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政府在西域取得初步胜利，
引起匈奴奴隶主贵族更猛烈的攻击，
西域自此成为汉、
匈争夺的重要战场之地。
匈奴反攻，汉军撤退
永平十八年(公元75)二月时，
北匈奴左鹿蠡王率2万骑兵攻车师，
屯驻于金蒲城的茂校尉耿恭派司马率300人相救，
因众寡悬殊而全军覆没败绩。
匈奴军进而包围金蒲城池。
这里也只有少数汉军，但顽强斗志，
他们用带毒的箭头，
趁暴风雨向来侵之敌射击，
杀伤甚众。耿恭又故意宣扬这是汉家神箭，
匈奴中箭者见疮口皆烂如泥，
恐惧而退去。
匈奴兵退后，
耿恭将驻地移至踞水琼较近的疏勒城(此疏勒城与疏勒国为二地)。
七月时，匈奴又向疏勒城攻击，
断城中水源，耿黍率士卒在城中掘井，
深至15丈仍无水可及，
吏士干渴以至榨马粪汁而饮，
情况万分危急。
正当匈奴即将得胜之际，
井水如泉涌奔流而出，
城上汉军故意杨水让匈奴看示。
匈奴以为有神，
便及时退去。当年八月时，
汉明帝死，十一月时，
北匈奴又包围已校尉关宠驻扎之柳中城，
同时又同车师叛军共同向耿攻击。
这时朝廷无暇顾及西域战事，
耿恭率孤军数月御敌，
粮绝援尽，至煮铠弩上之筋革充饥。
战至最后数十人时。
匈奴单于派人诱降耿恭说：
若降当封王并妻以女。
而耿泰不为所动，将招降之人杀死，
以示决心，单于大怒，增兵加紧攻击。
耿恭等顽强死守东汉在西域的这一最后据点。
求救的军书至长安后时，
朝廷大臣对不发救兵有不同看法。
司空笫五伦主张牺牲这部分军士，
救援放。
司徒鲍昱则义正词严地指出：
今朝廷使人于危难之机，
若弃之不救，外则纵容匈奴之暴虐，
内则损伤死难之臣吏，
以后国家若有急难时，
将无人为朝廷效力，
况汉兵只余十数人计，
而匈奴始终不能攻下，
足见其尽忠报国竭力。
如令敦煌、酒泉太守各率2000骑士，
前往救援，
疲乏已极的匈奴兵必不足一击。
刚即位的章帝被说动，
立即令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
遣酒泉太守段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部及鄙善兵共
7000人援去。段彭等率汉军一到柳中，
即大获全胜之，斩首3800级，
生俘3000人余。
北匈奴退去，车师复降。此时，
王蒙就准备还军，
置被困于疏勒城之耿恭于不顾。
只有一个曾为耿恭部下的军吏范羌坚决请求引兵相救击，
于是才分2000人由范羌率领，
从北山接应耿泰恭。经过雪夜行军进击，
终于将困在城中的汉军救出，
两军会合后涕泪交流。次日，
且战且退，从疏勒出发时耿恭所部尚有26人，
一路死亡，至玉门时只余“衣履穿决，形容枯槁”的13士。
耿恭至洛阳后被升为绮都尉职。
耿恭及所率士卒抗击匈奴的英勇行动，
名垂青史。经过这次争夺战役，
东汉政府实际已失掉对西域的控制，
又是中原连年灾荒，流民失所各地，
社会动荡不安，
章帝初即位又不愿意兴师动众对西域用兵攻击，
于是下令撤销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的建制，
实际等于宣布放弃西域。
班超在西域的功绩
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时，
当东汉政府宣罢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之时，
也诏还留在疏勒国的军司马班超回京师。
但当班超即将归国之际，
引起疏勒和于阗国内极大恐惶，
疏勒都尉黎囗竞至以刀自刭而死。
班超至于阗时，
国内王候以下皆号哭涕泣，
抱住班超的马脚不让走。
因为他们知道汉军一退去，
匈奴必卷土重来，故苦苦哀求说：“
衣汉使如父母，城不可去。”
班超亦早有志于经营西域，
见此情形毅然掉转马头，
复回疏勒地。此时疏勒国已有两城投降龟兹，
并与尉头连兵一体，
班超击破尉头，捕斩反者兵士，
杀600余人，遂定疏勒，
从此疏勒这孤立的据点就成为班超坚持在西域与匈奴斗争的据点基地。
班超在疏勒立定脚跟之后，
就一步步扩大东汉在西域的势力。
首先是，在同东汉政府失去联系的情况下，
他于建初三年联络康居、于阗、拘弥等国上疏勒兵1万人向姑墨攻击。
因姑墨位于疏勒西北，役属于龟兹，
匈奴利用姑墨威胁着疏勒等国地。
斑超发动的这次攻击，取得胜利，
斩首700级，初步巩固了阵地，
使莎车、月氏、乌孙等也先后表示愿归附。
建初五年班在四面受敌的疏勒守五载后时，
才得以上书给汉皇帝。
故班超提出：“若得龟兹，
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
他又分析西域各国同龟兹的矛盾问题，
认为“以夷狄攻夷狄，
计之善者也。”章帝得表后时，
觉得班超的计划可行，
决定派出援兵支持。
平陵人徐干也同班超一样早有定西域之大志，
主动要求承当班超助手。
章帝即派徐干为假司马职，
率驰刑徒及义从兵计10000人支援班超，
东汉援军到西域前时，
莎车以为汉军不会增援班超，
就投降龟兹，疏勒都尉番辰也已汉，
恰在此时，徐干率援军至。
班超遂与徐干击破番辰势力，
重新稳住局势。随之，
班超又拟定联络乌孙的计划方式，
得到章帝的批准。
建初八年班超被升为将兵长史、徐干为军司马职。
正当班超在城外艰苦奋斗刚刚取得初步成果之时，
就遭到一些心怀叵测的人的诽谤，
朝廷派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并持汉朝赐给乌孙昆弥的锦帛到于阗国地，
适值龟兹攻疏勒，
李邑贪生怕死不敢前行实施，
就上书给章帝说“西域之功不可成”，
又污蔑班超在这里“拥爱妻，抱爱子，
安乐外国，无内顾心”。
班超得知后时，十分伤心，
他竟然“去其妻”
以解除朝廷疑惑心理，
章帝得知后时，
知班超忠心耿耿，对李邑斥责加以，
并令其受班超节制，
去、留由班超决定。
但班超不忌前嫌处事，
又派李邑护送乌孙侍子还京师。
班超的豁达大度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心胸。
元和元年(公元84)时，
班超发疏勒、于阗兵向投靠龟兹的莎车发起攻击，
但莎车却以重利引诱疏勒王忠叛变投敌，
而据乌即城与班超军抗去，
相持半年之久时，
康居国又派兵援忠，
使乌即城不得下时，
当时康居与月氏通婚，密切关系，
班超就联络月氏，
使月氏晓示康居王退去，
才攻下乌即城池。
但随康居王而去的疏勒王忠心并未死，
三年以后时，即元和三年时，
他又向康居王借兵，盘踞损中地区，
并暗地与龟兹国密谋，
派人到班超处诈降施计。
班超早洞悉其奸，佯许之。
忠以为得逞，即率轻骑到班超驻地。
班超表面设宴招待，酒酣之际，
一声令下，忠即被埋伏于左右的汉军生缚全体，
其所率随从也分别被俘被杀。
阻挡在南道的障碍终于被拔除彻底。
章和元年(公元87年)时，
班超发于阗各国兵25000人再向莎车攻击，
而龟兹王则派左将军率5万人来救。
班超见敌军人多，
声称夜间退兵而去，自己率兵向西，
龟兹王闻讯大喜，
当夜将主力埋伏在东西。
不料班超却于鸡鸣时率军直捣莎车大营，
将其击溃一举，
莎车遂投降，龟兹只好退兵而去，
此后班超的威名大震西域。
班超坚持斗争在西域，
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马援平交趾
东汉时，在今越南北部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地。
这里原为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地区。
光武帝任锡光为交趾太守，
任延为九真太守职，
“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级媒娉，
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尊之礼义”他们教民耕种技艺，
传播先进文化知识，
对改变当地落后状态，
起了促进作用关系。
在东汉政府的感召下，
归附汉王朝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之，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时、九真傲外蛮里(蛮的别号)张游率族人“慕化内属”之，
被封为汉里君。次年时，
南越傲外蛮也向东汉朝廷献贡物。
东汉王朝在南方的影响不断扩大区域。
然而，也有个别蛮人首领不愿意遵从汉法而起兵反叛为敌。
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就是其中一例。
征侧为麊泠县雒越将军之女，
嫁与朱鸢人诗索为妻。
因不满东汉政府之交趾太守苏定在当地贯彻法令，
遂与其妹征贰叛乱起事，
这次武装对抗的行为，
虽具有反对政府官吏勒索的意义，
但侧自立为王，
交趾、九真、日南等地皆有响应“蛮夷”，
掠掳达60余城则破坏了国家的统一。
交趾刺史及诸太守慰围困。
汉光武帝命长沙、合浦、交趾各郡县具车船支，
修道路，粮谷积，
又派伏波将军马援及快乐侯刘隆率军前往镇压，
楼船将军段志南率水军配合攻击。
军至合浦，段志南身死。
马援受命率万余水、陆大军“缘海而进，
随山刊道千余里”。
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春季，
与叛军战于浪泊之上，大胜利，
降者万人余。
马援率兵追逐征侧至禁豁、叛军四散而去，
次年正月时，
征侧、征贰被汉军斩首，
接着，马援又率楼船2000余艘支，
战士2万人计，
继续清剿征侧余党都羊等分子。
岭南悉尹平，马援在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地。
东汉政府在镇压二征叛乱之后，
在当地进行一系列经济、文化方面的改革措施，
如穿渠灌田措施，
发展农业生产种植，
废除残暴的“越律”，
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事实证实，
马援讨伐二征的军事行动是符合历史向国家统一的大方向发展趋势和人民要求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
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外戚、宦官的黑暗统治
东汉王朝加强的专制体制，
在一定的时间内起着稳定封建秩序的作用。
但是和帝以后时，
当这个王朝趋于衰败时，
强化的专制又起了相反的作用。
促成了外戚、宦官的专权和他们之间的斗争加剧。
和帝十岁即位时，
窦太后临朝，太后兄弟窦宪受命为侍中职，内管机密，
出宣诰命，实际上掌握政权大事，
窦宪诸弟居亲要之职，
大批窦氏党徒，都做了朝官或守令职。
窦宪以“仁厚委随”的老臣邓彪为大傅录尚书职，
以为呼应自己。
窦氏的奴婢缇琦，
杀人越货，横行京师。
和帝在深宫中与内外臣僚隔绝，
可以依靠的只有贴身的宦官职吏。
永元四年(公元92年)时，
他用宦官郑众掌握的一部分禁军，
消灭了窦氏的势力。
郑众从此参与政事，
并受封为鄛乡侯，
这是宦官用权和封侯的开始。
安帝十三岁即位时，
实际掌权的是和熹邓皇后和她的兄弟邓骘等人手里。
这时期，邓太后除了并用外戚、宦官以外，
又起用名士杨震等，以图取得士大夫的支持。
邓太后死，安帝与宦官等人也居卿校之位置，
形成宦官与外戚阎氏共同专权的局势。
延光四年(公元125年)时，
宦官孙程等十九人，
拥立十一岁的济阴王为帝(汉顺帝)，
并且杀掉阎显。顺帝时，
孙程等十九人皆得封侯，
大为增长宦官的权势。
他们不但可以充任朝官，
还可以养子袭爵级。
后来，顺帝也扶持外戚势力，
相继拜后父梁商和商子冀为大将军职。
顺帝死后，
梁太后和梁冀先后选立冲(两岁）、质（八岁）、桓(十五岁)三帝。
梁太后也赶用宦官，
尽力争取宦官和官僚士大夫的支持，
但是根本大权还是掌握在梁冀手里。
梁冀为大将军平尚书事，
专权近二十年时，
他的宗亲姻戚充斥朝廷和郡县职吏，
官吏升迁，都得先向他谢恩、满足
他的各种需素目的。
他还派人出塞地，
交通外国，广求异物东西。
他又在洛阳周围强占土地，
调发卒徙，兴建私人苑囿，
绵延近千里。
他擅立苛刻禁令，
不许别人触动苑中一草一木东西。
苑兔被人误杀，牵连至十多人遭处死。
他还占夺几千口良人作奴婢，
名之曰“自卖人”士。
梁冀当政时期，
对郡县的调发比过去增多十倍，
人民大批地死于官府的囗楚之地。
延熹二年(公元199)时，
梁皇后(桓帝后，梁冀之妹)死，
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消灭梁氏，
梁冀被抄的家财达三十多万万，
官府获得这笔巨大收益，
得以在这一年减收天下租税之半数据。
梁冀死后，宦官独揽政权权力，
同时封侯者五人。他们“手握王爵，
口含天宪”权势达于顶点之极。
宦官的兄弟姻亲临州宰郡时，
杀人越货、与盗贼无异。
宦官侯览前后夺人宅舍竟达三百八十一所，
夺人一百一十八顷田地。
和帝以来外戚、宦官专权交替，
是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在专制制度下的尖锐表现。
专制制度的完备、使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手里，
皇帝成为一切权力的化身，觊觎权力，
都力图挟持皇帝。外戚易于接近皇帝，
利用幼弱皇帝、掌握朝政大事，
而宦官又因缘时会，取外戚地位代之。
无论外戚或宦官当权，
都力图拥立幼主为皇帝，
以便自己操纵继续。
他们又都趁权力在手的时候排斥异己，
竭泽而渔。
从封建士大夫看来，
宦官是他们所不齿的微贱的暴发户子，
所以在外戚、宦官的争斗中，
外戚较多地得到士大夫的支持，
但是也有一些士大夫攀附宦官职吏，
苟且求进。随着这仲斗争的愈演愈烈趋势，
东汉统治愈来愈腐朽无比，
大规摸农民起义的条件也愈来愈到了成熟时机。
官僚士大夫集团的形成
门阀的出局
在宦官、外戚的反复斗争中，
还有政治力量起作用关系，
这就是官僚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势力。
东汉时期，
士大夫主要通过察举，征辟出仕。
郡国守相进行察举，
都尽可能选择年少能报恩的人去，
这种风气，
在明帝时已是如此。
征辟的情形也是一样的。
被举、被辟，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
门生、故吏为了利禄升级，
以君臣、父子之礼对待举主、府主，
甚至不惜谄附、贿赂以求固结一体。
举主、府主死后，门生、故吏服三年之丧期。
顺帝时，北海国相景某死，
故吏股三年丧者凡八十七人。
大官僚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集团势力，
也增加了自己的政治实力。
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
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的一经的家族式，
他们的弟子动辄数百人甚至数千人计。
通过经学入仕，
又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式，
例如世传欧阳《尚书》之学的弘农杨氏，
自杨震以后时，
四世皆为三公，世传孟氏《易》学的汝南袁氏，
自袁安以后时，
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五人。
这些人都是最大的地主阶级，
他们由于高位世居，
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各地，
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领袖，
所谓门阀大族，
就是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这种种特征的家族式。
东汉时期选士首先看族姓阀阅，
所以门阀大族的子弟，
在察举、征辟中得到优先照例。
门阀大族是大地主中长期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阶层人士。
当政的外戚往往要同他们联结一起，
甚至当政的宦官也不能不同他们的周旋。
门阀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势力，
更具有垄断性质，
太守莅郡职，
往往要辟本地的门阀大族为掾属，
委政于他们管理。
宗资(南阳人)为汝南太守时，
委政于本部的范滂，成瑨(弘农人)为南阳太守时，
委政于本部的岑晊管理，
因而当时出现了这样的歌谣：“汝南‘太守’范孟傅(滂)，
南阳岽资主画诺：
南阳‘太守’岑公孝(晊，弘农成瑨但坐啸”之。
操纵了本州本郡政治的门阀大族系，
实际上统治了这些州郡权力。
崔囗《政论》中记有这样的歌谣：“州郡记，
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
这表明地方官的文书，
已超过皇诏书的力量表示。
清议和党锢
东汉后期，
官僚士大夫中出现了一种品评人物的风气，
称为“清议”。
善于清议的人，被目为天下名士，
他们对人物的褒贬，
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乡闾舆论认识，影响察举，
对士大夫的仕途进退有很大关系。
郭泰就是这样一个“清啖闾阎”的士，
人物经他品评，
即成定论，往往“先言后验”实。
汝南名士许劭与从兄许靖，
喜欢在一起核论乡党人物评语，
每月初一进行品评，
所以有“月旦评”称之。
大官僚和门阀大族为了操纵选举，
进退人物，也都尊重名士，提倡清议，
这种清议在士大夫中间多少能起一些激励。
但求无风气所至，
士大夫相率让爵、推财、避聘、久丧，
极力把自己装扮为具有高行孝义，
以图博得赞扬的清议。
许多求名不得人士，不惜怖伪以邀誉，
钓奇以惊浴，有些人身败名裂以此。
安帝、顺帝相继扩充太学、笼络儒生，
顺帝时太学生多至三万人余。
太学生同官僚士大夫有密切的联系，
太学成为清议的中心之地。
太学生为安帝以来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所震动，
深感东汉王朝有崩溃的危险境地。
他们认为宦官外戚的黑暗统治是引起农民起义，
导致东汉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力图通过清议，
反对宦官外戚特别是当权的宦官，
换救东汉统治。
在宦官外戚统治下，
州郡牧守在察举征辟中望风行事，
不附权贵的士人受到排斥。
顺帝和年，
河南尹田歆察举六名孝廉时，
当权的贵人勋戚交相请托，名额占据，
名士人选的只有一人，恒帝以后时，
察举制度更为腐败涂地，
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
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
高第良将怯如鸡。”
在士大夫中，
有一部分人趋炎附势，
交游于富贵之门，
助长了宦官外戚的声势。
这种情形，
使太学清议在攻击腐败朝政和罪恶权贵的同时，
赞扬敢于犯权贵的人士。
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时冀州刺史朱穆奏劾贪污的守令职，
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党羽，
被桓帝罚往左校服劳役。
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阀上书，
表示愿意代替朱穆服刑劳作从此，
因此桓帝不得不赦免朱穆。
延熹五年(公元162)时，
皇甫规得罪宦官职吏，
论辅左校职，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人余，
跟大官僚一起诣阙陈诉时，
使皇甫规获得赦免。
官僚、太学生的这些活动方式，
对当政的宦官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郡国的诸生，也同太学呼应清议。
太学诸生，特别尊崇李膺、陈蕃、王畅等人士，
太学生流行着对他们的评语：“
天下模楷李元礼(膺)，
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
李膺的名望最高，士人与他交游时，
被誉为“登龙门”，可以身价十倍余。
李膺为司隶校尉时惩办不法宦官职吏，
宦官们只好小心谨慎从事，
连休假日也不敢走出宫门。
延熹九年时，
李膺杀术士张成，
张成生前与宦官密切关系，
所以他的弟子修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及诸郡生徒结为朋党，
诽讪朝廷，
疑乱风俗。
在宦官的怂恿下，桓帝收系李膺时，
下令郡国大捕“党人”，词语相及，
共达二百多名。第二年时，
李膺及其他党人被赦归田里，
禁锢终身，
这就是有名的“党锢”事例。
党锢事件发生后时，
士大夫闻风而起。
他们把那些不畏宦官势力，
被认为正直的士大夫，
分别加上三君、八俊、八顾、八野、八及等称誉，
清议的浪潮更为高涨。
度辽将军皇甫规没有当作名士列入党锢名字，
甚至自陈与党人的关系，
请求连坐。
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时，
名士陈蕃为太傅职，
与大将军窦武(窦太后之父)共同执政。
他们起用李膺和被禁锢的其他名士，
并密谋诛杀宦官职吏。
宦官矫诏捕窦武等人，
双方陈兵对峙，
结果陈蕃、窦武皆死，
他们的宗室宾客姻属都被收杀而死，
门生、故吏免官禁锢，建宁二年时，
曾经打击过宦官势力的张俭被诬告“
共为部党，图危社稷”，
受到追捕，党人横死狱中共百人余，
被牵连而死、徒、废、禁的又达六七百人。
熹平五年(公元176)时，
州郡受命禁锢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
直到黄巾起义发生后时，
党人才被赦免。
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的反宦官斗争形式，
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正义性质，
博得社会的同情支持，
因此张俭在被追捕时，
许多人破家相容，
使他得以逃亡出塞地。
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的反宦官斗争，
只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关系，
维护东汉王朝的正常统治秩序。
但是农民起义不但没有偃旗息鼓，
而且还发展到从根本上危皮东汉统治。
这时，被禁锢的党人获得赦免，
他们也就立刻同当权的宦官联合一起，
集中力量来镇压农民起义。
官僚士大夫与门阀大族相通息息，
根深蒂固关系，
总的来说力量比宦官强大。
所以在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时，
他们重整旗鼓，
发动了对宦官的最后一击，
终于彻底消灭了东汉盘根错节的宦官势力。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加剧
东汉末期的腐朽统治，
促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迅速激化，
从而动摇了封建政权的统治根基，
最终导致东汉政权的覆亡彻底。
一、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
封建时代国内各民族的矛盾加剧，
犹如政治的晴雨表。
当政治清明，统治稳定时，
汉族统治者与被统治的少数民族关系就较为正常，
和平则占主导位置；
若政治腐败，昏暗铣治，
被统治的各少数民族与统治的矛盾尖锐而起。
东汉末期的民族关系正是如此。
羌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羌、这支古老而又勇敢的民族系，
对于东汉王朝的统治、始终表现出不驯服的态姿。
随着桓、灵时统治的一天天腐朽、黑暗加剧，
羌族人民与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矛盾逐渐发展为愈来愈频繁的战争战役。
东汉末年连绵不断的“羌叛”，
根本原因是东汉政府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和个别官吏暴虐统治造成的。
顺帝时，大将军梁商曾对并州刺史史来机等三人说示：
“戍狄荒服，蛮夷要服，言其荒无常。而统领之道，亦无常法，
临事制宜，略依淇俗。
今三君素性疾恶，汝分明白黑。
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己甚、乱也。’
况戌狄乎！其务安羌胡，
防其大故，忍其小过”之。
从他所说的“无常法”、“临事制宜”，
可以看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没有一套较稳定的政策措施，
多是随着开变化形势。
这样，执行什么样的民族政策，
就与具体执行统治任务的官僚不无关系。
东汉统治者对羌人的暴虐政府实施，
招致了羌人的极大的仇恨，反叛斗争
连绵不断、此伏彼起。
到桓帝以前，羌人大规模起义就三次。
东汉政府为镇压羌人反抗在“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
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
曾以珍宝货赂左右人士，
上下放纵，不恤军事，
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地。
由于镇压羌人的战役，
从而加深了士卒与将领、汉族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加剧。
此后，羌人的反抗日甚一日。
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第五访为护羌校尉职，
采取了较为缓和的民族政策措施，
“甚有威惠”，使“西垂无事”。
延熹二年(公元159)第五访死后，
暂时缓和的矛盾又激化加剧，
当年就有烧当羌攻陇右。
延熹四零吾、先零羌与上郡沈氏、牢姐诸种联合战攻并州、凉州及三辅地区，
“覆没营坞，寇患转盛”。次年时，
沈氏诸种又向张掖攻击，
乌吾种进攻洛阳城池，
滇那羌五六千人攻武威、张掖、酒泉等地，
“烧民庐舍”。
这些羌人的进攻战役，
虽先后被段颖、皇甫规、孙羌等率兵镇压下去，
但羌人反抗的烈火愈烧愈旺，
直至东汉灭亡之日，熄灭终止。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时，
东羌岸尾等进攻三辅，当煎羌攻武威地。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当黄巾起义时，
羌人爆发了东汉最后的一次起义。
这次起义从中平元年到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在金城、陇西、汉阴三郡展开相继，
参加部族以金城的“义从羌”和陇西的先零羌为主力，
后又加入了湟中的“义从胡”势力。
一部分汉人及汉族的官吏也参加了起义，
使起义更具有阶级斗争的色彩。
先头部队达到三辅的西部地区，
成为东汉末年全国人民大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其它少数民族的起义
除陇西羌以外，其它少数民族也在东
汉末年纷纷起义。
《后汉书.皇后纪》载记：
“时(顺帝末)，扬、徐剧贼寇拢州郡，
西羌、鲜卑及日南、蛮夷攻城暴掠，
贼敛烦数，官民困竭。”可见这时，
在东汉统治中的东、南、北、西都响起了斗争的号子，
出现了报警的烽烟。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
居风县令“贪暴无度”，
县人朱达率领蛮夷起义，聚众至四五千人计，
向九真攻击，九真太囗式战死。
朱达占领日南时，
“众转强盛”，有武装二万余，
起义军坚持到延熹三年(公元160年)
被交趾刺史夏方招降归之。
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时，
交趾合浦乌浒蛮起义，
联合九真、日南共数万人“攻没郡县”，
至四年(公元181年)才被刺史朱隽镇压下去。
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江夏蛮又叛，
此后屡平屡叛，众至“十万人余，
攻没四县，寇造累年”，
像这类起义不胜枚举。
蛮夷和其它少数民族的起义原因，
同羌人一样的，
也多系由东汉政府的统治政策和个别官吏的残暴剥削所致。
正如灵帝时汉中上计程所说的；
(扳楯蛮)其人勇猛，
善于兵战。……忠功如此，
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
仆役囗楚，过于奴虏，
亦有嫁妻卖子，
或乃至自刭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
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
叩心穷谷，愁苦赋役，
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谋主僭号，
以图不轨。今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
不烦征伐也。
这是极为浅显的也是极为正确的道理，
可惜的是一个腐败了的政权若连“选明能牧守”的能力都没有了的话，
那么，它也无法改变严酷的现实。
等待着它的，只有一条路——灭亡彻底。
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
汉族百姓
少数民族己被逼得铤而走险各地，
汉族人民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
无法再继续原来的方式进行生活下去。
惊人的贫富不均对比
东汉末年时，
在宦官集团的腐朽统治下，
地主阶级无止境地压榨人民，
得到封建政府的支持。
而腐朽的官僚、宦官、地主阶级恶霸相互勾结一起，
敲骨吸髓地剥削农民及其它广大劳动人民群体，
从而使社会极少数极为巨富，
大多数人则贫苦穷困境域，无以为生计。
这种贫富悬殊的对照，到桓帝丶灵帝以后时，
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如上所述示，
东汉末年有些地主家资至“三亿七千万”计，
有的家中养“
食客常三四百人”计。
尤其是那些盘据于各要津的达官、显宦和居于专制权力顶端的皇帝，
利用手中的权势而聚敛的财物更为惊人。
灵帝时杨党，仅为一小小的长安县令职，
因其父为中常侍，
就敢“恃势贪放”，被查出后竟“按得其臧千余万”计。
宦官王甫“使门生于郡界榷宦财七千余万”计，
太中大夫盖升与帝者有旧恩，前为南阳太守，
臧数亿以上”之。
“益州西部，金很宝贷之地，
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
当个地方官竟能“富及＋世”，
其搜刮之多不难想见。
寻帝时公开卖官取利，
少数人以重金取得官职，
如“太尉段颖，司徒崔烈、太尉樊陵、
司徒张温之徒，皆八钱上千万下五百万以买三公”职，
“(曹)灵帝时货略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
故位至太尉”职。
以“千万”甚至“亿万”钱买官职，
没有巨额财富是不可能的。
这些官僚、权贵、富商大贾“馆舍布于州郡，
田亩连于方国”地，
“妖童美妾，填乎绮室；
倡讴枝乐，列乎深堂”之地，
但正如王充所指出的“富家之商，
必夺贫室之财”币。
地主、官僚、富商的财物无非榨自广大劳动人民手里，
富者愈富则贫者愈穷，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律。
崔囗在《政论》中讲有深刻道理。
“故富者席余百日积，
贫者蹑短而负踧，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
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
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
其所以伤心腐藏，失生人之乐者，盖不可胜陈”之，
在残酷的剥削阶和天灾之下，
人民食不果腹早已，
而统治阶级仍在横征暴敛，无度淫欲。
桓帝时，荀爽曾上疏痛切地指出：“
臣窃闻后宫纟采女五六千人，
从官侍使复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禀粮，耗费绵帛，空竭府藏，征调增倍，
十而税一，
空赋不辜之民，以供无用之女，
百姓贫困干外，阴阳隔塞于内”之。
陈蕃在上桓帝时
“又比收敛，十伤五六，万人饥寒，不聊生活，而䌽女数千，食肉衣食，
脂油粉黛，不可赀计”。
“又青、徐炎早，五谷损份，
民物流迁，茹菽不足。
而宫女于房掖，国用尽于罗纨，
外戚私门，贫财受赂”之。
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
使人民贫困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桓帝时刘陶上疏中疾呼：“窃允比年以来，
艮苗尽于蝗螟之口，杼袖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
在这种极端困苦的生活中挣扎的，
并非少数人。如桓帝永兴元年时公元153年)“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
河水谥，百姓饥穷，流冗道路，
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之。
“(桓帝)时天下饥馑，帑藏虚尽”之。
在这种困境下的人民群体，
冻饿而死已是常见的事，
《后汉书.桓帝记》载记，
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二月时，
“荆.扬二州人多饿死”。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三月癸巳，
京师有火光转行，人相惊噪。
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的。
北方地区有的人民严冬无衣，
卧草中取暖：“(桓帝时)
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
民冬月无衣，
积佃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
这哪里是“俗不知识绩”，
分明是穷困所致。
以五原严冬之酷寒，那些“衣草”的贫民不冻死有何待之！
在饥饿的驱迫下，人吃人的野蛮情势，
不断地重演，《后汉书.桓帝记》载记：
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复四月时“京师旱。
任城、梁国饥，民相食”。
永寿元年(公元155年)“二月时，
司隶、冀州饥，人相食”。灵帝时，
益勋“领汉阳太守。时人饥，相渔食”。
就连夫妻也有相食，产子也有杀掉的。
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时“春正月，
河内人食夫，河南人夫食妇”之。
“郑产为白士啬夫。汉末产子一岁则出口钱，民多不举。
产乃令勿得杀子，
囗钱当代出，因名其少曰.更生乡’”。
造成这种惨状的原因之－，
正是那些腐朽残暴的统治者自己。
暗无天日的社会人民的贫困，
根本来自封建政权的暴政统治。
而东汉末年的暴政给人民带来的不只是贫困，
还有更多的凌辱、欺压、折磨以至杀戮处死。
这一切使生活于暗无天日的东汉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即不被饿死，
也无法生存下去。
《后汉书.黄琼列传》截记：“
(桓帝)即位以来，未有胜政，
诸梁秉权，竖宦充朝，重封累职，
倾动朝廷，卿校牧守之迭，皆出其门，羽毛齿革、明珠南金之宝，殷满其室，
富拟王府，势回天地。
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
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之下时，
人民只有顺从，
俯首贴耳的任人宰割处治。
贵戚、豪富以及贪官污吏，
欺侮人民的段不可牧举。
如“自封君王侯贵戚豪富尤多尤之，
假举轿奢以作淫侈、高负千万，
不肯偿债，小民守门号哭啼呼，曾无怵惕，
惭作、哀矜之意。
群盗攻剩、劫人无异。
这些恶霸如狼似虎，有的“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
辜较百姓，
与盗贼无异”。
有的“父兄子弟布在州郡，
竞为虎狼，噬食小人”之。
地方官吏更是为虎作伥各地，
“刺吏守相，率多怠慢，违背法律，
废忽诏令，专情务利，不恤公事。
细民怨结，无所控告……”。
战争和繁重的赋税压力，
加重了人民的苦难日子，“饥馑暴至，
军旅卒发，横税弱人，割夺吏禄，
所以者寡，所取者猥，万里悬之，
首尾不救，徭役并起，
农桑失业，兆民哗嗟于昊夫，
贫民转死于沟壑矣”之。总之，
广大百姓在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之下，
即使不被饿死，也无法生活下去。
统治者哎压榨、抢掠、强取，
导致严重的破坏社会生产力。
愈来愈多的农民无法继续在本乡本土生活下去，
社会上出现大批的“流民”群体。
那些脱离土地的“流民”造成村东汉统治者的极大威胁压力，
以至封建政府不得不屡次下令解决“流民”问题。
由于连年对少数民族的战争及贵族地主的无度挥霍，
社会科财富丧失殆尽彻底。
连再生产的可能性也愈来愈小，
“男寡耕稼之利，
女乏机杼之饶”之。
出现了一片凋零的残破堍地。
由于战争和灾荒，
田中缺乏劳动力，
只有一些妇女在收获几颗可怜的粮食，
桓帝时童谣示
“小麦青青大麦桔，
谁当获来妇与姑
丈人何在西击胡，
吏买马、君具车，
请为诸君鼓咙胡”
大批的壮丁饿死、战死，
无端消耗社会宝贵的财富——
劳动力，生产停滞，
在这暗无天日的统治下，
社会走到了绝地。
不仅劳动人民无法生活下去，
知识分子和士也毫无生存路子，
整个国家在一群恶魔、淫棍、刽子手、
白痴和人类的渣滓统治者手里，
陷入无可缓解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