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钟声走进当代小说史的第一人，是尚未脱尽战争烟尘的作家萧也牧。据石湾的《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介绍，萧也牧原名吴小武，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曾在东吴大学附中和杭州电业学校读书，毕业后在上海浦东洋泾镇益中瓷电机制造厂做装配工人。1937年与几位进步学生跋涉千里，到晋察冀投身抗战。1939年开始以“萧也牧”为笔名在《边区文化》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1945年入党，先后任晋察冀《工人报》记者，张家口铁路分局工人纠察队副政委等职务。[1]1949年平津解放，萧也牧进团中央宣传部工作，先后任编辑科副科长、宣传科副科长和教材科科长等职。而立之年，他的小说创作就表现抢眼，接连发表了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长篇小说《锻炼》和一些散文，并获得好评。刊于1951年3月1日《人民文学》第3卷第5期的《1950年文学工作者创作计划完成情况调查》，在所列老舍、孙犁、刘白羽、贺敬之、康濯、徐光耀、马烽和何其芳等数十位作家中，萧也牧成绩最佳。康濯在《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里说：“《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合起来总有一二十个报纸转载，其中包括一些地方党报和团报，《海河边上》并有被地方青年团组织定为团员课本或必读书的。而且，很快被改编成了话剧或连环画，《我们夫妇之间》被搬上了银幕”，“受这些作品影响的作品出现了，表扬这些作品的文章也在不少报刊上出现了”。[2]李国文认为：“如果将文学比作一棵树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短篇小说算是很快展开枝叶的品种。我还能记起1950年第一次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的快感，这大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篇产生热烈反响的短篇小说，很快在年轻人中间不胫而走，口碑载道。”他指出其中原因是：“这些作品，更关注人情之炎凉冷热，人性之复杂难测，人心之变化多端，人事之繁碎琐细。而且，革命者并不永远吹冲锋号，只有向前向前，他们也有普通人那样的喜怒哀乐。”[3]

这是政权更迭后第一个受读者欢迎的解放区小说家，自然最先受到感官敏锐的“解放区批评圈”的注意。首先发声的是毕业于延安鲁艺的青年批评家陈涌：

近几年来，我们文艺工作者的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我们有了一些新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有一部分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思想或创作方面产生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这种倾向实质上也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已经批判过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它在创作上的表现是脱离生活，或者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这种倾向在现在还不是普遍存在的，但它带有严重的性质，是值得我们加以研究、讨论的。

萧也牧同志的一部分作品，主要是短篇《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可以作为带有此类倾向的例子。[4]

陈涌把萧也牧作品的文艺思想提到“倾向”的高度，但温和地将批评控制在“研究、讨论”的范围内。化名“读者李定中”的冯雪峰则撰写了《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一文，[5]口气转向严厉。他不满意陈涌这种“政治批评”兼顾“文学批评”的批评方式，而将其整合成纯粹的“政治批评”，这种批评风格在当代社会开了先河。读者李定中对《我们夫妇之间》“反感的理由”主要是：“第一，我反感作者的那种轻浮的、不诚实的、玩弄人物的态度”，对女主人公工人干部张同志，“从头到尾就是玩弄她”，“对于我们的人民是没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因此，我觉得如果照作者的这种态度来评定作者的阶级，那么，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的阶级了，就是说，这种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态度”。冯雪峰以林语堂、左琴科为例，对作者有所恐吓：“假如我把林语堂的骷髅画在悬崖边的牌子上面，您们说我故意吓人，我一定承认；但我们如果把左琴科的照片贴在牌子上面，您们不会不同意的罢？”“第二个理由”是，作品所谓“平凡生活”的描写，是在“独创和提倡一种新的低级趣味”，“种种‘细致入微’，我看没有一处不是宣泄作者的低级趣味的”，“这样写，你是在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低级趣味并不是人民的生活，也不是艺术，而恰恰有点像赖皮狗，有的人以为它有趣，有的人却以为它不愉快；我就是属于后者的分子，我就要踢它一脚”。作者总结道：“总之我是反对这种对人民没有爱和热情的玩世主义；反对玩弄人物！反对新的低级趣味！”[6]以今天眼光看，读者李定中的批评并不高明，这种粗直的态度，恐怕连左翼文学同仁也会哂笑。可知建政后的文化氛围，已不像根据地时期那样还能容纳不同的声音。

纵观十七年小说批评史整体，应注意陈涌和冯雪峰文章有自成一套的运行轨道：一是对“受读者欢迎作品”反其道而行之；二是以政治标准取代艺术标准，由此创构出“文艺思想”“不健康倾向”“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等一套话语谱系。这套谱系使他们在批评实践中常常愤愤不平，而难以与批评对象心平气和地对话。在赵树理评价、“中间人物论”问题、如何定义“革命战争题材”“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小说的思想边界和艺术形式等方面，都是如此。这些评价在具体作家作品身上，所引发的反复无常的状态，也与其核心理念相关。对有意与一般文学的“常识”不同（比如受读者欢迎作家作品），而坚持意识形态整全性的这套运行逻辑，海登·怀特认为其中的原因是：“话语本身就是意识努力与有问题的经验领域达成一致的结果，因此是元逻辑运作的一个模式，在一般的文化实践中，意识借助这个模式实现了它与社会或自然环境的统一。”他认为应注意：要实现这一目的，“只有决定‘舍弃’一个或几个包括在历史记录中的事实领域，我们才能建构一个关于过去的完整的故事。因此，我们关于历史结构和过程的解释与其说受我们所加入的内容的支配，不如说受我们所漏掉的内容的支配。因为，为使其他事实成为完整故事的组成部分而无情地排除一些事实的能力，才使得历史学家展现其理解和鉴别力”。[7]《我们夫妇之间》被读者肯定的描写革命者“普通人那样的喜怒哀乐”等日常生活的细节，是“解放区批评圈”决定“舍弃”和“漏掉”的几个“事实领域”，是他们批评和指责的地方。他们对历史结构和过程的解释，显然受到了“所漏掉的内容的支配”。

赵树理是“解放区批评圈”下一个更困难的目标，原因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文学表现判若两人。四十年代，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因积极响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广获解放区批评家的好评。周扬指出：“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是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8]1947年，在晋察鲁豫边区文联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赵树理方向”。为树立这个文艺界标兵，提高其理论和文学素养，1951年年初，胡乔木专门给赵树理安排了中宣部文艺干事的闲职，让他住在庆云堂读契科夫、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作家作品，《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列宁论文艺等理论著作。[9]可是，关注“农民之命运”是这位杰出小说家创作的主轴。“中国农民的婚姻恋爱是赵树理一生中最关心的问题。他首先在《小二黑结婚》中告诉人们，唯有共产党、民主政府才能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而《登记》正可以看作是《小二黑结婚》的续篇。这位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逐渐发现，事情并非像他原来所写的那么简单”，“在具体执行婚姻法的区村干部中，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官僚主义者。他们不仅脑筋封建，而且主观武断，甚至以权谋私”。在合作化运动中，回乡兼职的赵树理发现，这个运动违反了农民意愿，不仅没有鼓励，反而损害了他们劳动的积极性。他为此写出《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上书《红旗》杂志。[10]出于这种理念，他创作了一批塑造真实农民形象的“中间人物”小说《“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老定额》和《三里湾》等。在1962年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之所以成为鼓吹“中间人物”论的主角之一，也与这种思想和创作的转变有关，并使他最终招致厄运。有人发现，“‘大连会议’是继一九四七年晋察鲁豫边区文联座谈会之后，对赵树理的一次再认识”。[11]

赵树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擅长刻画北方农民社会习俗和心理情绪的杰出小说家。但在“解放区批评圈”这里，这正是要“舍弃”的事实和“漏掉的内容”，因为它们被定性为农民身上的“封建思想”“小农意识”和“落后自私的观念”。批评家提出赵树理的创作存在“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的问题，他对创造新的英雄形象还缺少自觉的意识。[12]1959年，《文艺报》以“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组织了对《“锻炼锻炼”》的讨论。批评家指责这篇小说“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是“污蔑农村劳动妇女和社干部”的作品。1964年，《文艺报》编辑的《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指出，“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大连会议“不仅未指出他这个缺点，反而把这个缺点当做应当提倡的创作方向加以鼓吹”。[13]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与大众文艺运动最合拍的作家，如能够容许他有点探索，为他预留一点艺术想象的空间，可给许多裹足不前的作家起到示范作用，也显示令人信服和泱泱大气的文化胸怀。社会运动史的气量狭窄，在赵树理这里已露出端倪，这是几十年后才被看出的中国问题的症结。

“解放区批评圈”在狭义上是指来自延安的“周扬圈子”批评家，广义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坚持用政治标准评判作家作品的一种文学批评风气。在当代中国小说前三十年“革命战争题材小说”“工农业题材小说”等小说题材的内容鉴定和评价上，这种风气贯穿始终，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代小说批评史的历史结构和表现形式。例如，批评对《红岩》改写过程的介入，对《青春之歌》的讨论，对路翎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的指责，对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等“解冻小说”的排斥，等等，都是这种历史结构和表现形式的重要案例。好在历史常常以自己的反复来呈现螺旋式的上升。这些并非恰当的评价，又在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史研究中被翻转过来；上述被文学批评所“舍弃”和“漏掉的内容”，则几乎都被文学史研究回收和修复如初。它们重现小说的本来面貌，并永留人间。这种结局，不是当时所有的人能料想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