之嫌。编者并向翁声明，不能将张文出示，以昭公道，故秋文仅为事实之说明而已。秋翁先生为文化界前辈，张女士乃老友汪先生之高足，其文章又为编者所倾（钦）佩，故深信此一千元决为某一方面之误记，而非图赖或有意为难，希望此一桩公案从此不了了之，彼此勿存芥蒂。下列两文，俱为双方各就事实之声明也。

又宏声兄一文又为个人之声明，闵先生则为记事之更正，最后一信，则为读者来函之一，用见张女士为广大读者所爱戴也。各文作者下笔之时，均未得见他方之文稿，此则为编者所必须声明者。⁽⁵⁶⁾

其次，谭正璧、柳雨生、胡兰成、许季木、迅雨等都对张爱玲其人其文做出了及时的反应。下列为1942至1945年8月之间评述张爱玲的部分文章：

1．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1944年5月1日第3年第11期。

2．胡兰成：《评张爱玲》，《杂志》1944年5月第13卷第2期、1944年6月第13卷第3期；

3．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飙》1944年9月第1期；

4．柳雨生：《说张爱玲》，《风雨谈》1944年10月第15期；

5．谭正璧：《论苏青及张爱玲》，《风雨谈》1944年12月、1945年1月合刊第16期；

6．许季木：《评张爱玲的〈流言〉》，《杂志》1945年1月10日第14卷第4期。

张子静为张爱玲之弟，其文主要记述张爱玲日常言行，有助于读者了解张爱玲的日常生活，感受她人如其文的特点。谭正璧《论苏青及张爱玲》一文是上文提及的《当代女作家作品选·叙言》中的一部分，兹不赘述。柳雨生《说张爱玲》一文准确说是张爱玲小说印象记，篇幅短小且随意性较强，看得出柳雨生对张爱玲的文字并不热心，其意义只在于传递出“全城争说张爱玲”之感。许季木对张爱玲的态度是以表扬为主，对其文中的警句尤为赞赏，张爱玲附在《流言》集中的三幅照片也成为他的评论对象。相对而言，胡兰成与傅雷的两篇批评文章则成为后世讨论张爱玲时绕不过去的重要文献。傅雷用严正的新文学立场看待张爱玲，在赞叹《金锁记》中的心理分析、节略的电影手法以及“新旧文字的揉合，新旧意境的交错”等优点之时，情不自禁地称之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但他同时也对《倾城之恋》表示了不满足，并对《连环套》进行了严厉指责。⁽⁵⁷⁾不同于傅雷的褒贬交加，胡兰成的反应是全面的赞美，张爱玲则以《自己的文章》作答复。胡兰成赞美张爱玲的文章充满青春的美，有着希腊的明朗与基督的悲悯。他甚至将张爱玲与鲁迅联系在一起：“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株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这新鲜的苗带给了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⁵⁸⁾

从桂林到上海的阿云惊讶地发现沦陷状态下的上海出现了张爱玲与苏青两位当红女作家。阿云站在左翼立场上对张爱玲展开批评，诘问张的写作给读者的启示是什么？认为张爱玲的写作是一种危险，是资本主义欣赏珠玉的态度。希望上海的作家担负起责任，而不是用漂亮的外表掩饰人间的不幸。⁽⁵⁹⁾

1942至1945年间的上海文学及其代表者接受了同时代批评家的审视与批评，文学刊物、文学集会以及文学新人都得到了及时的关注与评论。这一时期的资料整理与批评观点都给予后来人相当的启发。

二、抗战胜利之后（1945.8.15至今）文学的研究

抗战胜利之后，远走内地的作家与在上海蛰伏的文人重新走向文学前台，而在沦陷时期红极一时的张爱玲、苏青等人开始面临着政治的重新评价，陶亢德、柳雨生等人则需面对汉奸罪的法律追究。对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的评说重获自由，历经劫难的书写者开始回忆与控诉这一时期的非人遭遇。

（一）回忆录与史料整理

许广平、郑振铎的回忆揭开了沦陷时期的恐怖生存场景，柯灵用旧体诗记录了其个人两次为日本宪兵囚禁的心路历程。⁽⁶⁰⁾三位具有左翼倾向的文化人对上海沦陷时期生活的回忆与记录，反映出了普通人在日伪严酷统治下的普遍情绪。

许广平的《遭难前后》（文艺复兴丛书第一辑）初载于1945年12月15日至1946年3月23日的《民主》第10至23期，后由上海出版公司于1947年4月出版。这篇回忆录的可贵之处即在于：特殊身份的她以质朴而流畅的文笔回忆了1942年12月15日被日军逮捕并被关押76天的悲愤经历。日军占领前，她惶惶于“走”与“不走”的双重矛盾中，总是因为一个善良的预设：“你可以不走，因为你向来就没有做什么事，而且日本人对鲁迅先生也很尊重，绝不会对你怎样的。”以及对鲁迅遗物的担忧而决定留下。就在报纸上大讲特讲日中亲善之时，15日清晨日军不请自来。在狱中，许广平不仅亲见而且亲身领教了日本占领者的狡诈与凶残，经受了拷打与电刑。与此同时，许广平对狱中英勇的难友表示深深的感佩。更为动人的是许广平对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表达，求生与愤怒一直紧紧缠绕她的灵魂，所以她会因吴世宝偷偷扔过来的面包与警示而感激，也会真实记录提审者奥谷提供的一碗热面是何等美味，但她始终坚守一个正直中国人的基本立场，绝不牵连任何人，而这正是郑振铎等朋友们对她始终充满感激与尊敬的原因。

抗战甫一胜利，唐弢、柯灵编辑的《周报》便宣告出版，从1945年9月8日创刊到第20期，《周报》连续刊载了郑振铎后来结集出版的《蛰居散记》中的大部分篇章，第24期刊载了《蛰居散记》中的最后一篇《从“轧”米到“踏”米》。这些文字对沦陷的上海作了全景记录，其中《韬奋的最后》《烧书记》《售书记》《“最后一课”》《记几个遭难的朋友们》《惜周作人》《记复社》等文很有史料与文学价值，是重返这一时期文坛的重要凭借。而《一个女间谍》与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形成纪实与小说的对话。

相对于上述记录的个性化书写，范泉以《八年来的上海文艺工作者》一文为全面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人做了总结性描述：“犯了爱国的罪，在敌伪宪警的监视、逮捕和严刑拷打下，过着屈辱、饥馑和流亡生活的，便是这八年来的上海文艺工作者。”他将上海文人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坚贞卓绝的在苦难里不断磨炼自己的文艺者，另一类是把国家民族当作出卖资本的文艺者。他在文中还分类列举了部分文艺工作者的名单：被逮捕的文艺者，如许广平、朱维基、CS、孔另境、柯灵、魏于潜、司徒宗、夏丏尊、章锡琛等，范泉自己也被捕了三次；渐趋沉默的文艺者，如郑振铎、王统照、唐弢、芦焚等；最终从上海流亡远方的文艺者，如楼适夷、李健吾、锡金、方君逸等。⁽⁶¹⁾赵景深在《抗战八年间的上海文坛》一文中则对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坛现象进行了忠实记录。其中要点之一是文人隐居或者到邮局、银行、或自办旧书店为生，上海开明书店则为许多文化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另一要点则是记述日军抓捕中国文化人。此外，赵景深还特别指出这一时期话剧的繁荣，强调芦焚编剧的《大马戏团》曾大获成功。⁽⁶²⁾

1949年之后，海峡两岸的回忆录与史料整理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台湾地区的史料收集以《文讯》杂志为中心，出版的相关著作有李瑞腾的《抗战文学概说》、秦贤次的《抗战时期文学史料》、苏雪林等合著的《抗战时期文学回忆录》等，值得参考的回忆录则有《纪弦回忆录（第一部）二分明月下》（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年初版）。

在大陆地区，张静庐所编纂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补编（6）》（1957年中华书局初版，2011年上海书店重新出版）收录《上海沦陷后两年来的出版界》（即前文所提及的杨光政《两年来的上海出版界》）、《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统制中国出版事业的企图和暴行》两篇文章，为日后的相关研究留下线索。大规模资料整理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原始文学期刊、单行本等的优势显而易见，相关的回忆性文章常见于《新文学史料》。《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6卷）、《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6、9、10卷）、《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史料·索引卷》《上海通史·第10卷·民国文化》等，为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信息。真正集资料整理大成的是钱理群、封世辉、黄万华编辑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大系分为《评论卷》《史料卷》《诗歌卷》《散文卷》《戏剧卷》《新文艺小说卷》《通俗小说卷》等7卷8册，首次完整展示了中国沦陷区的文学风貌。其中各卷都有涉及上海文学的部分，为本著的写作提供了整体性观照。此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工作便是文学期刊《古今》《万象》等以及文学单行本的整理出版与电子化。如《古今》曾于1968年由香港龙门书局影印，2009年由扬州广陵书社影印；《万象》则于2008年由扬州广陵书社影印。相对于资料影印而言，资料电子化的成果更为惊人。目前为止，在大成老旧期刊网除了可以全文阅读《古今》《万象》《风雨谈》《天地》《杂志》等期刊外，还可以阅读路易士的《出发》、柳雨生的《还乡记》、张爱玲的《传奇（修订本）》、文载道的《风土小记》等单行本。2018年，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上线运行，收录1949年以前的各类文献达1 000万页以上。大陆在资料整理方面的迅速发展为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研究热潮的兴起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在有关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众多成果中，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海外成果。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于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1979年由刘绍铭等人翻译为中文于香港出版，此后多次再版。该著虽未进行专门撰述，但其中对张爱玲、钱锺书、师陀的评价深深影响了台湾以及1980年代以后的大陆学者，使得这批经历过上海沦陷并在这一时期大展才华的作家进入研究者视野，并得到真正文学史意义上的评价。

1980年，耿德华的《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英文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印行。该著被认为是超前地把中国沦陷区文学推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台。⁽⁶³⁾在撰述过程中，耿德华得到了夏志清的鼓励与指导。该著虽以“中国沦陷区”为论述地区，但论述所及的作家与文学现象却主要集中于上海。该著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加强了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注重从体裁、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中定位这一时期的文化人，如苏青、师陀、于伶、阿英、顾仲彝、费穆、文载道、纪果庵、张爱玲、杨绛、钱锺书等人的创作表现，高度重视与肯定这一时期的话剧。在耿德华看来，沦陷时期的文学出现了五四浪漫主义的没落与传统的复兴两种状态。五四浪漫主义的没落既表现在鲁迅风杂文的被压抑，也表现为苏青、师陀、李健吾等对浪漫主义的延续中。而在传统复兴的状态里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主义戏剧受限制之时，商业戏剧的兴起与古装戏剧的发展。除了戏剧之外，以周作人、文载道、纪果庵等人为代表的随笔性散文亦是传统复兴的象征。该著的特别之处在第五章，该章将吴兴华、张爱玲、杨绛、钱锺书并置于“反浪漫主义”的思潮中，强调他们对装腔作势的浪漫主义的反动。通过对这一时空文学现象的观察与分析，耿德华认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说明了文学作品是有自主性的，如温和的随笔性散文，对日本人的花言巧语来说是一种抵制，对忧虑的中国人来说则是一点慰藉。而张爱玲与钱锺书的崛起则凸显了小说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地位。沦陷时期文学的多样性说明了文学自身强大的生命力。他认为就在最为严厉的沦陷区，文学出现了一种无政府状态：产生了日本人所容许的忽视或不利于他们统治的作品，还有些作品甚至开始讽刺和持不同政见。⁽⁶⁴⁾

1993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印行的《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一书为美国汉学界的相关研究再添硕果。与耿德华重视文学思潮流变不同，傅葆石从上海沦陷时期文人的不同心态入手，将王统照、李健吾、《古今》文人界定为隐退、反抗、合作三种心态的代表者，反映这一时期文化人在公德与私德面前暧昧痛苦的心情。诸多上海作家在沦陷期间经受着焦虑感、羞耻感的煎熬，在面对中国的民族大义传统时就更为紧张。但吊诡之处又在于，在失去了合法言说的自由后，上海作家更关注自我和内在资源，反而形成了意想不到的写作特色。与王统照、李健吾或消极或积极的反抗相比，《古今》文人则以对各种“附逆”行为的种种辩解帮助自己解构道德困境，他们攀扯中国的“遗民”文学传统，试图以此为自己赢得合法性。⁽⁶⁵⁾对知识分子精神进行切片式的分析是该著的长处，因而常有发人深省之论述。

以上所提及的三本专著都是美国汉学界努力的成果，数量虽然不多，却都颇具分量，在翻译进大陆之后便在学术界产生热烈回响。可惜的是，翻译的时间都比较漫长，尤其是后两本。夏志清的小说史则因港台地区早有中译本而为大陆较早接受。考虑到翻译的耽搁，上述著作真正为大陆学者广泛认知是在2000年以后。

与美国汉学界的研究相比，《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尾崎秀树著）存在着一个在中国台湾出生、成长的日本学者（在日本被称为“台湾二世”）的痛苦反省的视角。作为“二战”时期最为知名的“日本卖国贼”尾崎秀实（佐尔格间谍案核心人物）的弟弟，尾崎秀树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经历了对自我身份的多次怀疑与确认过程，其间种种心路化为文字，沉淀在相关研究中。该著最为深刻之处不仅仅在于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批判，还在于对殖民地作家与文学提出了严格拷问。被殖民化的民族，常常理所当然地以被害人自居，可事实上却有着变节甚至为虎作伥的“共犯结构”。⁽⁶⁶⁾这一结论在上海沦陷时期文学中同样可以找到相关表现。1971年东京劲草书房出版该书，2004年人间出版社印行由陆平舟、间ふさ子翻译的中文版。该著主要是以“满洲国”文学、殖民时期的台湾文学为研究对象，但其第一部分有关“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史料性描述及论述常常有出乎中国人的意料之处。而“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亦是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研究中不能忽略的重要事件，因此对本课题的研究大有助益。

1980年代是大陆学者逐渐接近、还原沦陷时期文学的初始阶段，台湾学者刘心皇的两部著作《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与《抗战时期沦陷区地下文学》，堪称中文学界相关研究的起步之作。

《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是周锦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之一种。刘心皇秉持“汉贼不两立”的民族立场，有感于抗战胜利35年（指1945年到该书出版的1980年——笔者注）来，尚未有专著为沦陷时期落水的作家文人留一画像，因此自觉继承《宋史》之《叛臣传》与《清史》之《贰臣传》的史家精神，为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做简要论述。该书分为三卷，分别是“南方伪组织的文学”“华北伪组织的文学”“东北伪组织的文学”。每一卷又由各地区的“时代背景”“文艺活动概况”“文艺特征”与“文艺作家”四部分构成。作者显然更熟悉于“南方伪组织”与“华北伪组织”统治下的文学，东北地区的作家名单远不及上述两个地区的丰富（截至当下，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硕，可参见华东师范大学刘晓丽教授及其团队的相关研究成果——笔者注）。第一卷“南方伪组织的文学”与本著研究对象高度吻合。在对南方的文艺活动概况进行描述时，刘心皇一是阐释了“和平文学”的来龙去脉，二是记述了当时的新闻报刊以及文学杂志状况，对《古今》《杂志》《万象》《风雨谈》《诗领土》等都有所介绍，部分刊物列出详细的执笔人名单。在介绍鸳蝴派刊物时指出：“它们是比过去的‘礼拜六’进步派（更）为进步，而且正向着新文艺的创作方法发展。尤其《万象》销行最广，自经柯灵主编后，新文艺的气息更为浓厚，杂文与长篇小说更为其特色。”⁽⁶⁷⁾在其所列75位作家名单中，既有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政治要人，也有陶亢德、关露、张爱玲、包天笑、予且、谭惟翰、路易士、柯灵、汪丽玲、陶晶孙等文人，刘氏认为他们都是具有“伪”色嫌疑的作家。该著以粗疏的笔致展示了1980年代以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比较受冷落的沦陷区文学的基本景象。无论是在台湾地区还是大陆地区，尽管政治意识形态对立，但在文学研究上都对沦陷区文学持避让与视而不见的态度，这反映出对灾难不忍直视的民族性格。该著存在着史料不足以及过于激进的意识形态判断之弊端，如无法判断鲁昔达便是黄裳，对关露也语焉不详，将柯灵等滞留上海且有文学作为的作家都视作“落水”作家等等。

在写作《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之时，刘心皇便萌生《抗战时期沦陷区地下文学》的写作设想并在1985年得以实现。⁽⁶⁸⁾该书与上一本书的框架大致相似，但编排与命名大不一样，且写作重心也大不相同。该书在“东北的地下文学”“北方的地下文学”“南方的地下文学”三卷之外，特别另设一卷“留在沦陷区的作家”。第三卷“南方的地下文学”分为三部分：“南方地下文学的时代背景”“南方地下文学的活动情况”“南方地下文学的作家”。在列举南方地下文学作家时，刘氏开出包括李健吾、王统照、陆蠡、赵景深、施蛰存、耿济之、周木斋、赵南公、许广平、章锡琛、夏丏尊、朱生豪、梅兰芳、平襟亚、郁达夫、柯灵等40人名单。这一名单也未必全然妥当，如将梅兰芳置于作家行列，更多是出于对他民族气节的赞赏而不是对他创作的肯定；郁达夫孤悬南洋，“南方”这一概念也因此扩大到南洋地区。该著第四卷“留在沦陷区的作家”又分为“留在上海者”“在沦陷其间病故上海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租界，始到抗战后方者”“到抗战大后方之后，或因病或过不惯困苦生活又返回上海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上海租界和香港，始到南洋者”“留在北平者”“留在河南者”“台籍作家留在北平者”等八类。第四卷与前三卷进行作家区分的标准不尽客观，而其内部的八类作家划分更是不尽合理。但该著依然提供了较为全面的作家名单，并都能做一小传，反映出1980年代台湾收集资料的深度与广度。

以今日研究成果反观，刘著所列作家名单中缺了沈寂、施济美、郑定文、杨琇珍、曾文强、程育真、汤雪华等比较活跃的文学新人，对这一时空的文学判断也多是出于政治立场，而对文学复杂性的解释甚少。整体而言，刘心皇的两本专著民族立场坚定，非我即贼，线条简单，长于罗列，这些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参照系，也提供了突破点。

大陆地区的上海沦陷区文学研究另有发展脉络。1980年代大陆地区对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的研究主要因三篇文章而升温，即唐弢的《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赵园的《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小说集〈传奇〉》与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在这三篇文章中，唐弢之作以宏观全景叙述取胜，赵园以对张爱玲小说集《传奇》的分析为目标，柯灵则以纯粹的文学家的笔法回忆与理解张爱玲。三篇文章或以张爱玲为唯一研究、叙述中心或于众多文人中特别提及，这些都在说明：张爱玲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已是必然之事。

唐弢《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一文以抗战胜利为分界线，分述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文学现象。唐弢认为：1940年代上海作家先后面临民族大义与民族感情两大考验。在抗战胜利之前，作家面临民族大义的考验，许广平、夏丏尊、郑振铎等人以不同方式做出了同样坚定的回答。在谈及创作实绩时，唐弢认为柯灵主编的《万象》是一个突出例子。柯灵发动一些滞留上海的老作家如王统照、师陀、徐调孚、楼适夷、李健吾、许广平等人写作，又推出了一批新人如张爱玲、施济美、郑定文等，让《万象》成为那个时代最能寄托读者与作者理想的精神家园。在众多作家中，唐弢特别强调了张爱玲的成功，并盛赞《金锁记》。他认同傅雷的判断，认为《金锁记》既是张爱玲最初的作品，也是她最佳的作品。这使得张爱玲发生了“起点即是顶点”的不幸。⁽⁶⁹⁾唐弢之文虽不完全是以上海沦陷时期文学为讨论对象，却在整个1940年代的背景下比较出前后两期的区别，而在讨论上海沦陷期文学时则以整体勾勒为主的方式试图全景式地展示彼时的上海文学，尽管他站在民族大义与左翼立场，但仍给予张爱玲相对客观的评价。这在1980年代初期有开拓研究领域之意义。

赵园认为《传奇》的重要意义在于：张爱玲反映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封建性与资本主义性的对立。《传奇》是张爱玲对“生活的发现”，构成其小说艺术特色的要点是“洋场社会”。而两性关系、婚姻关系则是张氏发掘人性与洋场社会的特殊而有力的角度。该文对张爱玲的女性描写、新旧文学情调的相融合，以及意象营造与深刻的时代命运感都有深入分析。⁽⁷⁰⁾赵园为后来的张爱玲小说研究做了示范。

柯灵的《遥寄张爱玲》一文曾先后发表于《读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他以充满灵性的文笔回忆了与张爱玲的交往，品味了张爱玲文字的迷人魅力，毫不掩饰对她的欣赏。作者深情的惦记与回想因为隔着海洋与30年的时光而平添了无限沧桑。该文做出了一个对张爱玲而言最为合情合理的文学史判断：

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一九四三—一九四五），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⁷¹⁾

对于张爱玲重现于人间、重现于文学史，柯灵充满了耐心与期待：“张爱玲不见于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毫不足怪，国内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学史家视而不见的，比比皆是。这绝不等于‘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⁷²⁾该文为在大陆地区普及张爱玲做了最重要的推动。如果说，张爱玲此前只是在文人学者的小范围内被认知的话，那么，这篇文章迅速地传播了张爱玲，为她走向普通读者做了绝佳的引言。

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一书有两章分别论及苏青与张爱玲。该著的意义在于将苏青、张爱玲放在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行列中，在现代女性意识的立场上肯定她们的文学意义。该著从女性主义视点分析苏青与张爱玲，是大陆相关研究中的第一部，令学界耳目一新。作者认为苏青在新文化以来的女性叙事中承担了这样一种职责：“弥合了‘五四’主流话语中的生者/新女性与死者/旧女人之间的裂谷，并在男权社会关于女人的铭文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划痕。”⁽⁷³⁾在论及张爱玲时，作者对张爱玲笔下的“绣在屏风上的鸟”深有感触，并着力分析了张爱玲与苏青的同中有异：她们一样借助父权社会“权威母亲的话语”，但苏青用的是19世纪的慈母、母爱这一类话语，而张爱玲所用的却是20世纪精神分析中常见的恶魔母亲话语。所以她揭示死者/旧女性的生之隐秘，揭示一个女性施虐狂的诞生。⁽⁷⁴⁾

经过1980年代的酝酿，沦陷区文学不再是大陆学者讳言的对象，在抗战胜利50周年前后出现的三本专著标志着这一突破。《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张泉，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与《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陈青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可称之为抗战时期文学研究中的“双城故事”。张泉以1937至1945年间的北京文学为研究主体，陈青生则以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学为研究对象。二者虽以不同地域为论述对象，但彼此有着非常一致的日本占领下的沦陷区政治背景。相对于上述两本专著，《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徐迺翔、黄万华，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则显示出全局、综合的意图。全书分为28章，综论沦陷区文学的背景与分期、作家的创作心态与文学的基本特征，其后又按照东北、华北、华东三个地区，结合文学分期与题材进行分类论述，并另增一章论及武汉等沦陷区的文学。其中第22—26章论述华东沦陷区文学，以上海文学为论述主体。该著以对大量史料的占有与合情合理的论述，为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奠基。

《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分为“战火篇”（1937.7.7—1937.11.12）、“孤岛篇”（1937.11.12—1941.12.7）与“沦陷篇”（1941.12.9—1945.8.15）三部分。“沦陷篇”在综览这一时期文学概况时，按照抗日爱国文学的变化和汉奸文学的浮泛两个层面进行梳理，其后则从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四个层面，对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进行深入分析，最后又对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学思潮，如“通俗文学”与“新文艺笔法”讨论、哲非、傅雷的文学评论、汉奸文学理论的出笼与流变等进行勾勒阐释。按题材展开论述是该著重点，小说部分能兼顾通俗文学作家与新文学作家，并注意到小说新人的出现与意义。通俗小说家重点介绍了周瘦鹃、程小青、孙了红，新文学小说家则以《万象》作家群与《杂志》作家群划分。《万象》作家群中分述王统照、芦焚、郑定文、晓歌、唐弢等人，《杂志》小说家则分述邱韵铎、谭正璧、束纫秋、周楞伽、谭惟翰等人。为了凸显这一时期出现的文学新人，该著特别开设“小说新秀”章节，阐述张爱玲、程育真、施济美、沈寂、石琪等的创作。另外，对于苏青、予且、张资平、柳雨生、鲁宾等与汉奸文学活动有种种关联的小说家单列一节以示区分。散文部分主要论述沉浸于清谈忆旧风的周黎庵、文载道、周越然，记述现实题材的予且、苏青、张爱玲、谭正璧、柳雨生，创作杂文的邱韵铎、严谔声、柳枝、柯灵，写作报告文学的尧洛川、王韦、罗烽等。诗歌部分主要论述路易士、歌青春等的诗歌创作。戏剧部分主要论述周贻白、杨绛、吴天等的现代话剧，姚克、孔另境、魏于潜等的历史剧，李健吾、黄佐临、陈麟瑞等改编剧。由上述框架结构可见作者细致勾勒抗战时期上海文学全貌的努力与用心，该著也由此成为后来研究者必备的“入门书”。

2000年以后，沦陷区文学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二是研究走向纵深，研究成果更为细腻丰富。

且以专著而言，21世纪以来出版的重要专著有《“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王向远，昆仑出版社，2005）、《史述和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黄万华，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张泉，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资料总汇》（彭放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伪满洲国文学研究》（刘晓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上海沦陷时期〈万象〉杂志研究》（王军，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邵迎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在“说”与“不说”之间——上海沦陷区杂志〈万象〉研究》（［韩］申东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悬崖上的花园：太平洋战争时期上海文学场域（1942—1945）》（杨佳娴，台大出版中心，2013）以及李相银所著《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等等。在这些专著中，《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资料总汇》已经成为进入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基本工具书；王向远填补了日军“笔部队”文化侵华这一研究的空白；张泉对抗战八年华北文学的探究远甚于10年前对北平文学的阐释；刘晓丽则以对伪满洲国文学期刊的把握与论述进入丰富深邃的东北沦陷区文学；黄万华的专著则以抗战时期文学年表的编撰，与对这一时期文学中具体问题的研究见长，反映出作者的积年之功。年表的编撰涵盖中国各区域，事件列举细致而描述精炼。在具体问题研究中，作者对战争期间中国文学的开放性体系、鲁迅传统与战时文学的关系、抵抗意识中的“乡土中国”、沦陷与民族认同等问题的探究，充满锐意创新的意识，不再拘泥于以前惯常的题材分类，而是关注抗战时期文学的精神世界。可以说，《史述和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为抗战时期（包括沦陷时期）文学内部精神的分析做出了重要示范。

在上述专著中，《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孤岛”时期，下编为沦陷时期。该著以丰富的剧作及其现场演出的分析见长。作者收集了大量台前幕后的资料，生动再现了舞台上下的全景，在此基础上又做出了合于现实处境的学术判断。下编主要涉及《大马戏团》《甜姐儿》《怒吼吧，中国》《秋海棠》《金小玉》《倾城之恋》《正气歌》《文天祥》等剧作。在一系列的分析之后，作者认为在话剧的演出过程中，“自由知识人用‘国语’在话剧舞台上打造出了一个想象家国，反思历史、审视现代文明的文化场域，赢得了观众，发挥了建立文化认同，凝聚族群的巨大能量。”因此，话剧工作者在上海沦陷时期舞台上从事的是“体制内的抵抗”工作。⁽⁷⁵⁾

《悬崖上的花园：太平洋战争时期上海文学场域（1942—1945）》是台湾大学博士杨佳娴以上海沦陷时期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作者以布迪厄的“文化场域”理论统领研究，以文学期刊为进入这一场域的通道，借助刊物探讨了《古今》的散文写作、路易士与现代派诗歌、闺秀女作家与通俗文学刊物等问题。此外，作者尤其重视这一时期女性写作，单列了一章对关露、苏青、张爱玲等人的文学活动进行分析，阐释女性与战争、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存在三种力量：第一种是以关露与《女声》为代表，诉求女性独立自主，走向社会而非守在家庭的小圈圈之中；第二种是苏青、张爱玲这类“娜拉”，承认男性对于女性的重要性，也不以走向社会为正确出路，但又说明女性需要一种被屈抑的快乐；第三种则是闺秀派女作家，他们囿于家庭，以爱情婚姻为写作中心。⁽⁷⁶⁾另外，作者注重上海文学与战后台湾文学之间的延续性，指出这种延续通过胡兰成、张爱玲、路易士（纪弦）等在台湾的文学活动或作品传播得到了实现。杨佳娴站在战后台湾的立场研究上海沦陷时期文学，自有其特别视角，而其对上海文学与战后台湾文学之间关系的考察可说是发人深省。

《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为李相银在200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该著认为，《古今》《杂志》与《万象》三类期刊可代表当时期刊的基本类型，因此以这三个期刊为分析个案，阐释《古今》“偏于古而忽于今”的文史风格，《杂志》的秘密身份以及对当时文学的暗中引导，《万象》在通俗文学与新文学融合中的意义等。正是对这三个期刊的研究激发了笔者进一步探索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的兴趣。

由上列成果可知，《万象》杂志是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中的热点。申东顺在战争、日常生活、民族、都市文化等多个维度上审视《万象》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市民的亲密共生关系。申东顺的研究认为柯灵版《万象》显示了上海沦陷区文学与中国抗战文学的整体性关系，而这正是日本人努力隔断的血缘关系。《万象》中的文学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作家通过对日常生活本质的揭示，看似与抗战无关的文学却是抗战文学的神化，提供了另一种更深刻意义上反映战争暴力与殖民统治的文学。⁽⁷⁷⁾

博硕研究生群体从事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研究是近十年来较引人注目的现象，以上所列专著中即有5本由博士论文完善而成。搜索中国知网可以发现，以上海沦陷时期文学为研究领域的博士、硕士论文数量众多。研究选题多集中于《万象》杂志与苏青，这显然是将张爱玲排除之后的一种选择。

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是一个充满诱惑而又充满疑问与陷阱的巨大存在。日本侵略者的暴力虽然压制了高亢的抗日民族话语，但是文学的自主性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在看似无法抵抗的状态下，中国民众创造出了属于这个低气压时空的文学，宣告了日本殖民幻梦的破灭。在经过了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相对冷落之后，上海沦陷时期文学逐渐进入研究视野，并得到普遍重视。可以预见，随着原始资料整理工作的进一步强化，更多的文学期刊与作家会得到新的研究与解释。通过对这一压抑逼仄时空中的文学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发掘文学令人心动的力量，淬炼民族的精魂是这一研究的天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