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覆巢之下的文人生活

上海自1920年代末期起取代北京成为全国文化中心，抗战初期，由于华北文人的大举南下，上海文化人的队伍达到历史上最高峰。1937年11月日军占领华界后，上海文化人因往日的反日言行成为日军重点打击对象，他们被迫向延安、重庆、昆明、香港等地分散。上海沦陷后仍然滞留上海的文化人处境可用“覆巢”二字形容，他们不仅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生命也时时处于危险之中。

一直蛰居的郑振铎在抗战胜利后追记道：

我们忍受着人类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我们吞声饮泣的睁眼看着狼虎的择肥而啮，狐兔的横行，群鬼的跳梁；我们被密密的网罗覆罩着；我们的朋友里，有的杀身成仁，为常山舌，为文氏头，以热血写了不朽的可泣可歌的故事；有的被捕受刑，历尽了非人道的酷暴的待遇，幸而未死，然已疮痍满身，永生不愈。⁽²⁸⁾

为了躲避日伪可能施加的危险，巴人、应服群（林淡秋）、黄裳、罗洪、朱雯等人陆续离沪。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保存干部，则陆续把“大剧场”方面的吴天、阿英、池宁、白沉，“小剧场”方面的李求实、金欣、吴小佩、唐守愚等人撤往解放区。⁽²⁹⁾上海全部沦陷后，滞留上海的文化人不得不在民族国家与个人生存的缝隙中求生。那么，在这四年左右的时间里，上海的文化人在“人类所不能忍受的痛苦”中将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

日伪的魔爪首先伸向了进步文化人士，即便是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也无法幸免，更不必说夏丏尊、章锡琛、柯灵、罗稷南、李健吾、范泉、孔另境、刘大杰、朱维基、严宝礼（《文汇报》总经理）、储玉坤（《文汇报》国际新闻编辑）等人了，与世无争的杨绛也遭传讯。如果说以上诸人尚能在饱受折磨后侥幸生还的话，那么陆蠡的死则令人痛心。郑振铎说“他把那些敌人们当作‘有理性’的‘人’看待，结果却发现他们原来是一群兽。”⁽³⁰⁾狱友的回忆则应证了这一点：“陆先生太硬性了！他宁死不屈。在审问时，日本人问他：南京政府好，还是重庆政府好？他答：‘重庆政府好！’又问：日本的大东亚政策成功不成功？答道：‘无望！’”⁽³¹⁾陆蠡的书生意气大约就是他殉难而亡的主要原因了。

在此种恐怖之中，众多无法离开上海的文化人开始选择沉默甚至是蛰居生涯。这种生存方式颇有古代文人的隐士遗泽，甚至有点“大隐隐于市”的味道，只是心情全然两样，他们在看似隐秘的生活中倍受痛苦的煎熬。其中郑振铎与赵景深最有代表性。郑振铎在沦陷时期为了躲避日伪的纠缠，特地离家蛰居，隐姓埋名的他以收集古代典籍为主，试图抢救中国传统文化，尽可能使之免遭玉石之焚。他在蛰居状态下的日记虽然记述简单，却是此时文化人一种生活的实录。无经济之忧的他多次流露出心情的郁闷，触目可见“心境至为不佳”“心绪无聊，难感兴趣”“忧闷无端”“闷损”“茫茫之感，粘着心头，闷甚，只好以睡忘之”等语句。此种心境下，他主要以诗歌创作为排遣，1944年3月6日创作的《野狼》一诗传达出他疲惫苦涩而又有所期待的心情。他无疑就是诗中那个“独自踟蹰在莽原，前无村舍后无店”的“倦了的旅客”。⁽³²⁾与政治一向没有太大关联的赵景深则抱定了“三不主义”，即“一不写稿，二不演讲，三不教书”。⁽³³⁾这里的“不写稿”主要指不为日伪文人所把持的报刊写稿，不做粉饰太平之举。耿济之、徐调孚、王统照、施蛰存、周予同等人则依靠书店做些翻译、编辑工作而勉强为生。

与以上文化人不同的是，予且、谭惟翰、谭正璧等人则迫于生计而在混乱的时局中寻找适合自己的文学生存方式。谭正璧为了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除了教书，就只有写文章……只要文字有出路，几乎什么文章都写。”⁽³⁴⁾于是，在当时的绝大多数文学刊物上都能看见他的著述。谭惟翰、予且的生活情形与谭正璧相似。尽管他们会现身于日伪文人把持的刊物上，但并不能就此认定他们与汉奸文人同流合污。毕竟，不能剥夺他们基本的生存权利。

汪伪对上海文化人拉拢利诱也在同时进行，“孤岛”陷落不久，汪伪特务组织发布告示限令在“孤岛”时期有过抗日言论的文艺界人士去登记，文载道（金性尧）、周黎庵等去登记后便上了日伪拉拢的黑名单。不久，陶亢德、柳雨生等也相继“落水”。这些人的失足原因虽有不同，但意志薄弱，不能坚守民族气节是主因。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文学组织”成为汪伪当局网罗文化人的重要形式。

南京沦陷后，汪伪先后成立“中国文艺协会”“中国作家联谊会”等文学组织企图对沦陷区文学进行统制，但影响甚微且仅限于南京。原因是：①这两个组织的主要成员陈寥士、尤半狂、丁丁等人在文学界并无号召力；②“孤岛”时期的上海是作家抗战爱国意识高扬的重要战场，汪伪无法对上海文学界实施有效影响。上海沦陷后，在日伪法西斯式的白色恐怖下，抗战爱国作家撤离与沉默，一些民族意识淡薄的作家开始与汪伪合作，于是，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文学组织被提上日程。

1942年12月，周越然、柳雨生、周黎庵、陶亢德、予且、冯和仪、杨光政、杨桦、钱公侠等人发起筹建“中国文化人协会”，旨在“联结中国文艺作家，集中力量，遵循国策，推进中国文化运动，发扬东方文化”，具体从事“文化宣传政策之实施，文艺作品的编辑出版……东亚各国文艺作品交流”等工作。1943年4月，柳雨生、周越然、周黎庵、陶亢德等先后赴北京筹办“中国文化人协会”并征求赞助人。但北京文人对此缺乏热情，“中国文化人协会”不了了之。1944年1月，汪伪宣传部有意另组“中国文学作家协会”。2月，朱朴、柳雨生、陶晶孙等上海作家聚会商讨“中国文学会”的筹备问题，会上朱朴、陶晶孙、柳雨生等15人被推选为中国文学会上海方面的筹备委员。日本作家草野心平、小林秀雄则同上海作家柳雨生、南京作家龚持平等前往北京协商筹备组织“中国文学会”有关事宜。由于南北作家意见不合，“中国文学会”最终流产。⁽³⁵⁾

汪伪政权为何如此热心于创建“全国”性的文学团体？草野心平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中国文学协会苟能统合全国的文学者，则其组织就已经是一大刺激，真正的文学，将由其中产生……所以文学协会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在他们的构想中，这种文学组织应该像日本的文学报国会一样，尽管不一定代表官方，但能“考虑国家的命运，不斤斤计较于政府的小问题，而能对中国政府的本身加以严正批评”。⁽³⁶⁾由此可知，他们的目的在于以统一的文学组织笼络南北作家，令他们为汪伪文艺政策所用。然而，上海作家代表的是汪伪政府，而北京作家则代表“华北政务委员会”，尽管“华北政务委员会”在行政上隶属于汪伪政府，但在华北日军的支持下“自治”。“中国文化人协会”“中国文学会”的相继流产反映了南北作家对文坛权力的争夺，也暴露了汪伪政权对华北实施政治统治的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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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报史编写组：《敌伪劫夺时期的申报》，《新闻研究资料》第2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页。

(2) 详见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一文，《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22页。

(3) ［美］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4)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

(5) 邵迎建：《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页。

(6) 顾仲彝：《十年来的上海话剧运动1937—1947》，香港：神州图书公司1976年版，第21—24页。

(7) 该剧由张善琨主持演出，其真正面目由此可见，陈存仁所言非虚。

(8) 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9页。

(9) 刘其奎：《汪伪汉奸文化概述》，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49页。

(10) 石源华：《陈公博这个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

(11) 杨光政：《一九四四年的中国文艺界》，《文友》第4卷第4期，1945年1月1日。

(12) 杨寿清：《上海沦陷后两年来的出版界——1942—1944年》，《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补编》（张静庐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76页。

(13) 杨寿清：《上海沦陷后两年来的出版界——1942—1944年》，《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补编》（张静庐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页。

(14)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汪伪政权全史　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66—868页。

(15)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汪伪政权全史　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59页。

(16) 《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改组成立大会宣言》，《文协》创刊号，1943年11月。

(17) 《中日文化协会的基本理念》，《文协》创刊号，1943年11月。

(18) “日本文学报国会”由日本200多个文学团体在“战时体制”下重组而成，其成立是日本将文艺界纳入法西斯军事一体化轨道的重要举措。

(19)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由菊池宽和久米正雄策划，日本文学报国会发起，旨在拉拢日本占领区内各亚洲国家的作家，宣传“大东亚共荣”“大东亚战争必胜”，将文学纳入战时文化轨道，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其最初的设想参与国包括“中国”、伪满洲国、蒙古、泰国、缅甸、菲律宾、爪哇、马来西亚、印度、法属印度群岛等，但最终参加的只有中日蒙满四方，其他国家均借故未出席。参见王向远：《“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日本对中国沦陷区文坛的干预渗透》，《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3期，第97—105页。

(20) 张光正：《父亲张我军二三事》，《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第161—162页。

(21) 高见顺：《高见顺日记·渡支日记》，转引自《伪满洲国文学》，［日］冈田英树著，靳丛林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

(22) 陶晶孙曾谈及此事，他说：“忽的周化人先生要我做他的替死鬼了。……一定要我当他的局长。……不过我没有本事交流文化。……这样，我一共做了二十五天的事务局长。”陶晶孙：《做了二十五天的事务局长》，《文友》1944年1月。

(23) 梅娘：《两个女人和一份妇女杂志》，《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1期，第178页。

(24) 陶晶孙《促膝》，《大陆新报》，1944年11月26日。转引自《伪满洲国文学》，第195页。

(25) 张泉：《关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2期，第221页。

(26) 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第47页。

(27) 张泉：《关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2期，第221页。

(28) 郑振铎：《西谛三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29) 上海沦陷后，中共上海地下党文艺工作者委员会由黄明任书记，王元化、吴小佩任委员。黄明：《上海沦陷前后地下党的文艺工作》，《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1期，第170页。

(30) 郑振铎：《西谛三记》，第150页。

(31) 陈梦熊：《散文作家和文化战士陆蠡》，《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第90页。

(32) 陈福康整理：《郑振铎一九四四年日记》，《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2期，第208—222页。

(33) 赵景深：《抗战八年间的上海文坛》，《我与文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页。

(34) 胡山源：《文坛管窥——和我有过往来的往来的文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35) 参见封世辉：《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6) 《中国文学之现状座谈会》，《杂志》第13卷第2期，194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