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代名课《荷花淀》的前世今生（之二）
不少人曾当面对程少堂说“程老师是个‘有故事的人’”。有位作文杂志的女主编甚至在微信上对程少堂说过这么一句话：“程老师是中国语文界的一个奇人。”
何以这么多人都这么说程少堂呢？何为有故事，又何为奇呢？程少堂有很多故事吗？他算得奇人吗？程少堂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程少堂迟早有一天必然会离开语文江湖，而很久以后，语文江湖上还会流传他的传说。
不过话说回来，能把《荷花淀》讲出如此奇观的人，能没有故事么？《荷花淀》那么经典，那么多人讲过了，程少堂有必要非要讲吗？回答是：有必要！非要讲！原因是：其他人讲的《荷花淀》都和他无关，他心中的《荷花淀》只有他程少堂才能讲出来。他要通过《荷花淀》特别告诉一点别人什么。如果你认为程少堂只有调侃式的战略藐视，觉得他这不过是莽夫之举，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只能说明你太不了解他，太小看他了。他之战略上的藐视是以战术上的高度重视为前提的。程少堂借机决定讲这堂全市公开课，是做足了一切准备的，换句话说，他对这堂课心里是有几分底的，不然他是不会刚到深圳做教研员就主动找机会讲公开课的。
可是，程少堂为什么这么主动甚至迫切地想找机会讲公开课呢？是想出风头吗？当然不是。要出风头出一两次就够了。他是要干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这件大事，这件大事不能只靠写文章。程少堂讲公开课的动力，一是来自于他对教研员工作的清醒认识，即教研员的第一身份是老师，准确地说是“影响老师的老师”，讲公开课实乃教研员本分之基。你整天到学校听一线老师的课，评一线老师的课，你手握标尺高举大棒拿着紧箍咒，到一线指导这指导那的，是不是也应该真刀真枪露几手，上几堂课给一线老师们瞧瞧，让一线老师们来评评你？你敢听课敢评课敢指导，怎么就不敢讲一堂课呢？
第二个动力是来自于程少堂一贯对自我的高标要求，就是教研员要学者化。
什么是“学者”呢？综合各种辞书的解释，“学者”最初是指求学的人或做学问的的人，以后又演变成在某一学科方面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具有比较专门系统的学问，学术上有一定造诣和成就的人。一般来说，学者，尤其是著名学者，都有自己的话语系统。来深圳工作前，程少堂集中读过很多的伟人传记，如《毛泽东传》
《邓小平传》《江泽民传》（香港版本），等等。他阅读伟人传记的目的是想看看政治家们是如何形成、概括自己的工作理念的。程少堂发现，这些伟人都有自己的话语系统。这个话语系统最核心的内容可以归纳为几句话。比如，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思想、核心话语就是两句话，一句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一句是“农村包围城市”；邓小平的主要思想、核心话语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江泽民的主要理念就是“三个代表”，等等。这些话语从提出到被普遍承认，都经历了比较漫长的过程。程少堂确信：毛泽东、邓小平他们之所以伟大，跟确立了自己的话语系统有重大关系。程少堂从中得到启发：即使是管理全国复杂事物的革命领袖，其工作理念都通常可以概括成一两句话，那么，一个城市的学科教研员，作为这个城市一个学科的领头人，应该也最好能用一两句话或一两个关键词概括自己的工作理念。程少堂虽不求伟大如此，但绝不甘平庸。在程少堂看来，教研员工作虽然是一项平凡的工作，却并不是一项平庸的工作。庸，乃无所作为。工作要靠人来做，事在人为。只有平庸的人，没有平庸的工作。只要人肯做，任何工作都大有可为。市教研员虽不是什么官员，但也是一个城市某一学科的总教头（有朋友曾戏称程少堂是“语文市长”），有作为的教研员，也应该有自己的话语系统。这个话语系统的确立，需要理论研究作为有力支撑，否则，就很难有话语权，教研员的工作也就有可能出现一种平庸无为的局面：即一辈子的话一年就可以讲完，或者一年讲的话可以重复讲一辈子。于是有了语文味。
很可能，在一般世俗人眼里，从高校副教授到中学语文教研员，这种职业的变动，也是身份地位的变动。程少堂的女儿内心就觉得他到深圳做一个教研员比不上原来在珠海教育学院做副教授光彩。有一次程少堂周末回到珠海家，正在珠海一中念高中一年级的女儿在家里吃饭的时候跟他说，同学问她：“你爸爸调到深圳哪里了？”女儿说，她没有跟同学说我爸爸去深圳做中学语文教研员，而是说调到深圳市教育局去了。程少堂听后感觉到了女儿内心的一点虚荣，就告诉女儿，他考到深圳，一是为她找一个更好的城市，二是为自己找一个更好的平台，行行出状元，就看怎样干，然后抛了个眼神给女儿：“你看看我以后干的。”这句话以后，程少堂一生真正为之倾情奋斗的壮丽画卷便徐徐展开了。
程少堂刚到深圳市教研室不久，单位领导想要摸摸底，便要求新来的教研员，每个人都要在单位做一次学术报告。程少堂这个大学副教授虽然是以全国招聘考试第一名的身份应聘到深圳市教研室工作的，但对那一次的亮相丝毫不敢怠慢，竭尽全力做好准备。讲什么好呢？作为市教研员，在学术上程少堂喜欢创新，不喜欢人云亦云。程少堂早就习惯了把工作当成学问来研究，喜欢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上寻找课题。考到深圳做教研员后，程少堂把做一个“实践型的理论家”
或“理论型的实践家”，当成自己工作的最高目标。而达成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程少堂将其概括为“教研工作课题化，课题研究教研化”。顺着这个思路，程少堂迅速确定了报告主题——《教研员要学者化》。那天，程少堂的报告慷慨激昂，因为敢讲，因为率性幽默，很吸引人，很生动，很精彩，很成功。那次的报告提纲后来整理成题为《呼唤与追求：教研员要学者化》的论文，先后发表在《深圳教学研究》2001 年第3 期和《深圳教育科研》2001 年第9 期。后来又收录在2006年由海天出版社出版的《程少堂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一书中。程少堂在文章中指出：教研员学者化的本质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统一，即教育教学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统一、教育性与学术性相统一、学术成就与工作实绩相统一。程少堂在谈到教育教学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统一时强调：“教研员要成为学者型的教研员，不仅要会用教育教学理论指导教师，而且要会用教学行动影响教师，即要敢于并善于在中小学课堂第一线上课。一般说来，不敢在中小学讲课或不善于讲课的中小学教研员，不会是很优秀的教研员，也不会是很有威信的教研员。”“既有教育教学理论，又有教育教学实践，特别是善于讲课（当然包括给中小学教师上课），是教研员学者化的必要条件。”讲课就是最好的实践，是和理论结合的最佳方式。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和方法，也正是程少堂作为教育学副教授长期以来养成的研究习惯和学术品质在实际工作中的反映。
第三个动力，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动力，就是程少堂有话想说，有声要发，有情待抒，或者说公开课是程少堂说话、发声、抒情的重要途径，他要用课来讲自己。
作为教研员，两年多来程少堂听课也不少了，《荷花淀》这一课肯定也听了好多遍了，可以断定，没有一堂《荷花淀》能讲到程少堂心坎里，讲出教学主体独有的生命体验。程少堂觉得听过的课都太平静了，这平静激发了他的教学冲动和抒情欲望。程少堂总觉得这篇经典小说里，有某种东西在他的内心里翻滚着，汹涌着，燃烧着。他问自己：为什么我看到的和他们看到的不一样？为什么我和传统的教学眼光完全不一样？他要呐喊，他要表达，他在心里说：我要自己来讲这一课！
程少堂究竟从《荷花淀》里看到了什么？他又是用怎样的一种眼光解读传统经典的呢？
程少堂坐在教研室的办公桌前，四月的艳阳透过窗口洒落到桌旁的书架上，正照在书架上集中摆放着的自己年轻时代发表过的一系列颇有影响的论文上。他随手翻看起来，不由得思绪飘飞，一下回到了20 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热”
大潮中。
1980 年代，中国刚刚走出“文革”的阴霾，经济萧条狼藉，文化一片荒漠，思想封闭僵化，举国上下，百废待兴。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的伟大旗帜引领下，当代中国文化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思想文化界作为各领域、各行业中最敏感最活跃的一支，在温暖的春江水中，掀起了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重新解读和阐释的学术浪潮。那时涌现出了众多思想和学术团体，全国各大出版机构大量出版思想学术译、著丛书。这些学术团体和出版热，为新中国吹来了浩荡东风，给贫瘠荒芜的文化土壤播下了新鲜的种子，让国人得以睁开双眼感受西方现代文明，重新眺望世界。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可以看作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早期脚印。1986 年底、1987 年初，三联书店开始推出全面介绍西方20 世纪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大型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该丛书囊括了从海德格尔到尼采、萨特等20 世纪西方著名思想家的代表性著作。到1980 年代中期，已有500 多种西学经典翻译出版，成为1980 年代译介出版西方思想文化著作热潮的潮头。据不完全统计，短短十几年间，从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哲学、心理学、文艺理论等西方重要哲学文化思潮，和以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为主要内容的新方法论等几百种著作，几乎悉数被译介到国内。各地出版的丛书多达几十种，且印数巨大，蔚为壮观。这在出版力量十分有限的1980年代，堪称知识界和出版界的黄金时代。
而传统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热这股强劲学术思潮的席卷，形成了两大思想倾向。一方面，传统文化在文化重建中得以捍卫和高扬；另一方面，传统文化被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遭到无情的反思和批判。这种传统文化批判热突出表现为对僵化看待传统文化的反思上，其中包括了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争论，和对一些传统文化概念的内涵作出现代阐释。这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因为是以西方文化作为世界坐标的再认识，所以很快就延伸为中西文化、中西文明的世纪之争。这既是20 世纪之初文化论战的回响，也是一个世纪以来对东西方文明的总结，它开启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巨幕。
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必然孕育出大批打上“文化热”烙印的知识分子，催生出大量的文化批判文章。程少堂就是这其中典型的一例。
1983 年，程少堂刚刚大学毕业，他的未婚妻在宜昌西陵峡旁的827 厂（直属当时的核工业部）子弟中学做英语教师。827 厂是1970 年代初期我国原计划中的核电站建设基地，基地职工多数是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厂家兰州504 厂调过来的。程少堂的岳父岳母也是504 厂的老职工。1976 年1 月，程少堂的未婚妻在兰州念完高中跟随父母一道调回湖北宜昌的827 厂。后来我国核电站设计人员发现西陵峡地处断层，不能建设核电站，因此827 厂一上马就没有事做。827 厂的职工由于习惯军工企业的高待遇，不愿意往城市调动，而是纷纷往葛洲坝电厂、秦山核电站以及地处宜昌地区远安县的导弹基地——直属原航天部的066 基地调动。
程少堂的未婚妻建议他大学毕业后到当时待遇很好的066 基地第一中学工作，以便她也调到同一单位。于是程少堂1983 年大学毕业时就主动和066 基地有关部门联系，让066 基地向湖北省教育厅申报大学毕业生指标，这样程少堂就主动“放逐”到了地处鄂西山区的军工企业066 基地的第一中学，做高中语文教师。
说主动“放逐”，是因为当时066 基地地处鄂西山区，是湖北省最偏远的地方之一，当时武汉的大学毕业生都不太愿意去鄂西工作。程少堂自己找上鄂西的门，一个原因是未婚妻的主意，一个原因是程少堂自己不想就此平庸一生，而是想找一个地方能安静地、集中精力做出一番学问来。那时的程少堂，不高的个子，瘦削的身形，看上去单薄得很，一对明亮的眸子忽闪着，让青白的面颊充满了灵性；永远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色或蓝色的衬衫，灰色或黑色的裤子，一双黑色的布鞋，一只军绿色的书包，看上去朴素得很，清爽得很，却是那个年代标准的知识青年形象。想想看，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初出茅庐的年轻语文教师，这些字眼绘成了一幅多么朝气蓬勃的青春画卷啊。那时的程少堂，每天都过得无比充实。白天上完课，就批改作业，抓紧备课，一有时间就跑图书馆借书看。晚上独自一个人在宿舍安静地看他的书做他的笔记写他的文章，全然不受外界干扰，潜心做着自己的科学研究。那时他的勤奋在学校很出名，为写稿子，程少堂总是熬到下半夜，甚至有时写到天亮去上班（他到深圳工作后有时也如此，岳母见状曾感叹道，原来你是这样做学问的！）。当时066 基地一中教务处一位副主任，住在与程少堂住的楼平行的对面十几米的一栋楼，两家都是住第四层，副主任家里的洗手间窗户正对着程少堂的书房窗户。有一天副主任在学校说，程少堂老师真刻苦啊，我每天下半夜起夜到洗手间，程老师的书房都亮着灯光。就这样，程少堂在这个地处鄂西山区的原航天部066 基地第一中学工作一干就是八个年头。程少堂是很为这八个年头自豪的。因为在这八个年头中，程少堂不仅是学校语文教师中学生高考语文成绩最好的老师，而且，他的学术生涯也从这里开始起飞，他以坚实的脚步，走上了学术道路。他在那个席卷全国的文化热所萌发的春天里，广泛阅读了大量文化学、美学、哲学方面的论著、文献，并将文化学和自己当时所从事的教育教学工作结合起来思考，用文化的头脑和笔杆，写了一系列从文化学角度反思当代教育弊端的文章并公开发表，成为教育界的文化先声。正是这些阅读和研究，给了程少堂文化的眼光。
在文化热潮中，偏居一隅的一线中学语文教师程少堂发表了一系列文化学论文。《中国学校轻视健身体育由来已久——我国学校轻视健身体育的文化分析及对策》于1988 年2 月20 日发表在《中国体育报》（当时名称为《体育报》），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体育》1988 年第2 期全文转载。程少堂在文中指出，中国学校自古不重视健身体育，主要是受了道家“以静养生”的文化主导，而由此对当代学校教育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据此，程少堂提出了若干建设性对策，呼吁在全民范围内推行体育文化，以期彻底清除长期以来人们轻视体育的陈腐观念。这篇论文是程少堂大学毕业后撰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第一次全文复印转载他的论文。写作期间，程少堂通读了《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书，研究了中国文化对学校体育的影响。这篇文章写作难度很大，从阅读准备、精心写作、反复修改到最终发表，大约有两年时间。就是说程少堂在1985 年就开始研究、准备这篇文章。
文章写完投稿到《中国体育报》后，立刻引起了该报编辑的高度重视。编辑看过文章觉得“有幸先睹，颇感痛快”的同时，开始对程少堂这个偏居一隅的中学语文教师竟会研究体育问题颇觉奇怪，便来信、来电了解他的专业、研究情况以及研究动机。《中国体育报》在发表文章时，还特别加发了题为《清一清陈腐的“积淀”》的约900 字的“编后漫笔”予以推荐。编者认为程少堂这篇文章“所触及的‘历史问题’，是确确实实地背在今人背上的沉重‘包袱’，觉悟到这一点，把这个‘包袱’抖开来看看，对正确认识轻视体育的历史根源，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改革、发展学校体育乃至整个教育事业，会有所启发，有所帮助，有所推动。”
程少堂这第一篇学术论文的发表、转载和推荐，给了程少堂极大的鼓舞。
从发表的时间看，程少堂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在《老人天地》1987 年第5 期上刊登的《诸葛亮的家教思想》。这篇文章是在《中国学校轻视健身体育由来已久——我国学校轻视健身体育的文化分析及对策》投寄出去之后写作的，篇幅不长，写作难度较小，因此很快发表。
程少堂发表于湖北《学校思想教育》1989 年第1 期上的《中国学校德育非个性化源流——关于德育危机的历史文化反思》一文，就运用历史眼光，对儒家传统文化给学校德育带来的深刻影响进行了全方位的文化考察。文章开篇就明义：
“当代德育之所以费力很大，效果却不佳，受传统文化、传统教育非个性化倾向的影响，是主要原因，或者说是症结之所在。”程少堂在论及我国古代学校德育非个性化倾向文化层面的原因时指出：“儒家文化的理想是将个体消融在社会群体之中，以社会来规范人性。儒家德育没有发展人的‘人化’过程，倒是使人向某种‘机械化’‘模式化’‘非人化’逆向变化。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古代学校德育不是把人引向个性解放和人格平等，而是引向‘无我’‘忘我’，引向个性泯灭，使大多数人人性异化而不成其为人。换句话说，按儒家的道德标准进行个人修养，其修养愈是趋于完美，其个性愈是趋于无有。”不难看出，程少堂的这些观点既“身在此山中”，又跳出此山外。因为是站在西方文化观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学校德育，所以在认识上较之以往更清醒，更深刻。在全文结尾处，程少堂辩证指明了我国当代学校“德育的出路”，就是“要进入一个新境界，要找到德育和受教育者的精神连接，既不一味‘迁就’，也不过分‘超越’。核心的问题，是要克服‘大观园效应’，张扬起发展个性的大旗——这既是时代的大趋势，也是使德育‘死而复生’的‘还魂草’”。
程少堂发表于华中师大《教育研究与实验》1989 年第1 期上的《“文质彬彬”
批判——我国学校美育弊端的历史文化反思》一文，针对孔子将“文质彬彬”作为他的培养目标“圣人君子”而提出的审美要求作出了痛快淋漓的批判，即在肯定“文质彬彬”古往今来无可磨灭之功的基础上，更从时代发展的趋势中，列出了文质彬彬风度观导向下人的精神风格之狭隘趋同、之萎缩变形（顺民弱民绞杀个性之奴性倾向）、之双重人格（校内“文”校外“野”）、之整个民族病态审美的种种弊端，以引起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这篇文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直接批判孔子和儒家美育思想的核心“文质彬彬”的文章。
这一时期，程少堂还在南京《体育与科学》1988 年第3 期发表《中国学校轻视健身体育的文化分析及对策》的论文，在《上海教育》1988 年第5 期发表《德育非个性化源流》的论文，参与了当时全国性的德育大讨论。
这些有关学校德育、美育、体育的系列文章，从表层来看，无一不是用文化的眼光来考量教育的方方面面，具体说来是考量传统文化给当代教育带来的利弊，从而对整个中国教育来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批判反思；从深一层来看，却又同程少堂个人的成长经历、教育经历、个性特点和生命体验紧密联系着，特别是传统文化对他的生命产生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他用文化的眼光不仅反思着教育，更反思着人性。这些文化反思的文章因为渗透了个人的生命体验，故而散发着文人合一的魅力，充满了文化的广度、深度、温度与张力。
除此之外，程少堂在这一时期还有多篇教育教学研究论文见诸各类报刊，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发表在《教育科学》1988 年第2 期上的《教学风格论》一文，被我国著名教学论专家、天津教科院院长张武升博士认定为我国尝试建立教学风格论学科的第一篇论文[1]，说明这篇论文开创了教学风格论这个学科。我国教学论权威专家、著名博士生导师李定仁教授在2003 年主编出版的《教学论研究二十年》一书，高度评价程少堂这篇论文，认为该文对教学风格的定义是我国教育理论界对教学风格最好的定义之一。这篇论文影响不小，1989 年以后出版的多部大学教材和教学艺术论专著一般都会引用（如王北生著《教学艺术论》、杨青松著《教学艺术论》、李如密著《教学艺术论》、张武升主编《当代中国教学风格论》等专著大量引用）。教学风格论的研究，潜在地、深刻地影响了程少堂的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特别是影响了程少堂本世纪初开始的对语文味教学风格、语文味教学流派的研究与追求。从这一点来说，程少堂自己就是他的理论的最好践行者，他人生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理论型的实践家，或说是一个实践型的理论家。
程少堂的论文《确立一条全新的、最基本的教学原则——知彼知己》被1990年北京第二届国际《孙子兵法》学术研讨会录用。该文被收入会议论文集，后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 年第1 期，并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1992 年第3 期全文转载，被《新华文摘》1992 年第4 期摘转。不少大学教学论教材已吸收这一原则。这篇文章也是广义文化学范畴。
程少堂的《教学控制论》一文，在1988 年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和其会刊《语文教学论坛》联合举办的“全国青年教改新秀”评比中荣获第一名，当时还是魏书生老师在湖南张家界给他颁的奖。颁奖过程中，《语文教学论坛》杂志的编辑老师告诉程少堂，本次评比的评委主任、时任全国中语会理事长、《中学语文教学》主编陈金明先生评完奖回北京的时候，只把程少堂这一篇论文带回北京了。
陈金明先生看重这篇论文，应该是当时引进控制论思想来指导语文教学实践的论文还少有先例，因此特别关注。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2 期，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学语文教学》1989 年第9 期全文转载。
此后，程少堂又陆续撰文发表。其中《教学传播论》发表在《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90 年第1 期；《教学节奏论》发表在《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89 年第4期；《过度学习论》发表在福建《教育评论》1989 年第6 期，被《新华文摘》1990[1] 张武升主编．当代中国教学风格论[M]．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3.（本书为国家教委级青年基金课题成果）
年第3 期摘转，这是程少堂的文章第一次上《新华文摘》，当时他还在做高中语文教师，只有30 岁。
从这些论文的标题可以看出，年轻时代的程少堂，学术视野相当广阔，对新知识、新的研究领域的学术感觉相当敏锐，从德育、体育、美育，到教学节奏、过度学习，还有控制论、系统论、传播学，等等，他关注的教育问题，既有宏观的抽象性问题，也有很接地气的具体问题，比如他连学校如何排课表都研究，他在沈阳师大《教育丛刊》1988 年第2—3 期（合刊）发表了《运用系统思维安排好学校课表——试论安排课程表的意义和原则》的论文。
程少堂做中学语文教师期间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是发表在《中学语文》1990年第8 期上的《开创语文教学法研究的新局面》一文，文章提出了不少语文教学法研究的新方向，当时许多大学语文教学法教师都没有认识到。其中提出的开展语文文化学研究，语文哲学研究，语文美学、语文艺术等已凭程少堂个人之力成为现实或即将成为现实，而语文教学潜方法的研究、比较语文教学法研究、语文教学鉴赏学研究、反语文教学法研究等还未见诞生，到现在看来都是有创意的思想。从这篇文章可窥见青年时代的程少堂之初生牛犊的气概与“远见卓识”，也可以由此看出，程少堂这个深圳市语文教研员并非突然诞生的，而是早就准备好了的。
细算起来，程少堂在不到八年的时间里，共发表了论文和文章共17 篇。这些论文和文章中，有4 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复印转载，两篇被《新华文摘》摘转。这在30 年前的中国基础教育界如果说不是绝无仅有的，至少也是很罕见的。其中的一些论文迄今还跻身程少堂的代表作之列。这说明，30 年前程少堂已走上了学术道路，且起点相当不低。其实那个时候，在中国语文界，程少堂已经可以算是一个学者了。1980 年代程少堂写出的那多篇从文化角度研究教育的论文，虽然当时完全不是为后来的语文味进行的研究，但都确实是后来语文味研究的基础，其中有一些研究，表面看上去与后来的语文味理论没有直接关系，但有深刻、深远的影响。
应该说，1980 年代程少堂能写作发表这些文章，正是那近十年风靡全国的文化热馈赠给程少堂的精神养分。在1980 年代的文化热中，他广泛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这个热潮中，喜欢读书的程少堂大量阅读了一批文化学哲学美学等方面的著作，不仅阅读了卡西尔的《人论》、斯诺的《两种文化》、本尼狄克特的《菊与刀》、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三联书店推出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以及弗洛伊德、荣格等人的著作，还阅读了国内学者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郭沫若、李泽厚、李宗桂等人的著作，其中当时对他影响很大的李泽厚的大量著作和李宗桂的《中国文化概论》等书，程少堂都曾反复研读。那时程少堂还订阅有《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新华文摘》《北京大学学报》等杂志，这些刊物几乎每一期都刊登文化研究论文，程少堂对这些论文每一篇都会一字一句地研读，同时做了大量读书笔记。这方面的书读多了，自觉地将文化学观点用来分析教育问题的意识就强了，以至于后来程少堂讲语文公开课解读文本，习惯性地如同本能地使用文化视角。因此完全可以说，没有那段时间他在“文化热”中进行的这些大量的文化阅读和研究，就肯定没有今天被学术界称为文化语文的语文味理论。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各种外来事物的不断涌入，国人眼中的世界从“文革”
时期的黑灰蓝突然变得五光十色。面对这样的花花世界，也许很多人认为每天机械地学校—食堂—宿舍这样三点一线的工作生活实在是枯燥乏味得紧。然而对于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从小就有着高远理想，特别耐得住寂寞的青年时代的程少堂来说，能把每天的课上好，能把自己的学生教得出色，能饱览群书沉浸书海，能把自己的阅读所得和日常的教学实践结合起来思考研究写成文章发表出去，本身就是一种无穷的乐趣，而且，这大概就是他生活的主旋律了。在程少堂看来，所有这些带给他的愉悦满足和精神收获的充实感，远胜于外面那个精彩的世界。
翻看完手上的论文，程少堂的思绪从20 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时代图景里回到眼前，头脑也从那场风起云涌的“文化热”中渐渐冷却下来。此刻他问自己：
如果不是那场“文化热”，他还会不会写眼前这些关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文章呢？或者说，自己内心深处到底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呢？这些文章仅仅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吗？难道就不是他心灵的必然产物？今天看来，“文化热”会不会其实是他生命深处的催化剂？这样想着，他脑海里又慢慢浮现出了自己从老家到深圳，从深圳到广州，再从广州到珠海的一幕一幕，甚至更远，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