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赵树理评价的起伏

在20世纪50—70年代，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从来都是与社会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评价的波动起伏，不一定都是由作家作品本身造成的，其动荡还来自社会时事，它在客观上导致文学评价标准前后的反复和不确定状态。

有人认为“赵树理评价”有1946年、1959年、1962年和1964年这几个时间点。[9]1946年，中国革命开始转向“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阶段，“解放区”一说浮出了历史地表，赵树理作为解放区文坛新人的意义便极大地凸显出来。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发表后，茅盾、郭沫若、邵荃麟、葛琴和林默涵也纷纷撰文肯定他的小说创作。赵树理作品的“好评如潮期”，一直持续到1959年。茅盾指出：赵树理是以“人民中的一员而不是旁观者”的姿态写《李有才板话》的；作品里的农民是地道的农民，“不是穿着农民服装的知识分子”；书中人物的对话口语和动作也是农民型的；另外，“快板”这种小说表现形式也非常独特而活泼。他认为：“无疑的，这是标志了向大众化的前进的一步，这也是标志了进向民族形式的一步，虽然我不敢说，这就是民族形式了。”[10]1946—1959年，文学批评对赵树理小说创作多半持肯定性的评价，这是与文艺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高度共识相一致的。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必胜信心和乐观态度，在赵树理小说的评论中得以彰显，这种评价显示了革命对自身成就的欣赏和认同。赵树理也不负众望，《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之后，又掀起了他个人创作的另一个“新高潮”，比如《孟祥英翻身》《邪不压正》《传家宝》《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连“艺术口味一向苛刻严厉”的傅雷也不禁欣赏地说：“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创作近来出现不少，《三里湾》无疑是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任何读者一上手就放不下，觉得非一口气读完不可。一部小说没有惊险的故事，没有紧张的场面，居然能这样的引人入胜，自不能不归功于作者的艺术手腕。唯有具备了这种引人入胜的魔力，文艺作品才能完成它的政治使命，使读者不知不觉的，因而是很深刻的，接受书中的教育。”[11]傅雷采用“魔力”这个词，说明他不把赵树理小说看作“通俗作品”，认为即使放在五四以来的优秀作品中，它们也是卓尔不群的。

1958年“大跃进”的失败，催生了激进主义思潮。要把中国推至“共产主义阶段”的小说批评家，开始对赵树理忠实于生活原貌的作品，流露出烦躁和不满。文章中有代表性的，是武养的《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后感》。[12]文章以《锻炼锻炼》为例，连带指责了赵树理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品。作者指出：首先，除了“高秀兰这个理想的进步妇女外”，作品中写的多是像“小腿痛”“吃不饱”这样的“典型的、落后的、自私而又懒惰的农村妇女”；其次，农业社的主要领导人王聚海、王镇海、杨小四，应该是“党的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却反而成了“严重脱离群众的坏干部”；再次，小说作者的爱憎虽然很分明，但态度是错误的，因为他对几个干部“惯用捉弄、恐吓、强迫命令的群众路线的作风”，给予了“支持”和“同情”，尽管“有点开玩笑，可是也解决了问题”；最后，农业社的整风，“在作者的笔下又走了样”，采取的是和稀泥的含混态度。作者说读了《锻炼锻炼》这种所谓“真实”却违反“真实性”的作品，不由得“热血涌上心来，久久不能平静”。对这种过激观点，王西彦和唐弢为赵树理进行了辩护。通过细读作品，王西彦表示了对“赵树理风格”的理解：“对一篇作品，读者的实际感受和作者的主观意图可能有距离，甚至是相反的。而且，不同的读者，看法也不同，正如我在一开始时所说的，撇开文学修养上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对作品所描写的生活熟悉程度不同，尤其是理解程度不同。在这一点上，我要说，就《锻炼锻炼》所反映的人民内部矛盾而论，赵树理同志对生活的熟悉和理解，是远较我们深刻的，至少我个人的情况是这样。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评论作品时，应该采取一种谨慎严肃的态度。我们要力戒轻率和粗暴。我们太习惯于使用‘难道这就是符合农村现象吗’”之类的“诘问”了。[13]

从1959—1962年，是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期。政策的反复动荡，影响到农村农民工作的稳定性。对赵树理小说的评价，就处在这一特殊的背景中。人们在评价文学作品时出现的分歧，实际是反映了认识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分歧和异见。而文学界的聚焦点，就是赵树理的小说。“武养风波”后，随着调整“大跃进”激进政策举措的深入，赵树理的小说再次受到人们的肯定。在1962年8月，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在总结农民形象塑造的成功经验时说：“茅公提出‘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写英雄是树立典范，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有些作家对农村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有深刻的认识。这次会上，对赵树理的创作一致赞扬，认为前几年对老赵的创作估计不足，这说明老赵对农村的问题认识是比较深刻的。”[14]这番话有纠偏的意思。康濯的《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充分肯定了赵树理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指出《老定额》《套不住的手》和《实干家潘永福》等小说创造了“潘永福式的人物”。他用反驳的语气说：“赵树理在我们老一辈的作家群里，应该说是近20年来最杰出也是最扎实的一位短篇大师。但批评界对他这几年的成就却使人感到有些评价不足似的，我认为这主要是对他作品中思想和艺术分量的扎实性估计不充分。事实上他的作品在我们文学中应该说是现实主义最为牢固，深厚的生活真如铁打的一般。”[15]好景不长，在《文艺报》1964年8、9期合刊发表“文艺报编辑部”《“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后，批评赵树理小说的文章再次袭来。魏天祥的《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一文中说：“赵树理是资产阶级的反动作家。然而在周扬一伙的吹嘘和标榜之下，赵树理的创作简直‘代表了当代文艺的胜利’。”[16]山西省昔阳县革命委员会大批判小组批判赵树理说，“在《三里湾》的第一页，赵树理迫不及待地叫嚷，村里的地主、汉奸刘老五被‘政府捉住枪毙了’，地主、富农被消灭了，‘民兵集中的次数少了，经过二十多天的扩社”，“统统‘转变’的‘转变’，‘革命’的‘革命’，都成了合作社里的人，并攀亲结缘，成为‘一势’了”。他们定性说：这是在“疯狂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而且根本否定阶级斗争”。[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