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山东运河的开凿与使用

“山东”作为地理名称出现很早。将山东地区称为“东”，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如《诗经·鲁颂·閟宫》:“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毛诗正义》释“大东”称：“大者，广远之言。以大东为极东地之最东，至海而已。”[1]自春秋、战国以来，作为地理概念的“山东”逐渐成为与“关中”相对应的称谓。如《管子·轻重篇》称：“楚者，山东之强国也。”[2]此时山东主要指秦国东部的崤山及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地区，“其范围乃当时中国的东半。在此范围中的诸侯国，则以齐、楚、燕、韩、赵、魏六国为代表。此六国虽然也自相残杀，但都反西方的秦，有时也联合在一起抗拒秦国的侵略。”[3]至秦并六国之后，广义的“山东”仍指函谷关或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地区。而自汉武帝之后，山东亦开始指太行山以东的区域。[4]自隋唐起，山东主要指太行山以东的地区。而以“山东”作为行政区划名称则始于金代。金初所设之十七路即包括山东路，《金史·徐文传》称天眷元年（1138），徐文以战功擢任“山东路兵马钤辖”。此后，则出现了大量以“山东”命名的各类军政地方机构，如山东路统军司、山东分元帅府、山东东西路提刑司等。金泰和六年（1206）九月，为抵御北方蒙古入侵及镇压山东农民起义，金章宗命户部侍郎梁镗行六部尚书事于山东，自此遂有“山东行省”之名。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军攻占山东全境。当年四月，即设置“山东行中书省”，治青州。明清时期皆在今山东省设“山东布政使司”（仍省称为“山东省”），自此“山东”作为政区名称延续至今。

一 山东运河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

与陆运相比，水运有其独特的优势。中国古代利用自然水道进行运输的历史非常悠久。鲁僖公十三年（前647）冬，“晋荐饥，使乞籴于秦”,“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5]。可见，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已经开始大规模水运物资。古人在充分利用自然水道的同时，设法开凿了大量人工水道，以沟通不同水系，补充自然水道之不足，“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6]。中国的运河运输网络初步形成。早期的运河多以“沟”“渠”命名，“运河”之称出现相对较晚，如北宋水利文献《吴中水利书》记述常州一带河网时称：“常州运河之北偏乃江阴县也，其地势自河而渐低，上自丹阳，下至无锡。运河之北偏，古有泄水入江渎一十四条。”[7]此条记述已至中古时期。元代以来，京杭运河南北贯通后，亦有“运河”之称，如“里河者，江船不入海而入河，故曰里河也。里河自通州而至仪真、瓜洲，水源不一，总谓之漕河，又谓之运河”[8]。此后，“运河”这一词汇的使用更加频繁。自元代以来，山东运河的开凿和使用，与山东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关系更加直接。

从地形地貌来看，山东境内中部山地突起，西南、西北地势平坦低洼，主要有鲁中南山地丘陵区、胶莱平原区、胶东丘陵区、鲁西南—鲁西北平原区及现代黄河三角洲等地貌分区，形成了以中部山地丘陵为骨架、平原盆地交错环列的地形概貌。山东中西部地形地貌与山东运河的开凿和使用有直接的关系。泰山、鲁山、沂山、蒙山的主峰均在海拔千米以上，构成了该区脊部。丘陵东部为山麓堆积平原，海拔为40—70米，区内石灰岩分布广泛，喀斯特地貌发育，地下裂隙溶洞水受阻后一部分涌出地表，形成诸多泉群，水量较为充沛，成为明清时期山东运河重要的补给水源。鲁西南—鲁西北平原区由黄河冲积而成，是华北平原的组成部分，海拔大多在50米以下，自西南向东北微倾。由于黄河多次决口改道和沉积，地表形成了一系列高差不大的河道高地和河间洼地，虽然济宁一带地势稍高，但南北地势总体较为平坦，基本满足了开凿运河所需的地势条件。

从水系分布来看，山东水系比较发达。历史上的山东水系受黄河干扰等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变化。邹逸麟教授依据《水经注》等文献，对元代运河开凿前山东水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将山东分为河漯平原区和汶泗水系区。其中河漯平原区有战国至西汉末年的大河故渎、漯水，东汉至北魏时的黄河、瓠子河；汶泗水系区主要有汶水水系、泗水水系及汶、泗二水西侧的桓公沟。此后山东水系亦存在局部的变迁，但总体而言，“公元六世纪时，今临清卫河和徐州淤黄河之间的大运河沿线地带，河流纵横交错，湖泊也相当发育，水运交通初具规模。以后河流改道、淤废，湖泊逐渐消失，造成了极为复杂的地形，给元代以后山东运河的开凿和通航带来种种不利的因素”[9]。明清以来，山东自然河流的平均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0.7公里以上。干流长度超过10公里的河流有1500多条。这些河流分属于淮河流域、黄河流域、海河流域、小清河流域和胶东水系。山东湖泊集中分布在鲁中南山地丘陵区与西南平原之间的鲁西湖带，以济宁为中心分为两大湖群，以南为南四湖，以北为北五湖，前者以微山湖为代表，后者以东平湖为代表。山东东部水系比较发达，为运河开凿和水源补给，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从气候特点来看，山东属温带季风气候类型，具有降水集中、雨热同季、春秋短暂，冬夏较长的特点，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全省年平均气温为11.5℃—14℃，由南而北、自西向东递减。总体特点是季节变化显著，冬季寒冷，夏季炎热，春季回暖迅速，秋季降温快，1月份气温最低，7月份气温最高，无霜期为180—220天，作物生长期较长，热量条件可以满足一年两作的需要。全省年平均降水量为550—950毫米，降水量分布特点是南部大于北部，山区大于平原，沿海大于内陆，由东南向西北递减。降水量多集中于每年的6—9月份，且年际变率较大，每30—40年即出现一次平、枯、丰周期性循环过程。这一特点造成山东运河春、冬水源不足，严重依赖汶水及鲁中泉水接济，而夏、秋积水过多，且因运河纵贯南北，运河河堤阻挡了西部积水的下泄，容易产生内涝，甚至冲决运河，给航运造成不利影响。

二 山东运河开凿和使用的历史

山东的自然风貌构成了开凿运河、保障漕运的基础条件，同时也决定了山东运河开凿的路线、河道特点及运河发展历程。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由北向南依次流经德州、聊城、泰安、济宁、枣庄5市，全长963.5公里，由南运河山东段（冀鲁交界—聊城市临清市，长127.8公里）、会通河山东段（聊城市临清市—济宁市微山县，长766公里）和中河山东段（济宁市微山县—苏鲁交界，长70.7公里）三个段落组成，其中古运河643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修河道300多公里，支线延伸到菏泽市。沿线5市总面积4.21万平方公里，占山东省的26.7%；人口总量2973万，占全省的29.9%。由于大运河（山东段）是大运河全线地势最高、修建维护最为复杂的河段，工程技术巧妙复杂，地位作用突出，许多重大工程难题在此集中，展现了中国古代水利科技的最高成就。南运河山东段沟通了海河南水系各支流，至今仍保留着原有河道形态和人工弯道特点；会通河山东段构建起华北海河水系和黄淮水系的直接联系，标志着京杭大运河的全线通航，通过设置闸坝、开凿引河、设立水柜、建设分水枢纽工程解决水源问题，成为中国水利科技发明创造的重要成就和典范；中河山东段解决了黄河水患和运河淤塞的难题，使大运河绝境重生，南北漕运日益繁盛，是至今仍在全线通航的河段。

总体来看，山东运河的开凿和使用延续了较长的历史时期。周敬王三十六年（前484），吴王夫差在山东鱼台和定陶之间“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10]。因其水源来自古菏泽，故称菏水。这是山东境内开凿最早的运河。齐威王时期（前356—前320），曾开凿了连通淄水与济水的运河。秦汉时期，山东运河时有修治。东汉末建安九年（204），曹操在淇水入黄河处修建枋头堰，“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11]，经临清、武城、德州，再经河北景县、东光、南皮、沧县至天津入海。东晋太和四年（369），桓温北伐前燕，在巨野开渠300余里，沟通泗水、汶水、济水，以通黄河，被称为“桓公沟”“桓公渎”，为后世开挖济州河奠定了基础。隋炀帝即位后，于大业四年（608）春，“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12]。此渠自馆陶进入山东后，经永济（今山东冠县北）、临清（今山东临清西南），折回河北清河、清阳（清河县东），再进入山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长河（今山东德州），此后再入河北。唐载初元年（690），引汴水为源，自开封东行，经曹州至巨野泽开湛渠。五代时期，后周显德二年（955），周世宗柴荣疏浚汴水，以通山东漕粮。北宋多次疏浚五丈河，改称广济河。

元代运河和以前各个朝代相比，出现了显著的差异，其原因主要是国都的变迁。史念海教授指出：“以前各朝，只要不是在分裂或偏安的时期，对于国都的选择总是离不开长安、洛阳和开封，而当时的经济中心和富庶区域则是在东部或东南部，所以当时的运河是呈东西方向的。这东西方向的运河形成了国内主要的交通干线。其中虽有南北方向的，但这南北方向的运河原是辅助东西方向的主要交通干线的，若是失了辅助的功效，就要减少它的意义。”[13]阐述了元代运河开凿路线与前代出现差别的根本原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自唐末以来，全国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元代建都大都，全国政治中心地处北方，经济中心则远在南方，《元史》称：“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14]朝廷对完善水运体系，保障大都粮食等物资供应非常重视。为此，郭守敬“在西夏尝挽舟溯流而上，究所谓河源者，又尝自孟门以东循黄河故道纵广数百里间，皆为测量地平，或可以分杀河势，或可以灌溉田土，具有图志。又尝以海面较京师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谓汴梁之水去海甚远，其流峻急；而京师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缓”[15]。在黄河故道纵广数百里间，测量了包括海拔高程在内的基础数据，为科学规划黄河以北包括山东在内的河运路线创造了条件。元代南粮北运，“其初，粮道则自浙绝江入淮，由黄河溯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一百八十余里，入御河，达于京”[16]。至元十二年（1275），郭守敬奉命勘察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地汶河、泗河、卫河河道。十九年（1282），南自济州（今山东济宁），北至安山（今山东东平），全长130余里的济州河工程完工。济州河南接金代开凿的泗水运道，向北至东阿与大清河相通。此后，为统筹管理南粮北运，朝廷遂设置“汶泗都漕运使司，控引江、淮、岭、海，以供京师”[17]。在济州河开通后，南方漕粮得以“自任城分汶水西北流，至须城之安民山，入清济故渎，通江淮漕，经东阿至利津入海，达直沽”。但此后“海口沙壅，又循东阿转二百[18]里抵临清，下漳、御至京”[19]，为此“徙民一万三千二百七十六户，除租庸调”，仍采用水陆兼运的方式运送漕粮。陆运效率低下，百姓非常劳苦，“道经茌平，其间苦地势卑下，遇夏秋霖潦，牛偾輹脱，艰阻万状，或使驿站旁午，贡献相望，覆戴底滞，晦暝呼警，行居骚然，公私为病，为日久矣”[20]。因此，元世祖续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委派漕运副使马之贞自须城安山，经东阿、聊城至临清，开凿全长250余里的会通河，自此南方漕粮可通过此段运河，沿水路直达大都，京杭大运河首次实现了全线贯通。但会通河纵跨山东地垒，而以济宁汶上南旺镇地势最高。元代会通河分水枢纽在济宁会源闸（明、清两代称天井闸），距离会通河地势最高的南旺约40公里，高程相差10余米，导致南旺段山东运河供水困难，水源不足，“初浚不可重负，岁运不过数十万石而已”[21]。虽然如此，元代运河基本确定了后世山东运河的基本走势，山东作为畿南重地、漕运要道的地位逐步确立起来。

明初靖难之役后，永乐帝迁都北京，随着修建工程的集中进行与全国政治中心的北徙，北京地区人口激增，从富庶的江淮地区运送更多的粮食等物资，以满足北京的供应，成为明王朝之大政。经过元末明初的战乱及黄河决口改道的冲击，明初山东运河淤塞严重，部分河段已不能通航。永乐九年（1411），明成祖朱棣采纳济宁同知潘叔正的建议，命工部尚书宋礼重新疏浚山东境内的元代运河。宋礼“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筑坝东平之戴湾，遏汶使无入洸，而尽出南旺”，在南旺水脊之南北，设置闸门三十八座，通过闸之启闭，调节水量和水位，“漕道大通，浅船约万艘，（每艘）载约四百石，粮约四百万石，浮闸，从徐州至临清，几九百里，直涉虚然”[22]。此后，明代海、陆运粮方式基本废止，而专行河运。正统、景泰中，黄河决口，冲毁山东运河，徐有贞治理黄河，保障了漕运畅通。此后，白昂、刘大夏于弘治中先后主持治理张秋决河。为防止黄河干扰漕运，逐步在黄河北岸修筑坚固的防洪长堤，基本达到了防止黄河北犯冲决运道的目的。明代中期以后，黄河洪水不再侵犯张秋，河患逐步移至山东济宁以南，呈现多股分流入运之势。嘉靖之后，黄河对运河的干扰多集中于济宁至徐州之间的泗水运道。自嘉靖六年（1527）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近八十年间，朱衡、刘东星、李化龙、曹时聘等相继开凿了南阳新河和泇河，对济宁以南至徐州之间的运道进行了全面的改造。

自明代以来，山东运河在修建闸坝等水利设施及调节运河水量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至清代，虽基本遵守明代治河成规，未再大规模开凿新的运河。但原有工程长期使用，不可避免地因河水冲刷及自然风化而侵蚀损坏，清代遂对山东运河进行了较多的维护与整修。如为解决南旺到临清河段经常性的淤积问题，顺治十年（1653）规定：“南旺、临清岁一小浚，间岁一大浚”[23]。乾隆四十九年（1784），对山东运河捞浅清淤，又制定了“一岁一小浚，五年一大浚”的整治制度。清代乾隆朝之后，仍继续保持对运河的不断治理。嘉庆九年（1804）,“因山东运河浅塞，大加浚治，由预蓄微山诸湖水为利运资”[24]。为保障山东运河水源，清代加大了对山东泉源的治理和维护。康熙六十年（1721）上谕称：“山东运河全赖众泉蓄泄微山湖，以济漕运。今山东多开稻田，截湖水上流之泉，以资灌溉。上流既截，湖水自然无所蓄泄，安能济运？”遂命张鹏翮前往山东，申饬地方官，“令其相度泉源，蓄积湖水，俾漕船无误”[25]。雍正元年（1723），朝廷下令，“凡沿湖近地已成田者不必追究，其未经耕种者，当湖消落，速宜严禁，不可仍令侵占”[26]。自乾隆后期起，清朝政治日益败坏，官吏玩忽职守，贪污成风，运河淤塞，河政败坏，治河陷入恶性循环，漕敝积重难返。黄河决溢频繁，多次冲毁运道。至道光年间，黄河已有北趋之势，时任河东河道总督林则徐认为“欲救江、淮之困，必须改黄河于山东入海”[27]。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省兰考县决口北流，在张秋穿运河，夺大清河至利津入渤海。此后，黄河不再行经安徽、江苏，而在山东与运河交汇，致使大量运河工程失效。山东运河北段主要以汶水为源，黄河北徙后，汶水随黄河东流入海，不能逾黄而北，黄河以北运河张秋至临清段水源枯竭。此后，清廷关于黄河堵口与改道之争持续三十余年。同治十二年（1873），直隶总督李鸿章奏称：“淮徐故道势难挽复，且于漕运无甚裨益”,“此时治河之法，不外古人‘因水所在，增立堤防’一语。查北岸张秋以上有古大金堤可恃以为固，张秋以下岸高水深，应由东抚随时将民堰保护加倍，至侯家林上下民堰，仿照官堤办法一律加高培厚。”[28]至光绪十三年（1888），清廷最终决定：“黄流筹复故道，迭经臣工条奏，但费巨工繁，故道一议止可缓图。”[29]清末仅山东、江苏北部等地漕粮仍经由运河运往北京，大部分漕粮以海运为主。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停止漕运，山东运河遂更无人过问，其历史使命亦随之而终结。

总体来看，元代之前，我国的政治中心均在山东以西，而河流多自西向东流淌，因此山东境内的物资东运，往往主要利用自然河道，而兼及于人工漕渠。除金朝作为较为短暂的地方政权定都北方，运输路线为南北方向外，在元代之前的较长历史阶段，山东的漕运大多为东西向，其漕运路线与元代之后存在较大差别。山东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对山东运河的开凿和维护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元代以来，各个王朝均在开凿路线、工程技术及补给水源等方面，充分考虑了山东历史地理特点，突破了汶河分水济运、设立闸坝调节运河水位、设置水柜蓄泄运河之水等技术难关，大大提升了我国古代的水利技术水平，遂使山东运河的开凿、维护与使用代表了中国水利工程和水运交通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