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战时文化思想的渗透

利用文学进行思想宣传与文化渗透，是日本战时对被占领国实施思想控制与文化殖民的重要手段。为配合日本的文化宣传策略，汪伪政府积极组织沦陷区文人参与中日文化交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日文学者之间的文化交流明显增多。中日文化协会与日本文学报国会是汪伪政府与日本政府开展“中日文化交流”的两个重要团体。

1940年7月成立于南京的中日文化协会，是汪伪政府配合日本占领军实行文化侵略、对沦陷区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工具。汪精卫与日本首相阿部信行任名誉理事长，陈公博、梁鸿志、周佛海等人任名誉理事，林柏生等任常务理事，江亢虎、丁默邨等任理事，周化人任会长。显赫的阵容显示出中日文化协会的强烈的政治图谋：营造中日两国之间“友好”的文化交流气氛，对中国文化人进行思想渗透，利用他们为日本对华政策与汪伪“国策”作宣传，以笼络人心。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成立于1941年1月，由于“孤岛”文化人的抵制，上海分会一直未能展开活跃的文化活动。

1943年初经日本政府同意，汪伪政府向美英宣战。汪伪统制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被纳入“战时体制”轨道。1943年11月，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进行改组并制定了工作目标：“一是树立东亚本位文化体系。二是实践政府战时文化政策。”前者意在“扭转晚清以来偏于吸纳西洋文化之倾向，学习日本明治维新之精神，根据时代需要，撷取西洋、东洋文化之精华使之与中国固有文化冶为一炉，成为中国文化之新肌体”；后者“要求文化人紧密团结，在政府领导之下积极努力，策动有利于国策之文化政策，担当起战时文化宣传之利器。”⁽¹⁶⁾在此种背景下，中日文化协会被强调为“是一个肩负政治的和作战的使命的强有力的组织体，”其政治功能被强化：“中日新文化的创造与活动，应该具有对蟠居重庆的英美文化挑战，对巢食延安的共产文化反攻的意义与实力。我们所创造的新文化，务必成为足以诱导他们的力量，成为东亚自觉的契机。”⁽¹⁷⁾改组后的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创办机关刊物《文协》，用于宣传日伪文化政策与中日文化交流事宜，此后上海成为中日文化协会的活动中心。

1942年8月成立的日本文学报国会⁽¹⁸⁾是日本国内组建的重要文化机构，其宗旨是为“大东亚圣战”服务，成员多达四千余人，几乎囊括日本文艺界所有人士。林房雄、小林秀雄、片冈铁兵、草野心平、武者小路实笃等都是其成员，先后被委派至中国沦陷区进行日本文化渗透。日本文学报国会与汪伪政府主办的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¹⁹⁾是日本对中国沦陷区文化人进行思想渗透的重要载体。

首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于1942年11月3日至10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上海代表柳雨生、予且等出席会议。大会由日本军国主义者操纵，主要讨论了“文艺界为完成大东亚圣战和创造具有东亚特点的文学艺术进行合作的具体途径和方法”，通过了“设立东方文化研究院与大东亚文化联络会”“交换东亚各国作家教授学生”“设立东亚文艺奖金”“召开东亚文学家年会”等议案。

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于1943年8月25日至27日在东京举行。上海代表周越然、邱韵铎、陶亢德、柳雨生、鲁风、关露等出席。大会讨论了强化文学艺术、设立出版发行机构、创办杂志、设立编译机构等问题，大会还设立文学奖金，上海作家予且的《予且短篇小说集》获文学赏正赏。10月6日，日汪就作家与留学生的交流互访达成协议：日本报国会派作家阿部知二、小林秀雄等4人作为文学使节驻上海，汪伪派陶亢德等作为文学使节驻日本，陶亢德兼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做文学研究。

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于1944年11月12日至14日在南京召开。上海作家陶晶孙、张资平、潘序祖（予且）、顾凤城、路易士、柳雨生、丘石木、杨之华等18人应邀到会，为历次最多。大会主要讨论了如何实行《大东亚宣言》中第三条有关文化各事项，探讨如何以文学作品“协力大东亚战争”，创造“新东亚文化精神”，以完成“大东亚共荣圈”。此外还有如“保障作家生活与请政府规定老作家年金”“救济有关文人”等提案。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思想文化战”而采取的重要举措，意在借助大会统一各国代表对战局的认识，以便文学更好地为战争服务。大会讨论的诸多问题及规划对沦陷区文化人有一定吸引力，“中国文化协会”的筹办以及《文协》的创刊可视为大会“意志”的产物。

然而，与日本人的积极相比，与会的部分中国作家并不热情，多数是持消极态度。出席首届大会的一位北京代表在临行前说：“此次即使参加大会也不会有什么用处，无奈邀请者十分诚恳而周作人先生也极力劝本人参加……这次恐怕也没有贡献多少有益于大东亚同胞的事。”⁽²⁰⁾赴会之前便做如此消极无为之表示，参加者的心态可想而知。出席会议时又会怎样呢？日本代表是这样描述感想的：

大会的情景很有意思。中国人几乎什么也不听，偶尔有人听一下，多数人则读桌上的杂志或是看报纸。确实是自由的态度。不拘束不顾虑。——不用说是令人羡慕的。满洲国代表，人人都做了千篇一律的无聊发言，什么“适值激烈决战之际云云”。中国方面有关要解决文化人生活窘迫的实质性提案很多。⁽²¹⁾

在出席大会的上海作家中，鲁风、关露、邱韵铎、吴江枫、陶晶孙都是有“红色底子”的作家，鲁风与关露是中共地下党员，邱韵铎、陶晶孙则是左翼作家出身。鲁风是以中共地下党员为业务骨干的《杂志》社社长，吴江枫是《杂志》社文艺编辑，邱韵铎也是《杂志》社成员。陶晶孙是在潘汉年建议下以隐蔽方式为中共工作的。在日伪的拉拢下他曾勉强出任中日文化协会的事务局长，不过只做了25天便借故推辞了。⁽²²⁾这些代表们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虚与委蛇的态度。关露参加第二届大会是《女声》主编佐藤俊子争取来的名额，大会指派给她的发言题目是“东亚共荣”，但关露强调自己是搞妇女问题的不懂政治，因而在发言时只谈中日妇女之比较。⁽²³⁾陶晶孙在第三届大会上的发言也是如此：

很高兴能见到许多我熟悉的文人，更高兴的是能聆听到久违的武者小路氏文章的朗读。……今后我们要逐步实行，其间自然会有困难，但连这样的大会我们也能够成功的筹备，完全相信我们今后也会有所贡献。⁽²⁴⁾

陶晶孙此时“贵”为第三届大会副议长，但发言内容却无关痛痒。正如日方代表所说，“（中国作家）发言没有一个是顺应日本国策的”。⁽²⁵⁾事实上，一些与会的中国作家代表甚至并不清楚大东亚文学的性质，他们对“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也抱着怀疑的态度。⁽²⁶⁾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怎样解决文化人生活窘迫等实际问题，例如陶晶孙的提案便是“请政府规定老年作家年金案”。中国作家对其他的文化构想与文学规划并不积极，以至于日本代表批评道：“真是坏透了！他们完全不顾精神方面的问题。”⁽²⁷⁾

事实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看上去兴师动众地连续搞了三届，却徒具形式，对中国文学者的影响与渗透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