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辩证法：瓦解的逻辑

我们看到，《否定的辩证法》一书的第二部分的标题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否定的辩证法”，这很清楚，是阿多诺自己的理论指认；二是“概念和范畴”，我以为这正是他的“本体”告示，即否定的辩证法并不直接面对所谓第一性的“客观世界”，也不直觉于任何观念的“绝对本质”，否定的辩证法只是通过概念与范畴历史地理论地面对世界。仅此而已。也由此，阿多诺自觉地在全部讨论中摆脱体系化的总体逻辑僭妄，在这里，人们再也无处寻觅过去的基本哲学命题和传统辩证法的讨论方式。当然，如果经过仔细的理论体认，我们还是可以艰难地依稀把捉得到阿多诺的基本哲学倾向：作为瓦解的逻辑的辩证法。这是一种在理性运思中得到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而应付出的痛苦代价。有意思的是，还没有说否定的辩证法是什么，一开始阿多诺又是一通反对和拒绝。如同海德格尔，为了避免凝固化，他也在不停地跳舞。在不断地说“不”的时候，才很勉强地出现一些肯定性的“症候群”③ 指认。在此，阿多诺的后现代与后马克思之思得到了较明晰的表征。

1．反对“第一哲学”

在第二部分正面阐述自己的否定的辩证法之始，阿多诺郑重地宣布：“在批判本体论的时候，我们并不打算建立另一种本体论，甚至一种非本体论的本体论。”① 这是对失败的海德格尔的界划。再具体一些，也可以表征为，阿多诺的哲学思考决不再追求任何一种“本真的”第一概念，不再勘求一种“总体性哲学”②。为此，他得重踏一条血路。

我觉得，阿多诺的理论运思常常是大气的。拒绝本体论和砸碎体系总体化不是一个口号，而是直接贯穿和实现在他的具体理论运作之中。首先，阿多诺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无根性的虚假抽象，他丝毫不躲闪地说：“没有存在者就没有存在。”③ 这是一种原则。这个存在者（das Seiende/entity）当然是在海德格尔语境中借用的，它不是狭义的旧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物体（中译者将此翻成“存在物”），而是指任何一种客观对象、现象与客观过程（它不是指称海德格尔非法隐喻的观念本质的形而上学硬化物）。简单说，就是一定关系中的某一对象或某一事件（something，中译者将此译为“某物”）。这个“事情”当然已经是吸收海德格尔的“在世间”关系的观念。“存在——是一个事情，也许是思的根本事情（die Sache des Denkens）。”④ 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由此提出“事的本体论”。在思维面对的对象和内容的尺度上，阿多诺与黑格尔、海德格尔相反，坚持认为一切观念抽象的前提当然是一定的事件。所以他说，“‘某事’是作为任何概念——包括存在的概念——的思想不可缺少的基础”。黑格尔因绝对观念的意识统觉而反对感性意谓的某事，海德格尔因要求本真的存在，而玩弄此在的在世（沉沦）关联，拒斥石化的存在者，这是一种通过追求观念的绝对形式来摆脱思想内容的幻想。阿多诺忘不了海德格尔。实际上，没有一定的历史对象和事件，思维就是无；在相反的一极上，思维的功能同样依存于真实的人类个体存在者——我（“此在”）。

阿多诺指认道：“自费希特以来，唯心主义的原始虚假是：抽象的运动使得人们丢掉了人们由之抽象的这种形式，使它从我们的思想中被排除掉。”① 人们从某事之阶梯攀上了观念的高处，可是又在思的云端上蹬去了梯子。没有东西却可以存在，没有主体却可以思想，这是一种很怪的形而上学沉思。“哲学思维的内容既不是扣掉空间和时间之后剩下的残余，也不是关于时空物质的一般发现。哲学的思维是在特殊中，在那种受空间和时间规定的东西中结晶（kristallisieren）的。”② 一定注意，固然在反对唯心主义，但阿多诺已经不再言说所谓第一性的问题，他只是平常心式地作某事的指认。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和海德格尔都在过“云上的日子”。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安东尼奥一部电影的名字。

问题出在哪里？阿多诺认为，这两位哲学大师并不是直观意义上的肤浅，而是一种深刻的思辨自欺。黑格尔从存在的理念起步，反对从某事出发，因之于他发现任何（个体）观念中的“某事”（物相）都是被一般理念在自我意识中规定和建构的，所以他主张“主体的首要性”③，即由观念的第一性生发出来的同一性强制。黑格尔的哲学建立了一种由绝对观念居皇位的专制体系，绝对观念统治一切次等的概念和物质对象。这是一种有着神正论遗风的形而上学的白色恐怖。在海德格尔那里，他深刻地看到了黑格尔传统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问题，从而力图摆脱观念本质的凝固性，真正解放思的当下功能以对应活生生的存在（事物和事件）的发生。海德格尔的深刻性还在于他将特定的个人主体之思依存于历史性的在世关联。“追问”的前提是去“在世”。可是，非常人地回家——本真性存在还是第一性的，海德格尔仍然沉迷于一种基始性的本体论。海德格尔并没有意识到，“凡在宣扬某种绝对 ‘第一性’之物的地方都会谈到次于它的东西，谈到和它绝对异质的东西，即它的意义上的关联物”④。这必然导致如下结果：第一哲学必定是具有专制的等级结构的，基始性的居上位的概念奴役被决定的概念。名义上罢黜了实体性形而上学的海德格尔没有真正逃出形而上学的逻辑囚笼。

看清了这一点，阿多诺就明确了一种信念：他所主张的辩证法绝不再是一种“不管如何变更都必须坚持的支撑性结构”。说过一点，在哲学前提上，他不会走到黑格尔、海德格尔的相反一面，重新去“设定另一种彻头彻尾的 ‘第一’——不是绝对的同一性、存在、概念，而是非同一性、存在者、事实性”①。这也就是说，辩证法不是一种逻辑构架，在基础上不会因为黑格尔是唯心主义的观念决定论，我们就一定要颠倒过来造就一种物质基始论；不会因为海德格尔标举了存在本真，我们就反其道认证存在者第一，这实在是同一枚伪币的另一面。注意这一点尤为重要，特别是当我们即将进入阿多诺的对非同一性、非总体性等规定的论说语境。

阿多诺明确说，他绝不期望一种“总体哲学”（die Philosophie auf Totalitaet/total philosophy），辩证法的本质是反对任何一种第一性原则即从基始本体论出发的同一性哲学。哲学上的“第一”的观念，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意识，同理，任何形而上学的“根、起源的范畴”都必然是“统治性的范畴”和“意识形态的原则”②。显然，海德格尔追问存在之根，要求从存在遗忘的无家可归的重返，都还是在幻想建构一种改头换面的内在统治，固然是充满了诗意的同一性的思之意识形态。而“一旦我们原则上不考虑这种同一性，作为一种终极状态的概念的平静也就被拖进了同一性的衰亡中”③。反对第一哲学和拒绝体系化的同一性思维，是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前提。这是阿多诺在本体论思考中建构出的一种全新话语：后现代并且必然后马克思。

要指出一点的是，阿多诺这里存在着一个并不打算面对的问题：解构本体与在人类现实历史生存中的一般基础（不是理论逻辑上的“第一”）和始终会出现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构架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是后来后现代思潮不得不到处躲闪的关键问题。消解了的观念游戏与仍然在大步向前的超级全球资本主义现实相对的窘境。

2．非二元论构架中的虚与实

一定的本体构架必生出同质的认知结构。依阿多诺的看法，任何一种同一性逻辑的等级结构又必定导致不可避免的二元认知构架，第一哲学必然和“二元论走到一起”。或者换句话说，过去在形而上学中出现的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裂的两极性是一种非辩证结构。显而易见，阿多诺这里讲的二元论不是指斯宾诺莎式的实体二元论或康德式的二元世界，而是指一切哲学中主体与客体的分立。这是缘起于海德格尔的批判话语。

阿多诺承认，主体与客体作为抽象物，是思想的产品，在正常的思维过程中，“没有这种二分法，就不会有思想。每一概念，甚至存在的概念都再生着思维和被思维者的差别”①。但这里出现的问题是，在更深的逻辑层面上，这种“关于二者对立的假定不可避免地宣告思维是第一性的”。因为，在这种二分法中，“客体成为被支配的异己物而加以占有”，这本身就是一种主体同一性的秩序的预设（orderly preparation），这也就必然造成“思想成为总体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说，二元论的结果最终还是思想的同一性。所以，“绝对的二元论就是统一性”②。这是对的。他认为，黑格尔为了缝合康德和超越费希特、谢林，的确将主体与客体的两极性直接纳入到他的观念逻辑总体中，他的做法是将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理念本身的反思关系）本身变成了绝对主体，直接指认这种关系辩证法就是“存在的结构”（海德格尔亦然，他也是由此生出非二元非沉沦的内省存在的意向性关系本体论）。看起来，这个非二元的关系是一个二元分立之外的新的第三者，一个拯救者。可是，阿多诺坚持认为，“这个第三者同样是骗人的”③。

为什么？因为在黑格尔那里，自在的激情（个人主体）是孤立的主体，物相客体是孤立的客体，然后再有这两种分立要素的关系（理念反思），关系被设定为一个更高级的第三要素。但是，黑格尔的这个关系还是总体理念本身，相对于独立的主体和客体，这是类主体的绝对本质的神化。阿多诺当然看出，海德格尔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也试图以关系一元逻辑来统摄这种二元构架，并开始尽量避免提出“不怎么聪明的”第一性的东西。必须承认，海德格尔的哲学努力多少已经具有了一些重要的异质点。海德格尔反对任何观念和现实事物的二元形而上学本质类化，他让我们注意事物的当下的功能性在场，所以，他会从主语和谓语的系动词“是”出发。海德格尔已经在试图打碎实体化（存在者）的主体和客体，作为主体“变种”的此在就是在世（与物的“上手”关联、与他人的“共在”）的关系，思是基于此在的指向存在的关系性追问，存在本身则是功能化的神性意向性关系的本体化。似乎这样，过去实体性的二元分立就消解了。但是，阿多诺还是一脸正色地说，海德格尔的存在充其量是一个更隐蔽的关系性第三者，这还是逃脱不了主体同一性的变种之指认。因为，这个由非物化的功能性的“是”（存在）生发出来的还是某种更深的原初的第一性（存在本体论），也必然会要求一种无意识的强制的同一性。存在与存在者，本真与沉沦，难道不是一种更隐蔽的二元分立吗？显然，海德格尔的这种对形而上学观念物化的恐惧，直接导致了“没有被思想者的思想”的唯心主义结局。这种反对二元构架的斗争是虚假和失败的。

黑格尔和海德格尔都想用辩证法解决康德的二元构架问题，但他们手中的辩证法（海德格尔是不具名的非法挪用）仍然是潜在地受制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逻辑。这也就是说，黑格尔和海德格尔都发现了主体与客体、事物与观念的客观矛盾，但他们却是在旧式的第一哲学的框架中来设定辩证法的。所以阿多诺说，“同一规定性的总体性适合传统哲学的理想，适合先验结构拟古主义的后期形式——本体论”①。他想向前走出真实的一步，真正打破同一性逻辑。靠什么呢？不久我们会知道，拒斥了“一”，打破了同一性的二元，要靠超出一切强制构架的无数维度的星丛。

3．同一性逻辑：“形而上学的西洋镜”

那么，到底阿多诺试图否定的同一性原则具体是指什么呢？依他之见，这种统治了西方哲学文化数千年并延续到现代哲学史中的同一性原则含义有四：其一是指个人意识的统一性，这是虚假的主体自足。同一性的起点是个人主体自身的绝对同一，这是指由笛卡尔奠基的那个不变的“我思故我在”中的“我”，它假设了个人主体“在它所有经验中都是同样的”。实际上，自20世纪弗洛伊德以后，特别是拉康，人类个体的“我”之镜像认同开始就是异化的，社会之我的本质被指认为一种精神分裂。② 德里达、德鲁兹和福科以后，在“人的死亡”、“主体的死亡”和“作者的死亡”口号中，这一命题才彻底被颠覆了。其二是由同一性生出的逻辑普遍性，同一的普遍性的前提是同一的个别意识，由此才有统一的类主体，类主体是构成普遍本质的基础。“没有同一的意识，没有特殊的同一性，就不会有任何普遍性。”我已经说过，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自觉反对这种普遍类同一的是施蒂纳，然后才有克尔凯郭尔以降的新人本主义。其三是思想对象与自身的等同，即“A=A”的逻辑原则。这种原则的预设为对象的自我同一和稳定性，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非历史假定。胡塞尔以后，对观念现成性的拒绝，历经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然后在后现代语境中，才最终确认了概念的不逮性原则。最后是主体与客体的和谐一致，无论它们经过怎样的中介，主体总是吞噬客体。这是过去那种二元认知构架的直达理想，它或者表现为事实的直观性或者表现为真理本质的外在符合说。这就是阿多诺想主要攻击的东西了。①

“同一性是意识形态的基始性形式（die Urform von Ideologie/the primal form of ideology）。”② 这是因为，自特拉西以来，特别是马克思和曼海姆之后，意识形态总是指称一种用虚假关系遮蔽真实现实结构的观念性的隐性强制。而同一性总是以一种服从统治的自足性（adequacy）为前提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同一性逻辑在一切理性的深层成为意识形态抵抗真正启蒙的同谋。詹姆逊说，在阿多诺那里，“同一性本身已经被从功能上概括为统治与压抑”③，这是不无根据的。对这种同一性逻辑形成的历史原因，阿多诺有如下分析：

第一，作为思想根源，这种同一性是随着人类中心主义共生的：“当主体断言自身是万物的培根式的主人并最终是万物的中心主义创造者时，它便把一种认识论的和形而上学的东西带进了这种幻想。”这就是一种主体同一性的原则，也是对《启蒙辩证法》主题的一种重新提炼。这已经是现代生态哲学的语境了。阿多诺说，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强权话语下，“同一性的圆圈——它最终只是使自身同一——是由一种不宽容自身之外的任何东西的思维画出的。监禁思维是它自身的作品。这种极权的因而特殊的合理性在历史上是受威胁性的自然所操纵的。这是一种合理性的局限性。这种同一化的思维在畏惧中使自然的奴役长存下去，这种思维使每一种不等同的事物相等同”①。我个人认为，这是对同一性逻辑很深的反思和挖掘。显然，他并不赞成马克思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以征服自然为前提的生产力观念！这也是阿多诺打开后马克思之路的重要基始性门径。

在《否定的辩证法》的第三部分中，阿多诺曾经以科学中习以为常的因果性关系为例来揭露同一性的这一奴役本性，即“同一性作为一种精神原则反映了对自然的现实统治”。在他看来，因果性的观念直接“可以告诉人们同一性对非同一性做了些什么”，不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因果性作为一种人的观念“都是被统治的自然的魔法”。为什么？因为从培根开始的拷问自然的理性，“凡是在它控制了自然的地方，它都能在自然中找到因果性”②。凡是控制与支配了自然的地方，人都会找到因果性。这也是对康德所说的“人为自然立法”的一种反向诘问：因果性究竟是自然存在的，还是人类对自然奴役的一种同一性强制？

第二，文化之初，概念的产生就是在感性现象之“多”中的归“一”（One），这是阿多诺所说的概念就是同一的意思。相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体系，“概念的内在要求是它想始终不变地建立秩序，并以这种不变性来反对它所包含的东西的变化”。戴着否定的辩证法之有色眼镜的阿多诺，把这一切讲得过于严重了。这样，爱利亚学派所追求的“万变之中的不变”（存在），赫拉克利特探寻的物相背后的“活火”（逻各斯），拒斥世俗人间的上帝之城（神权与父权），启蒙运动重新复归的人（无声的类人），都必是同一性的强制。任何一种哲学体系的建构都在制造一种同一性的逻辑秩序，如柏拉图的理念王国、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体系、斯大林的教科书体系，在这些逻辑构架之中，一切异质的事物都被一种精神的同一性所穿透，“建构在这种同一性中犹如在一个广泛的分析中重复着自身，没有为新质留下任何余地”。因此黑格尔一定要说，太阳（绝对观念）下面没有任何新东西（覆盖异质的自然）。所以，本雅明说同一性式的文明进步的本质同时也是一种野蛮，在这里正好也是可以解码的。

第三，任何主观性、思维的原则不能被本身而只能被事实，“特别是社会事实来解释”①。所以，阿多诺指认同一性哲学今天的现实社会基础正是商品经济同质性的交换原则。这是导言中已经确认过的理论质点。

“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商品交换是这一原则的社会模式，没有这一原则就不会有任何交换。正是通过交换，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了可通约和同一的。这一原则的扩展使整个世界成为同一的，成为总体的。”② 在阿多诺这里的分析中，使用价值是事物（产品）非同一的异质性、他性，而交换价值则是将异质的事物全部同质化的同一性。所以他说，“与使用价值相比，交换价值仅是头脑的一种构造，它统治着人类需要，并取而代之：幻象统治着现实”③。在这个意义上，商品（市场）经济交换关系所建构的现代同一性远比封建土地上产生的外在强制同一来得更基础和牢不可破。由此，交换关系常常是阿多诺作品中“更哲学的主题”④。另一方面，阿多诺还指认由工具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扩展而产生的社会角色的覆盖性（cover）与同一性的同谋关系。他认为，当任何一个人进入社会结构时，角色的“逻辑归类的技术”必然深嵌着“操纵”和“消除本质差别”的强制。这是当今“工业社会”特有的物相：“它通过诉诸技术的生产力而忽视社会的生产关系——仿佛只有这些生产力的状况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形态。这种理论上的变化当然可以用东西方在官僚统治的招牌下不可否认的趋同来辩解。”⑤ 这一指认的寓意是深刻的。强调生产力的发展，而有意遮蔽生产关系，这正是韦伯以后，当代正统资产阶级学术传统的公开秘密。

显然，阿多诺不赞成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生产力的无限发展，或者说，为生产而生产的实践冲动是当代正在持存的同一性暴力的现实基础。所以，他很自然地要反对在哲学前提中的实践第一。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后马克思式的理论问题了。

4．反对实践：为生产而生产的魔咒

阿多诺断言，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性在工业进程中走向全面的胜利，但是这种胜利也同时会“充满了苦难和错误”。因为这种资本的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实际上是“统治自然，进而统治人类并最终统治人的内在天性的统一性。世界史根本没有从野蛮走向人道主义，而只是从弹弓走向了百万吨级核弹，它终结于组织起来的人类对组织起来的人们的总威胁中，终结于不连续的总体中”①。这是阿多诺非常著名的一段警言。在他看来，这种强制性的同一性总体，“在目的论上就是绝对的苦难”。因为，“在奴役一切的同一性原则之下，任何不进入同一性的东西、任何在手段领域逃避计划的合理性的东西都成为同一性带给非同一性的灾难而进行的可怕的报复”②。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指出这种苦难和错误并不仅仅像马克思所刻意区分的那样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阿多诺挖得过深了：他要透过马克思批判生产力。青年卢卡奇在颠倒韦伯时对生产（技术）本身物化的无意识批判在此被翻转为一种自觉理念。进而，在哲学基本逻辑中，他要反对实践第一，颠覆实践本体论。这是真正的后马克思思潮的哲学奠基。

在后面第三部分关于自由的讨论中，阿多诺明确表示反对实践。“马克思从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者那里接受了关于实践理性的首要性的论点并把它磨砺成一种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解释世界的要求。因此，他认可了像对自然的绝对控制这样的大资产阶级纲领。”③ 此言极不是了。在阿多诺看来，实践第一的观点是工业文明的特定产物，实践第一就是生产主义，就是人类中心主义，这是他后现代式的超前意识。可是，这里的多重等号太简单化了。一古脑将实践第一的观念说成是“大资产阶级的纲领”，这是阿多诺的后马克思倾向。当然，似乎这里也有不同。阿多诺分析道，马克思的实践观是主张一种所谓的“正当的实践目的”，即“废除实践在资产阶级社会盛行的形式中的首要性”。依马克思设想，“只要生产力获得了解放，使人们不再被吞没在那种被需求强迫的实践中，那种在人们身上被自动化的实践中，人们便有可能人道地进行筹划（Kontemplation/contemplation）”①。在后面他还说，历史唯物论的“实践的辩证法也要求废除实践，废除为生产而生产，废除错误实践的一般封面”②。即便如此，阿多诺显然还是不赞成这种观点。他认为，将人类的自由依存于实践本身就是不可行的，即使“尽可能地将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也无济于事。阿多诺否定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引申出来的征服式的主体性。凡是建立在统治他物之上的东西都不可能是自由的，它所获得的幸福也不可能是真实的，从理论上说，阿多诺这是反对一切与实践相关联的东西（这也是后来阿伦特界划劳动、工作和行动，哈贝马斯提出区别于对象性劳作实践的主体际非功利性自由交往的出发点）。

阿多诺还专门举过一个例子，即由于简单地将实践置于凌驾一切的地位上，在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中所造成的轻视理论的盲目实践的恶果。在那里，实践第一的冲动使“理论成了权力的牺牲品！”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在所谓“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下，已经被“贬低到一种奴仆的角色”。由于真正的理论被“支配一切的活动所瘫痪和轻视”，理论不再是科学的认识，不再是对现实清醒的批判与反思，而是堕落为政策论证的御用工具，于是，“人们要求一切理论具有实践的签证成了检察官的签章”③。

我要承认，阿多诺的这些观点是令人瞩目的，但他对马克思哲学内里的历史性之思的理解却不能说是完全到位的。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实践是指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生存的创造性感性物质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即是由与物性对象打交道的上手开始的在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实践活动的内容是完全异质的，其复杂程度也不尽相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实践结构中不同实践活动在人的历史创化中的地位也会有很大差异。从远古时代人的自身生产，到农业文明中的农耕，工业生产之上的交换，再到后工业文明中的信息操作，作为社会历史存在与发展的一般基础，绝不是用一句“反对实践”之类的浪漫主义空话就能打发掉的。反对破坏性地掠夺自然是对的，但一般地反对控制自然是极其荒唐的。在批评简单地鼓吹“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口号时，我曾经说过：“海德格尔反省人类工业文明的无根性，物欲和工具理性使人本身无家可归，‘上手状态’引发出的科技构架建构了非自然的人造权力中心，也掏空了自然存在和人类自身生存的本真一面：人不是目的，他与物一样都是工具理性 ‘随时到场’的手段。莱茵河的功用性失落与人的 ‘常人’化，已经预示了后来生态学的提问和大众文化批判。但是，就是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也绝不是主张对人类生存的 ‘连根拔起’。其实后现代思潮中那绝对的 ‘不中心’是新浪漫主义的幻想，人类霸主要打倒，但人类生存在 ‘以地球为中心’（恩格斯语）的现实历史的主导地位，却永远不可能失去。试问，人可不可能真正非中心地让 ‘物物着’，不架构自然对象、不吃其他生物的躯体以获得自己的生存？！生态学不是反人类的，而是消除人类生存主导性的盲目性和过度开掘，生态平衡最终还为了人。”① 人不通过实践活动与外部自然发生真实的以人的生存为指向的交换，能够生存下去吗？反对实践哲学中的资产阶级工业主义与根本否定实践的历史基础性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这一点，阿多诺的头脑并不是十分清楚的。

阿多诺当然算是能读通马克思的。依他的理解，在实践第一的背后，实质上是物质生产的座架，或者说是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他说，“在与世界精神相一致的时期，即比个人幸福更根本的幸福的时期，人们打算和生产力的解放联合起来”。这是对的，马克思的确想通过社会生存的总体物质条件的改善（“大我”的幸福）以替代个人性的主观的价值要求。但是，依阿多诺的观点，“生产力的解放，那种支配自然的精神的行动与对自然的暴力统治有密切关系。这种统治可以暂时地告退，但没有它，生产力的概念就是不可思议的，更不用说生产力的解放了。‘解放’（der entfesselten）一词具有威胁的含义”②。这又是在否定意义上的理论描述了。生产的无限发展实际上是全部工业文明的本质，是启蒙的工具理性的无限要求，这种要求是以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控制为前提的。阿多诺认为，马克思并没有超出这种工业主义。在对启蒙哲学的批判性反思中，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曾明确断言这种解放将走向自己的反面，即从对自然的奴役滑到对人自身的奴役，这被指认为“启蒙辩证法”。

很关键的是，阿多诺仔细地注意到马克思直接批评了资本主义（李嘉图）那种“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为生产而生产”的观念。① 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作为提高人类主体生存水平的手段的物质生产本身颠倒为目的，而人成了手段。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性质，这给了“商品交换社会里对生产过程的崇拜当头一棒”。阿多诺认为，“一旦生产力的解放同人们之间承受的关系相分离，它也就开始被当作规则受到崇拜”。在这个阶段中，世界精神就可以“转向它埋葬的东西”。乍一看，这是十分费解的。这需要一些解释。

马克思恩格斯固然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式的实践观，但他们并没有怀疑世界历史总体性的不可避免性。② 至多，他们试图以人类解放的自觉同一性取代资本的总体性。可是，他们没有预见到，同一性带来的“统治可以比计划经济（当然他们两人都不曾把计划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混同起来）活得更久”，换言之，当马克思所想推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垮台之后统治仍固执地存活着”，因为，“只要有组织的社会存在着，统治就有无限的前途”③。青年卢卡奇同样如此，不同点仅在于他不过是将资本金色的世界历史总体性换成了革命的粉红色。这已经是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了。在这一点上，阿多诺的思考有一些值得我们做更深讨论的方面。

马克思是不是能够超出他所处的工业文明的思之范式，说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奴役特征，指认工业主义的总体性，这都未必不能讨论。这里问题之要害在于，阿多诺一旦反对了实践和现实生产力的发展，他自己将如何面对历史现实？直接一些的提问会是：星丛如何面对世界？不是观念，而是生存。其实，阿多诺在理论上是强大的，他几乎站到了他那个时代能够昭示的超越性反思的最高点上。可是，他从来不愿意去思考否定的辩证法如何真的转换为社会历史现实。在观念中反对“第一”、拒绝同一性、摒弃总体性并不是无法做到的事情，可是，在现实的社会历史中如何真实地消除连社会主义都无法避免的同一性，阿多诺没有药方。他真是坐而论道。在这一层面上，他对实践的消极态度是反动的。否定的辩证法只是一种理论态度，他固然很深地意识到大资产阶级的工业主义实践态度是现代同一性专制的基础，但他所主张的非工业主义的理论态度在现实中的操作与实现却是可以忽略的。在这一点上，他反对马尔库塞是必然的。马尔库塞的“文化大拒绝”之践行一定会失败，但他毕竟有革命的勇气；哈贝马斯走向资产阶级式的现实改良（“补天”），他也是在实践。而阿多诺真是美的音乐家，他应该想到，音乐与观念中的暴乱再无法无天，也不代表真的改变了世界。在这一点上，他绝不比用良知中的存在之归心来拯救常人世界的海德格尔高明多少。于是，阿多诺有意将否定的辩证法定位于概念辩证法这一思之策略，就不可避免地会蒙上一层巨大的阴影。

好了，我们回过头再来看阿多诺的观念革命。现在，我们不会总是仰着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