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巴西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教训

同韩国相比，巴西的经济起飞要更早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就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经济高速增长。1949—1981年，巴西经济年平均增长7%，其中1968—1974年经济增长速度年均超过10%。1962年巴西人均国民收入为240美元，是韩国的2 倍；1970年为450 美元，是韩国的1.6 倍；1980年为2190美元，是韩国的1.18倍。但是从1982年开始，韩国人均国民收入开始超过巴西水平。从那时起，产业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城市化超前、通货膨胀严重等因素便一直困扰巴西。巴西20 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十分缓慢，20世纪90年代后虽然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但也只实现了经济温和增长，这使其四十年来一直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徘徊。1980—1990年间巴西经济增长年均只有2.2%。1990年巴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2790美元，只有韩国的48.4%。2006年巴西人均国民收入（GNI）4730 美元，处于中高等国家收入水平，但此时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韩国，人均GNI高达17690 美元，是巴西的3.74 倍。更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巴西人均GNI曾达到12730美元，恰好摸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但是，此后巴西经济又出现下滑，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降到0.5%，2015—2016年连续两年进一步降为负值，分别为 -3.8%和-3.6%。由此，巴西的人均收入水平从12730美元滑落到2016年的8840美元，又重新回到中等收入区间（见图3—1）。

我们想知道的是，有哪些原因导致巴西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一 长期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巴西民族工业已经有所发展，有私人企业、国有企业，还有外国企业。在产业结构中，轻工业较重工业发达，食品、纺织等比重较高，同时在重工业中采矿业发展快于加工工业。在农业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西推行大庄园制，大量土地被大庄园主和外国资本占有，以种植咖啡为主，种植结构单一。1930年以后，巴西便开始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通过关税、信贷、金融、价格、外资管理等政策，推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这一期间，巴西建立了年产100万吨钢铁的联合企业，还建设了生产飞机发动机的大型国营企业。在政府政策支持下，采矿业、钢铁工业、水泥、煤炭以及加工工业都取得了较大增长。20 世纪50年代，巴西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进一步深化。所谓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是一种将工业消费品由进口转为本国自主生产，以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方式。这种模式曾在20 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成就了巴西炫目的“经济奇迹”。1956—1960年，巴西 GDP年均增长率达到6.8%，当时官方口号是“5年等于50年”。1968年到1974年，巴西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0.9%，成为拉美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而且经济总量还一跃成为世界第八大经济体。

然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也带来了许多矛盾。第一，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使巴西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结构转型，但是却直接越过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在巴西存在大量劳动力供给、同时缺乏资本的条件下，过早地推进具有资本密集性质的重化工业发展，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这使得资源过分向钢铁、建材、化工、汽车、造船、炼铝、重型机械、航空等领域倾斜，不但造成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比例失调，而且还造成很高的失业率。第二，经济发展初期军人政府建立了庞大的国有经济，企图依靠这些国有经济体带动经济增长。但是，这些体量很大的国有经济受政府保护，企业管理不善，效率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而政府为了建立和支持国有经济，大幅度地增加了公共财政支出，造成财政负担不断加重。第三，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还使得该国产业结构内向型特征突出，在高关税壁垒保护下，国内培育不出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产业。巴西工业以资源密集型为主，工业制成品中多以资源加工和中低技术制成品为主，高技术制成品比重极低。由于巴西缺乏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业，其进出口贸易格局只能是出口初级产品和中低技术含量的工业加工品，进口较高技术含量的工业制成品和高端机械仪器设备。因此，长期出现外贸逆差就成为必然。1960—1980年，巴西的商品与服务贸易占GDP比重一直是负值，这表明20年间巴西进出口长期逆差，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向的。比如，1960年巴西进口商品与服务为10.79亿美元，出口10.71亿美元，贸易逆差为0.08亿美元；1980年进口额上升到265.71亿美元，出口增加到212.76亿美元，贸易逆差扩大到52.95亿美元；到2000年巴西的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到148.36亿美元。[1] 一方面是国内储蓄不足，另一方面是外贸逆差扩大，为了维持既有经济战略的正常运行，只有依靠大量举借外债。于是，外债积累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重，偿债率大大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最终就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二 需求结构长期失衡影响巴西经济增长

在需求结构方面，巴西的出口长期依赖初级产品。这些产品附加价值低，最易造成市场的周期性波动，特别是出口贸易对巴西国内经济增长是负贡献，对巴西进口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又形成了制约。从内需看，巴西的投资率一直偏低，难以支持产业结构调整转型。表3—1是巴西不同时期的投资率及与世界平均和韩国水平的比较数据。从中可以看出，从1970—2016年，无论在任何时点，巴西的投资率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曾经发展水平落后于巴西后来又远远超过巴西的韩国。

再看，巴西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与日本、韩国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转型过程中，日本韩国的投资率变动都是从低水平不断向上提高，到高收入国家门槛标准值时，投资率达到最高，尔后不断下降；消费率则相反，先是不断下降，到高收入国家门槛标准值时，消费率降到最低，尔后不断上升。巴西的投资率变化并未出现日本、韩国那样的趋势，而呈现出在20%上下波动起伏的特点（见图3—2）。这说明巴西投资不足，没有对公共基础设施供给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起到应有的支持作用。可以说，巴西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域可能与投资率长期偏低有直接关系。

较低的投资率一般是由国民储蓄率不高引起的。从现有的资料看（见表3—2），巴西的国民总储蓄率确实不高，无论是同世界平均总储蓄率还是与同等收入类型经济体相比，巴西的储蓄率都是最低的，与韩国相比差距就更大了。令人费解的是，1989年以来巴西的储蓄率还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这与其经济结构的转型是有矛盾的。本来，随着经济发展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特别是中高收入阶段迈进，国民储蓄率会有一个上升的过程。进入发达的高收入阶段，储蓄率才会出现下降。巴西的储蓄率变动则不同。1989年巴西的人均GNI为2760美元，其经济发展刚刚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当年的储蓄率却达到了最高点（35.81%），此前此后41年其储蓄率都在10%—25%之间波动。1989年后巴西的储蓄率出现了大幅度下滑（见图3—3），较低的储蓄率和储蓄率不断下降，不支持投资率上升，致使巴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缺乏内生动力支撑。

按道理，在中等收入阶段，巴西国民储蓄率低并出现下降，会使居民家庭消费率比较高。确实，与同等收入类型国家相比，巴西的居民家庭消费率比较高。1960年巴西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66.28%，1970年上升到68.55%，1983年还高达71.24%。[2]在总收入中，尽管巴西居民把很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支出，但是由于巴西国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并不高，由此决定了巴西多数居民消费能力并不是很强。从理论上讲，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是以国内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国内市场大小决定了工业的规模和经济增长的速度。而国内市场大小又决定于居民的购买能力和收入水平。但是，巴西的国民收入分配极不均衡，一方面国民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财富越来越向富人集中，这就使得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阶层实际收入水平上不去，购买能力难以提高，结果导致工业品增长空间受到限制。例如，1980年与1970年相比，在收入分配总额中占城市人口5%的高收入群体所占收入份额由30.3%上升到34.7%，占城市人口50%多的中低收入者所占收入份额从16%下降到13.1%，占农村人口50%的中低收入者所占收入份额从22.4%下降到14.7%。根据有关文献资料分析，1960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就达到0.5，1995年更高达0.6。到1999年，占巴西人口1%的富人拥有的社会财富达到53%，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当年全国有贫困人口5410万人，贫困发生率34.9%。[3] 巴西长期贫富分化的结果是，国内市场消费需求不足，难以支持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同时，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直接抑制了中产阶层的成长壮大，使得社会结构转换中缺乏中坚力量的支撑。

三 城市化过度超前与工业化形成争夺资源的矛盾

一般而言，城市化与工业化存在着三种发展关系。第一种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推进型，典型代表是欧美发达国家。该类型主要特点是，人口在自由流动条件下，工业化促使人口集聚，人口不断集聚又促成了城市发展。于是，原有城市规模扩大了，新的城市成长起来了，该国城市化率也提高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城市人口跟随工业化步伐不断增长，当该国工业化实现时，城市化即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结构也就形成了。第二种是城市化超前而工业化滞后型，以拉美国家为代表。此类型主要特点是，人口流动不受限制，工业发展比较滞后，但大量人口较早进入城市，由于城市发展缺乏产业支撑，城市政府财源不足，为城市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很弱，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由此进城的新市民既缺乏基本公共服务，又没有就业空间，于是在城市周边形成了许多“贫民窟”。第三种是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型，以中国为典型代表。此类型主要特点是，人口流动受到严格限制，政府将较多的公共资源优先用于工业化推进方面。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优先发展，政府掌握了大量公共资源，使得各级政府有能力为城市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并使城市基础设施实现改善。这种类型的城市化，是以限制农民进城落户、延缓人口城市化进程为代价的。

巴西属于城市化超前而工业化滞后型的典型代表。巴西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同时农业又采取了一条资本密集型的发展道路，由此造成了大量无地或少地的穷人，这些失去土地的穷人被迫流入城市，形成城市人口集聚过快、数量过多，与工业化发展严重脱节，造成过度城市化。无论是在低收入水平发展阶段，还是在中等收入水平发展阶段，巴西的城市化都是偏高的。1960年巴西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6%，1980年升至67.6%，1990年又升至75%，2004年进一步升到83.6%。而在这些时点上，巴西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能力并不支持如此高的城市化水平。比如，1962年巴西人均GNI只有240 美元，1980年2190 美元，1990年2730 美元。显然，巴西经济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时，已经达到了中高收入阶段的城市化标准；而在经济处于中高收入阶段时，又已经达到高收入阶段的城市化标准。这种过度超前的城市化，不但造成城市发展缺乏经济支撑，政府没有能力为城镇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而且还导致城市发展过多地与产业发展争夺资源，反而影响了工业化发展进程。

四 政治结构转型跌宕起伏延缓了经济结构转型

巴西经过300 多年的殖民统治之后，于1822年独立。起初国家政权由大地主和大种植场主掌握，社会保持农奴制。1889年军人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共和国；1930年，军人再次政变，结束了第一共和国。1930年的政变是巴西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此后巴西进入了以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民主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化时期。1964年，面对经济衰退形势，军人又一次发动了政变，推翻了文人政府，建立了长达21年的军人政府。从1964—1985年，在军人掌权时期，建立了以“安全与发展”为指导思想的政权，加强权力集中，抑制社会政治参与，控制收入分配，重视投资积累，使巴西经济取得“增长奇迹”。在军人政府统治的前十年，是强硬派军人与技术专家联盟推进经济增长。1974—1985年是温和派军人上台，推行政治开放和民主化的时期。1985年军人向文人政府交权，文人政府逐渐摆脱军人的政治影响，逐步走向民主化。最终在巴西实行了联邦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处于鼎立格局。由此可见，巴西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军人政府统治之后，民主化进程不是从下到上展开的，而是由温和派军人在上层交权向民主政治过渡来的，带有自上而下、循序渐进的特点。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军人政府建立的威权体制，在集中权力和社会资源方面或许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在向民主政府转变方面却不尽人意。当时的政府深受西方民主政治的影响，试图完全脱离市场，任由市场自由发展。而在市场失灵部分政府职能也缺位，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居民社会保障等重要方面都长期落后。因此，巴西政治结构转型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经济起飞阶段，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之间频繁更替，致使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不能稳定在进步方向上。二是20 世纪80年代中期巴西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面对债务危机和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严重缺位，使得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居民社会保障不能及时跟上经济发展步伐，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严重，中产阶层成长缓慢，这就使得巴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缺乏系列的基础性制度供给。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巴西开始推进经济改革。首先，政府制定了多个有关工农业现代化的“新巴西计划”，鼓励巴西产品出口，力促巴西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其次，实行全面对外开放，政府放宽限制，陆续扩大了本国市场的开放程度，降低关税，引进竞争机制，积极吸引外资和技术。最后，对内部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积极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提高了巴西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进入21 世纪后，特别是卢拉总统上台后，巴西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注重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实施零饥饿计划，减少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结果就是，巴西经济实现了持续性加快增长，人均国民收入从2000年的3570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9610美元，中产阶层占社会人口比重由2003年的36.5%上升到目前52%，[4] 消费在三大需求结构中占比达到60%。目前，巴西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条件基本具备。可以预见，巴西不久将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