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的隐秘文风

谨慎的文风：

甲：然而，若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一点，大多数人都会深受其害。你自己也说，这些观点会危及那些受其威胁的人，你怎么还能公开讲出来呢？

乙：我的文风让那些乌合之众、populi［大众］、党派都不乐意读。如此一来，我的这些观点就永不会公开。

甲：那你怎么写呢？

乙：让上面提到的那三种人感到作品既没有用处也没有乐趣。

——尼采（《漫游者》，条71）

如果你公开写作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会对大多数人带来害处，“那你怎么写呢”？要进行“迷雾重重的隐秘写作”。这是培根的母亲形容儿子的作品时说的话（《培根全集》，VIII.245），这种描述当然也适用于《新大西岛》和《宣告一场圣战》。在讨论这些寓言之前，研究一下培根关于修辞方法与修辞目的的论述可能会有所帮助。培根想让人明白，他的写作方法“古人曾小心谨慎地使用过”（《广学论》，见《培根全集》，IV.450），这种方法“不能丢掉”（《论本质》，见《培根全集》，III.248）。

培根的做法与建筑工不同，因为“他们建好房屋之后就撤走了脚手架和梯子”（《新工具》，I.125）。培根论述方法论时还部分地让人们看到脚手架，并让他们注意到作为建筑工的他所具有的目标。在最为精雕细刻的讨论中（《广学论》，见《培根全集》，IV.448-450；《论本质》，见《培根全集》，III.247-49），培根拒绝像以前那样把传授知识的技巧（“方法论”）纳入逻辑或修辞名下，而是把它单列为“重点条目”，［22］并冠之以“传授的智慧”这个题目。然后，他列举了六种不同的知识传授方法。每种方法包含一对对立的方法。第一和第二对与本文关系特别密切。

第一对方法把知识的传授分为“家长式和启发式”:前者灌输，后者调动积极性；前者传授时要求全信，后者则启发思考；前者适于大众教育，后者适于少数科学家；前者的目的在于教会如何使用当前的知识，后者的目的在于拓宽知识，促进知识的进步。培根认为，启发式途径“遭到了遗弃和堵塞”，他要把它重新打开，因为科学的进步取决于培养出来的一些后代子孙，他们要超越父辈，其工作方式也激励他们这样做。这种方法“揭示出科学的真正奥秘”，被称为“传递光明”。培根在寓言“普罗米修斯”（《古人》）中详细阐释了这个形象，他极力要求重新设立希腊人的竞赛，但他做了些改动:现在的竞赛是献给普罗米修斯，但火炬要由致力于科学的人来传递。[4]

第一对与科学的进步密不可分，第二对则有另一种用途。这一对包括“显白式的与隐秘式的”或隐微术，与第一对在“意图上”相近，但“实际上”几乎相反。相近在于二者都是一种选择策略，从众多的学习者中选出特别的学生；相反则是因为它们选择的方法以及要传授给选中者的内容不同。启发式方法选择时比平常的教学法更为公开，而隐秘式方法选择时则更为隐蔽。“通过归纳获取的知识”可以根据发现的顺序移植；［23］而学习培根的新科学方法需要此类的演示，它将训练有经验的人取得科学上的进步。这些有经验的人就是科学家，他们的父亲采用上述方法抚育他们，使他们能够在发现和发明上超过父辈。启发法似乎是《新工具》格言使用的方法。在这部著作中，整株新科学被移植到选中的科学家头脑中；选取的过程是被动的，因为显白式科学方法就是要选择那些有才华有兴趣的人。

隐秘教学法则大大不同。它不是培根的首创，古人已经小心谨慎地使用过。它由于被人利用来兜售诸如炼金术、星相术和魔术等伪劣产品而遭到羞辱。为恢复古代的做法，培根必须使它免受滥用。但隐秘法所能采用的方式只有“隐秘传授”，培根必须让其所用到的隐秘题材秘而不宣。他只讲到了隐秘所能达到的意图:圈出去和诱进来。圈出去的人缺少诱进来的人所具备的东西，后者通过老师的解惑或通过“敏锐的头脑”获得了入门钥匙，从而能够独立揭开神秘的面纱。谈论这些隐晦的东西对于尼采所说的“啃硬骨头的人”来讲，当然是一种激励和挑战。《广学论》没有给出使用这种方法的原因，培根最早叙述隐秘的用途是在《论本质》（Valerius Terminus）中，这部作品给出了两个原因:避免“伤害圈外的人”，增强圈内人的兴趣，或按柏拉图所说，不伤害任何人，却有益于好人（《王制》，i.331e-336a）。

培根本人只推崇隐秘法，但他怎么能以隐秘的方式推崇隐秘法呢？实际上，隐蔽起来的东西在《新大西岛》和《宣告一场圣战》中将显露无遗。培根在论述第六对亦即最后一对方法时，曾谈到寓言和比喻的用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丝端倪:“通常，任何违背习惯的科学必须祈求比喻的帮助”（《培根全集》，IV.452；《学术的进步》，见《全集》，III.407）。培根传授的东西本身就与习惯相违背，《新大西岛》和《宣告一场圣战》似乎就是祈求比喻来帮助与习惯相违背的科学。“启发式”和“隐秘式”的区别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培根没有使用这些比喻来传授新科学。《新大西岛》展示了新科学的一些成果［24］和取得这些成果所必需的政治体制，但没有涉及培根的方法；《宣告一场圣战》在新科学问题上几乎未发一言。《新大西岛》和《宣告一场圣战》本身并不涉及培育科学家的事情。作为隐秘法的范例，它们属于寓言或比喻，向读者传授总是与习惯相背的东西。即使培根的新科学本身成了习惯——培根也清楚地预料到了这一点，这些著作也会与新科学不一致。它们将保留自己的隐秘特性，因为他们显示的神秘将永远被认为是一种“不可能”（尼采曾把这个牌子置于扎拉图斯特拉寻求自己的神秘道路上）。这种隐秘法涉及哲学，就培根而言，涉及新科学背后引人注目的哲学原因。通过采用老方法解决老问题，培根表明了自己与古人的密切关系。要取得具有革命性的科学进步，首先要回到过去具有永恒意义的哲学。

在《论古人的智慧》前言中，培根探讨了寓言如何有助于隐秘法。他争辩说，寓言是推广创新的传统方法，即提倡新事物的老办法。其论证的落脚点在《论学术的发展和价值》中已有表述:“即使在当今，任何人若希望让别人明白关于某课题的新发现，他仍然必须遵循同一种方法，即要借助于比喻，否则，会招来敌意或批评。”培根为了自己的创新求助于古代的寓言。就寓言而言，他提出了几个惊人的主张，其中一个令人难以置信，即最为久远的古代是最为进步的时代，他们的智慧由于希腊诗人的重述而部分地被保存下来，作为经典流传至今。在讲述寓言之前，培根非常巧妙地断言了寓言的特点之一，即在史前存在着一个无法挽回的黄金时代，那时生活着与我们迥异的神灵和英雄，我们只能敬仰他们，但永远不能与他们相比。我们必须尽力提醒自己，讲这番话的人就是哲人培根；然而，他也曾与布鲁诺（Giordano Bruno）一道争辩说，后来的我们比古人更年长，因此，更应当得到年龄所赋予的光荣即智慧。[5]在这些寓言中，哲学家培根还默许［25］德谟克利特的观点，认为人类起初穷困潦倒，只忙于生计问题。[6]

在前言的最后，培根承认，他惊人地声称寓言具有权威性可能遭到一些人的驳斥，这些人过度慎重，认为寓言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东西。由于过度慎重之人的阻挠，培根不能用寓言维护寓言，他打算，“如果值得的话，我会以新的理由用另一种方式攻击他”。新的理由即要保护寓言两种互相排斥的传统用途。第二个用途是要阐明意思，培根仅仅描述了这种用途，因为他宣称第一种用途要“掩饰意思”，被他放弃了。放弃了？这种简单的否认巧妙地掩饰了他针对过度慎重之人的含义。同时，他自己的解释常常指向掩饰起来的意思。并且，他常常讲到不应当放弃对意思的掩饰。《论学术的发展和价值》中有同样的一段话讲到三个寓言（《培根全集》，I.520；IV.317），他把这三个当做掩饰用途的例子。寓言的掩饰用途有助于高尚的题材即宗教、政治和哲学，它们要求揭开面纱来阅读。《论古人的智慧》《新大西岛》和《宣告一场圣战》讲的就是这三种相关的题材。

培根和浸淫于古代经典不再追随康德相信启蒙的尼采在对隐秘的描述上具有一致性。尼采重新发现了“哲人们以前所熟悉的显白与隐微的区分”（《善恶》，条30）。他道出了这种实践的原因，更新了柏拉图关于哲学写作原因的典范叙述。尼采说，哲人的真知灼见若要“讲给那些无意于此或无此种天赋的人”，那么，它们听起来就不再像真知灼见，［26］倒“像蠢话，有时像是犯罪”。用柏拉图的话说，可以断定，哲学家没有什么用处，只要有点儿用，就会构成危险（《王制》，vi.487a-502c）。既然断定这些人要么无用，要么危险、愚蠢或罪恶，培根就必须掩饰自己的思想，但不是掩饰那些对传递自然科学的光明而言必需的思想，而是这些思想背后的思想，即它们的原因和根据。培根必需的掩饰行为部分地削弱了他的荣誉。科学家通过传递光明的启发式方法超过了父辈。在公众的眼中，这些科学家们在思想上具有权威性，于是，他们就忽视了隐秘法的隐秘性，或自认为在道德上也优于后者。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超越了他们的父辈——父辈们，特别是那位现代科学之父认为，需要用隐秘的文风来表达那些与习惯相违背的观点。

在既揭示又隐藏的寓言或比喻中，培根传达了他哲学任务中的根本东西，挑明的同时也隐藏了哲人的责任和当时的时代特征，这也是他伟大的事业即建立新自然科学的两个最根本原因。《新大西岛》重述了柏拉图创作的大西岛寓言。培根把寓言命名为《新大西岛》并让其中的一个角色去贬低柏拉图，嘲笑后者的叙述“充满了诗情画意和荒诞不经的东西”，从而让人们注意到这个寓言源自于柏拉图。新大西岛与以前的大西岛有什么关系？同是寓言作家的培根和柏拉图又有什么关系？那个贬低柏拉图的家伙是个基督教神父，他认为自己拥有的知识要高于哲学和基督教提供的知识。那么，新科学与基督教又有什么关系？培根与《圣经》又有什么关系？《新大西岛》以一种独特的也可以说令人费解的方式回答了这些问题，所有这些答案都指向《宣告一场圣战》。这篇复杂的对话集讲述了培根时代基督教的宗派战争。培根把这种战争当做时代的根本特征，并把它放在希腊哲学与基督教长期以来的准备背景中加以考察。他表明，这种背景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培根的新圣战就是代表新科学的信仰之战，他认为战争的原因是当时独特的极端情况和哲人永恒的责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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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那种方法与当代科学方法的标准并不矛盾，并不像20世纪早期的批评家认为的那样已经过时。参见Peter Urbach，《培根的科学哲学》（Francis Bacon's Philosophy of Science，La Salle，1985）；Antonio Perez-Ramos，《培根的科学观》（Francis Bacon's Idea of Science，Clarendon Press，1988）；Harvey Wheeler，《现代经验主义的发明》（Invention of Modern Empiricism），载《法律文献学刊》（Law Library Journal）第76卷，1983年，页78-120。

[2]［译注］De Augmentis Scientiarum是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的拉丁文增订版，为区别起见，分别译为《广学论》和《学术的进步》。

[3]参见Jerry Weinberger，《科学、信仰和政治:培根与现代乌托邦根源》（Science，Faith，and Politics: Francis Bacon and the Utopian Roots of the Modern Ag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我对培根的解释大部分受益于Jerry Weinberger和Howard White。

[4]Stanley Fish有一篇精彩的文章，它会让每个认真研究培根的学者都回味无穷。Fish证明了培根的《论说文集》如何以身作则，把“启发式”方法凌驾于家长式方法之上。他还证明，这些论说文打破了心灵的被动状态和沉湎于习俗的特性，强迫心灵活动起来，从而把培根的科学方法付诸于实践。Fish讲到，读培根的一篇论说文“让人感觉到吃力和焦虑”（页162），他把这种阅读过程比作边读培根的作品边创作自己的作品，但二者都逃不过培根的手心（页147）。Fish称赞了《论说文集》，称它们为“未完成的作品”，它们否定性的情况颠覆了话语的道德含义与说教，诱导读者去进一步探索。文中引用了培根的话:“我们要多多感谢马基雅维里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写出了人们的所作所为，而没有写他们应该做什么”（页79），Fish以此表明，我们也要因为同样的理由而多多感谢培根。参见Stanley Fish，《自我消耗的作品: 17世纪的文学经验》（Self-Consuming Artifacts: The Experience of Seventeenth-Century Literatur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5]《新工具》，I.84:“因为老年的世界才算是真正的古老，这正是我们时代的特征。”也可参见《学术的进步》，《培根全集》，III.291。Paoli Rossi，《近代的哲学、科技和艺术》（Philosophy，Technology and the Arts in the Early Modern Era，translated by Salvator Attanasio，New York，1970）。

[6]培根下了一个惊人的断言，认为在希腊人之前就有一种更为高级的智慧，他做出这个断言大概是要达成两年前他所说的可能之事。他曾经承认:“如果他愿意少一些十足的真诚，说服人们接受下列观点没有什么困难:远在希腊人之前，古代圣人就拥有发达的自然科学，远比他们希腊人的科学强大得多，但早被人遗忘了。”参见Benjamin Farrington，《培根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Francis Bac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页86-87，下文中称《培根的哲学》即指此书。11年后，培根做出了同样的断言（《新工具》，I.132）。培根著作的英译者Benjamin Farrington认为，培根声明自己可以讲以前和后来说过的话，但不会相信，这说明他是真心实意的。Farrington认为这种转变是由于培根不断改变自己的思想之故。更为合理的解释参见James Stephens，《培根和科学的风格》（Francis Bacon and the Style of Scienc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页137-153。

[7]［译注］引用《新大西岛》和《宣告一场圣战》的所有页码都在行文中标出，原书参见《培根全集》卷三中的《新大西岛》和卷七中的《宣告一场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