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诸曹魏史书的列传格局

东汉、三国、两晋各代最流行的历史著作，都是后世史家学者在当朝国史和其他各种历史资料基础上完成的，这些史书经历了长时段、多手改编，呈现出混杂的状态，给考察相应时期的史书编纂情况造成了困难。但曹魏史的考察条件还是比东汉、两晋史有利得多。一方面，《三国志》成书较早，不像范晔《后汉书》或唐修《晋书》那样与诸家旧史呈现出无法忽视的时代差异。另一方面，较早的两种曹魏史王沈《魏书》和鱼豢《魏略》虽然已经亡佚，^[1]但在裴注中保留了大量佚文，而且裴注引用这两种史书的方式也能暗示它们与《三国志》本书的渊源关系。因此，可以对几部曹魏史进行细致考察，了解曹魏、西晋时的官方与私人史家如何编次列传。下面先从情况最为明确的陈寿《三国志·魏书》的列传编次开始讨论。

在《三国志·魏书》中也存在着不以政治地位而以其他主题收录人物的列传。《三国志》卷一一《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卷末评曰：“袁涣、邴原、张范躬履清蹈，进退以道，盖是贡禹、两龚之匹。凉茂、国渊亦其次也。张承名行亚范，可谓能弟矣。田畴抗节，王脩忠贞，足以矫俗；管宁渊雅高尚，确然不拔；张臶、胡昭阖门守静，不营当世：故并录焉。”^[2]陈寿称此卷人物是“贡禹、两龚之匹”，则此卷可谓承上文举出的《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而来，徐冲认为此卷“虽无‘隐逸传’之名，却得‘隐逸列传’之实”。^[3]

但是在《三国志·魏书》的列传编次中，政治因素的影响有显著提升。一方面是在数量上，绝大多数列传以政治地位编排，与《汉书》的整体情况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一些卷末的“评”语中直接出现了官名，即明确表达那些人物是由于共同担任过某种级别或类型的官职而被收入该卷，如卷一三（钟繇、华歆、王朗）“评”语称“三司”，^[4]卷一五（刘馥、司马朗、梁习、张既、温恢、贾逵）“评”语称“刺史”，^[5]卷一六（任峻、苏则、杜畿、郑浑、仓慈）称“名守”，^[6]卷一七（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称“良将”，^[7]卷二二（桓阶、陈群、陈矫、徐宣、卫臻、卢毓）称“八座尚书”，^[8]卷二四（韩暨、崔林、高柔、孙礼、王观）称“公辅”，^[9]卷二七（徐邈、胡质、王昶、王基）称“掌统方任”。^[10]《三国志》各卷“评”语是对每卷的总结，《汉书》中这类总结不在各卷之末，而是合为《叙传》下篇。与《三国志》“评”相比，《汉书·叙传下》的总结除了对《萧何曹参传》称“汉之宗臣，是谓相国”外，^[11]再无提及官名官位的情况；而即便《萧何曹参传》的总结，也是在强调两人事迹相连，功业相当，并非强调相国这一官职地位。也就是说，《汉书》的一些传记虽然有官位的规律，但从作者对各传编次的阐发来看，主观上并非为强调官位，《三国志》的“评”语则明确表达出这一标准，体现出官位对列传编次影响的提升。

综合以上对陈寿《三国志·魏书》的讨论，可以确认其中存在特定主题和政治地位的两种列传编排标准，而以后者为主。^[12]这种混杂的状态大概是由于陈寿《三国志·魏书》是根据几种曹魏史以及其他史料编纂，不同史书的文本源于不同的编纂思路，其间不相协之处很难被完全抹消。以主题编排列传是鱼豢《魏略》的特征。裴注留下了不少《魏略》篇目设置的信息，如：

《魏略·纯固传》以脂习、王脩、庞淯、文聘、成公英、郭宪、单固七人为一传。

《魏略》以〔董〕遇及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为《儒宗》。

《魏略·勇侠传》载孙宾硕、祝公道、杨阿若、鲍出等四人。

《魏略》以〔常〕林及吉茂、沐并、时苗四人为《清介传》。^[13]

以上四条裴注完整地记载了《魏略》相应卷次的篇名与收录人物。除了这四种篇名，裴注还提到过《佞幸篇》《游说传》《苛吏传》《西戎传》，^[14]萧子显《梁书·止足传序》提到“鱼豢《魏略·知足传》”。^[15]这些篇题有些与《史记》《汉书》相似，也有不少不见于一般纪传体史书类传。《魏略》的成书过程未见记载，不过《史通》屡言其为“私撰”，^[16]它的这种颇具特色的编排方式不仅是对《史记》传统中某一方面的放大发挥，也可视为汉末以来人物品题之风影响史传编纂之一例。《魏略》列传的丰富主题与《三国志·魏书》的情况形成明显对照，^[17]可以推想，《三国志》以政治地位为主的列传编排方式主要继承自另一部曹魏史—王沈《魏书》。

王沈《魏书》直承曹魏国史而来。关于它的最终成书，《史通·古今正史》云“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18]而《晋书·王沈传》则称“与荀顗、阮籍共撰《魏书》”。^[19]牛润珍指出正元后不久荀顗预讨毌丘俭，阮籍出为东平相，因此两处记载未必相悖。^[20]无论如何，王沈于正元年间典著作，此书无疑继承曹魏各期国史。^[21]从裴注对王、鱼两书的使用来看，也倾向于判断《三国志》首先以王沈《魏书》为蓝本，而与《魏略》差异较大。一是上文提到的裴注保留了鱼豢《魏略》的不少篇目设置信息，甚至整篇抄录《魏略》，补充正文欠缺的人物事迹时最常依据的也是《魏略》。这暗示《魏略》收录的人物、编排方式都与《三国志》有较大差异。相比之下，裴注对王沈《魏书》的引用与《三国志》正文更加贴合，多是具体情节的补充。^[22]那么，《三国志·魏书》的列传编排方式主要因袭王沈《魏书》，也不足为奇。

《三国志》在不少传记末尾会简略提及其他人物，其中一些可能就是在王沈《魏书》的传记之后参考《魏略》及其他杂传、杂史等添加的。例如卷一八《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出现“前八人皆战将，末二人因义烈而类叙之”^[23]的现象，显然是融合了两种列传编次标准。另外，前述《三国志》中一些卷末评语直接提到官位，也很可能是因袭自王沈《魏书》。后文对帝纪的探讨还会涉及陈寿《三国志·魏书》对王沈《魏书》的改编，总体来看，陈寿的编纂立场更倾向于司马迁的传统，而与当时官修史的新发展有些不同。在列传编排的方面，王沈《魏书》的政治因素也应强于陈寿《三国志》，体现在曹魏官修环境中产生的一些变化。

[1]  另外文献中还有鱼豢《典略》，它与《魏略》的关系尚不明确。

[2]  《三国志》卷一一《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366页。

[3]  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第237—239页。

[4]  《三国志》卷一三《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第422页。

[5]  《三国志》卷一五《魏书·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第487页。《三国志集解》引钱仪吉曰：“此卷皆名刺史，下卷则名守也。”（清）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卷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03页。刘咸炘称：“此卷皆刺史有功者也。”刘咸炘《三国志知意》，收入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第341页。

[6]  《三国志》卷一六《魏书·任苏杜郑仓传》，第515页。刘咸炘云：“任峻典农供食，余皆郡守之有善政能安民殖土者。”刘咸炘《三国志知意》，收入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第341页。

[7]  《三国志》卷一七《魏书·张乐于张徐传》，第531页。又本卷《于禁传》中云：“是时，禁与张辽、乐进、张郃、徐晃俱为名将。”第523页。

[8]  《三国志》卷二二《魏书·桓二陈徐卫卢传》，第653页。刘咸炘云：“诸人皆为尚书典选举，故合传。‘陈徐卫卢’，特举其久者耳。”刘咸炘《三国志知意》，收入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第343页。

[9]  《三国志》卷二四《魏书·韩崔高孙王传》，第694页。

[10]  《三国志》卷二七《魏书·徐胡二王传》，第756页。

[11]  《汉书》卷一○○下《叙传下》，第4248页。

[12]  探讨《三国志》列传编排的研究还有［日］矢野主税《列伝の性格―魏志と宋書の場合》，《長崎大学教育学部社会科学論叢》第23号，1974年3月，第1—26页；曲柄睿《〈三国志〉列传编纂的内在理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曲柄睿《〈三国志·魏书〉史论与人物合传》，《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4期。

[13]  以上四条裴注文字，分见：《三国志》卷一一《魏书·王脩传》，第349页；卷一三《魏书·王肃传》，第420页；卷一八《魏书·阎温传》，第551页；卷二三《魏书·常林传》，第660页。

[14]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第100—101页；卷四《魏书·高贵乡公纪》，第141页；卷一五《魏书·梁习传》，第471页；卷三○《乌丸鲜卑东夷传》，第 858—863页。

[15]  《梁书》卷五二《止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57页。

[16]  《史通·古今正史》云：“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史官建置》亦云：“汉魏之陆贾、鱼豢，晋宋之张璠、范晔，虽身非史职，而私撰国书。”（唐）刘知幾著，（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22页；卷一一，第301页。

[17]  参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五，（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83—284页，及［日］津田資久《『魏略』の基礎的研究》中的《〈魏略〉想定編目一覧表》，北海道大学東洋史談話会《史朋》第31号，1998年12月，第20—28页。

[18]  （唐）刘知幾著，（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一二，第321页。

[19]  《晋书》卷三九《王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43页。

[20]  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91—92 页。

[21]  王沈《魏书》的完成时间史书没有记载，但据《晋书·王沈传》，王沈卒于魏晋禅代的第二年，《晋书》卷三九《王沈传》，第1145页。则此书应是在曹魏时完成的。

[22]  满田刚比对《三国志》前十卷的正文与注文，也认为《三国志》最主要的史源依据是王沈《魏书》。不过他判断为“依据”的关系，往往只是文本相同或相关，以此推论具体记载条目的史源依据，难以确凿。不妨从整体上认识王沈《魏书》佚文与《三国志》正文更为贴合的现象，已可说明二书关系之密切。参见［日］満田剛《〈三国志〉魏書の典拠について（巻一～巻十）》，《創価大学人文論集》14，2002年，第237—265页。

[23] 刘咸炘《三国志知意》，收入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第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