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论衡
源远流长、成果丰富的巴蜀经学
舒大刚 幸韵[1]
摘要：作为中国经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巴蜀经学及其文献，源远流长，创新性强，自成体系，诸经并进，文献厚重，在中国经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兴于西羌”的大禹，所造《连山》居于“三易”之首，治水所得《洪范》，治平之后所著《禹贡》，都是儒家经籍的元典。而自汉文翁建石室传授“七经”以来，巴蜀不仅开启了地方政府以官方力量推行儒家教化的先河，也促使经学地域化、蜀学化。
关键词：中国经学 巴蜀经学 蜀学
以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儒家经学，是中华学术的主干内容，其所产生的海量文献也构成了中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社会，经学的繁盛与否、经学文献的数量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文化是否繁荣、学术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巴蜀虽然地处西南地区，其易守难攻的地势和得天独厚的物产，为这里带来了相对安宁和繁荣的环境，儒家经学也早早地传入巴蜀，衍生出生生不息的经学传统，也产生出丰富多彩的经学文献。它们是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学术宝库的闪光部分。清理和研究这份宝藏，对于全面了解和评估中国经学史，进而更加全面地叙述中华学术史、文化史，都具有重要价值，对当下的学术创新和文化建设，也不无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 巴蜀经学的源与流
经学是对儒家经典进行专门研究和引申阐释的工作，这一工作在巴蜀产生很早，积淀也很丰富。据文献记载，“兴于西羌”的大禹得《河图》而撰《连山》，《连山》居“三易”之首，“三易之学”始于禹也。禹治洪水，还总结发明了“《洪范》九畴”，禹得《洛书》以制《洪范》；洪水既平，复任土作贡，后世传为《禹贡》，可见《尚书·洪范》《禹贡》与禹皆有关系。江阳（今四川泸州）人尹吉甫作《崧高》《韩奕》《江汉》《烝民》4篇，孔子皆编在《大雅》之中，可见《诗经》中亦有蜀人作品。蜀学渊源，可谓悠远！
及西汉文翁，兴起教化，遣张宽等18人东诣京师，从博士“受《七经》”，遂开巴蜀士子向学风气，《汉书》有“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2]的记载。文翁还修学校于成都，设置“学宫玉室”，学成归来的蜀中士子，即以“七经”教授吏民，“七经”者，《易》《书》《诗》《礼》《春秋》《孝经》《论语》是也。西蜀遂广受儒经之化，渐渐跻于圣贤之域。史又称，巴、汉亦化之，颇立学校，民风为之丕变，礼俗随之整齐。[3]从此儒经传播遍及巴蜀大地、西南边陲，儒化影响也泽润千秋万代。在齐鲁之外，形成又一个儒学传播和研究的中心，史有“西南齐鲁，岷峨洙泗”[4]，“蜀学比于齐鲁”[5]之誉。
当时可考的蜀学人士，西汉时期有胡安、司马相如、赵宾、何武、严遵、扬雄之传《易》，文翁、张宽之《春秋章句》、胥君安之传《春秋》，司马相如、郭舍人、严遵、林闾翁孺、扬雄之传“小学”，皆史书之信而有征者。至于礼学，相如亦有专长，史称汉武帝欲举封禅，而董仲舒之徒不能知其礼，卒得相如所草《封禅书》而后遂事。[6]至于长卿（司马相如）、子渊（王褒）、子云（扬雄）之辞章，名列“汉赋四大家”之林；严遵、郑璞兼综儒、道，敦励风俗，而归本儒术；李弘、扬雄，博通群经，而不喜章句，都名留青史，为世景仰。
西汉末公孙述据有陇蜀，不废蜀学。光武继起，儒学更盛，《后汉书·儒林传》著录东汉师儒42人，蜀有6位名列其中。蜀中俊彦不仅游学东京，问业博士，还家传经学，世守儒业，形成“经学世家”。吴福连在《拟四川艺文志》中谓：“谯玄世以《易》传，杨统世以《书》传，翟酺世以《诗》传，张霸世以《春秋》传。”[7]
谯玄者，字君黄，巴郡阆中人。少好学，能说《易》《春秋》。成帝时举“敦朴逊让有行义者”，对策高等，为议郎。平帝时为中散大夫，元始四年（公元4年），朝廷选“明达政事、能班化风俗”者8人为绣衣使者，谯玄为“八使”之一，持节与太仆任恽等分行天下，观览风俗，所至专行诛赏，会王莽居摄，玄收归隐。公孙述时，不应辟召，“独训诸子勤习经书”，世传易学。子瑛以“善说《易》”，为东汉明帝师，官尚书北宫卫士令。[8]《后汉书》入《独行传》；《华阳国志》以“高清”“洁白”誉其父子。
杨统，字仲通，广汉新都人。自其曾祖仲续，“代修儒学，以《夏侯尚书》相传”。父春卿，“善图谶学”，为公孙述将。统继父学，从同郡郑伯山受《河图》《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撰《家法章句》及《内谶二卷解说》，位至光禄大夫，为国三老。[9]
翟酺，字子超，广汉雒人。四世传《诗》。酺好《老子》，尤善图纬、天文、历算。征拜议郎，迁侍中，补尚书。东汉末年，学校颓废，至为园采刍牧之处，酺上书建议“宜更修缮，诱进后学”[10]，顺帝从之。酺免官后，遂起太学，更开拓房室，学者为酺立碑铭于学。
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年数岁而知孝让，虽出入饮食，自然合礼，乡人号为“张曾子”。7岁通《春秋》，复从樊儵受《严氏公羊春秋》，遂博览“五经”。永元中，为会稽太守。霸以樊儵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20万言，更名“张氏学”。《后汉书》与郑兴、郑众、范升、陈元、贾逵同传。霸子楷，字公超，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百人，宾客慕之，自父党夙儒偕造门焉，车马填街，徒从无所止；黄门及贵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过客往来之利。乡里司隶举茂才，除长陵令，不至官。子陵，官至尚书；陵弟玄，沉深有才略，以时乱不仕。
可见吴氏所述诸事，信而有征。至于董均（资中人）之习《庆氏礼》；李业（梓潼人）之习《鲁诗》；杜抚（资中人）；杨仁（阆中人）之习《韩诗》；杨终（成都人）、何英（郫县人）、张皓（武阳，今彭山人）之习《春秋》；任末（繁县人）之习《齐诗》；杜真（绵竹人）兼善《易》与《春秋》；景鸾（梓潼人）善治《齐诗》《施易》；任安（绵竹人）博通《施易》及“五经”；以及李尤（雒县，今广汉人）之善辞章，撰著高文；李固（南郑人）之博览群籍，尤善历数；董扶（绵竹人）之发辞抗论，号称“谈止”。史书所录，炳炳麟麟，不胜枚举。
魏晋以降，蜀学稍迟，然程元敏在《三国蜀经学》[11]中考得蜀地之明于经学者53家，其中蜀地本地人士即有36人。延及两晋南北朝，蜀学之知名者犹不乏大家名师。秦宓（绵竹人，通《春秋》，为谯周所师）、杜琼（成都人，撰《韩诗章句》）、谯周（西充人，通“五经”，著《法训》《五经论》《论语注》等多种）、李譔（涪县人，属今绵阳，撰古文儒经、《太玄》诸书《指归》）、李密（武阳人，即今彭山，与陈寿同师谯周，有孔门子游、子夏之比，学通“五经”，尤精《左氏》，撰《陈情表》）、陈寿（安汉人，今南充，通“《春秋》三传”、《尚书》及《史记》《汉书》，撰《三国志》）、范长生（号蜀才，涪陵丹兴人，今黔江，有《周易注》）、常璩（江原人，今属崇州，博学，撰《华阳国志》）、卫元嵩（成都人，撰《元苞》）、何妥（郫县人，撰《周易》《孝经》《庄子》等义疏）等大家，尤见称于国史，续蜀学之正脉。
隋唐时期的巴蜀文化，重在文学与宗教，然而古之士人，推十合一，博览诸方，其于儒家经学固无不通贯。历仕隋唐两朝的成都人袁天纲，习阴阳五行之学，精天文、相术，亦依《易》理撰《易镜元要》；被誉为“唐之诗祖”“古体之祖”“文归雅正”[12]的陈子昂（射洪人），也是“经史百家，无不该览”，“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13]；赵蕤撰《长短经》，以“术数”著称，但也长于经术，潜心《易》理，著有《注关子明易传》。被杜甫赞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14]的李白（江油人），亦是“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诗书，制作不倦”[15]，自序则云：“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16]至于李鼎祚（资中人）之纂集《周易集解》，汇综35家易说，订定儒家经典之体系，更是此期经学文献之代表和珍品。
宋代蜀学复振，为当时中国学术之冠冕。吕陶有“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17]之说；席益亦有“蜀儒文章冠天下”[18]之评。李石则曰：“暨我皇宋，蜀学之盛，当绍汉得书以补晋唐之缺文，寥寥亦复不可见。”[19]释道璨又说：“自蜀学盛行于天下，蜀士之明秀肤敏者，袂属而南。”[20]如“华阳王氏”“新津张氏”“潼山三苏”“眉山三苏”“华阳二范”“阆中四陈”“井研四李”“丹稜三李”“蒲江魏高”，皆世传家学，固无论矣；在经学文献上，较大的成绩则有三办父子遍注群经，明人辑为《两苏经解》，魏了翁之删取《九经注疏》而成《九经要义》，其书皆摘注疏中精要之语，标以目次，以便简阅，颇得简明扼要之效。
自兹以降，学官教授、家学传承，方驾并行，同臻化境。加之自唐中叶，雕版印刷术昌行，图书易求，经学钻研可自学而成，不必如前人须待师传授受乃能。由宋而元、由明而清，以迄中华民国，巴蜀地区的儒学传授，历代相续，绵绵不绝。其间虽然有隆有替，有盛有衰，通儒大雅，难乎并世同出；然而或专书研究，或群经通诂，渐成系统，名著巨构，时亦杰出于其间。
如明来知德之《周易集注》，极古今卦变学说之最；李鼎祚之《函海》，多经学、小学秘笈；清刘沅之群经《恒解》，得以理解经之趣。至于吕吴调阳、姜国伊、何西夏、范泰衡、杨国桢、杨锐、刘光第、骆成骧、廖平、吴之英、宋育仁诸人，无不从经学起家，发而为经义、政事、辞章、史学、小学，皆各有贡献，相得益彰。张之洞为蜀士所撰《书目答问》指出的“自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自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自经学入辞章者，其辞章可信；自经学史学入政事者，其经济成就远大”[21]的治学道路，在近世蜀中士人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之洞之于近代蜀士，自有拨开迷雾、北斗指南之功。
历代巴蜀学人冥思苦索，勤于著述，曾经产生和留下了大量的经学文献。明曹学佺在《蜀中著作记》卷一“经部”中，著录有孟蜀所刻“石本九经”及各经注疏93种（含易、书、诗、春秋、礼、乐、论语、孟子、谶纬、尔雅等）。晚清吴福连在《拟四川艺文志》中，以刘歆的《七略》六分法，著录巴蜀经学著作632种（易73部、书21部、诗25部、礼40部、乐13部、春秋333部、孝经7部、群经总义29部、小学91部）。
以上两项统计，一在猎奇有趣（曹著重在有故事），一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吴著借用“六略”以考述学术源流），故对实际文献的数量反映并不全面。嘉庆年间所修《四川通志》，其《经籍志》著录历代巴蜀文献稍全，共录本籍人士著作2518种，外籍寓蜀人士著作415种，其中经部文献有562种。兹列表（见表1）展示于下。
表1 《四川通志·经籍志·经部》统计表（汉至清初）
以时代分，汉唐50种，宋代261种，元代43种，明代113种，清代（迄嘉庆初）71种。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宋代经学文献最盛，这与当时巴蜀地区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学术兴盛有很大关系，其间全国一流的大家辈出，流传后世的经学名著累累就是证明。元代逼近汉唐（只少7部）、明代两倍于汉唐（尚余17部），但不能说元明经学就比汉唐高，而是斯时流行雕版印刷，文献易于传承，故见载于史者相对完整。当然，这个统计仍然是不完全的，除了汉、唐、宋、元、明文献仍然有所遗漏外（如关于宋代，许肇鼎在《宋代蜀人著述存佚录》就增多不少）；清代也只统计到嘉庆初年，此后迄于“蜀学高潮”的晚清都付阙如，这样的数据所反映的经学面貌当然就是不完整的。
四川大学杨世文教授编《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简目》（《儒藏论坛》第二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对清代巴蜀经学文献进行了分经著录，总计共得679种。其中除去与“嘉庆志”重复的71种，还多出608种，这应该能反映清代巴蜀经学的基本面貌。特制为一表（见表2），以增加直观效果。
表2 清代经学文献分类统计表
将“嘉庆志”统计的汉至明经学著作467种，加上清代经学著作679种，共得巴蜀经学文献1146种。如果再将“嘉庆志”所著录汉至明代的各经文献，与杨世文教授所统计的清代专经文献相加，可得巴蜀各种经学的文献数量如表3所示。
表3 巴蜀各种经学文献数量一览表
综合以上数据，可知历代巴蜀学人所撰经学著作，各经数量分别是：易学文献215种，尚书文献67种，诗经文献83种，“三礼”文献134种，“《春秋》三传”文献149种，孝经文献31种，“四书”文献172种，小学文献163种，群经总义文献111种，总计1136种。
二 巴蜀易学及其文献
大禹《连山》，子木瞿上，文献盖阙，姑无论焉。即从西汉开始，巴蜀易学已经十分活跃，但因时代久远，文献散佚，其具体学说不可得其详。东汉蜀《易》具有家法，也出现了易学著作。六朝承之，易著稍多。及至唐宋而后，蜀《易》文献稍存于世，巴蜀易学成就才可得详说。[22]
据方志载，西汉胡安居临邛白鹤山传《易》，相如从之问学。[23]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在文帝时亦已知名，他从胡安受《易》，必在文帝末年（前157）以前。汉初田何传《易》，至惠帝时尚存，《高士传》谓“惠帝亲幸其庐以受业”，则胡安当与田何同其时。田何在中原传《易》，胡安亦在蜀中传《易》，二人即或稍有前后，亦相距不远。司马相如的时代应与易学博士杨何相当，其《上林赋》中有“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云云，说明他也是关注易道的。
稍晚，蜀《易》传人有赵宾，曾为孟喜师。《汉书·儒林传》有言：“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授）孟喜，喜为名（称扬）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承认），以此不见信（伸）……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24]赵宾既然曾经传术于孟喜，他生活的时代就应当与丁宽同，当在景帝时。不过，赵宾除了留下以“荄兹”说《易》之“箕子”外，可惜别无其他《易》说可考。
稍晚有严遵，“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执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25]。他“雅性淡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26]。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五行家”之“易占类”著录《周易骨髓诀》1卷中注曰“严遵撰”；《宋史·艺文志》“筮龟类”有《严遵卦法》1卷。二书不见于汉唐之间著录，疑后世依托，但颇得其易学特征。扬雄少时曾从君平游学，仿《易经》而撰《太玄》，是中华学人仿《易》而作的第一书。自兹以后，巴蜀易学名家，代有其人，巴蜀易学著作，也时有其书。
刘咸炘《蜀学论》说：“学在六艺，经首三圣，《大易》之传，蜀为特盛。”[27]并且举出一些易学人物，除商瞿、赵宾、君平、扬雄外，还举了东汉任安（传孟氏《易》）、景鸾（传施氏《易》），北朝卫元嵩（撰《元包经》），唐朝李鼎祚（著《周易集解》）、谯定（传程氏《易》）、冯时行（传谯定之学）、张行成（撰《皇极》诸书）、房审权（集百家易解成《义海》），明朝来知德（撰《周易集注》）等，《四库全书》中多有著录。
当然他所举的还有遗漏，最大的一个遗漏就是前面提到的大禹，《连山》为大禹所造，居“三易”之首，“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周礼》），“三易”最根本的观念是阴阳，阴阳观念首先系统化于《连山》。其实，晋代还有位易学家叫范长生，是李特政权的宰相，著《蜀才易》，其经本既不同于今文《易》，也不同于王弼《易》，是巴蜀所传特有的系统。此外还有苏东坡，有《东坡易传》。
现在能数出来的几个中国古代传世的著名易学家，有好几个都是巴蜀的，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保留了汉《易》和南北朝易学（特别是象数易学）的一些主要说法；苏东坡的《东坡易传》，虽是一部融合易道、玄学，特别是佛学的重要《易》解，是北宋仅存的四部《易》解之一；张浚、张栻俱有《易传》，李心传有《丙子学易编》；南宋房审权的《周易义海》，汇集百家《易》注，是当时最大规模的易学集解；魏了翁除了删节《周易正义》成《周易要义》外，还有《周易集义》一书，荟辑北宋理学《易》的成果；元代黄泽（《易学滥觞》）、王申子（《大易缉说》），明代熊过（《周易象旨诀录》）等，俱有易书。
清以后，巴蜀地区还出现了多位易学大家（如李调元、吕吴调阳、刘沅、何志高、范泰衡、尹昌衡等）。刘咸炘赞同程伊川“易学在蜀”之说[28]，并将其与“诗歌在唐”作喻，“《易》学在蜀，犹诗之有唐”，并非虚语。巴蜀易学成就真是举不胜举。合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与杨世文教授《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简目》而统计之，历代巴蜀易学著作约有215种。
就巴蜀易学的特色言之，则尚辞之义理易（《苏氏易传》）、尚象尚变之象数易（李鼎祚《集解》、来知德《集注》）、尚占之卜筮易（严遵等人），诸种俱全，而尤以卜筮易源远而流长，颇有特色。至于易老兼治（严遵、扬雄），图书说易（陈抟、胡世安），佛陀解易（苏轼、龙昌期），以及仿圣拟经（扬雄、王长文、卫元嵩），则又巴蜀易学者所优为者也。刘咸炘曰：“《易》学在蜀（伊川语），如诗之有唐矣。”[29]诚非虚语。
三 巴蜀书学及其文献
《庄子·天下篇》有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书》者，先王之政典，而治世之金鉴也。禹治洪水，得《洛书》以演《洪范》九畴，任土作贡，画天下以为九州，于是《洪范》《禹贡》皆载在帝典，是“虞夏《书》”之一。汉以来，《尚书》在巴蜀地区传授不绝，据嘉庆《四川通志》和《清代四川著述简目》统计，约有专门著作67种。其时代分布大致是：汉代1种，唐五代2种，宋代23种，明代4种，清代37种。考其学术特征，汉代不出今、古文窠臼，唐五代不出《正义》范围，宋代不脱“宋学”习气，清代则多“考据”之作。
《尚书》其书虽古，成学却晚，汉代迟至文帝时，乃得济南伏生，传《尚书》29篇，又有《大传》41篇传世（今残）。伏生传济南张生、千乘欧阳生；欧阳授倪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相传，至其曾孙欧阳高，始形成系统《尚书》学体系，号称“欧阳氏学”。张生传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授族子胜，于是形成《尚书》“大夏侯氏学”；胜传从兄子建，形成“小夏侯氏学”。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之学，今文也，后皆立于学官，各以家法教授，亦各撰《尚书章句》若干篇。武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孔安国为之传，是为古文之学，未立学官。
司马相如在《封禅文》中云：“《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谈，君莫盛于唐尧，臣莫贤于后稷。”[30]所引即《益稷》。文翁遣张叔等入京从博士受“七经”，还教吏民，《尚书》即在其中，此时的《尚书》之学皆今文。
及至东汉，巴蜀治《尚书》学的人物有三位：张楷、杨统、何随。据《后汉书》本传载，张楷字公超，成都人，为汉和帝时郡守、司隶校尉张霸中子，“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严氏春秋》为《公羊》学，自是今文；《尚书》却是古文学，《后汉书》说他父亲张霸“从樊儵受《严氏公羊春秋》，遂博览‘五经’”，公超之学亦得于家传。公超不乐仕进，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华阴遂有“公超市”。五府连辟，举贤良方正，皆不就。桓帝时“坐系廷尉诏狱，积二年，恒讽诵经籍，作《尚书注》”。公超所作《古文尚书注》是巴蜀第一部书学著作，考其时代，略迟于马融，稍早于郑玄，在中国《古文尚书》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杨统家居新都，五世皆传《夏侯尚书》（见前引《益部耆旧传》）。何随字季业，蜀郡郫人，汉司空何武之后，“治《韩诗》《欧阳尚书》”。蜀汉时因“世有名德，征聘入官”；入晋不仕，“居贫固俭，衣弊蔬食，昼躬耕耨，夕修讲讽”，“目不视色，口不语利。著《谭言》十篇，论道德仁让”。[31]杨、何两家皆今文学。特别是何随，其祖武乃为汉宣帝唱王褒《中和诵》、留从博士习《易》者，自西汉中期至魏晋时期垂三百年，家学不衰，亦可谓能世其家学矣！此外，吴福连在《拟四川艺文志》中又考得“汉有王涣、李譔、谯（山并），晋又有常宽、常勖、陈寿，皆通《尚书》”[32]，则《尚书》之学，不替其传矣！
《尚书》佶屈聱牙，自孔颖达撰为《正义》，颁行天下，以为科举程序。武则天时，有王玄感撰《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愆》，略持异议，除此以外的200余年间，学者遵行，并无异词。至《宋史·艺文志》乃著录：“冯继先《尚书广疏》十八卷，又《尚书小疏》十三卷。”[33]《崇文总目》有言“伪蜀冯继先撰，以孔颖达《正义》为本，小加己意”[34]。可见其书在孔《疏》之外尚加以己意，其突破程序、补充前贤之用意十分明了。
入宋，《尚书》之学大兴，文献陡增，然多佚散。其有佚说可寻者，则有范镇之《正书》，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解“五刑”一条云：“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赎也，贼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刵、剕、宫、大辟也。”[35]胡宏的《皇王大纪》、谢伯采的《密斋笔记》皆采此说，朱彝尊赞为“精确之论”。
又有绵竹杨绘，以为“《诗》《书》《春秋》同出于史，而仲尼或删或修，莫不有笔法焉。《诗》《春秋》先儒皆言之，《书》独无其法耶？”[36]于是作《书九意》，推断仲尼选编和表彰《尧典》、《虞书》、《夏书》、禅让、稽古、《商书》、《周书》、《费誓》、《秦誓》之用意，总共9篇，合为1卷。杨氏因《诗》《书》《春秋》都是孔子取自“世法旧传之史”加以修订而成；《诗》有《诗》例，《春秋》有笔法，唯独《尚书》之例无人揭示。杨氏乃起而补之，力揭孔子选编之用意，这一做法，颇有新意，亦可补书学之缺。
至于苏洵所撰《洪范图论》，范祖禹所撰《说命讲义》《无逸讲义》，张栻所撰《酒诰解》，或“援经以击传”（苏），或引申以议政（范），或别儒释之分（张），皆得“《书》以道事”之本。而对于《尚书》经传进行解释有成就者，在宋代则以苏轼之《东坡书传》为最早。
其书有感于熙宁以后专用王安石《书经新义》穿凿之言进退多士，于是传中以驳正新说为多；又以《胤征》为羿篡位时、《康王之诰》为失礼，调整了《禹贡》等篇错简文字，发前人所未发，同时也开后人怀疑《尚书》之端。特别是此书作于贬官岭南之时，而作者忠君爱民之心不泯，“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犹存经学致用之风。因此，朱熹等人因为程颐与苏轼之间矛盾的缘故，对苏氏诸经解痛加驳难，唯于此书推崇引用为多，良有由矣。
南宋时期，巴蜀书学著作出现了一繁一简的奇观：魏了翁取孔颖达之《尚书注疏》，删繁去冗，标目摘要，令读者有以简驭繁之快。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眉州成申之《四百家尚书集解》58卷，搜集《尚书》文献达400家之多，亦云勤矣！惜其不传。
明清《尚书》之学，成就主要在于辨《古文》及《孔传》之伪，蜀人虽无杰出者，然亦有人焉。自《古文尚书孔传》经梅颐献于东晋，唐人取以为《正义》；至宋，吴棫、朱熹诸人始以语气不古而疑之。明梅鷟撰《尚书考异》专书力辨《古文》之伪，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则尽发其作伪之覆，古文《孔传》之伪遂成定谳。然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针对阎氏之失，力挺《古文》为真。后有惠栋《古文尚书考》、王鸣盛《尚书后案》出，乃又针对毛书而攻之，借以巩固阎氏阵营，古文真伪之辨几乎定矣。然而巴蜀学人犹有未能心服者，于是有王劼出，撰《尚书后案驳正》2卷，又对王鸣盛之书发起反击，而不随风从众。
四 巴蜀诗学及其文献
《舜典》有言：“诗言志，歌咏言。”故《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于儒家“六经”之中，最为秦皇所不喜，因此对于《诗经》焚禁也最为彻底。《诗经》之所以经秦火而得传者，盖由于讽诵在口，不独以竹帛得传。汉朝开始，鲁申公为《诗》作训诂，齐辕固生、燕韩生亦为《诗》作传，于是《诗》有鲁、齐、韩氏之学，皆立于学官，是为今文诗学。又有毛公之学，自称传于子夏，河间献王好之，不得立于学官，是为古文《毛诗》之学。
西汉时期，《诗》亦在巴蜀广为传诵，文翁石室所授“七经”之中即有《诗经》，唯不详何人专长研《诗》？考司马相如之《美人赋》，有所谓“途出郑卫，道由《桑中》，朝发《溱洧》，暮宿上宫”[37]之辞，郑、卫即《诗经》十五《国风》之一，《桑中》《溱洧》又为鄘、郑之诗，“上宫”乃《桑中》所约……一篇《美人赋》，俨然在作《诗经》郑、卫之旅！自非熟于《诗》者所不能为。
东汉至于魏晋，四家《诗》并传于世。据吴福连《艺文志》考证：当时“习《鲁诗》者李业，习《齐诗》者任末、景鸾，习《韩诗》者杜抚、杨仁、杜琼、何随。三家之学，不绝于蜀矣！”然而这只是博士诗学的情况，与中原一样，民间学人之专攻，则以《毛诗》为盛。吴氏又说：“而其时习《毛诗》者，倍多于三家，故《毛诗》最显于时。若文立、司马胜之、常勖、王化、李譔、任熙、常骞、常宽，皆常璩所称治《毛诗》者也。”[38]
巴蜀传著性质的诗学文献，到了东汉才有。《后汉书·景鸾传》载：鸾“能理《齐诗》”，“作……《诗》解”，“名为《窔集》”。[39]又《杜抚传》载抚犍为武阳（今彭州）人，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所作《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法’。”[40]《三国志·蜀书》又载，传任安之术的杜琼“年八十余，延熙十三年（250）卒，著《韩诗章句》十余万言”[41]。又载，李譔传其父仁、师尹默所得荆州贾马古学，“著古文……《毛诗》……指归”[42]，与《郑笺》立异。据以上所引，景鸾作有《齐诗窔集》一书；杜抚曾定《韩诗章句》，撰《诗题约义通》一书；杜琼著《韩诗章句》10余万言；李譔曾撰《毛诗指归》一书。终于两汉魏晋南北朝，蜀中诗学文献，其可考者仅此5种而已，并皆不传。自东汉末年郑玄据《毛诗》作《笺》，三家《诗》遂废，经学形成“郑学”时代。而蜀人杜琼犹在蜀汉时为《韩诗》作10余万字的《章句》；李譔又以贾马之学以驳郑，是皆不屑做人云亦云、随风而靡之学者。
自后《齐诗》亡于三国曹魏，《鲁诗》西晋已亡，《韩诗》虽存而无传之者，于是《毛诗》独盛。及唐撰《毛诗正义》，诗学不仅成为《毛诗》之一统天下，而且也成了《正义》的一统天下。
入宋，巴蜀有诗学文献22种，数量远胜于前，质量亦领先于后。如华阳范百禄之撰《诗传补注》20卷，哲宗元祐四年（1089）进献于朝，深得圣眷所赏，褒奖诏书有云：“卿博识洽闻，留心经术，讨论之外，尤深于《诗》。揽商周之盛衰，考毛郑之得失，补注其略。绸次成书。真得作者之微，颇助学官之阙。”[43]《毛传》《郑笺》是《诗》古文学最权威的注本，唐孔颖达修《正义》即以之为本。在唐代已随《正义》颁于学官，遵行达200余年矣，“传曰”“笺云”“孔疏”或“正义”，已经成为人们引证《诗》训的固定格式。其间虽有人对《正义》提出过不满，然却未有人敢公开指斥《毛传》《郑笺》的不是而撰书为之补葺者，有之实自范百禄始，可惜其书不存矣。
又如苏辙的《诗集传》，亦20卷，他认为《诗经》小序“反复繁重，类非一人之词”，遂疑为“毛公之学而卫宏之所集录”[44]，不是子夏原文，更不是孔子的本意。于是他在作《诗集传》时，只保留“发端一言”，而以下余文悉从删汰。较之范百禄，他不仅怀疑《毛传》《郑笺》，更怀疑《诗序》了。他的这个发现，被后来许多证据所证实，四库馆臣即举《礼记》曰：“《驺虞》者，乐官备也。《狸首》者，乐会时也。《采苹》者，乐循法也。”证明“古人言诗，率以一语括其旨。小序之体，实肇于斯”[45]。王应麟的《诗考》所载：“《芣苢》伤夫有恶疾也”，“《汉广》悦人也”，“《汝坟》辞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离》伯封作也”[46]，如此等等，皆证明三家《诗》也是这一风格。因此后来王得臣、程大昌等都沿用苏辙的做法，只取小序首句言《诗》。这无异是在《序》《传》《笺》《疏》这个固定的汉学模式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最终导致汉学中诗学体系的崩溃，因此朱熹等注《诗》，甚至连首句也不要了，为自创新《诗》阐释体系开辟了广阔空间。
明代巴蜀有《诗》著6种，以杨慎、章调鼎为其魁。杨慎撰《四诗表传》1卷，取齐、鲁、韩、毛四家《诗》文及其经说，列表以示，并施以传，已经突破宋儒空言说经之弊。至于富顺人章调鼎，因朱子《诗集传》排斥《毛传》《郑笺》，遂取钟惺未定之稿，补撰成《诗经备考》24卷，专以批评朱子为能事，这在朱学独尊的时代里，确乎是需要胆识的。
至于清代，巴蜀亦有诗学著作51种，独李调元《童山诗音说》深审《诗》之音切与叶韵；王劼《毛诗读》又以为子夏序《诗》；毛公作《传》，皆责备贤才，明臣道，与《春秋》相表里；张慎仪《诗经异文补释》16卷，以阮元校刻本为主，而将各家异文罗列其下，予以审定。凡此数子，差可以备一家之学。
五 巴蜀礼学及其文献
《说文解字》卷1有言：“礼，履也。”《庄子·天下篇》有言：“礼以道行。”举凡人类一切约定俗成之规范皆为礼仪之属。然儒家为此，不仅重视整齐规范繁文缛节之仪，更注重节文背后之精神义理，故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又曰：“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至狂者为之，倡为性天礼伪之说，越名教而任自然，以为“礼法岂为我辈设”？殊不知，无义则乱，无礼则野，欲做文明之君子，驯致秩序之社会，正迫切需要礼和义也。无礼无义，岂不复归禽兽，此“礼法正为我辈设”也！居仁由礼，是为据乱升平以至太平之路；毁礼蔑义，无非丧家败国甚而灭身之途。问道君子，能无慎乎？
儒家之礼学文献，包括《周礼》《仪礼》《礼记》及其衍生之文献，以及将礼乐精神融入制度建设之礼制文献。《礼记·礼器》有言：“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经礼者，治国理民之大经大法，汉儒以为《周官》（即《周礼》）是也。曲礼者，家族、社会、生活、交游之行为规范，汉儒以为《士礼》（即《仪礼》）是也。《礼记》则是关于《仪礼》各节所含义理的说明。故《仪礼》主于仪节，《礼记》主于义理，而《周礼》则主于官守，“三礼”相须而行，不可偏废。
蜀人之治礼，不主文献纂述，而在于日用常行。考诸嘉庆《四川通志》和《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简目》，巴蜀古今礼学文献，汉有3种，唐1种，宋16种，元7种，明10种，清代97种，总计134种。数量虽然不多，而特色却很鲜明。据吴福连《艺文志》考证说：“蜀之制《封禅书》者，前有相如，后有杨终，典礼莫重于此也。《范史》称，犍为董钧习《庆氏礼》，永平（东汉明帝年号）中草创礼制，多用其议，其礼学之名家与？《华阳国志》中说李譔、常宽、文立、司马胜之、王化、常骞，皆治‘三礼’，而《礼》之传益广矣！”这是汉晋之间蜀人礼学传授的情况，可谓代有其人，世传其美。
礼仪的最高境界当然是祭天，而祭天最隆重之举则是封禅。汉武帝文治武功既成，欲告天祭地，以炫百世无有之功烈，而董仲舒诸儒不知其仪，得司马相如临死所草《封禅书》而成其事，其书自今犹保存在《史记》之中。蜀人之礼学论著，应以此为最早。其后则有：东汉景鸾撰《礼略》，三国王长文撰《约礼》，晋杜龚撰《丧纪礼式》，虽然今已不传，但顾名思义，都是“镕铸礼经，自成一家言”[47]。甚至唐代峨眉人仲子陵撰《五服图》10卷，取丧礼所服缌麻、大功、期、齐衰、斩衰五种服制，绘成图解，贞元九年（793）上于朝。其实质仍然是主于实用的。
入宋，礼学著作渐多，内容和类型也大胜于前。其主于治经者，则有魏了翁《仪礼要义》50卷、《礼记要义》33卷、《周礼要义》30卷、《周礼折中》2卷，高斯得《仪礼合抄》[48]，史通《礼记义》1卷、《详说》4卷，游桂《礼记经学》12卷，许奕《周官讲义》6卷，高崇《周官解》12卷，史守道《周礼略》10卷，李心传《丁丑三礼辨》23卷。其主于说理者，则有苏轼父子之《礼说》《礼论》，龙昌期之《礼论》；其主于单篇研究者，则有范祖禹之《中庸解》1卷、张浚之《中庸解》1卷、吴之巽之《中庸口义》3卷、魏文翁之《中庸大学讲义》2卷；其主于专题研究者，则有樊建绍兴中作《古今服饰仪》1卷、魏了翁作《周礼井田图说》1卷；其主于实用者，则有苏洵《太常因革礼》[49]、范祖禹《范氏家祭仪》1卷、张栻《四家礼范》5卷、李
《公侯守宰士庶通礼》30卷等。
其中魏了翁之《仪礼要义》《礼记要义》《周礼要义》皆取唐人注疏加以删节，以归简约；苏洵之《太常因革礼》则是北宋一代礼制汇编，当时即享盛名；李心传之《丁丑三礼辨》20余万言，撰于1217年，凡二百日而成书[50]，其书专就郑玄“三礼”注（附《大戴礼》）而辩之，共923条，《中兴书目》有言“皆有据”，必有可观，惜已不传。至于李
之书，明代《文渊阁书目》有“宋《士庶通礼》一部十二册”，未知是否？马端临盖尝见之：“臣庶祖庙之制……近代，司马温公及伊川、横渠，各有礼书。朱文公作《家礼》，又参取三家之说，酌古今之制而损益之，可以通行。嘉定间，李秘监（
）又著《公侯守宰士庶通礼》一书，于祭礼特详。俱有专书，文繁不果悉录。”[51]《明集礼》卷24《士庶冠礼》总序：“汉晋以来，士礼废而不讲；至于唐宋，乃有《士庶通礼》，虽采《士冠》仪文，然失之太繁。”知其为摘引经传、斟酌古今、参以时制而撰成的各阶层通行之行为通则。此外，近时成都考古队在江安发掘出宋墓石刻雕像，手捧《礼记全》一册，该书未见于古今著录，疑是主人生前得意之作，盖亦蜀人《礼记》学成果之一。
元代，张
有《丧服总类》《冕弁冠服考》《释奠仪注》三书，黄泽有《二礼祭祀述略》《礼经复古正言》，赵汸撰《黄楚望先生行状》言黄泽“祭祀之法，则兼《戴记》而考之”，并引其“辩王肃混郊丘、废五天帝，并昆仑神州为一祭之说”[52]大段文字，略可考见其说之精要。
明代，陈一经（成都人，成化进士，巡盐监察御史、布政使）的《大学大全纂》1卷，谢东山（射洪人，嘉靖进士、布政使）的《中庸集说启蒙》1卷，来知德的《大学古本释》1卷，俱为“四书”学之流。唯宿进（夹江人）的《礼经章段》，胡相（富顺人，成化举人）的《家礼仪制》，母恩（蓬州人，弘治进士）的《家礼考》，阴秉衡（内江人，隐士）的《慎终录》《婚礼节要》，杨慎的《檀弓丛训》2卷、《夏小正解》1卷、《家礼仪节》8卷，熊过的《读曾子问、文王世子》2篇，李实（巴州人，弘治进士）的《礼记疏解》等书，各得礼学之一体。
清朝“三礼”之学特盛，然蜀学之士却长期没有表现。唯费密撰《四礼补录》10卷，李调元撰《仪礼古今考》2卷、《礼记补注》4卷、《周礼摘笺》5卷，于古学有补。至于费密的《大学中庸古文》《大学中庸驳论》，沈复瑛的《大学铭》，曾懋的《中庸解》之伦，亦“四书”之范围，非复礼学名家。及于晚清，廖平、吴之英、宋育仁等人出，蜀中礼学复兴。廖平之“长于《春秋》、善说礼制”[53]，则又据礼制以区别汉代今、古文学，撰《今古学考》，被俞樾推为“不刊之书”；廖氏以《周礼》主古学，《仪礼》主今学，则又凿破鸿蒙，发千古未悟之秘，实乃石破天惊。此晚清蜀中礼学之概貌也；吴之英亦明于《公羊》，“尤邃三《礼》”，著有《寿栎庐丛书》，论者谓其“言《周礼》者最多最精”[54]，其《仪礼奭固》《仪礼礼器图》《仪礼礼事图》三书，尤称精绝；宋育仁擅长文学，亦善经学，撰《问琴阁丛书》，有《周礼十种》，主张“复古改制”，宣传维新变法，为改革号角。
儒者以为“礼主分，乐主和”，而“礼之用，和为贵”，讲礼学不可以不言乐。《嘉庆志》著录巴蜀学人乐学著作11种，多已不存。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于礼学文献之后，复撰乐类文献，今录其序言，以备观览：“巴歌渝舞，渐近雅声，而王充《论衡》言‘阳城作《乐》，极窅冥之深’，亦蜀之知乐者也。自是以后，扬雄著《琴清英》，杨统与司律鲁恭定音律，又皆于乐有助。何妥考定钟律，作《乐要》，隋开皇中制乐，专用其说，黄钟之音，绝而复续矣。夫古律沦亡，议者不一，魏汉津以三指为法，异于汉儒之用累黍；房庶父子持‘以律生尺’之说，用汉法也（庶撰《补亡乐书总要》3卷，审权撰《大晟乐书》）。范镇取旧章乐书，去其抵牾，各为之论（撰《元祐新定乐法》1卷、《乐书》1卷、《乐议》1卷），其所上之乐法，则犹依准房庶也。”[55]
六 巴蜀《春秋》学及其文献
《春秋》源于史而高于史，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离娄下》）孔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孔子因鲁史记而加“王心”，即用仁义标准进行褒善贬恶，对原文进行笔削，寓寄其社会政治理想，《春秋》之事迹无非历史陈迹，《春秋》之精神则是孔子新思维、新思想。因此孔子说：“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56]《庄子》有言：“《春秋》以道义。”（《庄子·天下篇》）司马迁说：“《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57]这都表明《春秋》不仅仅是历史著作，而且是理论著作、政治著作。所以研究《春秋》不仅是历史学内容，而且也是政治学的使命。历代志士仁人，欲谈政治理想，没有不究心于《春秋》的。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措辞考究，用语隐晦。为阐发揭示《春秋》之微言大义，自战国初年即已形成解经传说，有所谓“五传”文献：《左传》主于事，《公羊》主于义，《穀梁》主于例；又有邹氏、夹氏，然“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后世唯传“三传”。《春秋》非“三传”无以明其义例与事实，“三传”非《春秋》则无以发挥和衍义，故《春秋》经传相须而行，相得益彰。
汉人之传《春秋》，初期唯有《公羊》学，齐胡毋子都、公孙弘，董仲舒，皆传《公羊》学。后来衍为颜氏、严氏，俱立于学官，是为《春秋》今文学。宣帝时，以其祖故戾太子喜《穀梁》，于是议立《穀梁》博士。至成帝时，刘歆于整理群书时得古文《左氏春秋》，以为事富而辞艳，请立《左传》于学官，今文诸博士不肯置对，歆撰《移太常博士书》，从而引发《春秋》今、古文之争。
蜀中传《春秋》大致与中原同步。史称庐江人文党“少好学，通《春秋》”，“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遣张叔等东受“七经”，还教吏民，《春秋》必在其中，这也许是《春秋》传入巴蜀的最早记录。《华阳国志》说，张叔从博士受经，撰《春秋章句》，此乃蜀人有《春秋》学著作之始。常璩还说：“《穀梁传》首叙曰：‘成帝时议立三传博士，巴郡胥君安独驳《左传》不祖圣人。’”[58]这是迄今可考的巴蜀学人最早的《春秋》学说。
《后汉书·张霸传》说：“霸以樊儵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59]两《汉书》凡言“某氏学”者，皆学派师法也，张霸是史书明确记载蜀人在《春秋》学上形成学派的第一人。
汉晋时期蜀中治《春秋》者，据吴福连《艺文志》考述：“而治《公羊》者，又有张楷、刘宠、张裔、王化；李譔著《左氏指归》，黄容著《左传抄》，又有尹默、李宓，皆治《左传》；而寿良、王长文，则‘三传’并治。此汉晋之最有名者也。”[60]然而这一时期，蜀中史学发达，而经学稍衰，《春秋》文献除上述所举者外，仅有杨终《春秋外传》12篇（《后汉书·杨终传》），王长文“《春秋》三传”13篇（《华阳国志》卷11），黄容《左传抄》数十篇（《华阳国志》卷11）。及唐，则有阴弘道《春秋左氏传序》1卷（《新唐书·艺文志》）。五代，又有孟蜀“冯继先《春秋名号归一图》，又《春秋名字同异录》五卷”（《宋史·艺文志》）。皆《左传》之属。
以上诸家书皆亡，唯冯氏《归一图》存。冯书因左丘明为《春秋》作传时，称举列国君臣名字，各处不一，有的异称多至四五个，“始学者盖病其纷错难记”[61]。继先核其异称，使归于一，以便初学。是书尚存宋代刻本，弥足珍贵。
宋代是一个内忧外患都十分严重的朝代，《春秋》因其所提倡的“尊王攘夷”“大一统”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切合了宋儒经世致用的思想，故而大兴《春秋》之学。巴蜀的《春秋》学著作，亦从汉唐时期的10余种陡然增多至55种。其存者有苏辙《春秋集解》12卷，王当（眉山人）《春秋列国诸臣传》51卷，崔子方（涪陵人）《春秋本例》20卷、《春秋例要》1卷、《春秋经解》12卷，李石（仁寿人）《左氏君子例》1卷，程公说（眉山人）《春秋分记》90卷，赵鹏飞《春秋经筌》16卷，魏子翁《春秋左传要义》31卷，家铉翁《春秋详说》30卷、《序例》1卷等。
北宋前期，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废传言经，后之解《春秋》者多废“三传”；及王安石改革贡举法，讥《春秋》“断滥朝报”，不以取士，《春秋》于是经传皆废。苏辙有感于此，遂作《春秋集解》以矫时弊。其说以《左氏》为主，而辅以《公羊》《穀梁》及唐啖助、赵匡诸说，毫无滞碍。涪陵人崔子方，于绍圣年间曾经三上其疏，乞置《春秋》博士，不报。乃隐居杜门，著书30余年，成《经解》《本例》《例要》三书。其《经解自序》谓“圣人欲以绳当世之是非，著来世之惩劝，故辞之难明者，著例以见之；例不可尽，故有日月之例，有变例。慎思精考，若网在纲”。所谓“例”即书法、体例；日月例，即用书不书月或日，来寄寓褒贬。又《后序》具述撰疏宗旨，“大抵推本经义，于三传多所纠正”。《本例》一书则以为“圣人之书，编年以为体，举时以为名，著日月以为例；而日月之例又其本，故曰《本例》”。强调义例，重视日月，乃《公羊》之本色。四库馆臣说“子方著是书时，王安石之说方盛行，故不能表见于世。至南渡以后，其书始显”[62]。可见其书既反对王氏“新学”，又不苟同于孙复、苏辙之论，实有真知灼见，于经义有所弥补。
同时又有王当，他改变《春秋左传》编年体例，类聚《左传》人物资料191人，各为传记，并附论赞于后。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称其“议论纯正，文辞简古，于经传亦多所发明”[63]。南宋赵鹏飞在《春秋经筌》中，则又“主于弃传从经”，虽于史实时有诖误，然“持论平允”，故青阳梦炎说他“独抱遗经，穷探冥索”，“有功于圣经甚大”[64]，清编《四库全书》，亦为所录。魏子翁书，乃取唐人《左传注疏》，删繁节要，以便学者。家铉翁书则谓《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记事。其或详或略，或书或不书，大率皆抑扬予夺之所系”，是深味乎经史之言。四库馆臣又谓“其论平正通达，非孙复、胡安国诸人务为刻酷者所能及”[65]。
青阳梦炎在《春秋经筌序》中云：“麟经在蜀，尤有传授。盖濂溪先生仕于合，伊川先生谪于涪，金堂谢持正先生亲受教于伊川，以发明笔削之旨。老师宿儒，持其平素之所讨论，传诸其徒。虽前有‘断烂朝报’之毁，后有‘伪学’之禁，而守之不变，故薫陶浸渍所被者广。”[66]所叙南宋情形，信不诬矣。
征诸嘉庆《四川通志》及《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简目》，蜀人之《春秋》学著作，元有14种，明有9种，清则有61种。其中杰出者，元有黄泽，明有熊过，清则有廖平。赵汸撰《黄楚望先生行状》载黄泽《春秋》之书，有《元年春王正月辨》《笔削本旨》《诸侯取女立子通考》《鲁隐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作丘甲辨》《春秋指要》。朱彝尊之《经义考》又载其《三传义例考》，今皆不传。黄泽传《春秋》于赵汸，为有元一代《春秋》学大家。赵汸著《春秋师说》尚存，可考黄泽为学之宗旨。赵汸在《左传补注序》又说：“黄先生论《春秋》学，以左丘明、杜元凯为主。”则为《左传》学可知。
熊过曾撰《周易象指决录》，不以先儒旧说为遵；其撰《春秋明志录》，亦多自出新意。四库馆臣谓其书对前人之说多所辩驳，“于《公羊》《穀梁》及胡安国《传》，俱有所纠正；而攻《左传》者尤甚”。是亦勇于自创而羞于承袭旧说。四库馆臣又说其书虽有“弃传”之失，但也有“微中”之长：“断制分明，纰缪者极其纰缪，平允者亦极其平允。卓尔康《春秋辨义》谓其‘颇出新裁，时多微中，亦《春秋》之警策者’，语固不诬。”[67]
廖平学凡六变，“长于《春秋》，善说礼制”，撰《春秋》学著作十余种，主于尊经，而遍治三传。其代表作有《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春秋左氏古经说疏证》《三传折中》等。《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成于廖氏“初变”“二变”时期，凡十易其稿而后成。此书大旨在发明范宁《穀梁集解》以前之古谊，推原礼制以证本经。《叙例》自称：首明古义，说本先师，推原礼制，参之《王制》；次厘全经大义，属辞比事，条而贯之，并缀以表图；旁及“三传”异同，辩驳何、郑，纠范释范，靡不加详；终以诸国地邑山水图。清人于“十二经”皆有新疏，唯《穀梁》缺如，得此书而后形成《清人十三经新疏》。《疏》后附《释范》《起起穀梁废疾》各1卷，系廖平针对范宁、何休、郑玄之说的纠弹之作。蒙文通评曰：“《穀梁》解经最密，先生用力于《穀梁》最深，著《穀梁古义疏》《释范》《起起废疾》，依经之例，以决范、何、郑氏之违失，而杜后来无穷之辩。植基坚厚，后复移之以治《公羊》《左氏》，皆迎刃自解。”[68]
廖平在《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中，主要针对何休（也有针对董仲舒）而发，大旨坚持其以礼制区别“今古学”之标准，用以判定何氏之义是否合理，对董、何之《公羊》理论有所修正和补充。《春秋左氏古经说疏证》中提出：“二《传》今学，《左传》古学；二《传》经学，《左传》史学；二《传》质家，《左传》文家；二《传》受业，《左传》不受业；二《传》主孔子，《左传》主周公；二《传》主《王制》，《左传》主《周礼》；二《传》主纬候，《左传》主史策；二《传》齐鲁人，《左传》燕赵人。”以《公羊》《穀梁》为今学，《左传》为古学，纠正前人颇以《穀梁》为古学的误会，为晚清今文学派所普遍接受。
七 巴蜀《孝经》学及其文献
《孝经·三才》有言：“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何休《公羊解诂序》）郑玄《六艺论》曰：“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69]《孝经》者，盖日用常行之规，为子为臣之行也。故孝为百善之首务，经乃群书之总会。孔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章》）孝、悌、礼、乐，实乃治民安邦、移风易俗的锦囊妙计和灵丹妙药。因此，文翁立学化蜀，引进“七经”，自然就有《孝经》了。
《孝经》文献，在汉代也有今文、古文两种，今文为颜芝所藏、颜贞所献，共分18章，1798字，行于博士之间。古文与《古文尚书》《古文论语》同出孔壁，分22章，1872字，为孔安国所传。两本文字相差无几，故汉代并没有多大争议，刘向以两本参校，而以18章为定。马融、郑玄等人为《孝经》作注，都采用今文经为底本，《古文孝经》一直处于隐伏状态。《后汉书》记载广汉翟酺著《援神契》《钩命诀》解诂，《援神契》和《钩命诀》都是《孝经》纬书的篇名，纬书是属于今文经范围的，这表明汉代蜀人治《孝经》以今文为主。
南北朝时期，由于出现《古文孝经孔传》，王肃等人以为汉孔安国所作，南朝曾一度立于学官，不久即亡于梁末。隋时，王劭、刘炫等又发现一种《古文孝经孔传》，由于目录文献无录，文字不类西京，“诸儒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70]。至唐玄宗时，产生了今文古文、郑注《孔传》孰优孰劣的剧烈争议；及唐玄宗用作御注，以今文《孝经》18章为本，于是今文盛行而古文转衰，终致失传（清代从日本传来一本《孔传》，显系伪托，兹不赘议）。隋蜀人何妥撰有《孝经义疏》，《隋书·经籍志》不载，而见于本传，此亦今文之注。
在孔传《古文孝经》失传的同时，唐代又出土了一种新的《古文孝经》，此本后来一直由蜀人传承，并影响整个宋代的《孝经》学研究。李士训《记异》云：“大历初（766），予带经锄瓜于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绢素《古文孝经》一部，二十二章，一千八百七十二。初传李太白，白授当涂令李阳冰。阳冰尽通其法，上皇太子焉。”[71]这是在“孔壁本”以外的一次新发现。
李士训说他“大历初”在灞上发现一个石函，其中有一部用古文字写在绢素上的《孝经》。他先将这部《古文孝经》传给李白，李白又传给李阳冰，李阳冰将《古文孝经》全部研究清楚了，又献给了皇太子（即后来的唐德宗）。史志所录“李阳冰《古文孝经》”即是此本。
另外，李阳冰又将《古文孝经》传与其子服之。贞元（785—805）中，服之又传给了韩愈等人。韩愈在《科斗书后记》中云：“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于汴州，识开封令服之者，阳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经》、汉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愈宝畜之，而不暇学。后来京师，为四门博士，识归公（登）。归公好古书，能通之。……因进其所有书属归氏。元和末……因从归公乞观二部书，得之留月余。张籍令进士贺拔恕写以留，愈盖得其十四五，而归其书归氏。”[72]可见，李阳冰又将《古文孝经》作为家传之宝留给了儿子服之，服之传给了韩愈，愈又传给归登；后来又传给了张籍、贺拔恕等人。
五代两宋时期，《古文孝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士人。句中正，华阳（今双流）人，曾为孟蜀宰相毋昭裔的门生，自孟蜀归宋，与徐铉等“重修许慎《说文》”，曾作《三字孝经》，系据22章“旧传《古文孝经》”与其他篆、隶“相配而成”。此本科斗《古文孝经》在五代、北宋有传授，郭忠恕将其字形编入《汗简》，凡7例；蜀人李建中，亦是毋昭裔门生，亦“尝得《古文孝经》，研玩临学，遂尽其势”[73]。北宋夏竦说：“周之宗正丞郭忠恕首编《汗简》，究古文之根本；文馆学士句中正刻《孝经》，字体精博；西台李建中总贯此学，颇为该洽。”[74]
夏竦《古文四声韵》引录《古孝经》字形404字，与桓谭说《古孝经》与《今孝经》异者400余字的说法相符；其叙录《古文孝经》的情形也与李士训所记相仿。仁宗时，司马光从秘府发现科斗文《古文孝经》，并据之作《古文孝经指解》；范祖禹复作《古文孝经说》，并手书其文，至今仍保存在大足北山石刻之中。《崇文总目》著录《古文孝经》曰：“今孔注不存，而隶古文与章数存焉。”[75]朱熹作《孝经刊误》，就是用的这个本子。
这部“灞上本”《古文孝经》，经由李士训发现，初传李白（蜀人），后又经历李阳冰（蜀人）、李服之（蜀人）、韩愈、归公、张籍、贺拔恕、李建中（蜀人）、句中正（蜀人）、郭忠恕、夏竦、司马光、范祖禹（蜀人）等人的先后传承。其文本与西汉“孔壁本”相比，在分章起讫、文字异同等方面，都有一定差别，与隋朝才出现的《孔传》本古文，更是相去甚远。[76]该本对宋代《孝经》学影响很大，整个宋代《古文孝经》研究都是依据此本进行的。不过遗憾的是，宋以后所传《古文孝经》都经过改纂，只有留刻于大足石刻中的范祖禹书《古文孝经》还保留了原貌，弥足珍贵。
至于巴蜀研究《孝经》的文献，据嘉庆《四川通志》及《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简目》的考录，汉唐有4种，宋有4种，元明各有1种，清代有21种，凡31种。北宋范祖禹据“灞上本”《古文孝经》所作的《古文孝经说》，说理明白，曾经进讲于皇帝之前，其书至今尚存；南宋史绳祖又“集先正名贤《孝经》注解”，以朱熹《孝经刋误》为本，“汇次成编”[77]，成一部《孝经》集解著作，惜其不传。
晚清，刘沅有《孝经直解》，姜国伊有《孝经述》。廖平对研究《孝经》更是提出了系统的设想，撰《孝经学凡例》，并在其《群经凡例》中提出编写《孝经丛书》的计划有：《今文孝经注疏》、《古文孝经注疏》、《孝经释文》、《孝经旧传》、《孝经两汉先师佚说考》、《孝经纬注》、《孝经仪节》、《孝经广义》、《孝传》、《问孝》、《曾子十八篇注》、《孝经通礼》、《孝经通论》、《孝经附篇》（《弟子职》、《内仪》并传胎教）《古孝子传》3卷（上卷孝、中卷疑似者、下卷不孝）。这是一个全面整理和研究孝悌文化和《孝经》学史的庞大计划，可惜并未撰成。[78]此外，宋育仁撰《孝经正义》《孝经讲义》二书，以及《周礼孝经演讲义后叙》《说孝经》等文，又主于实用。当然，同时由于思想解放，巴蜀又出现了吴虞等人的“非孝”之说。
中华民国时期，龚道耕辑校《孝经郑注》，在严可均等人辑佚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充分的校理，是在敦煌写本《孝经郑注》发现之前，对《郑注孝经》进行的最好辑佚，达到了同时代《孝经郑注》整理的最高水平。
八 巴蜀“四书”学及其文献
宋儒以《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配而成“四书”，用以取代汉唐以《论语》《孝经》加“五经”为代表的经典体系。然汉唐而上，唯传《论语》《孝经》，《孟子》虽在汉文帝时置有博士，但时间不长，普及不广，所以研究文献不多。《大学》《中庸》乃《礼记》之篇章，虽有研究，然终究是礼学内容之一。故兹重点叙述《论语》文献源流如下。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资料的精选，成于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之手。汉代《论语》与《孝经》是博士弟子必读之书，因此甚为普及。其传授之本，则有《齐论》《鲁论》《古论》及《张侯论》：《齐论》为齐人所传，别有《问王》《知道》二篇；《鲁论》为鲁人所传，《古论》则出于孔宅坏壁，同系一地传本，故内容不异，《古论》唯分两《子张》；《张侯论》即张禹据《鲁论》，兼采齐说，校定而成。及至东汉郑玄，复以《张侯论》为本，校以《古论》，为之注解，于是形成今天传授的文本。
蜀中之传《论语》，其有明文可考者，当始于文翁石室之“七经”教育。前人解“七经”为“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加《论语》，然西汉之时，无论是文帝的“一经”博士，还是武帝的“五经”博士，都没有《乐》经博士，《乐》之为书失传已久，中原尚无《乐》，何得蜀中处僻远之地，而独传《乐》乎？因此，吾意以为，蜀中“七经”乃“五经”（无《乐经》）加《论语》《孝经》，为能合乎实际。无论“七经”作何解释，其中有《论语》盖无疑义，然则《论语》之流传入蜀者亦已久矣！
不过，汉代《论语》的这些版本和师法的区别，对蜀学似乎都没有太大影响。蜀人治经，重大体而略细故，精义理而厌章句，蜀人《论语》之学，亦不斤斤于版本、章句之间，做雕虫篆刻之事，而是措意于整体把握其体系和学习其精神。故首批蜀人《论语》文献，不是《论语》的章句和训诂，而是《论语》的模仿和再造。史称扬雄“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79]，《法言》就是蜀人最早的《论语》学文献。《华阳国志》中又说郪（今三台）人王长文“著《无名子》十二篇，依则《论语》；又著《通经》四篇，亦有卦名，拟《易》《玄》”[80]，可见王氏也是一拟经高手！斯二人，才是真正地精通《论语》而又善学《论语》的大儒。
谯周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论语注》，原书已佚，佚说在《续汉书·礼仪志》的刘昭注中，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尚有引用。《续汉书·礼仪志》有言“先腊一日大傩”，注引谯氏注云：“傩，却之也。”[81]陆氏在《经典释文·论语音义》中说“不亦乐乎”，引谯氏注云“悦深而乐浅”[82]，“悦”的程度深一些，“乐”的程度浅一点。这种解释为程、朱所采纳。
此后，据嘉庆《四川通志》和《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简目》著录，宋代蜀人有《论语》文献21种，元1种，清116种，而以宋代最有特色。苏轼贬官黄州期间，曾撰《论语说》一部，苏辙称此书“时发孔氏之秘”[83]，评价可谓不低。苏辙又自述说：“予少年为《论语略解》，子瞻谪居黄州，为《论语说》，尽取以往，今见于其书者十二三也。”[84]可见《论语说》中还容纳了他自己的心得。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后来又撰《论语拾遗》来匡正之，还“恨不得一质之子瞻也”[85]。
“二苏”有一位乡亲范祖禹，与“二苏”是好朋友，同为元祐党中人，属于“蜀党”。他也撰《论语说》20卷，其书虽佚，但据《郡斋读书志》著录说，其书未引“二苏”，却“数称引刘敞、程颐之说”[86]；此外，又有记载言：“又其所著《论语说》《唐鉴》，议论亦多资于程氏。”[87]
张浚、张栻父子亦皆有《论语说》。魏了翁序张浚书曰：浚为人醇实，“既从北方学者讲诵遗言，又与南渡诸贤更历事变，自事亲而事君，治己而治人，反复参验，无一不合。故其为是书也，非苟知之，凡能精察力践之余，先儒所谓笃其实而艺者书之也”[88]。可见，张浚之书主于实用常行。张栻则曰：“辄因河南（二程）余论，推以己见，辑《论语》说，为同志者切磋之资。”[89]可见他的《论语说》已经不同于乃父之说，而朝着理学化发展了。至于他所称的“与同志切磋”，即指与朱熹商订。以上数例，俱可见蜀学无党，唯善是从！
至于对《孟子》《大学》《中庸》的研究，蜀学亦有其人，然不专门，也不与朱子亦步亦趋。即父子兄弟，乡党门生，亦各抒己见，不为苟同。北宋时期，王安石“尊孟”，立《孟子》入明经考试之典；而司马光、苏轼等人，乃宣言疑孟。苏洵乃以孟子再世自居，而为之评（虽疑伪托，必有依据）；苏辙又撰《孟子解》1卷，又倡言尊孟，也与其兄苏轼异。及乎南宋，遂衍为“尊孟”与“疑孟”之争，迄于清末而无已。
范祖禹有《中庸解》1卷，苏轼有《中庸论》1篇，此皆早于程、朱，而上承乎司马光之为。至于南宋，“四书”规模即成，蜀学诸儒作解者渐多，如张浚、张栻、魏文翁、李舜臣等，俱从程朱者也。及乎明世，来知德撰《大学古本释》1卷，清初费密又作《大学中庸古文》1卷；迄于道、咸，刘沅亦著《大学古本质言》1卷，晚清姜国伊并有《大学古本述注》《中庸古本述注》各1卷。所谓“古本”“古文”者，程、朱改定前之文本也——此又不从程、朱改定之本，而从古来相传原本直解其意，与朱子立异，则与王阳明合矣。
非特此也，晚清李滋然又撰《四书朱子集注古义笺》6卷，用汉唐相传“古义”以驳辩朱子之《章句》《集注》，是又明确与朱子为敌矣！
九 巴蜀的“小学”及其文献
文献乃王政之本，文字为文献之始。《易·系辞下》有言：“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90]《易经》曰：“夬，扬于王庭。”[91]意即文字记录乃王者之事，为王政内容之一。儒家者流，乃“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汉书·艺文志》），故征文考献、识字善书，是其本业，因之孔门施教，“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皆备；向、歆序书，小学亦归“六艺”之略。后世因之，凡文字、音韵、训诂小学之书，皆归于经部。
传说“黄帝之史仓颉始作文字”，周室保氏“掌教六书”，“六书”者，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也。时有古今，地有南北，音有异声，体有异形，士人习文，必兼通“六体”“别字”，“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书、虫书也；“别字”者，方言是也。识文考音，辨形析义，于是而有《史籀》《仓颉》《尔雅》《说文解字》《方言》以及《广韵》等书。《史籀》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92]；《仓颉》者，秦丞相李斯所作（此外，赵高作《爰历》，胡毋敬作《博学》，汉人合为《仓颉》3篇），皆单字组成而有韵语的识字课本。至于《尔雅》《说文》《方言》，皆析文考义，辨方别语之书；《广韵》则释音之书。因此，小学诸书，粗可分成启蒙识字系列、说文解字系列、方言别语系列、音韵训诂系列等。在上述四大系列中，蜀人皆有良好表现。
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西汉时期识字之书有六：一是秦代所传《仓颉》3篇，有文字3300字；二是武帝时司马相如之《凡将》；三是元帝时史游之《急就》；四是成帝时李长之《元尚》，《急就》和《元尚》二书文字不出《仓颉》篇，只有司马相如《凡将》有超过，而且没有重复字；五是扬雄之《训纂》，这是《仓颉》3篇的续篇，其文字来源是：平帝时曾“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93]，扬雄再从他们所记的文字中“取其有用者”，编录而成；六是扬雄之《仓颉训纂》，系扬雄对原《仓颉》中重复之字进行抽换而编成的，东汉时班固有再续《仓颉训纂》之作。至此，“六经”群书的文字盖无遗漏了。汉代最早的“小学”著作是司马相如《凡将》，收字最多的“小学”著作亦是司马相如之《凡将》，以及扬雄之《训纂》《仓颉训纂》。吴福连赞曰：“《凡将》《训纂》，蜀儒小学，冠冕海内。”[94]
扬雄不仅有识字韵语《仓颉训纂》，还有汇释各地习语的著作——《方言》，而这些又是他从林闾翁孺、严遵两位先辈那里继承来的，渊源有自。扬雄说：“先代
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独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
轩之使所奏言。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君平财有千言耳。”[95]他于是依据严氏、林闾所藏底本，增补而成第一部方言辞典《方言》，开辟了中国区域语言研究之先河。
《尔雅》是汇集“五经”训诂资料的书，在中国训诂学史上影响甚巨，地位比于经典。张揖在《进广雅表》中称：“周公著《尔雅》一篇。今俗所传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96]其源起是非常悠远的。《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犍为文学有《尔雅》三卷”[97]；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叙录》中亦著录“犍为文学《注》三卷”，并自注：“一云犍为郡文学卒史臣舍人，汉武帝时待诏。阙中卷。”[98]陆说犍为文学是汉武帝时人，他作的注就是《尔雅》的最早注本。汉代蜀人在识字、方言、训诂三个方面，都有著述，而且都具有开创性。吴福连说：“蜀之小学，最著于汉矣。”[99]实不虚美。
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用“六书”原理解析文字，文求本义，字详转注，是东汉古文经学的重大成果。但是接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却是一个文字使用十分混乱的时代，人们对传写“六籍旧文”“多求便俗”，使古书文字“渐失本原”。连《尔雅》中所载“草木鱼鸟之名”，也胆敢“肆意增益”，终致其面目全非。对经书作传释的诸儒，“亦非精究小学之徒”，对这些讹误也“莫能矫正”。《说文解字》在流传过程中也未能“幸免于难”。传写中这种“多求便俗”的做法，造成文字和篆体的极大讹误。这一情形，直到唐代李阳冰校定后，才有所好转。
南唐宋初文字学家徐铉等说：“唐大历中，李阳冰篆迹殊绝，独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此言为不妄矣。于是刊定《说文》，修正笔法，学者师慕，篆籀中兴。……今之为字学者，亦多从阳冰之新义。”[100]他的侄儿李腾，又取其刊定过的《说文目录》刻石于滑州，“以为世法”[101]。后来，徐锴、徐铉治《说文解字》，就是以阳冰所校为底本的。
五代时，孟蜀王朝聚集了一批精通小学、擅长书法的儒生，毋昭裔主刻石经、雕版印刷古籍文献，颇得力于这些善书人士。《十国春秋》载，《孟蜀石经》乃由张绍文写《毛诗》《仪礼》《礼记》，孙朋古写《周礼》，孙逢吉写《周易》，周德政写《尚书》，张德钊写《尔雅》，“字皆精谨”[102]。毋昭裔“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板行之”[103]，这是中国首批雕版印刷的书籍。北宋初，其子毋守素将这些书写、刻印俱美的书“赍至中朝，诸书遂大彰于世”[104]。毋昭裔撰有“《尔雅音略》三卷”[105]，可见他也是一个“小学”家。
此外，句中正、李建中、林罕等人研究古文字，也非常知名。句中正曾据《古文孝经》撰《三字孝经》，献给宋太宗，获嘉奖；又撰《雍熙广韵》100卷、《序例》1卷，“集韵学之大成”[106]；又与徐铉、王惟恭等共同校定《说文解字》14篇，并《序目》1篇，改定“凡六百余字”。
李建中亦善古文，后周郭忠恕撰《汗简》而世不知，得李建中写进并题词方始显于世。建中先仕于蜀，后入宋。太宗朝，“苏易简方被恩顾，多得对，尝言蜀中文士，因及建中。太宗亦素知之，命直昭文馆……改集贤院”，由是仕进。“建中善书札，行笔尤工，多构新体，草、隶、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习，争取以为楷法。尝手写郭忠恕《汗简集》以献，皆科斗文字，有诏嘉奖。好古勤学，多藏古器名画，有集三十卷。”[107]夏竦说他“总贯此学（古文字学），颇为该洽”[108]云云。
《宋史·句中正传》附传云：“蜀人又有……林罕……亦善文字之学，尝著《说文》二十篇，目曰《林氏小说》，刻石蜀中。”[109]《十国春秋》说林罕“博通经史”，初为温江主簿，后迁蜀国太子洗马，“尤善六书之学，尝注《说文》二十篇，目曰《林氏小说》，刻石蜀中”[110]。《宋史·艺文志》著录“林罕《字源偏傍小说》三卷、《金华字苑》二十卷”[111]。《郡斋读书志》亦著录《林氏小说》3卷。为注解《说文》的书。其书久佚，其字形则多为《汗简》和《古文四声韵》所引用。
宋代“小学”之书蜀人所作5种，除上述诸家外，南宋李焘的《说文解字五音韵谱》10卷也颇有特色，他将《说文》“始一终亥”的排列顺序，改为《集韵》的“自东至甲”，颇便检阅，但是破坏了许书原有次第，只具有索引功能，学术价值甚微。至于文谷《备忘小钞》10卷，陈鄂《四库韵对》98卷、《十经韵对》20卷，杨九龄《名苑》50卷，郭微《属文宝海》100卷，苏易简《文选菁华》24卷、《文选钞》12卷、《文选双字类要》3卷，范镇《国史对韵》12卷，邓至《群书故事》15卷、《故事类要》30卷等，或是类聚掌故，或是精选文章，以供博闻习词者所用，盖亦类书、语料之流。
明代蜀人小学之书特盛，共36种，其中又以杨慎为多，一人撰有32种。杨慎之书，著录于《四库全书》者有：《奇字韵》5卷（异体字典：标字体之稍异者，类以四声）、《古音骈字》1卷（通假字典：取古字通用者，以韵分之）、《古音丛目》5卷、《古音猎要》5卷、《古音余》5卷、《古音附录》1卷（古今音对照字典：皆仿吴棫《韵补》之例，以全韵分部，而以古音之相协者分隶之）、《古音略例》1卷（上古音字典：取《易》《诗》《礼记》《楚辞》《老》《庄》《荀》《管》诸子有韵之词，标为《略例》）、《转注古音略》5卷（叶韵字典：前有《自序》，大旨谓《毛诗》《楚辞》有叶韵，其实不越保氏转注之义）、《墨池琐录》4卷（书法札记：中间或采旧文，或抒己意，往往皆心得之言）。此外，还有《韵藻》4卷、《古文韵语》2卷、《六书索隐》5卷、《六书练证》5卷、《韵林原训》5卷、《古音复字》5卷，及《韵藻述》5卷、《杂字韵宝》5卷、《古音余录》5卷、《古音拾遗》5卷等。吴福连说：“杨慎最精小学，其《音略》诸书，尤为近世言音韵者所本。”[112]另李实撰《蜀语》《吴语》各1卷，重续扬雄《方言》之绪。
入清，巴蜀有小学著作114种。李调元撰《童山诗音说》4卷、《奇字名》10卷、《古音合》3卷、《六书分毫》1卷、《方言藻》2卷、《通诂》2卷，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方言研究的余脉。晚清，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革“八股”之陋习，倡“实学”之伟论，以“两文达”之学相号召，“两文达”者，纪文达昀，主目录之学；阮文达元，主考据之学。自是蜀中仓雅、许郑之学复起，而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再兴。中华民国时，经林思进提议，龚道耕、向楚编校，严式诲刊刻了《音韵学丛书》，辑有宋以来中国音韵之作，并详加校定，汇于一编，起宋司马光《切韵指掌图》2卷、吴棫《韵补》5卷，迄清陈澧《切韵考内篇》6卷、《外篇》3卷，凡32种、123卷，其收罗之富、校刻之精，实为音韵文献出版之大观。入中华民国，张慎仪长于“小学”，著《广释亲》《续方言新校补》《蜀方言》《方言别录》等书，尤为讲语言学所不可少之作。
至于近时《汉语大字典》《汉藏大辞典》《彝汉词典》等编撰，则又极古今辞书之冠矣！其规模和价值已见各条，兹不复赘。
十 “蜀石经”与群经文献
石经即刻在石头上的经书。作为一种刊刻经典的方式，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前，曾对经书的传播及其文字的统一化和标准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石经之刻始于东汉灵帝熹平时期。《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175）……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113]字体是当时最典雅的篆隶合体“八分书”，经数凡七：《周易》《尚书》《毛诗》《仪礼》《左传》《公羊传》《论语》，史称《熹平石经》或《一字石经》。
后世继刻者，首先有《正始石经》，刻于三国曹魏齐王芳正始（240—249）年间，由虞松等考正“五经”，邯郸淳、钟会等以古文、小篆、八分三体书之，刻石于鸿都学宫，共成《尚书》《春秋》二种，又称《三体石经》。
其次是唐代的《开成石经》，文宗太和七年（833）诏郑覃等“于国子监讲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114]，历时四年，至开成二年（837）竣工，称《开成石经》或《石壁九经》，凡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穀梁》《孝经》《论语》《尔雅》“十二经”。
其三即刻于成都的“蜀石经”。创于孟蜀广政初年，由蜀相毋昭裔创议并主持。他以唐《开成石经》为蓝本，在对经文加以精心订正后，聘请著名书法家刊刻。计有《孝经》《论语》《尔雅》《毛诗》《礼记》《仪礼》《周易》《尚书》《周礼》及《左传》十经。赵宋又继“蜀石经”后补刻有三经：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蜀帅田况将《左传》续刻完毕，又增刻《公羊》《穀梁》二传；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蜀守席贡又补刻《孟子》。至此，儒家“十三经”刻竣，后世称“石室十三经”。以后大规模刊刻石经还有三次，一为北宋嘉祐年间刻于开封的《嘉祐石经》，篆、楷二体，凡《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八种；二为南宋高宗御书《石经》刻于杭州，其中《周易》《诗经》《尚书》《春秋左氏传》《礼记》为真书，《孝经》《论语》《孟子》为行书；三为清乾隆刻“十三经”，由蒋衡手书，立于北京国子监。历代大规模的石经刊刻凡七，然总体而言，宋以下石经都是在雕版印刷术之后进行的，故意义和作用都不及前四次刊刻重要。在前四刻中，就体制和规模而言，又以“蜀石经”为最。一则儒家“十三经”首次结集于此，奠定了儒家经典体系的范式；二则“蜀石经”有经有注，石逾千数，是历朝石经中规模最大的。
群经总义文献是综合论说或解释诸经的文献，相对于专经文献而言，群经总义文献往往在同一书中涉及两经以上直至“十三经”的内容，其论说方式包括通论、通释、通考，或杂论、杂考、札记等。大致而言，先秦时期仅有片段语言论及“六经”，至西汉始有专篇文章讨论“六经”，迄乎东汉乃有专著评说“六经”。六朝以下，群经总义文献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逐渐增多，两宋时期群经总义文献的各种形式基本定型，至于明清，群经总义文献乃达于极盛。巴蜀之群经总义文献，据嘉庆《四川通志》和《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简目》载，分别有39种和72种之多。
其中如三国蜀谯周的《五经然否论》，主于驳正诸儒，杜佑的《通典》和朱彝尊的《经义考》均载有其就事论辩之词，兹不备举。至宋，巴蜀群经总义文献甚为发达。如其新释经义者，则有杨绘《群经索蕴》33卷、范祖禹《三经要语》、唐彦通《四经彻旨》30卷、李舜臣《群经义》7卷、毛璞《六经解》、高定子《经说》5卷、黄敏求《九经余义》100卷；其授课讲义者，则有高定子《绍熙讲义》、史尧辅《诸经讲义》50卷、吴之巽《诸经讲义》5卷、程公许《金华讲义》、牟子才《经筵讲义》5卷；其讲明音义者，则有许奕《九经直音》9卷、《九经正讹》1卷、《诸经正典》10卷及牟巘《六经音考》。
此外，蜀人受以图解经方法的启发，也编撰了一些群经图解类著述。如李焘《五经传授图》1卷、杨甲《六经图》6卷，多已亡佚，今幸存蜀人杨甲《六经图》。
金元时期，群经总义文献沿袭宋人体例，继续有所创获。如张
之《经说》《四经归极》，黄泽之《六经补注》《翼经罪言》《经旨举要》《稽古管见》等，皆能发明经旨，表一家之言。明清时期，巴蜀群经总义文献数量最多，种类最繁。如明有周洪谟《群经辨疑录》3卷、郑明郁《五经注》、赵贞吉《经义进讲录》2卷、马升阶《经旨举要》1卷、刘启周《五经蠡测》、余玮《五经实解》、刘文琦《五经讲义》及杨慎《经说丛钞》6卷、《升庵经说》8卷、《经书指要》1卷等，其中杨慎之作或专门讨论经书“本义”，或侧重经典考据之学，江瀚谓“其说正大”，“好诋朱子”，“为明人经说之翘楚”。[115]
晚清经学大师廖平为区别汉代今文、古文经典和学派而作《今古学考》，则发前人所未发，为经学史中的今、古文学之争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解决方案，被俞樾推许为“不刊之作”。至于总结群经条例和治学方法者，如廖平的《群经凡例》16卷、李滋然的《群经纲纪考》16卷，也为学人治经指出了门径。
经学丛书文献，明清正史艺文志多列入“群经类”，巴蜀经学丛书，导源甚早，如南宋魏了翁之《九经要义》，对唐修《周易》《尚书》《诗经》《仪礼》《礼记》《周礼》《春秋》诸经的“正义”及宋修《论语》《孟子》的“注疏”进行了整理和摘录，这是以宋代理学的观点来重新审视汉学，使经传注疏中所蕴含的义理资料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和突出。全书采掇谨严，别裁精审，精华毕撷，实为读注疏者之津梁，于学者最为有功。明万历年间，焦竑又千方百计地收集苏轼、苏辙二兄弟的著述，得苏轼《东坡先生易传》9卷、《东坡先生书传》20卷，苏辙《颍滨先生诗集传》19卷、《颍滨先生春秋集解》12卷、《论语拾遗》1卷、《孟子解》1卷、《颍滨先生道德经解》2卷，汇刻为《两苏经解》。
至清，又有何志高《西夏经义》、杨国桢《十一经音训》（26卷）、冯世瀛《雪樵经解》（30卷）、李滋然《群经纲纪考》（16卷）、廖平《四益馆经学丛书》、吴之英《寿栎庐丛书》、宋育仁《问琴阁丛书》、严式晦辑刻《音韵学丛书》（32种、123卷）等，多有重要的经学著作，兹不赘述。
结语
归纳起来，巴蜀经学的成就和特点，大致有五个方面。其一是起源很早，流衍很久，真可谓源远流长。早自“兴于西羌”的大禹，其所造《连山》居于“三易”首，其治水所得《洪范》，治平之后所著《禹贡》，都是儒家经籍的元典。江阳人尹吉甫所作《崧高》《韩奕》《江汉》《烝民》4篇，亦是构建“诗三百”的原始名篇。
其二，巴蜀经学连续不断，每进益上。自从汉文翁建石室传授“七经”以来，不仅开启了地方政府以官方力量推行儒家教化的先河，也使经学地域化、蜀学化了。自兹以后，巴蜀人士爱好文雅，名家辈出，至宋而达于高峰，时有“蜀儒文章冠天下”（席益《府学石经堂图籍记》）之称；巴蜀民俗亦有“贵经术而重氏族”（苏轼《眉州远景楼记》）的传统。于是“汉征八士，蜀得其四”（《华阳国志》）；“汉表四义，蜀有其二”（《华阳国志》）；“汉赋四家”，蜀有其三；“唐宋八大家”，蜀居其三；“嘉靖八才子”，蜀有其二等业绩。及至晚清，蜀学与湘学遂成为当时全国学术的重心之一[116]。
其三是巴蜀经学成果丰富，文献厚重。巴蜀经部文献有1146种，即使亡佚不少，也完全可以构建起一部大型“蜀经解”丛书。其中名著较多，进入《四库全书》者30种，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者160余种，内中如扬雄《太玄》（《四库全书》入术数）、李鼎祚《周易集解》、苏轼《易传》《书传》、苏辙《诗集传》《春秋集解》、杨慎《升庵经说》及诸音韵学著作、来知德《周易集注》、刘沅诸经之《恒解》、廖平之《春秋》学著作等，都是各个经学时代的代表性成果，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四是巴蜀地区兼容并包，诸经并进。历代共有易学文献215种，《尚书》文献67种，《诗经》文献83种，“三礼”文献134种，“《春秋》三传”文献149种，《孝经》文献31种，“四书”文献182种，“小学”文献163种，群经总义文献111种。其中又以易学、诗学、《春秋》学、“小学”文献较有特色，内容也较丰富。故史有“易学在蜀”“麟经在蜀”“诗学在蜀”“小学在蜀”等称说。
其五是创新性强，自成体系。如汉廷传“五经”时，蜀学已经传授“七经”；唐宋科举考试重视“九经”，蜀学则刊刻成“石室十三经”，从而最后奠定儒经范式；及至晚清，廖平又欲超越《十三经注疏》，按今、古文学的思路，别撰《十八经注疏》，对儒家经典新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新的尝试。
所有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表明，巴蜀地区自古具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作为中国经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巴蜀经学及其文献，在中国经学史上是具有一定地位的，讲中国经学史自然不宜将其遗忘。
[1] 作者简介：舒大刚，生于1959年，重庆秀山人，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国际儒学研究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儒学文献、巴蜀文化研究。幸韵，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历史文献学硕士研究生。
[2] （汉）班固《汉书》卷89《循吏传》，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本，第3626页。
[3] 参见（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3《蜀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03页。
[4] （明）杨慎撰，刘琳、王晓波点校：《全蜀艺文志》，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12页。
[5]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3《蜀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
[6] 按：《三国志》卷38《蜀书八·许麋孙简伊秦传》云：“仲舒之徒，不达封禅，相如制其礼。”（中华书局1964年标点本，第973页）
[7] （清）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清）王闿运辑《尊经书院初集》卷9，载《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16册，第311页。
[8] 参见《后汉书》卷81《独行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
[9] 参见《后汉书》卷30《苏竟杨厚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
[10] 《后汉书》卷48《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第1606页。
[11] 参见程元敏《三国蜀经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版。
[12] （元）方回：《瀛奎律髓》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3] （唐）陈子昂：《陈拾遗集》附录《陈氏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130页。
[14] （唐）杜甫，高仁标点：《杜甫全集》卷10《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15] （唐）李白撰，鲍方校点：《李白全集》卷26《上安州裴长史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41页。
[16] （唐）李白撰，鲍方校点：《李白全集》卷2《古风五十九首》，第12页。
[17] （宋）吕陶：《府学经史阁落成记》，载袁说友等《成都文类》卷30，赵晓兰整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78页。
[18] （宋）席益：《府学石经堂图籍记》，载袁说友等《成都文类》卷30，第583页。
[19] （宋）李石：《左右生图记》，载袁说友等《成都文类》卷45，第872页。
[20] （宋）释道璨：《柳塘外集》卷3《送源虚叟归蜀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186册，第819页。
[21] 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附二《姓名略》，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21页。
[22] 参见舒大刚、李冬梅《巴蜀易学源流考》，《周易研究》2011年第4期国；金生杨《汉唐巴蜀易学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版。
[23] 参见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13所引《益部耆旧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第591册。
[24] （汉）班固：《汉书》卷88《儒林列传》，第3599页。
[25] （汉）班固：《汉书》卷72《王贡两龚鲍传》，第3056页。
[26]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10上《蜀郡士女》，第398页。
[27] 刘咸炘：《蜀学论》，《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第2册，第493页。
[28] 按：程伊川与其兄在成都看到一箍桶匠读《周易》，并为二程讲“既济”“未济”二卦；程颐在洛阳，向来请教易学的福建人袁滋说：“《易》学在蜀尔，盍往求之？”袁滋入蜀，果然在眉、邛之间见到深通易学的“卖酱薛翁”，可见四川晓《易》之人很多。伊川写《易传》在四川，现在重庆涪陵仍留有程子“点易洞”，他讲卦变与《东坡易传》又完全相同（参见金景芳讲述，吕绍纲整理《周易讲座》“贲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可见程氏《易》也可能受巴蜀易学的影响。由于上述因缘，程子乃有“易学在蜀”之说。
[29] 刘咸炘：《蜀学论》，《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第2册，第494页。
[30] （汉）司马相如：《封禅文》，载清吴汝纶评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2册，第16页a。
[31]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11《后贤志》，第492页。
[32] （清）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清）王闿运辑《尊经书院初集》卷9，载《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6册，第302页。
[33] 《宋史》卷202《艺文志》，中华书局1985年标点本，第5042页。
[34] （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1，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
[35] （宋）王应麟著，（清）翁元圻辑注，孙通海点校：《困学纪闻注》卷2，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75页。
[36]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91《著作记第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第592册，第490页。
[37] （汉）司马相如：《美人赋》，载章樵注、钱熙祚校《古文苑·上》卷3，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6页。
[38] （清）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清）王闿运辑《尊经书院初集》卷9，载《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6册，第302—303页。
[39] 《后汉书》卷79下《儒林列传下》，第2572页。
[40] 《后汉书》卷79下《儒林列传下》，第2573页。
[41] 《三国志》卷42《蜀书·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中华书局1964年标点本，第1021页。
[42] 《三国志》卷42《蜀书·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第1026页。
[43] （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22《赐尚书吏部侍郎范百禄进撰成诗传补注二十卷奖谕诏勅》，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93页。
[44] （宋）苏辙撰，李文泽校点：《诗集传》，载舒大刚、李文泽主编《三苏经解集校》，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下册，第429页。
[45]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5《诗集传》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册，第121页。
[46] （宋）王应麟：《诗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1页。
[47] （清）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清）王闿运辑《尊经书院初集》卷9，载《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6册，第304页。
[48] 按：此书当是《仪礼》与《礼记》合抄，亦犹朱子之为。
[49] 按：此书系苏洵与欧阳修、姚辟合作。
[50] 按：据宋高斯得之《耻堂存稿》，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耻堂存稿》卷5《跋李秀岩先生学易编诵诗训》云：“又其天质强敏绝人，《三礼辩》二十余万言，二百日而成。”
[51]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05，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16页。
[52] （元）赵汸：《春秋师说》附录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经部，第164册，第317页。
[53] 转引自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载赵沛《廖平春秋学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2页。
[54] 谢兴尧：《周政三图》，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32册，第128页。
[55] （清）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清）王闿运辑《尊经书院初集》卷9，载《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6册，第304页。
[56] （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卷首《孝经序》，邓洪波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
[57] （汉）班固：《汉书》卷57下《司马相如传下》，第2609页。
[58]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10下《先贤士女总赞》，第480页。
[59] 《后汉书》卷36《郑范陈贾张列传》，第2573页。
[60] （清）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清）王闿运辑《尊经书院初集》卷9，载《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6册，第311页。
[61]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91《著作记第一》“春秋名号归一图”条引李焘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第592册，第492页。
[62]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27《春秋经解》提要，第1册，第217页。
[63] （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
[64] （元）青阳梦炎：《春秋经筌序》，载宋赵鹏飞《木讷先生春秋经筌》卷首，《通志堂经解》，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a。
[65]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27《春秋详说》提要，第1册，第224页。
[66] （元）青阳梦炎：《春秋经筌序》，载宋赵鹏飞《木讷先生春秋经筌》卷首，《通志堂经解》，第1页a。
[67]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28《春秋明志录》提要，第1册，第221页。
[68] 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载黄开国《廖平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69] （汉）郑玄撰，陈鳣辑：《六艺论》，中华书局1865年版，第5页。
[70] 《隋书》卷32《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35页。
[71] （宋）郭忠恕撰，郑珍笺正：《汗简笺正》卷7《略叙目录》，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146页。
[72] （宋）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2《科斗书后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73] （宋）苏轼撰，（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卷28《古今体诗四十五首·金门寺中见李西台与二钱唱和四绝句，戏用其韵跋之》其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11页。
[74] （宋）夏竦：《古文四声韵》卷首《古文四声韵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
[75] （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2，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页。
[76] 参见舒大刚《今传〈古文孝经指解〉并非司马光原本考》（《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2期）、《司马光指解本〈古文孝经〉的源流与演变》[《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试论大足石刻范祖禹书〈古文孝经〉的重要价值》[《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77] （宋）魏了翁：《鹤山集》卷65《题史绳祖孝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173册，第63页。
[78] 按：据廖宗泽在《六译先生年谱》卷4中云：廖平“又命侄师政为《孝经广义》二卷、门人曾上游为《孝经一贯解》一卷、《孝经决事》、《孝经大义》四卷、《孝经传记解》四卷。除以上数种外，均未成，并不详其目。其既成者，今惟任峄《孝子传》一册”。（舒大刚、梁国典主编：《儒藏》，史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9册）
[79] （汉）班固：《汉书》卷87下《扬雄传下》，第3583页。
[80]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11《后贤志》，第500页。
[81]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礼仪志》，第1500页。
[82]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24《论语音义》，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345页。
[83] （宋）苏辙撰，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栾城后集》卷22《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0页。
[84] （宋）苏辙撰，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栾城第三集》卷7《论语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9页。
[85] （宋）苏辙撰，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栾城第三集》卷7《论语拾遗序》，第1535页。
[86] （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87] （宋）朱熹：《伊洛渊源录》卷7，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3页。
[88] （宋）魏了翁：《鹤山集》卷54《张魏公紫岩论语说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172册，第605页。
[89] （宋）张栻撰，杨世文点校：《南轩先生论语解·序》，《张栻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册，第94页。
[90] （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9，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32页。
[91] （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6，第393页。
[92] （汉）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21页。
[93] （汉）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21页。
[94] （清）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清）王闿运辑《尊经书院初集》卷9，载《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6册，第315页。
[95] （汉）扬雄撰，（清）钱绎撰集，李发舜、黄建中点校：《方言笺疏》卷13《扬雄答刘歆书》，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20—521页。
[96]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0《尔雅注疏》提要，第1册，第217页。
[97] 《隋书》卷32《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37页。
[98]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1《注解传述人》，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17页。
[99] （清）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清）王闿运辑《尊经书院初集》卷9，载《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6册，第315页。
[100] （南唐）徐铉著，李振中校注：《徐铉集校注》卷23《重修说文序》，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88页。
[101] （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2，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页。
[102]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49，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21页。
[103]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52，第769页。
[104]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52，第769页。
[105]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52，第769页。
[106] （清）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清）王闿运辑《尊经书院初集》卷9，载《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6册，第315页。
[107] 《宋史》卷441《文苑传》，第13056页。
[108] （宋）夏竦：《古文四声韵》卷首《古文四声韵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
[109] 《宋史》卷441《文苑传》，第13049页。
[110]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43，第637页。
[111] 《宋史》卷202《艺文志》，第5074页。
[112] （清）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清）王闿运辑《尊经书院初集》卷9，载《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6册，第315页。
[113] 《后汉书》卷60下《蔡邕列传下》，第2573页。
[114]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66，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162页。
[115] 江瀚：《升庵经说》提要，载《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1册，第500页。
[116] 参见李学勤《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中国学术》2001年第2期；李学勤《弘扬国学的标志性事业》，《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