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长江上游流域治理的现状剖析

为进一步熟悉把握长江上游流域的治理现状，本节从长江上游流域资源开发利用状况与生态环境保护现状两个方面出发，对长江上游流域治理基本情况、主要成效等问题进行总结分析。

一 长江上游流域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一）长江上游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

长江上游作为长江的水源区，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多年平均径流量达4530亿立方米，分别占全流域的48%和全国的17%，决定着长江水资源的变化情势，左右着全国水资源利用的战略决策，是长江和全国水资源保护的核心地区。其中上游流域面积大于5平方公里的支流有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嘉陵江和乌江，合计径流量2778亿立方米，约占上游总径流量的62%，如表3.1所示。

长江上游地区是全流域和全国水资源保护的核心地区，因此，上游的水质不仅影响全流域，还通过南水北调影响我国更大的区域。

长江上游流域水能资源丰富，大约占长江流域水能资源的89.4%，理论蕴藏量、技术可开发量和经济可开发量均居全国首位。干支流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2.68亿千瓦，全流域10万千瓦以上的河流共1697条，集中了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等全国重要的6个水能资源开发基地。

其中，两河口至卡拉的中游河段，有6个梯级的重要水电站：两河口（300万千瓦，2017年竣工）、牙根（150万千瓦，2017年竣工）、楞古（257.5万千瓦，在建）、孟底沟（240万千瓦，在建）、杨房沟（150万千瓦，在建）、卡拉乡（108万千瓦，在建），中游河段总装机约1205万千瓦。其中两河口梯级为中游河段控制性水库。锦屏大拐弯起点至雅砻江入金沙江之江口的下游河段，规划有5个梯级：锦屏一级（360万千瓦，2013年竣工）、锦屏二级（480万千瓦，2014年竣工）、官地（240万千瓦，2013年竣工）、二滩（330万千瓦，2000年建成）、桐子林（60万千瓦，2016年竣工），下游河段总装机1470千瓦，其中锦屏一级为下游河段控制性水库。金沙江河道上，乌东德水电站（1020万千瓦，在建）。

除了上述主干河流已形成一级水库首尾相接，全江“渠化”的开发规划以外，这些河流的各级支流，也已形成“密如繁星、不留寸土”的梯级开发态势。例如，金沙江流域共有岗曲河、普渡河、牛栏江、横江、白水江等56个梯级。从干流到不同级别的支流，已形成由大集团公司到中小公司瓜分开发范围，由省、市政府到县、镇、乡分别管理和控制税收的利益分配格局，它几乎覆盖了所有的流域范围和河流支系。

（二）长江上游流域能矿资源开发利用

长江上游能矿资源开发的性质属于经济社会相对落后地区的资源开发，应通过优势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尽快提高其经济发展水平，以跟上长江流域和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并使之成为全国重要的水电、冶金、机械和重化工基地，增强开发实力和经济发展后劲。

长江上游地区具有丰富的、待开发的煤炭、天然气、铁、锰、钒、钛、铅、锌等金属资源，硫、盐、建材等非金属资源也比较丰富。长江上游地区是我国南方重要的煤炭、黑色金属和硫铁矿产地，是西南地区以六盘水—攀枝花为中心的煤炭钢铁基地的组成部分。但因受交通运输和开采技术条件制约，能矿资源开发利用主要以满足本地区的需求为主，与其具有丰富的资源量和充足的水能资源条件相比，目前的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仅就已经探明的储量而言，无论是大宗支柱矿产还是流域内的优势矿产，已利用储量占保有储量的比例绝大部分在10%—40%。如流域内最重要的优势矿产钒钛磁铁矿，目前已利用矿区占有的储量仅为保有储量的20%。由此可见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很大。目前该地区采掘工业以天然气、煤炭、铁、钒、钛、硫铁矿、金、银开采为主，今后可望成为我国天然气、钢铁原料和硫铁矿的重要产地。

总体来看，长江上游地区优势能矿资源开发程度不高，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建设资金短缺，能源消费结构水平低，大规模直接烧煤炭造成的环境问题十分突出，受交通运输条件制约严重，与长江中、下游之间的产业经济联系尚不密切。

（三）长江上游流域土地资源开发利用

长江上游是我国坡耕地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坡耕地面积约2200万公顷，占全国坡耕地总面积的36.2%，占区内耕地面积的88.3%，其中大于25度的坡耕地506万公顷，占区内耕地面积的23%。坡耕地既是当地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区域粮食自给和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补充。但山区坡耕地上耕作粗放，土地产出率与劳动生产率低下，抵御干旱与洪涝等自然灾害能力不强，水土流失严重。据悉，长江上游土壤总侵蚀量16亿吨，其中60%来自坡耕地。这不仅造成土层变薄、土地退化、土地生产力下降、农民生活贫困和生态环境恶化，而且对中下游的水安全和三峡等水电工程安全运行造成重大威胁，同时也严重阻滞了山区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长江上游地区多年来土地利用发生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草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快速增加，而耕地、林地、水域、湿地和未利用地面积不同程度减少。其中草地面积从1980年的354.67 × 103平方公里增加到2000年的356.35 × 103平方公里，增加了1.68 × 103平方公里，年均变化率为0.024%。在前10年间，草地面积增加了4%，而在随后的10年里锐减12.5 × 103平方公里，年均减少0.34%，这一方面是由于其间大量耕地的开垦占用草地，另一方面人类不合理的开发活动也使得部分草地退化为未利用地。虽然之前国家针对西部建设用地方针进行了重要调整，使得前10年长江上游建设用地小幅减小，但在随后10年里建设用地面积猛增2.45 × 103平方公里，增幅达90.74%。在20年间，建设用地也是增长最快的土地利用类型，年均增加1.116%。林地和湿地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在前10年间，分别增加了0.57%和3.91%，但在随后10年里分别剧减0.97%和4.90%，使得最终20年里仍分别减少1.37 × 103平方公里和0.13 × 103平方公里。耕地在前10年减少1.78%。

（四）长江上游流域旅游资源开发利用

近年来长江上游省市旅游合作日趋紧密，2001年签订重庆—成都经济合作会谈纪要。2004年2月签订了《关于加强川渝两省市旅游合作协议》。2004年9月川渝两地旅游局就签订“构建长江上游（川渝）旅游圈合作协议书”。2005年2月确定川渝实行高层联席会，两地建立两省市党委、政府高层领导定期联系机制，建立两省市政府秘书长协调机制，两省市部门和行业对口合作机制，两省市的市、区、县对口联系机制，加强两地联系合作。2005年3月，川黔渝二省市还达成《共同打造川黔渝二省市金二角旅游区》的协议，提出构建川南、黔北、渝南一体化的旅游圈。从上述发展合作可以看出，川渝旅游合作已由理论构想到前期试探，跨越到目前的实质性合作阶段。从合作领域来说，合作不仅涉及旅游，而且涵盖了交通、执法、规划、市场营销等方面。2007年11月，川渝两省市旅游局签订《四川—重庆旅游合作协议书》，并就推出跨区域旅游精品路线达成共识。在共同开发旅游产品方面，两地将加强旅游规划部门的协调配合，突破行政区域界限，共同规划设计跨区域的旅游精品产品线路。将加强成渝中心城区的旅游合作，联合推出世界遗产地与长江三峡连线组合的旅游产品线路；将加强川东与重庆的旅游合作，联合开发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广元—重庆嘉陵江流域生态的文化旅游产品线路；将加强川南与重庆的旅游合作，加快川黔渝“金三角”旅游规划建设。这标志着川渝旅游业区域合作发展的序幕正式拉开。两地政府提出区域旅游合作发展构想，旨在进一步提升川渝区域旅游核心竞争力，打造西南地区的旅游领头板块。根据2019年7月签署的“2 +16”个协议，川渝两省市将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依托合作联盟乡村旅游资源，推进巴蜀美丽乡村示范带建设。

近年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迅速，从总体上来看各地的旅游总收入都在各自GDP中占有重要的份额，部分具备了支柱产业地位。以四川、重庆为例，两地旅游总收入增长水平均超过GDP增长速度，发展潜力巨大，2018年四川省和重庆市 GDP 同比增长分别是10.00%和4.43%，旅游收入同比增长分别达13.30%和31.32%，同时占GDP比重分别为24.86%和21.33%，以较快的增速对经济总量产生较大贡献。如表3.2、表3.3所示，重庆、四川两地旅游总收入增长速度均高过同期GDP增速，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

二 长江上游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现状

（一）长江上游流域生态环境概况

长江上游流域地处我国一级阶梯向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居高临下，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地质地貌特征和脆弱的生态环境，赋予了长江上游地区对中下游地区特殊的环境服务功能，素有天然屏障之称，是长江流域的根基和源泉，更是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屏障。上游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因素引起的该区域水文、水资源、水环境、大气环境质量、生态多样性、矿产资源以及水土流失状况等变化，都会对中下游产生重大影响。维护长江上游流域良好的生态系统和环境条件，发挥其涵养水源、稳定河川径流、保持水土、减少泥沙对水利和发电工程的淤积、保育生物多样性、降低有害物质污染等方面的作用，有利于整个长江流域的健康发展。

由于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脆弱性和长期不合理开发等人为因素影响，加上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长江上游许多地区呈现出气候变化异常、自然灾害频发、森林资源锐减、草地退化严重、水土流失加剧、泥沙淤积严重、荒漠化和石漠化加快、生物多样性受损或丧失等一系列生态和环境恶化问题，导致长江上游环境服务功能下降。长江上游地区自然生态系统的退化和生态屏障功能的下降，不仅关系到本地区人民的生活和经济发展，还直接威胁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1.生物多样性概况

长江上游地区具有独特和多样的自然环境条件，是我国多种动植物区系演化、交汇之地，是天然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属于我国生物物种保育的关键地区。长江上游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对我国物种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还具有国际性的意义，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际和国内学者的关注。野生动植物种类十分丰富，有高等植物1万多种，占全国的近40%，野生脊椎动物1100余种，占全国总数的40%以上。地处长江上游的横断山区是我国三大特有物种分化中心之一，也是世界200个保护关键地区之一，它是东喜马拉雅生物多样性“热点”和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热点之一。

长江上游流域有很多濒危珍稀动植物，是我国自然保护区最多的重点区域。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占全国的1/3，云南自然保护区数量居全国第一位。长江上游的珍稀保护动物有大熊猫、金丝猴、麋鹿、白冠长尾雉、长吻松鼠、花松鼠、岩松鼠、毛冠鹿、野猪、穿山甲等；珍稀保护植物有水青树、攀枝花苏铁、银杏、红豆杉、连香树、珙桐、独叶草、芒苞草、高寒水韭等。长江上游还是我国重要的药材资源富集区，共有药用植物4100余种，是许多重要中药材的原产地，有虫草、贝母、知母、雪莲、大黄、岩白菜、雪茶、红景天、天麻、灵芝、杜仲、羌活、薯蓣、红豆杉等，不仅资源丰富，而且质量上乘。长江上游的水生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特有物种比例高。以鱼类为例，长江上游是我国淡水鱼类种质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有鱼类261种，其中局限分布于上游水域的特有鱼类就多达124种，占上游鱼类总数的47.5%，超过国内其他任何地区或水系。

2.水土保持现状

长江上游地区具有重要的水土保持、洪水调蓄功能，是生态安全屏障区。金沙江岷江上游及“三江并流”、丹江口库区、嘉陵江上游等地区是国家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金沙江下游、嘉陵江及沱江中下游、三峡库区、乌江赤水河上中游等地区是国家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贵州等西南喀斯特地区是世界三大石漠化地区之一。长江流域山水林田湖浑然一体，具有强大的洪水调蓄、净化环境功能。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上游。金沙江、雅砻江、岷江、大渡河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合计占长江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的50%以上。近年来，国家加大了水土流失的治理力度，开展了水土保持治理工程。

上游流域的水土流失不仅是生态问题，还可能造成河道、湖泊淤积，引发洪灾。长江干流宜宾以上的河道具有很强的输沙能力，从而使长江上游流域成为长江泥沙的主要来源地。由于上游流域天然林的长期掠夺性砍伐、陡坡耕种、草地超载，加上长江上游流域本身的自然环境条件，长江上游成为长江流域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长江上游水土流失35.2万平方公里，占全流域的56.6 %。而金沙江流域又是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区域，其水土流失面积占长江上游地区水土流失面积的36.4 %；金沙江下游干流多年平均输沙量占金沙江全流域的57 %，是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三峡库区的年平均产沙量为1.5亿吨，入江泥沙量约4000万吨（见图3.1）。上游地区水土流失的加剧引起该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中下游地区的河道、湖泊、水库淤积，洪涝灾害频繁发生。长江上游流域水土流失监测情况（见表3.4）。

（二）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成效

近年来长江上游国家生态建设工程取得明显成效，在森林资源、水资源、草地资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都有明显改善。

1.水环境明显改善

以三峡重庆库区为例，近年来，库区不断加强工业污染治理和水环境项目建设，建立了多层面的地质环境监测治理系统，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库区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达93%，水环境项目建设进度加快， 2018年三峡库区重庆段完成8座城市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城市生活污水日处理规模累计达到416.75万吨；53座城市污水处理厂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全年城镇污水处理厂共处理污水13.48亿立方米，集中处理城市生活污水12.2亿立方米，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达93.5%，乡镇生活污水处理率达82%；全市累计建设乡镇和农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2417座，日处理能力达118万吨；7916个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有效治理比例达到90%以上；三峡水库水面漂浮物清理长效机制初步建立，次级河流综合整治稳步推进。此外，三峡重庆库区已经完成库区周边绿化带建设132万亩，已完成二、三期崩滑体和坍岸治理项目366处，完成移民迁建区高切坡治理2382处，建立了专业监测与群测群防相结合的地质环境监测预警系统。

根据环保部门数据公布，2018年长江干流重庆段总体水质为优。15个监测断面水质均为Ⅱ类。长江支流总体水质良好，114条河流196个监测断面中，Ⅰ—Ⅲ类、Ⅳ类、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81.1%、12.7%、3.1%和3.1%；水质满足水域功能的断面占86.7%。库区36条一级支流72个断面水质呈富营养的断面比例为25.0%。其中：嘉陵江流域47个监测断面中，Ⅰ—Ⅲ类、Ⅳ类、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61.7%、23.4%、6.4%和8.5%；乌江流域21个监测断面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2018年长江干流四川段、金沙江水系优良比例为100%，嘉陵江、岷江和沱江水系优良水质比例分别达93.8%、74.4%和47.2%。长江干流四川段总体水质为优，干流5个断面、支流7个断面均为Ⅱ—Ⅲ类水质；金沙江水系总体水质为优，干流10个断面、支流6个断面均为Ⅰ—Ⅱ类水质；岷江水系支流26个断面中，达到优良水质标准的断面占61.5%, 12个国考断面中，达到优良水质断面占83.3%；沱江水系总体水质良好，优良水质断面占85.7%, 7个国考断面中，优良水质断面占85.7%。

2.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森林生态屏障初步形成

1998—2004年，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两大工程，长江上游大片宜林国土面积得到绿化。长江上游一大批宜林荒山、疏林地和陡坡耕地的植被恢复初见成效，乔、灌、草结合的森林复层群落正在逐渐形成。根据资源清查和测算，自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 2012—2017年，四川省森林面积由1703.74万公顷增加至1839.7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由35.22%提高到38.03%；森林蓄积由16.8亿立方米上升至18.61亿立方米。2017年度，全省森林和湿地生态服务价值17605.72亿元，较上年的17153.65亿元提高2.64%，其中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服务价值15873.83亿元。全省森林全年减少土壤流失1.48亿吨、涵养水源757.21亿立方米、释放氧气1.46亿吨，吸收二氧化硫、氟化物、氮氧化合物和尘埃等有害物质6.11亿吨；固定碳量0.70亿吨，累计碳储量达到28.40亿吨。

根据云南省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结果，全省林地面积2607.11万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68.00%；全省森林面积2273.56万公顷，森林覆盖率59.30%，全省活立木总储积量达19.13亿立方米。与2003—2009年完成的第三次调查相比，近10年来全省森林面积增加11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了3.06个百分点，从而有效保护了长江上游天然绿色屏障。

3.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加强

实施林业生态工程后，生态与环境得到保护和改善。以四川为例，截至2018年四川省森林和野生动植物及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166个，森林公园137个，湿地公园64个，95%以上在川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了有效保护；全省有野生大熊猫1387只，大熊猫栖息地202.7万公顷，分别占全国总量的74.4%和78.7%；人工圈养大熊猫481只，占全国人工圈养大熊猫总数的87.8%。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为鸟类的生存繁衍创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鸟类种群的数量大幅增长。据近年来在自贡、内江、达州、巴中等市的调查监测，苍鹭、白鹭、夜鹭等7种省重点保护的野生鹭鸟数量比工程实施前增加了71%；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的数量比工程实施前增加近2倍。重庆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植被垂直带、群系、群落与小生境等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类型极具多样化。重庆是全球34个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高等植物种类、兽类和鸟类分别约占全国的21%、19%和29%，有黑叶猴、川金丝猴、珙桐、银杉等多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4.生态效益增长明显，促进了地方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以来，整个长江经济带共营造林1019.48万公顷，长江防护林工程完成营造林任务504.97万公顷，完成退耕还林面积572.79万公顷，综合治理石漠化面积达到357.33万公顷，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7.29万平方公里。随着森林资源的不断增加，生态效益明显提高，水土流失严重的状态基本得到遏制。围绕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目标，四川省陆续实施了以治理水土流失为重要目标的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县建设、坡耕地改造等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工程，截至2014年年底，累计投入资金达364.56亿元，实施天然林保护2100万公顷，造林342.8万公顷，土地整治22.74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万多平方千米。每年减少土壤侵蚀量2.53亿吨。其中退耕还林工程涉及640万农户、2400万人口。2018年全省实现全部林业产业总产值3401.5亿元，同比增长11.15%；森林和湿地生态服务价值19044.38亿元，较上年提高8.17%，其中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服务价值17034.65亿元；全年减少土壤流失1.63亿吨、涵养水源804.88亿立方米。这些工程项目的实施不仅使农民从造林、营林和政策兑现中增加了收入，而且加快了林果业、竹产业、草食畜牧业、林产品加工业等生态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地方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为解决“三农”问题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长江上游流域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

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实施使得长江上游流域一方面在国家政策支持下，为恢复生态环境，保护整个流域安全，承担着巨大的保护成本；另一方面又进行前所未有的水电资源和特色矿产资源开发，为全国经济发展输送重要的能源和矿产。两个系统在同一区域同时实施中固有的矛盾，使得长江上游流域仍然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

1.自然生态依然面临恶化的威胁

（1）新增有林地地种单一，生态功能的恢复尚需时日。尽管长江上游的自然生态已有所改善，植被覆盖面积已扩大，但新增有林地基本上是人工林，而且大多处于幼林或未成林状态，加之林种单一，生物多样性贫乏，要形成乔、灌、草、枯枝落叶层等多层次的复杂生态结构尚需较长时间。因此，即使是已有植被覆盖的地区，生态功能尚有限，其涵养水分、保持水土、调节水文等功能与天然林还有较大距离，与真正建成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要求还相差甚远，生态恢复和重建的任务依然艰巨，任重道远。

（2）河川径流减少，冰川退缩持续。长江上游河川径流呈减少趋势。近20多年来，金沙江径流减少了6.7%、雅砻江减少了9.6%，减少幅度远远大于西北内陆河。近40年来江源区河川径流呈持续递减趋势，年均径流量减少了15.2%。江源区2000年的冰川面积比1969年的冰川面积减少了1.7%。与此相对应，多年冻土正在处于退化状态，冰川的库蓄作用减弱；湖泊萎缩，不利于径流调节和对长江源的水源供应；沼泽湿地退缩，植被类型和土壤调价改变，使湿地的涵养特别是调水功能能力降低。预计未来几十年上述变化将持续发生，并且有可能扩展，由此引发的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必须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3）草原退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明显控制。根据卫星遥感监测结果，江河源区高寒草甸植被由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年均退化3.9%的速度上升到90年代的7.6%，高寒草原植被年均退化速度由2.3%上升到4.6%。草地的退化，导致草地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土地退化成为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长江源区“黑土滩”和“沙化土地”扩张范围和速度的迅速增加，使得源区草地正沦为“黑土山”或者“黄沙山”。即使在生产力很高的四川西部草地，退化也非常明显。最新的四川省第五次荒漠化和沙化检测结果表明，全省沙化土地分布于18个市（州），沙化土地总面积86.3万公顷。此外，草地生态系统的退化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4）外来物种入侵造成严重的生态和经济损失。据初步调查，长江上游地区的主要外来入侵物种已达100余种，其中有些外来物种已经对当地生态系统和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例如紫茎泽兰、凤眼莲、水花生、大米草、部分鱼类、福寿螺、非洲大蜗牛等。其中紫茎泽兰现在我国云南、重庆、四川等地呈蔓延之势，在一些地区已成重灾，给当地的农业生产、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由于外来鱼种的引入，云南原有的432种土著鱼类中，一直未采集到标本的就有130余种。其中有些物种对瓜类、豆类、叶菜类蔬菜等经济作物都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2.环境污染形势严峻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如果不加强治理，长江上游流域的水环境、大气环境、农业环境、城市环境的质量都难以有显著的改善，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趋势仍将继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资源开发与利用效率仍然低下。长期以来，长江上游各省区由于选择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源开发利用率极低，浪费现象非常严重，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十分惊人。如2017年四川省 GDP 占全国的4.47%左右，污染物排放却约占全国的5.18%，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等价值）比全国高出约9%。

（2）水污染形势将更严峻，农村面源污染增加，威胁我国饮水安全。在四川境内70%的河流被污染的情况下，长江上游还将发展大片耗水型、污染型企业。2011—2016年长江上游地区废水排放量、城市污水排放量年均增长分别为22.77%、29.98%。而从实际来看，污水治理的投资、增长速度与污水排放增长速度及治理要求差距扩大。长江上游地区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如表3.5所示。

短期间内农药、化肥用量仍将增加，养殖业的发展将成为重要的污染源，农村垃圾性质发生变化，难分解物增加，数量巨大。上游地区化肥施用量近年来变化幅度较小，湖北、四川、甘肃等地呈下降趋势，但上游地区整体下降较小，对环境的污染并未有明显的缓解（见图3.2）。

据初步统计，陕西省近年来农用化肥施用量均在232万吨左右，未有明显下降趋势，化肥农药利用率不足40%，大量污染物排入江河湖泊和地下水。农村污染面大、分散、难以集中处理，管理难度大，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环境污染难题。

（3）突发性环境事件可能增多，中下游的环境风险增加。近年来，长江上游重大污染事件时有发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葛洲坝库区黄柏河黄磷污染事件、万州航空油泄漏事件、云阳运载硫酸船舶沉江事件、沱江污染事件等。与此同时，长江上游船舶运输交通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事件也成倍增加。随着天然气开发，大型化工企业增加，污染型工厂数量增大，在长江上游发生突发性的水污染事故，包括气井喷发、化工厂泄漏、爆炸等在内的一系列环境事件也可能增加，从而对饮水安全造成威胁，导致人畜死亡、鱼类死亡的事件发生。并且由交通事故引发对江河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扩散，造成对水库饮水、工农业用水安全威胁等事故也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