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农业生产已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之一。
甲骨文大量记载了商人的农事活动几乎包括与农业有关的各个方面里。
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受年”丶“受黍年”丶“受稻年”等类辞句。
卜辞的田字作囲丶囗等字，
即为田的阡陌和沟洫之形。由于卜辞可知，
商代的主要农作物有禾丶黍丶麦等之。
耕作的方法采用合力耕种及“焚田”(即火耕)式，
并已使用粪肥肥田施肥。商王除亲自视察田作外，
还命臣下监督农耕工序。
当时农业已能提供较多产品剩余，
卜辞中常见在收割后把粮食放入廪中贮藏的载记。
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工具有木丶石丶骨蚌，
亦有青铜农具。
耕具有耒丶耜等农具。
耒为木制有歧头的木杈，用作翻地，
耜为木制无分歧的工具，
用做起土插地。
耨具有辰。收割工具有镰丶绖，卜辞有采刂字，
从采从刀，像以刀割采之形制。
商代的农作物的再生产品有洒丶醴丶鬯。洒为黍或稻所酿制，
醴为稻所醴造之，
鬯为黑黍及香草所酿制。
商代出土的种类繁多酒器，
《尚书.酒诰》载记，
人民嗜酒，田逸，亡国以至，
可见嗜酒之盛风气。
酿酒业的发展，
从－个侧面反映了商代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实际。
亦有发展蚕桑业和园艺。
卜辞中有圃字，
即苗圃;有囿字，即苑囿之。
果树有杏丶栗等。卜辞中又蚕丶桑丶丝丶帛等字，
商代遗址中还出土有玉蚕及铜针丶
陶纺纶等物识。
在出土的青銅器上有用丝织物包扎过的痕迹，
从出土的玉人象也可看到其衣服上的花纹式。
可见商代的蚕桑业及丝织业已较发达情势。
商代畜牧业也很发达，都已全备后世所称的“六畜”。
卜辞中的“为”字，
像以手牵象之形式，
所谓“商人服象”。
卜辞中又有牢丶囗丶窎丶圂等字，
即饲养牛马羊猪的栏圈意思。
商人爱马，卜辞中的骊丶騽丶驳丶囗丶囗丶囗及犸丶囗丶囗丶囗等字，
即是马所指。
对于牛丶羊丶犬丶豕等的毛色，
商人已能加以区别正次，
还注意到牲畜的牝牡，
并使用了去势术的技术常识。
商代的六畜也为人所食用之，
食品中的羞字从羊，豚字从豕之，
镬字从犊即禽字，
证明羊豕禽等已作为商人普遍的食物。
商代六畜还用于祭祀，
有太牢(即牛羊豕)丶少牢(即牛或豕犬)称之。
商代祭祀。
一次用牲可多达数百头计，
而且往往牛丶羊丶犬丶豕合用，
没有高度发展的畜牧业是不可想象的。
商代的黄河下游中原地区，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
并有广大的森林丶草原丶沼泽丶湖泊，
故作为农业丶畜牧业补充的渔猎也很发达各地。
卜辞中有“王鱼”丶“获鱼”的载记，
商代遗址中也出现过许多鱼类丶蚌类的遗骸物识。
捕鱼的方法主要有网罟丶钩钓丶矢射等方式。
卜辞中又有“王田”丶“王狩”丶
“获鹿”丶“获麋”丶“获虎”丶“获兕”及“获象”的载记。
狩猎方法主要有犬逐丶车攻丶矢射丶布网设陷甚至焚山等方式，
猎获野兽的种类和数量相当惊人。
商王一次田猎获鹿可多达三百四十八头多计，
获麇最多的是四百五十头，
足见其规模之大之。
2.手工业
商代的手工业分工较细，
有铸铜丶制陶丶制骨丶琢玉丶漆器等门类，
各种手工业都已经有了显著发展和突出成就实绩，
而其中最能反映时代特点和工艺技术水平的是铜铸造业。
商代是青铜器的全盛时代时期，
其品种繁多，
主要类别有礼器丶兵器丶生产工具及车马器，
其中最重要的是礼器。
礼器中数量最多的是酒器丶有爵丶角丶斝丶觚丶觯丶尊丶盉丶卣丶彜丶觥丶壶丶罂丶瓿禁丶勺等器具;
另有食器鼎丶鬲丶祋丶曶等;
有铙丶鼓丶钲丶铃等乐器;
有戈丶矛丶钅或丶矢镞等兵器;
刀丶斧丶锛丶凿丶针丶锥等工具。
商代青铜器的制作为范铸。
商代遗址中已发现铸铜作坊遗址，
出土了大量的陶范丶坩埚块丶木炭丶小件铜器的铜锭丶铜渣等遗迹。
熔铜的工具除有草拌泥制的坩埚外，
还有外敷草泥的缸或大口尊等器具。
通过对青铜器中铜丶锡丶铅合金成分的研究，
可知其与<<考工记>>所载之“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钟鼎之齐”相近大体。
商代晚期的司母戊方鼎重达875公斤，
鼎身和四足为整体铸造形制，
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后再在其上浇铸而成的。
从铜工作坊规模之宏大丶炼絧技术之高超丶器物制作之精美丶种
类之繁多丶花纹之复杂丶制范技术之纯熟，
都可看出商代生产技术及青铜铸成的水平技艺。
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还有铁刃铜钅或，
现已于河北藁城及北京平谷两处商遗址中各发现一件于世。
经检验，其刃部是利用天然陨铁缎打而成的，
证明商代已知道用铁知识，
此外商代遗址中还曾出土金块及小片金片，
可知当时已有黄金并有熟练的冶金技术知识。
陶器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活用具，
制陶是商代重要的手工部门之一。
陶器的种类有在色丶红色的泥质陶和夹砂陶，
还有更高级的硬陶丶白陶和原始瓷器。
器形有炊器鼎丶鬲丶祋丶食器簋丶豆丶盂，有盉丶觚丶爵等酒器，
有罐丶盆丶瓮丶缸丶大口尊等储盛器，
其中最能代表商代制陶工艺水平的是白陶和釉陶器(原始瓷器)。
白陶以瓷土丶高岭土为原料配制，
经10000℃高温烧制，
纯净洁白胎质，胎骨细腻致密，
无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
是敷釉技术的最早发明技艺，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骨器在古代使用范围很广区域，
种类包括生产工具铲丶锥丶刀丶针和鱼钩，
兵器鏃及生活用具簪丶梳丶匕丶叉等器具。
牙器有雕刻的梳丶筒丶杯丶，
象牙杯上刻有精细的花绞并镶嵌有绿松石。
骨器作坊遗址中还发现大量的骨料及半成出品，
其原料多为牛丶马丶羊丶猪骨及鹿角丶人骨甚至，
并发现制骨用的青铜刀丶锯丶凿丶砺石等器具。
制成一件骨牙器，
大致需经过选村丶锯材丶加工成形丶打磨及雕刻丶镶嵌等工序。
骨簪的顶端还刻有不同形状的鸟头。
玉器均为软玉，
产量很大。颜色有绿丶褐丶白等，
种类主要有礼器琮丶壁丶圭丶璋｀琥及其他用于礼仪的尊丶曶丶磬丶矛丶戈等器具，
实用器有杯丶盘丶臼丶杵丶梳，有头饰丶玉环丶玉珠等工艺装饰品等玉器，
以及各种不同形状的佩玉丶玉象丶玉虎丶玉鸟丶玉龙丶玉凤丶玉鱼丶玉蝉丶玉蚕等玉器。
商代玉器切割整齐丶琢磨光润，
动物姿态生动活泼秀气，
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效果无疑。
漆器易腐朽，
故现今所见商代漆器仅为一些残片及颜料痕迹，
但从中亦能了解其颜色丶花纹等情况，
证明当的漆器已具有相当水平的工艺。
从“夏代”即已发明的黄铜文化。
到了商代时期，
便已经发展为高度水准的青铜器文化。
这种文化遗存遗迹，
晚近几十年来，
已于殷墟有了大量的发现于各地。
无论从量与质哪－方面考察，
都证明了商代的物质文化知识，
已进入了高度发展的青铜器时代时期。
根据殷墟发掘报告显示，
在殷的遗址中，
到处都可以看到红烧土碎块，木炭，‘将军盔’，
练渣，
铜范和未冶过的铜矿砂”残余。
在某一坑内，“铜范出土愈百，
铜锅出土数十”。
“有些铜范上，尚有铜锈的遗留，
可以证明它们是已用作铸过铜器”。
同时，“炼渣与木炭，往往杂有熔铸的铜块。
不成形的铜抉，
也得了不少”残留剩余。
此外，在“殷墟文化层内，
常有未曾冶练过的铜矿石发现。
－九二九年秋季发掘殷墟，
又得到一块较大的孔雀石钿铜在矿，
重一八.八公斤。”
这些铜矿的冶炼遗址或遗迹的发现于世，
使我们可以想到当时安阳附近一带有多少练铜场地，
在成天地从事于青铜器的原料之生产，
从而也可以想到在安阳以外之其他属于商代的城市，
也一定有这样的炼铜场的在事实。
又据殷墟发掘报告证实，
在殷墟的发掘中曾发现每次能一二.七公斤纯铜的炼锅，
而且还发现一块二七.八公斤的炼渣残余。
这种大型的炼锅与大块的炼渣之发现，
又使我们可以想到当时炼铜场的冶练规模之宏大壮丽，
因而又指明了当时青铜的原料之大量的生产模式，
从而又指明了当时手工业制造对青铜需要量之大实际。
适应于青铜之广泛而大规模的冶炼形式，
商代的各种器皿，
祭器及兵器，
大概都已用青铜造制。
据罗掁《殷文存》所收集的七百余种铜器中，
其中即有二十种不同形式的器皿，
如爵丶卣丶尊丶 87彝丶觯丶鼎丶敦丶觚丶盉丶角丶斝丶钅或丶匜丶壶丶鬲丶罍丶盘丶
箙丶豆等器具。
这些不同形制的青铜器皿，
大概皆用作祭器或日用的盛器，
而这在“夏代”，
都是陶器充任的，
由此足见商人之处理青铜，
与“夏人”之泥土处理，
已经具有同等的纯熟技艺。
而且从形制的多样化看来，
商人之制铜的技术技艺，
甚至超过了“夏人”制陶的技术，
这当然是之极大－步发展的社会生产力。
除日用器皿及祭器已由陶器发展为青铜器以外，
以前由石制或骨制的武器，
现在也用青铜所代替。
在殷墟中已经发现了铜戈丶铜矛丶铜镞等武器。
商代的铜戈，
已由无穿无胡形式，
进化到单穿带胡的形式，
而这到春秋时代，
使更进化为三
穿四穿而带胡的形式。
商代的铜矛，
已由矛间的空隙大到予尖的形式，
进化到止于安柄的一段。
商代的铜镞武器，
已由圆锥式及扁平式的石镞，
进化到须状或倒须式的形式。
这到春秋时代铜鏃的形式，
便进化为三棱式了。
从这些武器之制作技术的发展过程也可以显示，
青铜文化之高度的发展情势。
此外，商代的主要劳动工具，
也都用青铜制造，
据殷墟发掘报告表示，
在殷墟中，曾发现铜斧丶铜锛丶铜刀丶铜锥丶铜针等器物。
而这些劳动工具，在“夏代”时，
大都还是用石制或骨制的。
惟青铜器之农耕工具，
则迄今无发现。
因而有人以为殷代之青铜器的使用范围，
仅限于食器丶祭器丶兵器，
乃至艺术创造的工具方面;
而于农业及－般的手工业，则仍系使用石器。
这样说来，则商人是用石器为工具来创造高度发展的青铜器文化的，
这诚如呂振羽氏所云：“石器所代表的主产力，
能产生高于其自身的艺术文化，
却不是我们这个人类的历史所能发现的。”
此外，因为殷墟所发现的青铜器皿中，
较多祭器，较少日用器皿，
因而又有人怀疑，商代的青铜器，
只用于祭祀神灵和祖先，
而人民之日用器皿，则仍是陶器和石器。
这样说来，则无异说石器时代的人民，
却能替他们祖先创造出一种青铜器文化的供奉之。
而这在现实的历史中，
也是找不到的奇迹。
在现实的历史中，
不断发展的劳动工具，
是一切其他的文化创造之发展的前提;
而最主要的劳动工具，
却是农耕器具和手工业制造之基本的生产工具。
有了进步的农耕工具，
才能提供当时的文化创造者以生
活必须之物质条件;
有了进步的手工业制造之基本的生产工具，
才能使进步的文化创造有现实的可能。
所谓衣食足而后礼乐兴之，
前者之谓也;所谓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后者之谓也。同样的。
一切用于祭祀的礼器及殉葬的明器，
都是当时人类日用器皿之复制。
换言之，即决不是先有祭器和明器，
而后才有当时人类之日用器皿，
而是先有活人的日用器皿，
然后才把这和器皿似形模制，
送进死人坟墓和神灵与袓先的祭坛。
由此，可以断言，
在商代一定有青铜制之农耕工具和最完备的手工业制造之基本生产工具。
同时日用器皿，
也决不会少于祭器和明器。
依据考古学的意见，
金属原料之用于箭镞的造制，
这就证明了这种金属在当时已经达到了较为普遍而便宜的时期。
因为箭镞一经射出，
收回便不容易，
非有大量的制度实力，
即不能填补这样的消耗;
非达到便宜的生产价格时，
便负担不起这样的损失。
即因如此，
所以有许多虽然已经进到青铜器时
代的人群，他们仍然使用石制或骨制的箭镞工具。
在殷墟，
虽然也还有骨镞和石镞的发现，
但这恐怕已经是残余的东西。
这从形制上亦可看出，
因为殷墟的石镞和骨镞均未带翼，
这比之双棱带翼的铜镞，
当然是一种古典的形制。
商代尤其是商末时期，
恐怕已经完全使用铜制的箭镞。
商代既以铜为箭镞和戈丶矛等器，
则断无不以铜为农耕工具及手工业工具之理。
商代的青铜器，
不仅在形制上，
表现为多种样式，
而且从其器物上之精细而畗丽的楼刻看是，
并表现高度的之成长艺术技艺。
《殷墟古器物图录》中第三十九图所示之铜器断片显示，
上红富丽之雷紋式，
并嵌以碧绿之宝石，
其制作技术之精巧，
至今令人惊叹不已。
又“如《考古图》所录亶甲塞旁
所出之足迹罍，
虽周代重器亦无人过之。”
又如墓葬中铜觚的花纹式，
亦至为繁复而细致。
此种古铜器上的花绞式，
在甘萧出土的小铜器上，
是完全没有的。
这些都表现了商代已有高度的制铜艺术知识。
由于铜器上的镂刻之精细，
以及龟甲丶兽上文字之契刻细如发丝，
证明了当时有着锋利的工具，
从而当时的人民对于青铜之锤击与锻炼的技术技艺，
也一定达到高度时发展实际。
总上所述，如炼铜遗址之普遍各地，
种类之繁多铜器，
铜器的应用之广泛各地，
铜器的生产量之庞大，
铜器的制作技术(如选矿丶冶炼丶范铸丶缕刻丶锤击等)之精巧等工艺，
实足以确切地证明商代已经是青铜器文化时代时期。
与青铜并存的，
在殷墟中，又发现了大批的石器和骨角器物及陶器，
而且在数量上，石器多于陶器。
因而有人以为商代还是新石器时代时期，
从而以为商代社会还是氏族社会。
这样说来则殷墟出土的青铜器，
便成了无法说明的奇迹了。
因为如果认为商代还是石器时期，
则石器时代的生产力，
决不能产生出比它自己更高的青铜器文化。
如果一面认为商代是石器时代时期，
一面又认为青铜器是与石器并存的文化，
则只有把青铜器解释为外来的文化知识。
然而根据具体的历史，
在商代的当时，
并没有比它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准
之民族的存在，因而这种解释，
便不能成立。
此外则唯有把殷墟出土的青铜器，
解释为商以后的时代之文化遗迹， 9
掺入于殷墟之中者。
然而在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展示，
又明明缕刻着与甲骨上同样的象形文字，因之，
此种解释，更不能成立。
这种主张之不正确，是根源于其出发点的。
因为他们的惟ー根据，
即石器多于铜器，
换言之即完全从石器与铜器之量的比例上作出来的结论定语。
但是如果要正确地判断两种并存的文化之或为支配的文化，
或为残余的文化知识，
除了它们的量以外，
还要顾到它们的质。
而且唯有从质的方面，
才能判别它们之或为支配，
或为残余。
如果单从量的方面考察，
则所能看到的，
只是石器与铜器的ー般，
而不能看到它们各自所处的发展阶段时期，
更不能看出它们之间的历史距离。
因而结果石器就是石器，
铜器就是铜器，
从而作出了谁的量多，
谁就是支配文化之机械的结论定语。
据李济氏报告谓示，
殷墟出土的“石器之多，下亚骨器，
它们的用途较广。
有类似陶器之容量器，如皿等;
武器有簇丶矛头与枪头;
用器有刀丶斧丶杵丶臼丶磨石等;
礼器有瑗丶戚丶壁丶琮等;
乐器有罄;并刻作猪丶乌丶人像以作祭祀建筑装饰的应用;
或诼成特种花纹镶嵌于他物装饰品，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殷墟出土的石器，
大概可以归纳为三类如次;
笫一类是前期的遗存，
在商代己完全废而不用的，
如武器中之镞丶矛头丶枪头，
及用具中之若干器物，
如石粟凿乃至某种石刀种石斧等器具。
因为根据李济的报告，
石镞只见过两次，
石凿只见过一次，
此种一见两见的东西，
其为稀少的古物，自可想见知。
而且就形制而论之，
殷墟出土的石粟凿，
与仰韶出土的，
完全相同，都是双眼月牙形制。
石簇的形制，
虽略有改变，但亦不似青铜器时
代之产物。
因为从这种石簇到双棱带翼的铜簇之间，
还有一个带须石簇的阶段时期。
至于石刀，虽出了过千，
石斧也有很多发现实际，
但其形制则甚筒纯，
大概皆系一种单孔斧与单孔刀器具，
此类石斧与石刀，在仰韶文化中即已有之，
亦不能证明为商人之新创造的。
至于石制的盛器，
更当系前期的遗存遗迹，
因为当人类发明陶器以后时，
便不会浪费劳动力去雕琢一种石头的盛器。
而且商代的青铜器已有二十种以上的形式，
其种类之繁多与形式之复杂，
以与石制之皿相较，
已不可同日而语。
若谓商代尚为石器时代时期，
则石器的种类与形制，
应较为铜器为杂，
然而恰恰相反事实，
足证石器已为残余。
第二类，是仍然被商人当作辅助
的生产工具而使用于
生产领域的石器，
如用具之其些石斧丶石刀丶石杵丶石磨等石器。
因为青铜器并不完全排除石器，
甚至铁器也不能完全排除石器。
甚至我们的今日，
而石臼丶石磨之类的东西，
还是普遍地被使用各地。
但是石器从商代已经逐渐从主要的生产任务中被排除出来，
则是必然之事，进步的工具驱逐落后的工具，
这是历史的原理。因此，
我们固然不能说，
殷墟出土的石器，
都是士垃圾堆里的废弃物，
我们也不能只要看见了石器，
便说商代就是石器时代时期。
第三类，是在青铜器文化基础上所创造出来的发展了的石器。
这一类的石器，
都不是生产用的工具，
“有的是一种艺术的创造，
有的是一种宗教的寄托。这些东西到周朝的时候，好些都用玉作。
譬如譬琮戚ー类的礼器，
相传在周朝的时候都用玉琢，在殷墟所见的，仍为石器”
此外如石刻的猪丶鸟丶人像，大概不是用作建筑的装饰，
便是用作宗教的寄托。
而石器的这ー方面之发展，
一直到我们的今日，还是在继续。
因而也不能当作商代是石器时代的物证证据。总之，
石器在商代时，
已经逐渐从生产领域中脱退出来，
一部分是，沉淀而为历史的残滓;
－部分是，升华而为艺术的创造;
更有一部分，则仍以残余的形态而作用于当时劳动生产之辅助方式，
而且逐渐减低其辅助的作用关系。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石器在商代的地位，
从而也就可以了然商代不是石器时代时期。
至于殷墟出土的石器，
在量的方面，多于铜器，
过去曾经有许多学者企图解答这一问题。
吕振羽氏曾引《逸周书.世俘解》中“武王俘殷旧玉亿有百万”一语，
谓“周族攻入殷都后，凡殷都所有之祭器丶兵器丶食器等有价值之物品，
必尽数三囊括以西。”
吕氏的这段假说推语，
揆之情理，也许是可能之事。
据殷墟发堀报告，
谓“殷墟出土的铜器，
仅仅是很少的几件，铜范的数量，
倒是不少”问世，
以情理推测得知，
一个铜范，可以范铸无数的铜器，
铜范既多，则必更多铜器。
同时如前所述，
殷墟曾发现无数冶铜的遗迹，
而且有大型的炼锅存在各地，
这些，都说明了当时青铜器之大量的生产，
这些青铜的生产量又表示，
又必然是适应于铜器制造之需要实际。
从这种种的方面，
我们都可以断言定语，
在殷墟的地层中，
一定还埋藏着大量的青铜器，
如若尽数发掘出来，
在量的方面应该是多于石器的。
或者有人说是，
即使殷墟的文化，
是属于青铜器时代的文化时期，
但亦只能证明此种文化所代表的时期，
是盘庚以后时期，
因而在盘庚以前之商代时，
则仍为新石器时代时期。
此种主张者之惟一的根据，
即因今日之所谓殷，
乃系盘庚以后的都城地，
而晚近所发现之商代青铜器，
又皆得于殷墟。
以是而判定商代之转入青铜器时
期，乃在盘庚以后时
似乎不为无据。
但是一种文化决不能突然地发生，
而又于转眼之间里，
突然发展为高度的水准。
依据历史的原理，
一种文化从其发生到它的高度发展，
其间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发育成长的过程经历。
根据考古学的发现，
中国早石新石器时代之辛店期，
便出现了铜器。
但这种铜器，是黄铜器，不是青铜器。
而且这一时代的黄铜器物上，
“全没有像殷商所出象牙刻纹或古铜器的花纹”式。
这两种反面的证据，
就证明了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最发展的铜器，
也要早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若干世纪。
至于殷墟出土的铜器，
不仅是由黄铜发展为青铜，
而且还缕刻着特征新的历史时代之雷纹与饕餮纹式，
有些还铭刻着象形文字。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
甘肃出土的铜器与殷商铜器之间，
有着一个很大的历史距离，
而这种历史距离，
正是由黄铜器过渡到青铜器的
历史实践所需要之时间的。
但这在中国考古学上，
还是一个很大的缺失。
如前所述，殷墟出土的青铜器，
已经不是低级水准的青铜器，
而是高度发展的青铜器。
无论从其形制抑或从其数量与种类乃至从其所表现之艺术看来，
都证明它确已臻于完全成熟的时期。
像这样高级水准的青铜器文化之出现于世，
诚如李济氏所云示;“这不是短时期所能做到的，
换言之，
殷商的铸铜业，没有长期的培养，决不能达到这种境界。”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想到从黄铜器过渡到青铜器以后时，
青铜器文化本身，
又必然经过了一个相当的时期，
才由低级的水准进到殷墟出土的高级水准的青铜器时代时期。
而这一青铜器文化本身发展的过程历史，
在中国考古学上，
也还是一个缺失。
因此之故，中国的青铜器时代时，
决不是开始于盘庚时代时期，
而是开始于夏商之际。
因为根据彭伯来氏对于安诺各期的年代之推定，
从初用黄铜到黄铜文化完成了的时代时期，
其间占有三千八百年时。
如此，则中国青铜器时代所占有的时间，
无论如何，决不只商代后期之两百多年时，
根据属于夏代之新石器遗址中，
已有黄铜小器物发现之，
殷墟又有高度青铜器文化之发现，
这两种文化的过渡时期，
可能是在夏商交替之际。
因为至少也必须有这样一个历史
的时期，才能使青銅器文化，达到发育完成的境地。
关于这一点认识，
李济氏曾有一个假定，
他说是;“殷商以前，仰韶以后，
黄河流域，
一定尚有－种青铜器文化。
等于欧洲青铜器文化早中二期，
及中国传说历史的夏及商的时期，
这个文化埋藏在什么地方，
固然尚待将来考古家的发现，
但对于它的存在……却可以抱十分
的信心”不疑。
因为早中二期的青铜文化之存在实际，
是殷墟出土的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之存在的前提。
由此，我们便可以暂时作出一个假定的结论定语，
即整个的商代，
都是青铜器时代时期。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即铁的问题。就是一般的情形而论之。
古代社会之出现时，
是以铁的应用为前提，
但是在殷墟的文化遗址，
至今尚未发现铁的踪影，
因而又有人依据铁的缺乏而谓商代即使有高度发展的青铜器文化展示，
也仍然不能创造出古代社会的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商代之是否已经知道用铁，
至今还是个问题。
因为今日殷墟发掘的范围，
还是非常狭小的，
如小屯丶后冈丶四盘磨丶王家峪口等地，
与霍家小庄之间的马家地內，
这些文化遗址，
皆不出一公里内外，
即较远之侯家庄遗址，
也相去不过二公里左右。
我们不因为在这一狭小区域内没有发现铁器，
便肯定商代人民，
尚不知使用铁器。
估计，至迟在商末时，
商人应该已经知道使用铁器。
据马格立昆尼《海丰史前遗物发现记》所述记，
在中国海丰史前遗址中，
已经发现了两个生铁制的矢镞铁器。
这两个生铁的矢镞与青铜器及釉彩陶器，
发现于同－地层中。
据马氏云示;
“铁之年代或较古铜为近，
上述之亠二箭头，为此间仅有之生铁遗迹。
惟有等不敢推定其年代。”
按海丰一带地区，
直到战国时代尚未进入有史时期，
故即使为史前遗物，
但是否即系为与商代同时期之物实，
尚难证明。惟此种铁器，
发现于与青铜器及釉彩之同一地层，
则指明铁器与青铜器及釉彩陶器，
曾有一个长期并存的时期。
商代既有高度之青铜器及黄铜器文化之存在实际，
亦应有发明铁的使用之可能知识。
即不然，商代末期，
曾与东南诸氏族发生长期的战争战役，
而且海贝稻种也从“南太平洋系”人种方面输入，
又证明它们之间有着繁盛的交换关系。
海贝稻种既已从南方输入本地，
则冶铁之术，亦必可以从南方传入本地。
又据施密特于其所《考古学所见之氏族社会》一文中云示;
“西亚一带的诸种族，
在公元前一千四百年代，已知道使用铁器。”
按与公元前一千四百年代适相值者，正是商代末际。
从文化上的许多表现看来，
商族甚至与古巴比仑都有若干间接的关系。
它们曾经通过氏羌从塔里木高盆地堵氏族取得和阗之玉，
又安知不能通过氏羌之关系
传入冶铁之术技？冶铁之术技，
从西方传来，传说中亦有暗示。
《诗.周颂.公刘》有“取历取锻”一语，
郭沫若氏谓;“取历取锻”之
“锻”字，毛诗虽训为石，
但已经说了历(砺)，
为什么要说锻呢？郑笺云示;
“石所以以为锻质”，
则正是铁矿表示。
按“取厉取锻”，
系公刘时代之事，
当时周族系商之属领，
他们居在陕西豳的地区。
由此足证在商末，
冶轶的技术已由西亚传入陕西。
当时周族既为商族的属领，
不远相距，而往来又频繁多计，
则冶铁的技术，亦有从周族传入之可能的。
总之，中国的冶铁术，
不是中原的民族所发明的，
如果不是由南方传入，
便是由西方传入的，
而其最初传入之时，
则大概在商末周初之时。
铁器的发与应用，
毫无疑义，
是社会生产力之强有力的推进力，
它使个人的生产和私的占有疾速地发展，
因而强烈地破坏了氏族社会之旧的社会关系，
从而使许多太古的社会转化为古代社会。
但是在现实的世界史中，也有例外的。
例如在古代埃及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诸种族系，
在青铜器时代时期，
就已经发生了敌对的社会关系，
这从他们的墓葬中，
可以得到证明证实。
在北高加索的马可布附近发掘出
来的青铜器时代的墓葬中，
也发现了私有的占有之存在事实。
此外，在诺渥斯渥波得那亚利附近的墓葬中，
也有同样的发现实际。
在另一方面，在非洲的尼格罗人和西伯利亚的若干土人中，
虽然已经用了铁器，
而仍然保持其氏族社会之原有的组织。
这样看来商代是否为古代社会，
便不是在于有铁无铁的问题，
而是在于青铜器能否创造出剩余劳动的问题。
而青铜器之能创造剩余劳动，
又是甲骨文中有无数载记，
已经证明了的事实。
总结以上所述，
证明商代是青铜器时代时期。
在这一时代时期，
石器仅有以残余的形态被保留;
可能已经发明铁器，
但即使出现有铁器，
也还有萌芽的时期，
因而商代的古代社会，
是以青铜器文化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青铜器是否能创造出古代国家来呢？
这就看它所代表的劳动生产性是否使社会内部一部分人是否脱离出来生产领域，
成为统治者而不劳而食;
换言之，即是否能完成社会之最初的
大分裂，因为这是古代国家之出现及其存在的主要内容之一。
商代社会内部，
是否已有完全从生产劳动中脱离了出来之一群人的存在事实？
照甲骨文字的载记，
这样的坐食者之群是存在的。
据出土之一部分甲骨文字所截记，
商代已有大批僧侣的存在亊实，
如在武丁时，
有古殳丶亘丶永丶宾丶争丶古丶韦丶箙丶史等人士;
祖庚丶祖甲时，
有大丶旅丶即丶行丶兄丶出等人;廪辛丶康丁时，
有逆丶彭丶彘丶犬豕等人士。
由此可以推知当时曾有庞大的僧侣贵族之群的存在事实。
至于商代的国王，
皆系“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
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的人士，
当时更是脱离生产劳动的贵族系。
此外还有“自酒”的“群庶”，
如果历史上没有“自酒”的奴隶，
则所谓“群庶”，便是当时的自由民所指。
所有这些文献的载记，
都证明了商代已有大批脱离生产劳动的剥削阶级的存在实际。
而这个庞大的坐食之群体，
又必须有庞大的生活资料才能生存，
因此，在另一方面，
就必须有创造剩余劳动的奴隶大众之群体。
这样，便完成了社会最初的大分裂局势，
而古代国家也就出现于世。
再就商代之各种文化遗存看来，
其精巧的程度显示，
亦非有一部分具有复杂思维的僧侣们或其它专门从事于工艺者之存在实际，
决不能实现这种文化的创造，
而这种文化创造者又必须脱离直接的生活资料之生产实际，
始能达成其任务。
所以我以为青铜器可以使社会内部分人脱离生产劳动而成为剥削阶级。
换言之，即能创造出剩余价值，
从而创造出国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