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音变

1822年再次出版的《德语语法》第1卷让格林声名远播，特别是书中提出的“音变（lautverschiebung）”理论，弗雷德里希·马克斯·穆勒（Friedrich Max Müller）称之为“格林定律（Grimm's Law）”，该定律在学术界成为普遍共识。不过，假如有人用自己的名字为该条定律命名的话，那么将此称为“拉斯克定律”再适合不过，因为格林提到的音变，如拉丁语“p，t，k”分别对应希腊语“f，Þ（th），h”等都曾出现在拉斯克于1818年出版的《古代北方语或冰岛语起源研究》一书的第168页，换句话说，早在开始动笔撰写之前，格林已熟知拉斯克著作当中的这些案例。

比较两位学者描述音变现象的差异也颇为有趣：理智清醒、就事论事的拉斯克对音变只做简单描述，他运用极为恰当的案例支撑自己的观点，从未把这一现象归纳为简单公式，也未曾深究成因。[11]格林却立志寻找大量实例，并把音变的整个过程简化为一个公式，目的在于涵盖高地德语中的“子音推移（second shift）”。虽然，拉斯克对这一特殊的音变极为熟悉，但在格林看来远非如此，因此，格林在《德语语法》第1卷第68页构建了以下图式：

表2-1 辅音音变

图中，三种语言之间的清塞音（T）、送气音（A）、浊塞音（M）的转换方式又可简化为：

表2-2 辅音转换

格林的成果备受瞩目，因为一个极具概括力的公式总比三言两语的现象描述看似科学得多。不幸的是，这个公式并非准确。第一，高地德语并没有与希腊语“p”、哥特语“f”相对应的浊塞音（如“poûs，fotus，fuss”等）；第二，高地德语和哥特语都有“h”，二者均对应希腊语“k”（如“kardía，hairto，herz”等）；第三，高地德语“g”也与哥特语“g”保持一致，这显然与格林定律不符。上述问题直到卡尔·阿道夫·维尔纳（Karl Adolph Verner）规则（Verner's Law）的提出，才得到很好的解释。而更糟糕的是，这一似是而非的概括性理论体现出的规律性和统一性实则是“送气音”滥用所致，即送气音被用于描述与之毫不相干的种种发音，例如：（1）塞音与字母“h”的结合发音；（2）塞音与擦音“pf，ts”的组合，字母为“z”；（3）清擦音，如“das”中的“f，s”；（4）浊擦音“v，ð”，字母为“th”；（5）“h”音。格林为自己的公式倍感鼓舞，因为他构建语言发展的三个阶段，细分辅音（唇音、齿音、喉音）中的三种发音（清塞音、浊塞音、送气音）的音变规律。此规律的总结又引发了他的遐想，数字“3”似乎蕴含某种神秘力量，这让他随后的众多语言学著作中，数字“3”无处不在，例如：他认为语言有三个原始元音（a，i，u），词有三种性别。数有三类（单数，双数，复数），语言有三种人称，三种语态（主动语态，中间语态，被动语态），三种时态（现在、过去、将来）以及由三个原始元音（a，i，u）导致的变格。[12]格林颇具夸张的解释充满了肤浅的从众心理与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语言一旦迈入第一阶段，就摆脱了语音的有机基础，很难逃脱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发展。只有进入第三阶段，语音得以完善……我们很难不敬佩将语音彻底转换的精神（sprachgeist）。虽然，许多语音已不再使用，但这些语音终将在过往的规律中找到新的应用，并把自己安排在不同的发音部位。这里，我并不是说音变毫无损害，甚至从另一个角度讲，音变在我看来是一种异常野蛮的行为。这种现象与德国中世纪初期的快速发展和对自由的渴望有关，正是这种发展与渴望开启了欧洲语言变革。德国人一直推进德语最为核心的语音发展……”之后，格林还对德国在知识上的发展与军事上的赫赫战功做出评价。他指出：“进入第三阶段的语音虽然结束了发展周期，必须使用一种全新的方法解决音变过程中产生的偏差。但语音已经本能地完成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音变似乎不会再次开始。”[13]不过，我们很难从这些话中读出什么明确含义。

另外，格林“循环”（kreislauf）理论的产生源自这样一种理念：音变可持续长达数百年之久，这意味着音变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但是，与15世纪丹麦语中的某些音变（如“gribe，bide，bage，from gripæ，bitæ，bakæ”）以及近期丹麦语中的音变（与高地德语相同，丹麦语“tid，tyve”等单词中“t”近似[ts]，如高地德语“zeit”）相比，8世纪的高地德语音变与公元前某时期原始日耳曼语族音变之间的关系并非紧密。由此可知，音变之间几乎不可能存在任何直接关联，正如英语中的辅音即使历经漫长的变迁，其发音也无太大变化。[14]

格林算不上一名合格的语音学家，有些时候，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只能莞尔一笑，他指出：“由7个字符组成的德语单词‘schrift’包含了8个音，因为‘f’一个字母代表了‘ph’2个音。”[15]由此，格林理所当然地认为“sch”包含了3个音，即“s”以及由“c”和“h”组成的送气音“ch”。即便荒谬如斯，格林在西方语音学史上有着无人能及的影响力。同样，在格林其他语法理论如“字母理论（theory of letters）”中，除了极为详尽的单词表，其内容远比大众熟知的词汇更加丰富，这也让后来的学者看到了语言发展中极大的规律性。尽管他本人在词源学研究领域并未遵循“语音规则（phonetic law）”，但“语音规则（phonetic law）”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只要谈及语言规则，格林便联系辅音音变，并意识到该规则可以成为对词源研究的检验。自此，“辅音音变（consonant shift）”成为语言学中的定律，影响了众所周知许多单词的产生，并以一种全新夸张的方式，将拉丁语或希腊语中的单词与研究者自身的母语联系在一起，使得辅音音变成为当时语言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石。

时至今日，格林发明的一些术语依然在语言学界通行，如：元音音变（umlaut），元音交替（ablaut），强变格与强变位，弱变格与弱变位。关于元音音变（umlaut），我们已经了解到，格林是在拉斯克的著作中学习到此类语音现象。后来，英国语言学家斯威特将其称之为元音变异（mutation），其他学者则更倾向称之为元音突变（infection）；至于元音交替，亨利·斯威特视作元音递变（gradation），拉斯克则把它称为“omlyd”，亦如格林的理论，目的是将两种元音变化的现象严格地区分开。元音交替首先出现在格林所谓的“强变化动词”中，他对“springe，sprang，gesprungen”中的元音交替十分着迷，从中看到了如“bim，bam，bum”的类似结构。这种既神秘又富于逻辑性的语言结构明显包含了极为传统的德国精神。自此，他便对其他语言中的元音交替视而不见，这也导致了他在《德国语法》第2卷的撰写中步入歧途，主观臆断地创造了动词词根（verbal roots），用以解释动词之外的元音交替现象。

如我们所知，格林虽然秉承了反对为语言制定规律的原则与倾向，不过有时，他也会沉迷于对中世纪德语的偏爱，例如他依然使用“der boge”而非近百年来德语中的“der bogen”。同样，他的许多追随者也以历史为基准探讨语音正确性的问题，从而更多地支持过往语言更为“有机”的形态而非后来的语音发展。

现在，我们无需谈论格林在柏林担任教授的余生中做出的伟大贡献。与一般观点相反，我承认自己偏爱的是他在句法学上的研究，该项研究载于《德语语法》第4卷以及相关文章中。他渊博的学识、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历史学方法都让他位于众多学者前列，他有很好的判断力，能够让他摆脱同时期古典语法著作中普遍存在的形而上学式的思维。实际上，他在句法领域的贡献更令人感兴趣，因为他似乎并不重视句法学，甚至指出句法学有一半超出了语法范畴。这句话虽然比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要晚一些，但在概述19世纪语言学三位伟人之后，我们将会再次回来，继续讨论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