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
- 聂溦萌
- 2021字
- 2021-09-03 19:57:45
四、 正史列传编次的演进
上文讨论了《史记》《汉书》和几部三国史的列传编次,其间尚有东汉国史《东观汉记》有待讨论,然因资料缺乏,难于措手。这里来看一看成书较晚的范晔《后汉书》列传的编次情况。赵翼评价其书编次云:“如《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外戚》等传,既各以类相从矣,其他列传自应以时代之先后分别编次,乃范《书》又有不拘时代,而各就其人之生平以类相从者。”[1]李慈铭也说:“蔚宗作传,虽略依时代,而仍以类叙,故往往先后杂糅,自非史法。”[2]《后汉书》有专门的类传,而在一般列传中也掺杂了不少打破时代先后、以类相从的传记,这样的编排不符合清人的一般认识,上引赵翼、李慈铭对此皆持批评态度。刘咸炘反对这种出自后来标准的评价,赞赏早期正史灵活的编次方法,他在《后汉书知意》相应各卷的条目下对这些列传的以类相从之义有深入阐发。[3]但与此同时,《后汉书》中也有一些以官位(或政治地位)为标准编成的列传,如卷一五至卷二四的云台二十八将诸传,卷二六的《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皆光武、明帝时之名公”,卷四三《朱乐何列传》“皆为尚书而以直称”,卷四四《邓张徐张胡列传》“皆庸庸保位之三公”等等。[4]这样来看,范晔《后汉书》的列传编排,兼顾了官位和其他主题,与陈寿《三国志》的状态大体一致。
此外,唐修《晋书》的西晋部分也属于这种兼有的状态,不过与范晔《后汉书》的倾向相反,是多数列传依据政治地位编排。较为不同者,如卷五一为皇甫谧、挚虞、束皙、王接四人,《挚虞传》中有“才学通博,著述不倦”[5]一语,对此四人实皆适用。但皇甫谧隐居不仕,挚虞却官至九卿,束皙逢八王之乱、王接早卒,两人官位未达,可见同卷诸人官位完全不能相称。卷四八为向雄、段灼、阎缵三人,传中备载三人表奏,且以官位而言,段灼、阎缵仅为太守,如果不是因为上书直言,或许不会有入传的机会。卷四九为阮籍、嵇康、向秀、刘伶、谢鲲、胡毋辅之、毕卓、王尼、羊曼、光逸,大概以竹林七贤为中心。但七贤主要是文化风操上的认同,而非来自政治,这一卷中各人对西晋政权的态度及所达官位各不相同。
以上讨论了二十四史序列中《晋书》以前各史列传编次的情况,再稍作梳理。最初的《史记》诸列传既不严格以人区分,也没有等地之别。《汉书》确立了基本的列传布局,即先是占主要篇幅的一般列传,然后是不以人物命名的类传,最后是四夷传和僭伪列传。但《汉书》的很多传记内容直接继承自《史记》,列传中存在着颇为丰富的主题。《三国志·魏书》中的列传主要以政治地位编排,相比《汉书》,政治因素的影响明显加强,这是由东汉一代官修史体系的发展、曹魏时期官修史的有效运作所带来的。同时,作为私人撰著的《三国志》还是存在官位和类叙两种列传编次标准,后者来自《史记》传统的影响,与东汉曹魏官修史的发展方向不同,却是陈寿着意加强的。另外,《后汉书》虽记载东汉史,但成书年代很晚,它的一般列传的编排原则呈现混杂状态,既有按特别主题编排者,也有按政治地位编排者,可能是不同时期列传编纂状态叠加所致。类似的,唐修《晋书》也由于最终成书时代晚而呈现混杂的非典型状态。
就二十四史的范围来看,列传编次原则的定型化约在南朝前期。沈约《宋书》的列传大略可见是以时期、政治地位编排,[6]唐初所修五史,列传的政治因素也十分鲜明。这几部史书皆属官修,不仅它们自身的编纂是官方行为,它们所主要依据的史著的编纂亦依托于官修史体制,而不像唐修《晋书》是以私家撰著为蓝本的“非典型”官修史。而上文提到与曹魏国史密切相关的王沈《魏书》的列传编纂原则也比《三国志》更加纯粹,因此应该认识到,上述几种呈现“兼顾”状态的正史,是混合了官修史体制下的编次思路与《史记》传统下的编次思路。因此,这种“过渡”不是在一条发展线索内的编次思路的逐渐变化,而是两种编次思路所形成的文本的影响力此消彼长。自东汉曹魏以来官修史著的列传编排中,政治地位的因素成为主导,但到南朝宋齐以前,官修史著都无法完全自立于后世,总要再经后代史家个人的改编,这一过程多少中和了官修史体制对列传编次的改变,也说明这时的官修史体制本身还不够成熟。
[1]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80页。按,《后汉书》无《外戚传》,《逸民传》后为《列女传》。
[2] (清)李慈铭《后汉书札记》卷二,《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30页。
[3] 参见刘咸炘《后汉书知意》卷二五《卓鲁魏刘列传》、卷二七《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卷三○《苏杨郎襄列传》、卷三五《张曹郑列传》等条,收入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第268—269、270—271、272、273—274页。
[4] 刘咸炘《后汉书知意》,第269、276、276页。
[5] 《晋书》卷五一《挚虞传》,第1419页。
[6] 另外,矢野主税指出沈约《宋书》的传记编排中存在清浊、门阀的因素([日]矢野主税《列伝の性格―魏志と宋書の場合》),不过这些标准本来也是当时政治的重要标准,官与族大致相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