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风云中的香港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及各岛屿，位于珠江入海口以东，北与广东省陆路相连，西与澳门隔海相望。面朝大海，港湾水深。

1842年，清政府割让香港岛给英国。此后，九龙、新界相继割让，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英国占领香港不久，基于当地缺乏资源、地处国际交通要道等特点，很快就宣布其为自由港，不设关收税，重点发展转口贸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港英政府因此采取了各种措施保证周围海域和陆地的安全稳定，否则自由贸易无从谈起。在航运业、金融业和鸦片走私、苦力贸易的刺激带动下，香港经济渐趋繁荣。尽管一度还要靠英国政府补助，但很快，到了1855年后，香港财政就逐渐实现了自给自足。以至于当时的港督迫不及待地宣称：“从政治着眼，香港地位的重要性已不再有任何疑问。而香港对加予它的非同寻常的要求（金钱、运输和供应方面）有能力做出反应，且不会干扰其正常贸易运转。这证明本殖民地的商业具有非凡的适应力。”[1]到19世纪末，香港已成为国际交通枢纽和中转贸易港。进入20世纪后，更是稳步发展。

与此同时，香港割让后的中国历史年表上，记录的重大事件包括：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1856—1860年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1898年的戊戌政变、1898—1900年间的义和团运动、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2年清帝退位、1913年的二次革命等。风雨飘摇，神州陆沉。

相比内地，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反而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加之经济发展需要补充大批劳动力、早期港英当局对出入境不加限制等原因，华南地区大批文化人士、小康人家乃至平民百姓，为躲避战乱，举家迁居香港的不在少数。这导致香港人口增加明显，统计数据显示，尽管在19世纪还有反复变化，但在20世纪初期，香港地区中国人数量呈稳步增长态势，从1901年的28万多人增至1925年的70多万[2]。

华洋杂处的人口结构，使得香港社会文化具有中西合璧、思想自由的特点，尤其在宗教方面，更是林林总总形式不一，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孔教等，各立门户，各有道场。

政治、经济、人口、文化等因素的变化，导致香港教育生态也具有了特殊的样貌。

20世纪初期，香港的教育中、西、新、旧并存不悖，各有所安。

在英国的政治体制中，直到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阶段，政府并不直接介入教育活动，而是任由教会、民间慈善团体或私人开办。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1870年，英国政府颁布“初等教育法”，才申明了国家对教育的补助和监督，此后，政府在各学区普遍设立国民学校（小学），允许私立学校继续存在，承认教会学校的地位但要求其中的世俗科目和宗教活动分离。到了1902年，英国国会颁布巴尔福法案，根据这一法案，各郡、市设立地方教育管理机构并掌握教育管理的实际权力。

在港英政府管理下，教育同样具有自由发展、尊重地方的特点。香港教育在最初阶段，就受到中、英两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表现在教学语言方面，香港学校显著地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以英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英文学校，其二是以中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中文学校。就办学机构而言，教会、社会团体、社会贤达仍是香港办学的主要力量。

辛亥革命风潮涌动，在香港华人对国内局势的热望中，中文教育普遍发展起来。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力改革教育事业，同时也竭力期望对香港教育发挥更加直接的影响。但香港教育事业仍保留了其自身特点。

以最为突出的教学科目为例，对比1923年国民政府刊布的《中小学课程纲要》与1929年港英政府教育当局制定的《中小学中文课程标准》[3]，即可览其旨趣。前者在初级中学阶段才开设外国语课程，后者在小学开始阶段就设立英文课程；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前者提倡晓畅的白话文，开设国语教育课程；后者仍坚守古雅的文言文，讲授古典文学作品；前者废除了“读经”课程，后者继续将四书五经列入课表。

国民政府的课程标准，对香港教育似乎力有不逮。最明显的是，英文教育学校对此几乎完全置之不理。很快，国民政府出台了更直接影响香港教育的侨校政策。1931年，中国侨务委员会成立，令广东教育厅通告香港各私立学校，除了在香港政府注册之外，还必须向广东教育厅呈请立案，并在侨务委员会、教育部备案，采用与内地基本相同的教学大纲乃至教材，参加广东教育厅所举办的中学会考，同时，也可以得到国民政府的经费补助。如此一来，香港中小学教育体系中蚀刻上了越来越多的内地印迹。

这种渗入导致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与大学教育的脱轨。当时香港本地唯一的大学是1912年成立的香港大学，教学语言为英文，课程体系与中文教育尤其是侨校教育无法衔接。不过这个问题并没有让学生教师们为难，反正国内大学比比皆是，其中不少学校教育水平并不低于香港大学。

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文化教育的多元，导致20世纪初期香港日常生活具有了鲜明特点。

在内地普遍将不同肤色视为另类“鬼”的时候，香港由于华洋杂处的环境，不同人种可能在生活上是邻居，工作上是伙伴，因此能够更加尊重、包容乃至吸收、融汇异种文化。比如普通市民的婚礼，往往先在教堂举行宗教仪式，待回到家后再进行拜天地入洞房的传统仪式。再如语言方面，市民之间的沟通往往夹杂英语单词，甚至粤剧中的对白也偶有英语。

香港作为贸易之城，各路外商云集于此，他们在香港做生意，基本不懂中文，更不了解与内地做生意的作风和习惯，所以必须要懂英语的华人担任沟通桥梁的角色，这些帮助外商在华做生意的人被称为买办，由于社会角色具有稀缺性，因此买办发财和晋升社会高层的机会就很多。这导致在香港，普遍从实用角度考虑教育问题，一般人家，将子女送入英文学校的话，很容易得到高薪职位，往往中学还没有毕业，即可得到重金礼聘。能够潜心向学，立志学业的反而并不占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