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相关研究评价

从上述关于急收的文献可见，以往研究取得的了可喜的成绩，主要体现为如下方面：一是研究内容涵盖面广。把急收从混杂的语言现象中发掘出来作为修辞手段进行研究，并扩展为一种塑造人物形象甚至拉近与读者关系的写作方法，从日常会话策略到叙事技巧，研究范围已较为广泛。此外，现有文献还对急收的特征、功能、分类等有了较为全面的描写，发现了急收话语的句子特征（在话语中断开、以省略号或破折号结尾等），探讨了急收的多种功能，主要是避免忌讳话语、减轻不良后果、增强表达效果等，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加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急收研究的语料来源广泛，覆盖了文学作品、新闻标题、日常话语、电视节目等诸多方面。这表明急收话语现象的使用频率高，分布也较广，是值得关注的语言现象。三是采用的研究视角丰富，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文学视角（如Berry，1954；Dimit，2006；Shears，2008；Newbould，2008；Lobb，2012：179；等等），传统修辞学[5]视角（如Quintilian，1920；Cicero，1954；韩夫，1986；骆小所，1994；彭朝丞，1996；Lausberg，1998；梁宗奎、刘吉鹏，1998；王胤枝，2000；李娓，2004；Puttenham，2007；陈望道，2008；Chrzanowska-Kluczewska，2014；等等），语用学视角（如杨晓红、叶慧君，2012；杨晓红、刘晓玲，2013；姜多，2015；Katrandjiev et al.，2016；等等），语用修辞学视角（如井怡琼，2012；蒋庆胜，2013；等等）等多角度展示了急收的理论价值及实用价值。各视角的独立研究使急收话语在各自视域下得到了较深入的探讨，也为界面研究奠定了基础。

虽然过往研究取得了诸多成绩，但从本研究的角度出发，现有急收研究还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从研究对象上看，现有研究对急收话语的认识有冲突之处。上文在给出本研究的定义前我们已经就急收话语的定义进行了梳理，在此不再评价急收的定义不清的问题，而是聚焦前人对急收的认识混乱问题。毋庸置疑，由于研究视角或偏好各异，不同的研究者会对同一个研究对象进行不同方面的描写，但这些不同的方面往往相互补充，促进对该对象的全面认识。但如果得出的结论相互矛盾，这就是认识本身可能有问题了。就急收而言，矛盾之一是它是否是修辞现象。Housman（1887：241）称急收“是那些被抑制的话的思想激起了说话人的情感以至于阻止说话人将那些话说出来”，说明内容是先有的，只是没表达出来，不是无话可说。Lehtsalu，et al（1973：63）也认为急收是“作者刻意用之，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此外，Merrill & Bolt（1991：41）也说到，急收是“最后时刻的自我抑制”（a last-minute self-repression）。这些研究表明急收话语是说话人有意为之，属于修辞观。不过，Panasenko（2012：1082）认为急收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情绪所致；另一方面是“找不到词来表达自己的感觉”，似乎不是修辞观。Shears也说，“Pope用轻蔑的口吻说，急收对于无知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手段，当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就可以使用”（2008：184），这也是非修辞观。矛盾之二是将急收与跳脱混用，这就与打（岔）断、突接等现象混淆了，国内文献尤其如此，这使得研究结果有不自洽的可能，因为这些辞格虽然相似，本质上却有不可忽视的差别。比如，杨晓红、叶慧君（2012）从关联理论角度阐释了急收话语的“省力、有意隐瞒”等功能产生的原因：关联性和有意性。笔者部分地意识到了急收的有意或主动性，但囿于跳脱的概念，混同了急收、岔断和突接使得该文结论不能自洽：岔断是外力所致，不具有说话人自身的有意性。杨晓红、刘晓玲（2013）从关联理论角度探讨跳脱的应答模式时也提到“说话人的跳脱具有随意性和有意性的特征，听话人的应答也具备这两个特征”，这一看法在理论上存在可能，但显得有些武断，尤其是听话人选择打断的时机绝非随意为之。

其二，从研究视角看，界面研究还不足。一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文学、修辞学和语言学等视角对急收进行了探索，界面研究明显偏少。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能够回答不同的研究问题，没有哪一个视角可以完整地描述一个研究对象，自然不必苛求。但对急收进行独立视角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存在顾此失彼的问题，比如还没有研究较为系统地探讨过急收话语的说话人动机、急收话语的行事效果、诗意效果等，现实上有采用界面研究的必要性。此外，界面研究是目前研究的主要趋势，这并不是说一定要跟随潮流，但必有可取之处。比如，仅仅依靠传统修辞学，在发现和描述修辞现象的表现、效果等方面尚可，但如果要对其进行解释就捉襟见肘了，如果引入工于解释语言使用的语用学理论就会带来不一样的局面。

另一方面，对急收话语进行的现有界面研究本身存在不足。就语用修辞视角看，现有研究对“语用修辞”本身认识粗浅。井怡琼（2012）称，“对《雷雨》中的跳脱进行语用修辞分析”，并认识到，“语用学和修辞学的交叉形成了语用修辞学”，但其结论说“修辞语用学研究的是使用者对具体的社会情境因素的语义表达，对具体的语用规则进行总结，让语言在具体语境中能够更加确切地表达出来。”这跟文章的研究对象矛盾：跳脱是比较含蓄的，而该作者的语用修辞主张是要总结具体的语用规则，使话语能够在语境中更加确切地表达出来，有矛盾之嫌。蒋庆胜（2013）一方面对语用修辞学的主要观点语焉不详；另一方面对急收的语用特征和规则的探讨比较主观和理想化，缺乏足够的理论和数据支撑，说服力欠缺。

其三，从研究方法看，现有研究主要依赖内省法、思辨法等。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思辨法和内省法从研究者自身角度出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对象进行阐释，但不足在于主观性较大。就急收的理解而言，研究者个人如何理解无可厚非，但由此推断其他人也会这么理解就显得有些武断。比如杨晓红、叶慧君（2012）认为英汉跳脱有六大功能，即“省力、有意隐瞒、避讳委婉、语误修正、话题转换和威胁恐吓”，作者却没有交代这些功能是如何得来，无论结论正确与否，都缺乏方法（论）上的说明。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拟大量收集急收话语语料，采用实证研究法，从语用修辞学视角对急收话语进行较为系统和客观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