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弗兰茨·博普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弗兰茨·博普，他是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中最伟大的一位，其一生波澜不惊。21岁时（1791年出生，1867年去世），他去巴黎学习东方语言，不久致力梵语研究。当时还在法国巴黎的博普于1816年出版了人生的第一本专著《论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日耳曼语动词变位系统比较》（Ueber das Conjugationssystem der Sanskritsprache：in Vergleichung mit jenem der Griechischen，Lateinischen，Persischen und Germanischen Sprache）。德国学界将其视为比较语言学的开山之作。不过，此书的后半部分是从梵语翻译而来。作为比较语法学家、梵语学者，博普长久从事编辑、翻译梵语的工作。自1822年被任命为柏林学院教授以来，博普的几篇论文在柏林学院公开发表，显示出自身作为比较语法学家的学术特质，特别是他的名著《梵语、禅德语、亚美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哥特语和德语比较语法》（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s Sanskrit，Ṣend，Armenischen，Griechischen，Lateinischen，Litauischen，Altslawischen，Gotischen und Deutschen）更是将比较语言学的特点尽致表现。该书首次在1833年至1849年间出版，第2版出版于1857年，第3版1868年。博普于1867年逝世。

博普理论重新整理、修订《论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日耳曼语动词变位系统比较》中的“动词变位系统（Conjugations system）”，于1820年，出版英语修订版《梵语、希腊语、拉丁语与日耳曼语比较研究》（Analytical Comparison of the Sanskrit，Greek，Latin and Teutonic Languages）。1888年，弗里德里希·泰科玛（Friedrich Techmer）在《国际通用语言学杂志》（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Allgemeine Sprachwissenschaft）第4期对该书做详尽介绍。

与拉斯克的研究不同，博普一生致力于借助梵语寻找语法起源，但他并不认为梵语是语法的最初形态：“我并不认为希腊语、拉丁语和其他欧洲语言是从梵语衍生而来的，我更倾向将这些语言视为一种原始语言的后续变体，只不过，梵语更好地继承了该原始语言的特点。因此，虽然婆罗门（Brahmans）的语言比古书和碑文更接近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原始形态，但后二者也能阐释梵语语法。”[16]本书的后续研究亦证实了博普的观点。

通过比较梵语、希腊语等语法，博普试图找到二者的相似之处，尝试探索语言的最初起源。在他看来，完成梵语、希腊语等语法比较，探究语言终极起源的最初工作会更加容易。不过他深受当时哲学语法思维的影响，比如，当时的语言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雅各布·赫尔曼（Johann Gottfried Jakob Hermann）在他的著作《希腊语法修订》（De Emendanda Ratione Grœcœ Grammaticœ，1801）中，以纯粹的逻辑学为基础，将主语（subject）、谓语（predicate）、连系动词（copula）作为句子的三要素；又出于动词的功能是让谓语从属主语，由此句中只能有一个动词，即“to be”。以及当时，博普在巴黎求学时的老师希尔维斯特·德·萨西（Silvestre de Sacy）同样秉持上述观点。博普重申：“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动词是一个句子中主语与其附属部分的连接词。根据这一定义，句中似乎只能存在一个动词，即实义动词，如拉丁语‘esse’，或者英语‘to be’……与拥有类似结构的希腊语、拉丁语相比，都可以使用这类动词构建完整句子，但是动词的特殊功能被完全省略，比如：拉丁语动词‘dat’表示‘他给’或者‘他正在给……’，其中字母‘t’代表第三人称，充当主语时，‘da’表示‘给予’。甚至，连系动词‘potest’也包含上述三要素，即‘t’是主语，‘es’是连系动词，‘pot’做定语。”

从这种逻辑思维出发，博普发现实义动词“to be”的两种梵文形态“as”和“bhu”，它们永远是动词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他并不是第一个认为动词词尾是独立词语的学者。约翰·霍恩·图克（John Horne Tooke）曾明确指出：“语言中的所有通用词尾……其本身就是具有不同含义的独立词。”[17]他继续解释道，拉丁语“ibo”一词中的“i”意为“走”，“b”源自希腊语“boúl（omai）”，意为“将要”，“o”指“我”，源自“ego（自我）”。博普的解释与之类似，尽管他不赞同将“boúl”简单粗暴地缩略为“b”。他认为，梵语动词词根“as”与英语“to be”相似，拉丁语动词完成时是“scrip-s-i（我写）”，希腊语动词不定过去时是“etup-s-a”，将来时是“tup-s-o”。即便相同的动词词根表不同时态，但这并未给博普的研究带来多大困难。他甚至解释了拉丁语“fueram”是由“fu”“es”“am”等构成，其中的词根“fu”“虽不能表过去时，但依然满足屈折要求。由于‘fui’能够体现‘完成时态’，因此‘fu-eram’只表过去未完成时。同理，‘fu-ero’意为‘I shall have been’，而不是‘I shall be’。”[18]另外，所有包含“r”的拉丁语词尾最初都是由实质名词构成的（如，“ama-rem”等）。而动词不定式“face-ere，ed-ere，esse”中包含的“e恰如其分地表示了主动不定式的词尾。随后，词根‘es’通过加‘e’的方式，产生原始词根‘ese’；之后，‘s’再次加入，形成‘esse’。”另外，词尾“e”又与希腊语中“eînai（我是）”等单词中的词根“ai（我）”对应。[19]

如果说博普从梵语词根“es”中寻得诸多语言词尾的万能钥匙话，那么在梵语动词“bhu（成为）”，则找到了其他语言词根的关键。他发现了拉丁语未完成时动词“da-bam”与将来时动词“da-bo”之间的联系，亦如“er-am”和“er-o”之间的关系。“‘bo，bis，bit’与盎格鲁—撒克逊语中表将来时动词‘beo，bys，byth’存在惊人相似，这种相似性不能视为纯粹的偶然。”（在此，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并未得到正确表述）此外，拉丁语“ama-vi”的词尾“vi”也可追溯到同一词根，因为涉及意大利语“amava”源自拉丁语“amabam”一词，我们发现“b”变成“v”。意大利语中的“fuvi”和“pot-vi”也是由拉丁语“fui”与“potui”衍变而来的。可以说，“语言似乎孜孜不倦地把纷繁复杂的语料组合在一起，就像精湛的艺术家塑造雕像，不仅为耳朵或者眼睛提供完美的形态，也让整座塑像浑然一体。”[20]

以下是博普解释词汇屈折起源最初的方法样例：“拉丁语的被动语态‘amat-ur（第三人称单数，被爱）’和‘amant-ur（第三人称复数，被爱）’符合实义动词的连接方式，那么‘r’会被‘s’置换（permutation）；如果我们继续比较第二人称被动词‘ama-ris（被爱）’和第三人称被动词‘amat-ur（被爱）’，那么结果更令人信服。可以说，单词中的一个字母被其他字母置换，在拉丁语中尤为常见。假如‘ma-ris’是由‘ma-sis’衍生并保留了原有字母顺序的话，那么‘ma-tur’一定是‘ma-rut’或‘ma-sut’的换位词（transposition），‘ma-ntur’同理也是‘ma-runt’或者‘ma-sunt’的换位词。假如以上属实，我们就能对拉丁语被动语态做出解释，尽管它不同于梵语、希腊语、哥特语，但它必定不是全新的语法。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被动语态的拉丁语动词都具有主动意义，因为没有理由为实义动词添加被动含义。假如‘ama-ris’可以代表‘ma-sis’，那么还存在另外一种解释，‘s’可能是反身代词‘se’的词根辅音（radical consonant）。该代词的引入特别适合生成中间语态（middle voice），它表明了动作反射到施动者自身。希腊语就是一个例证，它证实了中间语态轻易转化为被动语态的特殊意义。”可以说，上述推理（只出现在《论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日耳曼语动词变位系统比较》）将我们带到一个前科学时代，而拉斯克的著作中鲜有如此论说的痕迹。不过，《梵语、希腊语、拉丁语与日耳曼语比较研究》中的相关诠释更被博普推崇，多年以来亦被学界奉为真理，直到学者在凯尔特语中发现了被动语态字母“r”。显然，由于凯尔特语和意大利语关联紧密，“se”假说最终被淘汰。博普对抽象动词的偏爱在他将冰岛语过去时“-st”解释为“s”=“es”一览无余。[21]但是，对于这一点，只有拉斯克和格林的论断才是清晰、正确的。

在博普的其他理论中，有一点必须指出，拉丁语被动语态第二人称“ama-mini”中的“-mini”被认为对应希腊语“-menos”阳性复数主格分词，亦为拉丁语“alumnus”的变体。[22]时至今日，该解释未被所有学者接受。

至于格林后来对“弱变化动词”的论述，博普在不同的解释之间摇摆不定。他在《梵语、希腊语、拉丁语与日耳曼语比较研究》第118页指出，“t”或“d”等同于分词的词尾，在这种情况下，格词尾被省略，并由人称词尾替代。至于“d”后面的音节“ed”（如哥特语“sok-id-edum”中的“ed”，该书第119页“希腊语”的说法错误，应为“哥特语”）不过是一次偶然的例外。但在第151页，博普又将“sokidedun”与“sokidedi”中的“sok”与动词“tun”过去时进行组合，如德语“suchetaten”与“suchetäte”。随后，他比较了英语中“did（did seek）”的用法，认为英语所用的动词过去时一如德语“tun”或者哥特语“tanjan”。此处，博普的理论仅限于包含两个“d”的单词，即复数陈述语气动词和虚拟语气词。在此书英文版中，博普沿用了这一双重解释，并增添了一些内容，例如哥特语“sok-i-da”中的“d”和“oh-ta”中的“t”源自梵语分词“tyak-ta，likh-i-ta”，拉丁语“-tus”以及希腊语“-tós”。而哥特语的“d”或“t”常表被动，在中性动词中则表主动，这自然会形成具有主动意义的过去时。此外他还发现，过去时和分词之间存在关联的证据：分词中只有“d”或“t”结尾的动词才能凭借齿音的发音方式表过去时，而其他动词（格林称之为“强变化动词”）则需添加含有“an”的分词或者加入重复、变化的元音表过去。博普比较希腊语不定过去时的被动态（aorist passive）“etúphth-ēn”与“edóth-ēn”，认为二者可能由分词“tuphth-eís”与“doth-eís”衍生而来。[23]这一论断似乎被学术界忽视或者放弃。不过，另一种解释是，“dedi”与英语“did seek”相同，博普在其著作49页给出了“dedi”的虚拟语气与陈述语气复数。即便这些单词只包含一个齿音，却依然被格林认可。在随后的著作中，博普与格林达成共识，放弃了自己原有理论的第一部分。事实上，冯·施塔德（D.von Stade）早已给出德语中过去时态的论断[24]；拉斯克也曾经指出：“德语中‘d’或‘t’何时出现不易解释，因为拉丁语和希腊语中均找不到此用法，而在冰岛语，该用法明显与过去分词相关，在过去虚拟语气中同样有迹可循，显然它们每一种语气都包含着过去时的古老特征。但当上述分词在 ‘tos’中消失，这种古老的特征便在希腊语中不复存在了。”[25]（参阅本书第19章，第12节）

至于元音，博普在《梵语、希腊语、拉丁语与日耳曼语比较研究》中提到一个较为有趣的理论：梵语之所以存在大量的“a”，可能是该字母发音存在缺陷。梵语口语中“类似意大利语短音‘e’和‘o’”极为常见，书面语却写作“a”。“基于此现象，我们大可猜测在梵语与希腊语的共有词中，印度语‘akāra’（该词中‘a’为短元音）往往对应希腊语‘ε’和‘ο’，例如‘asti（他是）’对应‘’；‘patis（丈夫）’对应‘’；‘ambaras（天空）’对应‘’，等等。”受格林理论影响，博普冒进地提出“原始语言中只有‘a，i，u’三元音”的推断，并与他的追随者一直坚信，梵语中的“a”代表了语言的原始状态，直到大约1800年“腭音规则（palatal law）”的出现才让学界意识到希腊语中的“a，e，o”三元音才真正地代表了更古老的语音阶段（假如博普当时并未抛弃自己的观点，那么他很有可能得到真实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