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基本规定

第一条　【立法目的】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条文释义

本条是关于立法目的和立法依据的规定。

一、立法目的

本条关于立法目的的表述，实际上包括了如下几点：

(一）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制定民法典的首要目的是要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民法典常常被称为“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它以确认、保障民事权益为基本宗旨。

首先，从民法典的内容和体系来看，保障民事权利是民法典体系结构安排中的红线和中心轴。总则就是按照“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将民事权利保护的共性规则确立下来。有关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规定，就规定了民事权利的主体。有关民事权利的规定，就规定了民事权利的具体内容、体系以及民事权利的行使方式。有关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的规定，就是确认了民事权利行使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有关民事责任的规定，就是因侵害民事权利所应承担的民法上的后果。有关诉讼时效和期限的规定，就是民事权利行使的时间限制。在构建了完整的民事权利体系之后，《民法总则》也将为分则的制定奠定基础，因为民法典分则实际上是按照物权、合同债权、亲属权、继承权、人格权以及因侵害民事权利而产生的侵权责任等内容展开的。《民法总则》通过构建完整的民事权利体系，强化了私权保障，也为法治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石。因为法治的基本价值是“规范公权，保障私权”。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确认权利、分配权利、保障权利、救济权利，其价值在于保障私权、限制公权。《民法总则》构建了民事权利体系，弘扬了私权神圣和私法自治，强化了对人格尊严价值的保障，这些都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与有力保障。

《民法总则》在全面保障私权方面呈现出许多亮点，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回应了我们时代的现实需求。例如，首次在法律上正式确认隐私权，有利于日益被人们重视的隐私权保护。又比如，针对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发展带来的侵害个人信息现象，规定了个人信息的保护。将个人信息明确为新的民事权利，是重视人格尊严的体现，也是尊重基本人权的体现。这一举措，将有力遏制各种“人肉搜索”泛滥，非法侵入他人网络账户，贩卖个人信息导致网络、电信诈骗猖獗等现象。另外，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民法总则也对知识产权的客体进行了详尽的列举，扩张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

(二）调整民事关系

民法的调整对象就是民法规范所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更确切地讲，民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因民法的调整而形成的民事关系，其主要包括两种关系：一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人身关系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例如，因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等的享有和行使而形成的关系就属于人格关系。再如，因配偶、父母子女等身份而形成关系就属于身份关系。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这里所说的财产关系，就是以财产为内容的关系，如基于物权、债权而形成的关系。

本条强调民法典的立法目的是调整民事关系，这一规定有助于正确地划分法律部门，区分民法与其他部门法，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合理的民事法律体系。每一个法律部门都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与适用范围，正是因为调整对象的不同才形成了特定的法域，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整个法律体系。尽管各国的法律体系各具特点，但基本上都以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为标准划分各个法律部门，我国法律体系的构建也不例外。民法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最重要的法律部门之一，首先是因为它具有特定的调整对象。正是由于民法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决定了其主要通过任意法规范赋予当事人以私法自治的权利(主要是通过法律行为)，并以此种方式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还要看到，特定的调整对象决定了特定的调整方法。民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它要采用平等、有偿、自愿等调整方法，并以私法自治作为其基本的价值理念。此外，明确调整对象有助于使法院明确民事案件的管辖权限，有利于针对不同的调整对象适用不同的程序，以及在司法系统内部进行科学的分工。例如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而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则属于其他性质的案件，不同的案件应由法院内部不同的法庭来审理。

(三）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

民法典被称为市民社会的百科全书和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同每个民事主体都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等为基本导向。因此，需要通过制定民法典，完善民商事领域的基本规则，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1]例如，民法所确认的财产权制度，就是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基本制度。中国古代就有“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的说法。产权的目的就是明确财富的归属，明晰权利的主体，进而可以达到定分止争的效果。财富归属上的安定性，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前提，是人类的基本安全。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保护产权就是要形成有恒产者有恒心。再如，民法的人身权制度就是要保障人们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人格尊严。在当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将人格尊严的保障提高到重要的地位，如此，才能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民法总则通过一系列制度和规则的完善，有力地维护了市场经济的法律环境和法治秩序。民法总则确定了绿色原则，顺应了保护资源、维护环境的现实需要；对知识产权的客体进行了详尽的列举以及确认对数据等的保护，适应了创新型社会的发展需要；该法在法律上明确宣告“民事主体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将有力地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该法明确了法人的分类标准，丰富了法人的类型，确认了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以及责任，将有力地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该法完善了民事法律行为、代理和时效的相关规则，也将极大地促进市场法治环境的健全。

(四）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

编纂民法典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法与时转则治。”虽然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基本涵盖了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方面，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而民法总则的制定正是完善法律体系的重要步骤。通过制定民法总则，可以使整个民商事规则更加体系化、科学化、完备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民法作为上层建筑，是服务于经济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具有维护和巩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功能。民法典维护和巩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同时，也要反映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制定民法典有助于解决我国民事立法中存在的相互矛盾、不协调、缺乏体系等问题，保障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的落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民法典也要充分反映时代精神和时代特色。21世纪是互联网时代，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也进入了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互联网给人类的交往和信息获取、传播带来了方便，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互联网+”也发展成为一种新的产业模式。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民法典如何反映互联网时代的特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说1804年《法国民法典》是19世纪风车水磨时代民法典的代表，1900年《德国民法典》是20世纪工业社会民法典的代表，那么，我国的民法典则应当成为21世纪互联网时代的民法典代表之作。

(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2]。具体来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法总则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指明，我国民法典的立法目的之一是，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全过程，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强化规则意识，增强道德约束，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3]

民法典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民法确认平等原则，强化了财产权的平等保护。这些都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具体化，也是反对特权、反对歧视等社会现实的要求。二是民法确认自愿原则，贯彻私法自治理念，贯彻了“法无禁止皆自由”的精神。这实际上进一步弘扬了自由的理念。三是民法确认了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从事民事活动，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大力提倡契约精神。这有利于强化人们诚实守信、崇法尚德，为维护社会正常的生活和交易秩序，推进法治建设，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四是民法确认了公序良俗原则，禁止滥用私权，要求行使民事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民事义务，鼓励见义勇为和救助行为，维护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引导人们正当行为，致力于构建和睦的人际关系。这也有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弘扬和传统美德的培育，也是社会文明建设的要求。五是民法确认了公平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合理确定其权利义务，避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失衡。这实际上是“公正”价值的重要体现。总之，民法通过其基本原则、具体制度和规则的构建，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法典在大陆法系的法律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民法作为规范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具有仅次于宪法的地位，它确立了各类主体的基本行为规则，确定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所以也有“小宪法”之称。很多国家的法律汇编都将民法置于宪法之后。也正因为民法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大陆法系也被称为民法法系。

二、立法依据

本条确立了民法典的立法依据是宪法，即“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在法律体系中，宪法是根本法，处于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顶端，是一切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依据，当然，民法应当以宪法为依据。我国宪法确立了保障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原则。宪法的精神和原则必须在民事法律中予以体现和落实。通过编纂民法典，健全民事法律秩序，就是要加强对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4]。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应当以宪法为基础和依据，宪法确立了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体系，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民法典总则中明确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不仅具有政治宣示的意义，而且有利于具体落实宪法关于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有利于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规定，还有利于为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运用提供法律依据。具体来说，这一规定的现实意义主要在于：

第一，彰显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维护法律体系和谐统一。“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至少有如下含义：一方面，表明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民法典的规范不得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在我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保障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律基础[5]。我国是一个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制不统一，就不能依法维护国家统一、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核心构建的完整体系，它在宪法的指引下，形成了一套规则的体系和价值的体系。因此，要维护法制的统一，首先必须保障宪法的实施，维护宪法的权威[6]。另一方面，表明民法典规范的价值和效力来源于宪法规定。[7]这就是宪法学者所说的“法源法定”。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相关规则的设计应当立足于宪法文本，遵守宪法的规定。[8]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这也表明，民法典的制定必须符合宪法的原则和精神。

第二，实现对民法规范的合宪性控制，使民法典符合宪法的精神。一方面，民法典的基本体系和根本制度应当以宪法为基础，符合宪法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任何国家的法律体制从来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与宪法规范相比，民法规范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其仍然是宪法所确立的一国法律秩序和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精神和价值理念也应当符合宪法的精神。[9]例如，民法典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应当以宪法所确认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民法典有关民事权利的规则，也应当符合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另一方面，我国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也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大量民事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梳理、整合的过程，是对以82年宪法为基础的改革开放的成就的法律确认，在这个过程中，宪法能够提供最重要的指引，从而使得立法者在编纂民法典时对各种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进行有效整合，以建立真正符合宪法精神的民法典规范体系。因此，在民法典中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也强调了民法典应当符合宪法的精神。

第三，通过合宪性解释方法，准确解释民法规则。宪法可以为民法典规范的解释与适用提供指引，即在民法典规范存在多种解释时，裁判者可以运用合宪性解释的方法进行解释选择，从而使民法典规范的适用符合宪法的精神和价值。斯蒙德教授(Rudolf Smend)曾指出，宪法具有统一性，宪法代表了一种统一的价值，在这些价值之下促使民族的团结和统一。[10]在我国审判实践中，合宪性解释具有进行合宪性控制的功能，进而起到保障宪法的实施，维护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的作用。因此，在法律的解释结论可能违反宪法时，法官就应当对其进行合宪性控制，从而使宪法得到贯彻和落实。在民法典的立法目的中明确“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可以为法官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解释民法规则提供依据。

第四，保障宪法的实施。在我国，由于宪法规范不具有可司法性，无法直接适用于案件裁判，所以，有必要通过部门法将宪法的原则、规范予以具体化，这也是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方式。同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虽然规定了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其规定大多抽象原则，难以直接适用于具体的经济社会生活事实。而民法典则可以通过设置具体的规则来落实宪法的规定。例如，《物权法》对各项物权进行保护，有利于具体落实宪法保护私人合法财产的精神。再如，民法典通过确认个人所享有的各项人格权，同时对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行为进行必要的控制，有利于具体落实宪法保护个人人格尊严的规定。从这一意义上说，民法在效力层级上以宪法为依据，也有利于民法典具体落实宪法的精神和具体规则。

依据宪法构建民事权利体系，也有利于贯彻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维护法律体系的统一与和谐。民法典依据宪法构建民事权利体系，可以使民事权利体系具有上位法依据，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具有主观权利和客观法的双重属性，[11]其不仅直接约束公法体系，对私法体系也同样构成价值指引。国家应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实现对基本权利的制度保障，而通过民法典确立民事权利体系，实际上是国家的上述制度保障义务实现的重要方式之一。民法典依据宪法构建民事权利体系，有利于实现法律体系内部价值的融贯。例如，我国《宪法》关于保障人权的规定，必须通过民法中的人格权的规定来具体化。同时，民法典依据宪法构建民事权利体系，也有利于使得民法和其他法律之间形成一种协同关系，对于民法权利的确立、内容、保护能够通过同样以宪法为依据的民法和其他法律共同承担，从而实现公法和私法对民事权利的综合保护机制。

当然，并非所有的宪法上的权利都能够规定在民法典中。并非所有的民法问题都涉及宪法，也并不是所有宪法上的权利都可以转化为民事权利，一方面，宪法基本权利的功能是针对国家的一种防御权，使得公民能够请求国家不通过立法、行政或司法行为不合比例地侵害基本权利。而民法典所保护的权利仅限于私权，而不包括所有的公法上的权利。[12]因此，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实际上并不都可以具体化为民事权利。民法上权利的来源也并非仅仅是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二者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另一方面，宪法所确认的基本权利涉及多个法律部门，并不仅仅局限于民法。例如，《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所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就应当通过行政法予以保障，无法转化为民事权利。再如，《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所享有的劳动的权利，就主要应当通过社会法予以保障。所以，宪法上权利的落实需要各个法律部门的协作，并非仅仅依靠民法。例如，在国家公权力机关违法行使权力侵害公民依据宪法上享有的财产权和人身权时，则必须通过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给予保护。再如，如何防止个人数据信息被泄露，保护公民的通信秘密，还需要国家通过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等规定加以贯彻落实。

◆历史沿革与比较法

从比较法上来看，有的国家也在民法典中规定了立法目的，例如，《日本民法典》第2条规定：“对于本法，应以个人尊严及两性实质的平等为主旨予以解释。”可见，该法典以维护个人尊严和平等为其目的。《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条规定：“确定本国居民相互间权利和义务之法律整体，构成民法。”该法其实以调整公民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其主要立法目的。

关于立法依据，1986年《民法通则》第1条规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制定本法。”《合同法》第1条规定：“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物权法》第1条规定：“为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上述立法都在第1条对立法目的作出了规定，这些条文都概括了立法的基本目的。可见，我国立法一贯重视对立法目的的规定，并将其作为立法的重要指导。

关于依据宪法制定民法的表述，自1986年《民法通则》开始，中国民法学界就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并在宪法框架下来讨论民事基本法中的重大问题。1999年《合同法》第1条规定：“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该条并没采用“根据宪法”的表述，民法学界普遍认为，即便立法没有明确表述根据宪法制定，也是其应有内容。但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有学者认为，物权法草案所规定的平等保护原则，没有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其相关规则违反了宪法的规定。[13]在这些学者看来，《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对私有财产只是采用了“不受侵犯”的表述，因而，《宪法》并没有将公共财产与私有财产置于平等的地位。因而，平等保护原则是违宪的。部分宪法学者也加入了这场讨论。[14]例如，有学者认为，物权法是有关财产的基本法律，而且物权法需要以具体化的形式实现宪法的基本原则，因此，其需要以宪法为制定的基本依据；同时，从立法技术上看，物权法中有必要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而且此种做法也有利于维持法律形式的统一，端正宪法和民法典的关系。[15]《物权法》最终采纳了后一种观点，该法第1条规定：“为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与《合同法》的规定不同，“根据宪法”的表述又回到了民法文本中。

◆其他相关问题

《民法总则》和《民法通则》的关系

《民法总则》就是关于民法的一般性规则，总则不仅统领民法典、普遍适用于民法各个部分，而且统领整个民商立法，是民法各个部分共同适用的基本规则。编纂民法典，离不开《民法通则》颁布实施所积累的法律经验，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有普遍共识。虽然民法通则既包括了总则的规定，也包含了分则的规定，但其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总则的规定，以至于其常被认为是民法总则。《民法总则》通过后，立法机关已经表明，虽然《民法总则》是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制定的，但是由于《民法总则》不能涵盖《民法通则》的全部内容，因此《民法通则》继续有效，例如，《民法通则》用专节的形式广泛规定了各类人格权，而《民法总则》仅使用几个条文规定人格权。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应当强化人格权的保护，如果废除了《民法通则》，则保护人格权的规则就更少了，显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法治的需要。因此，在民法典最终颁行之前，两法将同时并行，这就需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原则上还是新法与旧法之间的关系，即凡是《民法通则》与《民法总则》规定不一致的，都要适用《民法总则》。

◆典型案例

某投资公司总经理张某的妻子开办一家公司，向银行借款，需要公司担保，张某未经公司董事会决议，就为张某妻子开办的某技术开发公司500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后来因为该技术开发公司无力偿还债务，银行要求张某所在的投资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该公司董事长提出，张某自己私自利用职权盖了公司的章，该行为无效。

《公司法》第16条第1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该条在性质上属于强制性规范，但违反该条款是否导致担保无效，存在不同看法。一般认为，《公司法》该规定没有明确规定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因此，在《民法总则》生效后，应当依据《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来确定合同的效力。《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该条虽然对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认定规则作出了规定，但该条没有指明如何准确认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笔者认为，可以援引《民法总则》第171条第1款关于无权代理的规定，即“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在本案中，张某的行为应当构成无权代理，该担保合同需要得到公司的追认才能生效。

(本条由王利明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