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系的紧张
赵树理评论的起伏和兴衰，是由他的创作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复杂关系造成的。关注农民的命运，是贯穿赵树理整个文学生涯的主线索。
在他心目中，革命使中国农民的翻身解放成为可能。“中国农民的婚姻恋爱是赵树理一生中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他首先在《小二黑结婚》中告诉人们，唯有共产党，民主政府才能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而《登记》正可以看作是《小二黑结婚》的续篇。”[18]《传家宝》《锻炼锻炼》和《邪不压正》也批评中老年农民身上的“落后性”，但赵树理对这些“中间人物”总是抱着温情的态度。他后来发现“合作化”“大跃进”运动对农民利益的损害与创作初衷存在矛盾，这使他非常苦恼。在这种心情支配下，笔下“新人物”在作品中日益减少，“中间人物”形象愈加凸显。正像批评家所看到的，在长篇小说《三里湾》中，作者身上的理想化色彩，正在被脚踏实地的乡村实干家和农民的朴实性格所代替。也就是说，尽管他是文艺大众化的积极实践者，但“问题小说”与五四主题和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理念有了较多相通之处。
最早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引入当代文学的，是1952年12月12日胡乔木对在京文艺工作者和第二批深入生活的作家所做的“关于文艺问题”的报告。他号召：为克服文艺的落后现象和反映伟大的现实，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19]周扬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中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20]“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宗旨是：首先，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南；其次，坚持列宁的党性原则；再次，塑造正面英雄形象，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最后，是关于“题材”“典型问题”等要求。赵树理的小说虽积极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斗争和发展，笔下出现最多的仍然是“小腿痛”“吃不饱”这种“典型的、落后的、自私而又懒惰的农村妇女”形象，是那些老式农民原始状态的生活特点。于是，在继续把他作为“榜样”来推崇的同时，对其小说的“缺点”也在不断发现。“这种发现，是‘根据社会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当然也应看到，在20世纪50—70年代农村合作化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文艺界内部在判定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问题上，一直各持己见，争议不断。60年代初，政治经济的浪漫主义思潮开始退潮，“赵树理的‘价值’被提倡人物多样化和‘现实主义深化’者所重新发掘”。而在这一思潮再次抬头时，赵树理的价值又变得无足轻重了。[21]
洪子诚[22]发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原则是对当代小说家提出的“纯化”要求，这种思想的不断“提纯”，是将“批判性超越”作为一种历史推助力来实现的。他把它归纳为两点：第一，是它的批判精神；第二，是在批判精神之上所表现的一种精神创造意识。“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的设计者总是要竭力超越‘旧现实主义’，超越‘批判现实主义’。其实，批判性，对现状的质疑，是左翼文学的生命力的根本点。”[23]我们看到，在评论《邪不压正》这篇小说时，竹可羽就对它的思想内容提出了“纯化”要求：“赵树理说：他拿一个故事和人物当一条‘绳子’来用，‘这种办法，没有多见别人用过……以后也没有准备再用。’其实，在一个作品中，用一个人物和一个故事串连起作者要表现的所有的题材，这是一般的创作方法，而且还是文艺创作的特色。你不用这个故事这个人物，你就得用另一个故事，另一个人物；你一个故事一个人物不够的时候，你就不妨多用几个，这就是用个别来概括全部现实的方法。”他认为，赵树理用个别来概括全部的方法，是违反了强调表现“最本质社会生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首先在善于描写人”，“因为人，永远是生活或斗争的核心，永远是一个故事，事件，或问题的主题”，“但，这在当前中国文艺界，似乎还没有普遍地重视起来”。[24]出于“批判性超越”的思维，魏天祥指责道：“在赵树理的作品中，落后人物满天飞，并且写得活灵活现、‘得心应手’，对个人主义者竭力美化；而对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则竭力丑化。他笔下的‘先进人物’，根本看不出今天用毛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农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只能看到落后、愚昧、自私、目光短浅、对群众粗暴等等旧时代的烙印。赵树理对‘旧人旧事’和‘新人新事’有着截然不同的感情和立场。因此他主张平列地‘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开杂货铺’。这实质上就是反对文艺工作者着意地熟悉新人新事、突出地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而连篇累牍去写‘旧人旧事’。”他最后说：“翻翻赵树理近几年的作品，他是在变本加厉地实践这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25]
[1] 根据陈荒煤这次发言整理的《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发表在1947年8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
[2] 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页。
[3] 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275页。
[4] 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256页。
[5] 周扬：《〈赵树理文集〉序》，《工人日报》1980年9月22日。周扬这段回忆，表明批评家与小说家不仅是一种工作的关系，也有个人情谊，由此反映出“解放区批评圈”在私人关系领域方面“温情”的一面。
[6] 竹可羽（1919—1989），浙江嵊县人。文学评论家。1938年在奉化入党，在邵荃麟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因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发表评论文章受到周扬、何其芳的注意。先后在中宣部和《新观察》工作。
[7] 竹可羽：《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人民日报》1950年2月25日。
[8] 竹可羽：《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人民日报》1950年2月25日。
[9] 刘再复、楼肇明、刘士杰：《论赵树理创作流派的浮沉》，《新文学论丛》1979年第2期。
[10] 茅盾：《关于〈李有才板话〉》，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11月2日；郭沫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文萃》第49期，1946年9月26日出版；茅盾：《谈〈李家庄的变迁〉》，原题为《论赵树理的小说》，《文萃》第10期，1947年出版；荃麟、葛琴：《〈李家庄的变迁〉的分析》，参见《文学作品选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6月沪版；默涵：《从阿Q到福贵》，《小说》第1卷第5期。
[11] 傅雷：《谈〈三里湾〉在情节处理上的特色》，《文艺月报》1956年7月号。这篇文章不是简单地肯定小说的思想意义，而是从它“情节处理上的特色”入手，通过细读作品令人信服地揭示出这种意义的价值。
[12] 武养：《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后感》，《文艺报》1959年第7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报》经常以“读者来信”，表达对某些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严厉批评。
[13] 王西彦：《〈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文艺报》1959年第10期。唐弢文章《人物描写上的焦点》，则发表在《人民文学》1959年第8期上。
[14] 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选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 康濯：《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
[16] 魏天祥：《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光明日报》1967年1月8日。
[17] 昔阳县革命委员会革命大批判小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山西日报》1970年10月7日。
[18] 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页。
[19] 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118页。
[20] 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
[2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8—90页。洪子诚用“赵树理评价史”来隐喻当时文学批评过程中的不稳定现象，而他认为，这是左翼文学参与到当代小说创作之中很容易导致的结果。
[22] 洪子诚（1939— ），广东揭阳人。文学史家。1961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有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和《材料与注释》等。
[23]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5页。
[24] 竹可羽：《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人民日报》1950年2月25日。
[25] 魏天祥：《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光明日报》1967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