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当程少堂讲《荷花淀》时他在讲什么
眼下，程少堂自己已经放出要讲一堂全市公开课的话了。孙犁的《荷花淀》
就摆在他面前。对，他作为深圳市中学语文教研员的第一堂全市亮相课就是《荷花淀》（前一年在宝安区海湾中学讲的《伤仲永》公开课，参与听课的主要是宝安区、龙岗区的初中语文教师和关内部分中学语文教师）。孙犁的作品，孙犁的语言，程少堂一向都很喜欢，那白描的诗情，那纯粹的韵味，令他着迷。这第一堂面向全市的公开课他选择了孙犁的《荷花淀》，也是因为他确实喜欢吧。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然而今晚程少堂并没有急着回家，也没有出去吃饭，白天纷繁不断的回忆让他的心湖难以平静。于是他一个人留在办公室，靠在高背椅上闭着眼睛，似乎在想什么，又好像没想什么。办公室很安静，走廊里也很安静。整栋办公楼只剩他一人，其他同事早就都下班了。深圳夜生活的灯红酒绿和熙攘喧嚣从他办公室的窗口可以看得分明，听得分明。可此时，窗外的一切都与他无关，深圳这座城市也与他无关，他的世界只有他自己。他起身泡了一杯清茶，调亮了台灯，拉起窗帘，坐下，目光落在了这篇他已读过听过无数遍的经典名篇《荷花淀》上，重新读起。被称为“诗化小说”的《荷花淀》里那动人的诗意果然无处不在：淀上温柔皎洁的月色和月色里水生夫妻话别的温情诗意自不必说，晌午时分几个青年农村妇女的叽叽喳喳在淀上阳光、南风、稻秧、芦苇、菱角、荷花的映衬下也荡起了层层诗意，连扑楞楞飞起的野鸭、耳边响起的一排枪声、水面上残留的硝烟火药味里都弥漫着别样的诗意。所有这些在他眼里，不仅美得令人陶醉，而且美得让人深思——战争在中国作家孙犁的笔下，没有一丝腥风血雨，却是如诗如画，革命乐观主义取代了残酷惨烈，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主题几乎要膨胀到热爱战争了，为什么？难道这仅仅是一种文学审美吗？难道一切审美仅仅只有和谐式的优美吗？孙犁作品中的清新气息和优美意境是战争本身吗？
战争的本质是什么？当文学遇到战争，作家的使命是什么？想着想着，程少堂不禁又想起了这许多年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种种经历。他呷了一口茶，问自己：生活的本质又是什么？真实的生活是不是不如意事常有八九？我们是怎样对待这些不如意的？结果如何了呢？我们又该怎样面对自己的内心？
一连串的问题问得他自己心潮澎湃。他觉得以前对《荷花淀》小说的种种传统解读，内容上都是从社会学或政治学、广义文章学（包括语言学）等角度切入的，不仅如此，这些解读在形式上全部由小说的环境、情节、人物这三个要素结构着，规范着。他想，经典名篇如果还是所有语文教师都按照这种思维定式，继续用传统的视角、传统的结构来解读，来教学，怎能翻出作品的新意，让经典焕发新的活力？旧瓶为什么不能装新酒？这样想着，传统的大路思维一个一个站到了程少堂的对面，他心里生出一条“陌路”来。其实这条路早就在他心里了，方向也很明确，就是“企图让学生通过《荷花淀》的欣赏，学会用一种新的即文化学的眼光读孙犁的小说。环境、情节、人物性格当然是要分析的，但是在文化的视野下分析（当然必须是文学分析）。尝试把文、史、哲真正打通。”这就意味着，小说三要素这些传统概念将不会显山露水地作为教学环节呈现出来，而将内涵在“文化”的气息里，用另一种方式传递表达，这就是他的《荷花淀》一课设计的深层结构。因为这条路“陌生”，此前从未有人走过，他是开路者，暂时还没想到一个很合适的名字，姑且称之为“文化路径”好了。应该说，文化路径对绝大多数老师来说是陌生的，而于程少堂，非但不陌生，简直是再熟悉、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1980 年代那场文化热给了他文化的眼光，今天他用文化的眼光来寻找语文未来的路。他确信，这条路是一条光明的路，是一条风景无限的路。
文艺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甫一诞生，创作的话语权就交给读者了，是读者赋予作品第二次生命。如今，孙犁的《荷花淀》遇到了程少堂，从前传统的政治画风和单一的中国风将摇曳成富有文化气息的哲学诗意了，他将赋予《荷花淀》第二次生命，且这第二次生命可以大大丰富这部经典名篇本来的意义。
这一点，他大约的确可以肯定了。是文化为他开辟了蹊径，同时给了《荷花淀》
第二次生命。他这堂课就是“用文化眼光读孙犁”，也是“从《荷花淀》看中国文化”。于是，程少堂《荷花淀》的教学主题就这么定了：“用另一种眼光读孙犁，从《荷花淀》看中国文化！”主题定了，这堂课的灵魂就有了。他嘴角浮起一丝笑意，把杯中的茶一饮而尽，仿佛向自己干杯庆祝一样，然后站起身来，整理好随身物品，锁好门，快步走出了办公大楼。
三月春寒，晚风料峭，加上刚刚的茶香，让走在回家路上的他格外神清气爽。
一路上，他满脑子都是荷花淀。十点钟的街道已渐渐冷清了下来，他抬头望着天幕中银盘似的明月，浑身沐浴着柔和的清辉，竟觉这景象和那淀上氤氲的月色一模一样呢。
忽地，郑板桥的《画竹》诗跳进了他的脑海：
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
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啊，这诗句莫不就是说他程少堂呢！过去几十年来，小说教学的传统结构、《荷花淀》的传统解读、语文课的传统教法，不就是郑板桥四十年来所画竹枝的“冗繁”之态吗？而今程少堂的此番思量正欲削繁就简，想那留下的所谓陌生的“清瘦”当自成一种风韵：她极有可能不是以往的《荷花淀》，也不是以往看惯的语文课了，可她就是我们心中的《荷花淀》，她就是我们心中的语文啊。所谓“画到生时是熟时”，正如程少堂自己所说：“这节课希望在名著重读方面提供一种新的理念，一条全新的可资借鉴的‘陌生化’（此处借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术语，指教学内容和方法都要不断更新，要使熟悉的变得陌生，给人以新鲜的刺激）思路，并企图借此机会给既有的小说教学模式来一个建设性的冲击。不想把这节课讲成一节‘规范’的课。”这才是他程少堂的追求，这才是他上这一课的目的，这才是程少堂的意义。
借《荷花淀》一课对已有的小说教学模式来一个建设性的冲击，说白了，就是要建设一个与既有的传统模式全然不同的新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如何概括，一时还说不清，但大体轮廓框架是有了。“从《荷花淀》看中国文化”这一副标题即表明了他的想法和用意：这个模式与文化密切相关，文化应该是构建这个模式的起点和结点。
然而《荷花淀》里的中国文化是怎样的？文化眼光里的《荷花淀》又是怎样一种哲学的诗意呢？说到文化，说到哲学，说到诗意，在一般人看来，这里的每个词都是大而又深、玄而又妙的命题，单独拿出来都可以写好几十本书。可仔细想想，文化、哲学、诗意，又都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生命里。因此，不妨从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生命出发，也就是从“我”（人）本身出发，来探寻《荷花淀》里的另一片天地。这片天地与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相连。这片天地将因为我们的生活和生命而别有洞天。程少堂敏锐感觉到，《荷花淀》的第二次生命一定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点燃的，也就是说，他要将自己的生命融入《荷花淀》，创造一个全新的艺术天地。
主题定了，模式有了，接下来就是具体实施了。程少堂进一步思考：环境、情节、人物这些传统的小说要素肯定是要讲的，只不过是隐性地讲，是换一种角度讲，是用文化讲读三要素。那么这三要素在文化眼光的观照下将是什么样的风貌呢？简单说，就是以（人）为中心，在“我”眼里，环境、情节、人物各有什么特点。
零点过了，夜深了，万籁俱寂。程少堂端坐在书房继续思考，备课。初春的寒气还是入骨的凉。当他读到孙犁笔下的这片自然风光时，这些文字竟很自然地排成了带着暖意的诗行：
月亮
升起来
院子里
凉爽得很
干净得很
白天
地
破好的
苇眉子
潮润润的
正好编席
女人
坐在
小院当中
手指上
缠绞着
柔滑修长的
苇眉子
苇眉子
又薄又细
在她怀里
跳跃着
这里并没有多么华丽的辞藻，只是纯粹的几笔白描，然而清水出芙蓉，那月亮，那院子，那芦苇和那女人，有种天然的融合之美，那清爽恬静、明朗柔和的画面，真令人沉醉。那“柔滑修长的苇眉子”，不就是《诗经》里的蒹葭么？“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他浅吟着。“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他低唱着。想想吧，抗日战争期间，画面中这个编席的女人水生嫂，在这样一个月白风清的夜里等着丈夫的归来，白色恐怖被晕染成梦幻般的蓝，这是中国作家如孙犁才写得出来的。要是到了高尔基的笔下，早就成了勇敢高傲的海燕那胜利的呐喊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是的，如果是高尔基来写，画风可能就变成了：“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忽然一声炸雷，女人慌慌张张跑到屋子里。”或者：“一声炸雷，几个雨点敲打在女人的脖子上，女人仍然在屋檐下编着她的席子，席子在闪电的照耀下就像刺向日本鬼子胸膛的刺刀。”想到这里，程少堂被自己的改写想法逗乐了。
又继续往下看：
……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
在这里，孙犁不写纷飞的战火却写飘飞的芦花，不写鲜红的热血却写雪白的苇席，不写浓浓的火药味却写脉脉的荷清香，不写抗日前线英勇杀敌的男人却写抗战后方思念坚守的女人。不错，作家的取舍就是作家的审美取向，留在笔下的固然是作家心之所往，但被舍弃的未必就没有意义。你舍弃的有人会撷取，你看重的别人也可能未必看好。同样面对革命战争题材，以孙犁为代表的中国作家，和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西方作家，他们眼中的自然环境特点就截然不同甚至相反：
高尔基看到的是黑色的风暴，轰响的雷声，翻腾的波涛，怒吼的大海，燃烧的火焰，而孙犁看到的依旧是飘飞的芦花，黄色的苇叶，洁白的苇席，薄薄的透明的雾，一个轻盈银白的世界。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呢？这是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观造成的。中国文化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渗透融合，也就是“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强调的则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对抗。
程少堂用文化眼光打量着这篇经典小说，越发觉得和以往那些解读大不一样。沿着这条路，他相信还会有更多发现。其实，传统教学中的小说环境要素放在文化视野里就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情节要素不妨理解为人们之间展开的一段段故事。当然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人际关系也可看作是一种社会环境。不管是情节还是社会环境，这一层面在文化视野下反映的就是人与（他）人的关系。《荷花淀》中写了很多人物关系，如水生夫妇之间，水生父子之间，几个妇女之间，男人和男人即战士和战士之间，战士和他们妻子之间，等等。这些人物关系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关系的展开主要通过对话来完成。程少堂重新看了看水生夫妇的几处经典对话。
水生笑了。女人看他笑得不像平常。
“怎么了，你？”
孙犁安排水生嫂的这句问话用了倒装句，即先把一种状态问出来，然后再问“你”，这是为了突出她觉察到丈夫的不平常，那种比较焦急忧虑的心理，而又不失妻子的温柔体贴。
当水生告诉妻子自己第一个报名上前线时，孙犁笔下的水生嫂是赞赏中带着嗔怪，既怨又爱地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贤妻，既不同于不明大义的撒娇式的小女人，更有别于发狠耍泼似的悍妇形象。听到丈夫最后的嘱咐“不要让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们拼命”“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这几段对白用笔简洁，情感的层层推进里流淌的是夫妻之间的绵绵情意，两人在处理国与家的关系问题上，尽管心理上多少有些不一，但在言语行动上存异求同，始终没有构成激烈的冲突。
还有那几个妇女之间的对话。一处是写全庄的男女老少送水生们上船走之后：
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过了两天，四个青年妇女集在水生家里来，大家商量：
“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水生的女人说：
“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
“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
一处是写荷花淀上几个女人探夫未遇的对话：
“你看说走就走了。”
“可慌哩，比什么也慌，比过新年，娶新——也没见他这么慌过！”
“拴马桩也不顶事了。”
“不行了，脱了缰了！”
“一到军队里，他一准得忘了家里的人。”
看着这些对话，几个女人七嘴八舌一人一句，一句一个性格。然而她们并没因为性格的不同而翻脸吵架。相反，这多样的性格彼此之间相安无事，和平共处。
她们你一句我一句，聊得甚欢，竟成了万里无云、南风送爽的晌午时分，在一望无垠、微波粼粼的荷花淀上的一道绝妙风景呢。如果把不同的他人当作自己以外的世界，那么人与（他）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样，就是和谐，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的人际关系。
程少堂还注意到，孙犁在写这些人物时，不仅写了以上人物之间的外在关系，同时还细腻刻画了人物自身的心理活动，这从文化视角看说的就是人与自我的关系。比如写几个青年妇女的心理：“几个女人有点失望，也有些伤心，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可是青年人，永远朝着愉快的事情想，女人们尤其容易忘记那些不痛快。不久，她们就又说笑起来了。”比如写水生嫂的心理：她听到丈夫说明天就到大部队上去时，先是“手指震动了一下”，内心掀起的波澜随即被“把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的微妙举动节制了；“女人鼻子有些酸，但是她并没有哭”，说她即使心里再痛再苦，还是努力克制着，中和着难过的情绪。水生嫂们种种矛盾纠结的心理，总是不断地为她们理性的爱所平衡着，缓和着，消解着，同时也含蓄地表达着，读者感觉不到她们的内心实际是有多么痛苦，多么压抑。程少堂想起在中国民歌里是这样表达男女之间美好深挚的爱的：“世上狮子爱麒麟，阿哥阿妹结同心。哪个先上黄泉路，望乡台上喊三声。”多么委婉蕴藉啊。西方人表达爱、表达感情绝对不是这样的。在大街上，一位西方男士看见一位小姐很漂亮，他会走上前直接赞美，小姐呢，欣然接受并表示感谢；久别重逢时，西方人首先会亲吻拥抱，以此来表达强烈的爱与思念，然后再相互寒暄倾谈；发表获奖感言时，西方人会毫不谦虚地高调直言自己是最棒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时，程少堂不禁想起和女儿的一次闲聊来，蛮有趣的。当时女儿读高二。
那天吃饭时，他和女儿讨论起《西游记》。他问：“唐僧带领几个徒弟到西天取经，假设唐僧在路途上得了重病，病治不好，因为没有什么药，你说他会选谁当接班人，去完成西天取经的重任？”女儿脱口而出说“孙悟空”。程少堂说不会是孙悟空。女儿又猜是猪八戒，他说也不是。女儿大惊：“是沙僧啊？！”程少堂说很可能是沙僧。女儿问为什么，程少堂顿了顿，若有所思地解释说：中国文化是讲究共性和谐的文化，个性太强、锋芒太露、性格太直的人，哪怕你能力再强，也不大受欢迎，甚至会遭人嫉妒，打压，排挤。
想到这里，程少堂不禁想起德国19 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的那首著名的诗，和后经海德格尔对此诗作出的哲学阐发而写成的《人，诗意地栖居》，便从书柜里抽出这本哲学名著翻看起来。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他们都用诗意的笔调鲜明地表达了几乎所有人的共同强烈愿望，即要像诗人一样生活。海德格尔还在他的《远景》中具体描述过这种诗意：
当人的栖居生活通向远方，在那里，在那遥远的地方，葡萄闪闪发光。那也是夏日空旷的田野，森林显现，带着幽深的形象。自然充满着时光的形象，自然栖留，而时光飞速滑行。这一切都来自完美。于是，高空的光芒照耀人类，如同树旁花朵锦绣。
作为栖居者的海德格尔，通过描绘大自然生动、灵活的时间和空间图景，唯美展现了一位哲学家的诗意灵魂，即对诗意生活葆有的那份憧憬与追求，让人产生了无限的遐想。于是，程少堂用笔写了几行字来记录他此刻的读后所感：
中和（适中和谐）精神与中和之美，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审美观念，它的基本思想是教人处理好人与自然，人和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使之处于协调状态，即教人学会诗意地生活，诗意地栖居。
程少堂明白到，孙犁的《荷花淀》之所以深受中国广大读者的喜爱，也许正是因为他中国式的审美和中国式的表达。其间你看到，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人依然可以诗意地生活，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而中国自古以来的这种充满诗意的“天人合一”的文化范式，甚至影响到了海德格尔这样著名的西方哲学家。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贡献。那是不是可以说，中国文化就优于西方文化了呢？这个问题让程少堂不由得再次忆起自己四十年多来的人生经历。
当年，程少堂为了跳出农门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冒着巨大风险、顶住周围巨大压力，硬是连续考了三年大学最后终于考上。他做民办教师和高中语文教师，教学成绩是全校第一，期间还在国内顶尖刊物发表了多篇教育教学论文。这对于普通一线教师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他读研究生时，科研能力大大超过周围同学，专业成果特别突出，作为唯一一名硕士研究生和另外两名博士研究生在学校图书馆橱窗里被宣传表扬。他写出的论文之艰深一度连导师都直呼难懂。他在珠海七年多，做高校培训部主任时不安于现状，不管那些老顽固的老一套，硬是把难搞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做得轰轰烈烈。他来深圳做教研员这两年，誓要扭转全市中学语文教师队伍中的教研不正之风，放重言，出重手，狠抓历史遗留问题，下大力度整顿教研氛围。凡此种种，都让他收获了不少引人注目也让他自己引以为豪的成绩，但他倔强到一意孤行的性格，果决到不留情面的作风，卓越到鹤立鸡群的成绩，也招来了一些异样的眼光和声音。说到底，是他这样的性格与中国文化不相容。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和”的理念之下，倡导的不是做事，而是顺从，是忘我，是个体融化、消亡在集体之中，喜欢的是温和听话的宝姐姐，培养的是文质彬彬的君子。身处这样的环境，可以想象，你锋芒太露，自然就会被人说三道四，甩些酸溜溜的风凉话。这样的世相，程少堂是见的多了。
如此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既可能是一种令人愉悦向往的诗意境界，也可能给人的心灵带来伤害，因为一味求和，通常是以扼杀人的创造性，以压抑自我、牺牲自我为代价的。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你要想人际关系好，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干事，尤其是不要干出成就来，以免打破平衡；你要干事，尤其是干出成就来，你自己舒服了，别人就不舒服。别人对你有了看法，各种阴暗心理就来了，一心想攻击你诋毁你阻遏你打压你。这种负面的氛围又反过来败坏着你的情绪，对你的进一步做事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那怎么办呢？生而为人，我们该如何呢？是迁就妥协，还是搏斗抗争？
此时，海德格尔的背影渐渐隐没在浓黑的夜色里，海明威从灯火阑珊处向他昂扬走来。他仿佛依稀看见了波涛汹涌的大海、硕大凶猛的大马林鱼和成群凶恶的鲨鱼，当然还有桑迪亚哥老人那衰弱而挺拔的身躯。桑迪亚哥老人连续84 天在海上打鱼，经历着数不清的饥饿与伤痛，忍受着厄运的重压，可他既不唉声叹气，也不怨天尤人。他与勇武健壮的狮子为友，并从中获取力量、快乐和希望。他凭着顽强的毅力、过人的智慧和必胜的信心，与恶劣的气候和多舛的命运搏斗。
虽然最终他全部的努力成了自然界的牺牲品，但正是他的失败让他成为真正的强者。他以永不言败的精神捍卫着“人的灵魂的尊严”，他那从未停息的探索与追寻的脚步，成就了他不朽的英雄之名。桑迪亚哥！桑迪亚哥！程少堂的内心为这个硬汉老人的不屈精神所鼓舞着，激荡着。他慨然提笔，写下几行大字：
人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可以消灭他，但就是打不败他！
人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可以消灭他，但就是打不败他！
人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可以消灭他，但就是打不败他！
程少堂一口气写了三遍，觉得痛快淋漓，浑身充满了力量。是的，他觉得他自己就是海明威笔下那个孤独、刚毅、乐观、自信的老人桑迪亚哥，一直在变化无常的大海上与各种势力较量、抗争，他认为这就是人的永恒的精神价值追求。
这种激烈的抗争是人与外界的对抗，表现出的是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战胜，这是西方文化精神所崇尚的古希腊式的悲壮美、崇高美，它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化精神推重的和谐美、融合美。此刻，程少堂内心里为桑迪亚哥的气魄和灵魂而落泪，他为自己而落泪。对，他就是要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来结课，来为和谐诗意的《荷花淀》画上一个铿锵有力的句点，抒其情，言其志。
这一夜，孙犁的《荷花淀》有了第二次生命。这第二次生命是程少堂跳出了小说本身的局限，跳出了传统的政治学、社会学的窠臼，用文化学的眼光观照出来的；是他先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再转换到西方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进而比较感悟出来的。这个教学主题是渗透了程少堂生命体验的新的生命主题，因此相比于课文主题，显然更加丰富，更加饱满，更加厚重，更加灵动，更加宏阔了。
六、发现语文新大陆
说2012 年4 月11 日程少堂主讲的《荷花淀》课里氤氲着浓浓的语文味，说这一课开语文教学之新风，应该没有异议。要沐浴语文教学新风，要一窥语文味之堂奥，就要一睹《荷花淀》之芳容。然而遗憾得很，我没有机会现场去听程少堂这节著名的语文味第一公开课，只能从教学实录和发表在《深圳教学研究》2002年第2 期署名为“小舟”写的《但开风气不为师——程少堂老师〈荷花淀〉公开课纪实》（下文简称《纪实》）一文，以及现场专家、老师的点评中间接感受这堂课的巨大魅力。
据《纪实》一文报道，公开课现场场面火爆。当天下午，深圳市全体高中语文教师、部分初中语文教师以及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部分师生共500 多人，在深圳中学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听课，深圳市教育局唐海海副局长、深圳中学校领导也参加了听课。在场的领导、老师无一不被这节课新颖的角度、高远的立意、磅礴的气势、生动的幽默深深吸引，强烈震撼，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深圳市中语会副会长、深圳中学语文科组长薛安康老师说：“这节课很精彩，可以打90 分。”深圳中学徐亚芬老师（山西大学文学硕士）说：“这节课亮点太多，高潮迭起，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教师的个性魅力，令人激动。执教者、学生与听众忘情投入，现场效果非常好，可谓盛况空前。一堂课气氛这么好是很少见的。”
市直中学语文中心组组长、外语学校语文科组长林海平老师也盛赞这节课“令人耳目一新，很成功”。深圳市高级中学特级教师李凤平指出这节课的优点：（1）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来审视中国小说，高屋建瓴；（2）在培养学生文化素质，注重文化熏陶、感染上做得很好；（3）讲析诗化小说含蓄性的特点，做到了旁征博引；（4）研究性课题设计得很好；（5）对学生评价——激励语做得非常好。美中不足的是：（1）课堂大起大落，大开大合，有的地方衔接过渡不足；（2）引申扩展的不应过多，与课堂无关的不说；（3）语言还应更精炼些，导语应再精炼些，短些；（4）应让学生来提问题，挑起“事端”，再平息“事端”。市语文学科带头人深大附中叶培祥老师说，这节课是语文教学新视野的成功实践，上出了冲击力、震撼力，执教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学生的思维空前活跃，学生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一位老师听课后仿古诗赋诗一首：“听君新唱杨柳枝，如闻仙乐耳渐明。
此曲只应程师有，别处能得几回闻。”罗湖区翠园中学邹玲老师评价道：“这节课非常成功，从多方面洋溢着浓郁的‘语文味’，是‘语文味’的典范，值得专门研究。”不久之后邹玲就写文章《慢慢走，欣赏啊——程少堂老师执教课〈荷花淀〉观后》作了专门研究，开篇写道：“听完程少堂老师的《荷花淀》，让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语文课还可以这样上，上得如此从容不迫，上得如此兴味盎然，上得如此诗情画意。由这节课引出了我对语文课，对语文味儿的一些思考。这节课之所以这么让我们觉得震感，觉得耳目一新，就因为它是一节体现了语文味儿精神实质的实践课，它让我们对语文味儿的理论有了更加直观的感性的认识。”原南昌一中语文科组长、退休后在深圳执教的曹雄飞老师说：“这节课是老师的教学个性得到充分张扬的典范，厚积薄发，很成功。”东湖中学杜舟平老师（曾获湖北省教学比赛一等奖第一名）课后给程少堂发了一个电子邮件：“今天在深中听了一节《荷花淀》，感受颇深：无论是钻研教材还是设计教法、课堂引导，程老师都达到了一种‘不胜寒’的高度，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中西方美学的滋养，是攀不到这个高度的。如此看来，这堂课是给了听课者‘一个高度’。”
深圳市教育局唐海海副局长在评点这堂课时更是高屋建瓴，独抒新见，入木三分，他热情洋溢地指出：这节语文课是对旧的语文教学模式的冲击，它以独特的视角激活了听众。课堂上老师灵活运用直接间接的比较，旁征博引，处处启发学生，可整节课却是形散而神不散。尤为难得的是，整节课表现出的水乳交融的新型的师生关系，老师启发学生表现的是其个性、思想，而不仅仅是知识；老师不断地把学生引向求知的不平衡，学生的思想十分活跃，老师在此不是知识的判官，倒成了智慧风趣的精彩点评人。本课注重的是非知识目标，小说不过是老师启发学生思维的一个载体。这节课上出了文化品位，上出了启发性，上出了冲击力，上出了老师的个性魅力。它打通了文史哲的界限，从大文化的角度引起了我们的思考，长期受此熏陶，学生定将受益匪浅，并可影响其终身。唐海海副局长还说：“从在座的各位对这堂课的关注和思考，我们看到了深圳语文教学的希望。”
无数的赞美声中也有质疑的声音，这很正常。因何质疑呢？因其先锋。先锋吗？确实先锋，且先锋至极，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先锋。难怪连语文界的著名专家、大学教授（如王荣生）都说这堂《荷花淀》给语文界带来的冲击力“巨大”。然而真正的行家应该看得真切，先锋其实是外在的，这堂课骨子里头是传统至极。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堂在传统中浸泡得通透的老派语文课。无论怎样，课一讲完，就是公共作品，应该任人评说。评说越多，争论越大，这堂课的价值也就越大。程少堂一直这么认为。
话说回来，这堂《荷花淀》之所以能够俘获万千语文教师的心，获得如此广泛的高度评价，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正在于其“先锋”，也就是“新”，是一种陌生的清新感，或者说是一种清新的陌生感。这“新”，绝不是程少堂故意标新立异来哗众取宠，实在是“画到生时是熟时”的化境。郑板桥画了四十年的竹子，总是白天画竹晚上思考画竹的方法，终于明白应该去掉那些冗繁的枝枝叶叶留下清瘦的竹竿。画竹从“冗繁”到“清瘦”，从熟练的描摹到竹子独特的神韵跃然纸上，这是从技艺到风格的一个升腾。在摩画四十年后，郑板桥逐渐认识到画竹的真正奥义，明白到“生”才是所谓真正的“熟”。现在所画竹子与以往逼真的描摹显然是不一样了，表面感觉是“生”了，实际上“生”本身就是进入了一个有所突破的更高的艺术境界。只有不断地感觉到“生”，才能不断地进步，画竹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是这样的，一样东西，你对它朝思暮想，反复盯着它看，看一天，看一个月，看一年，看十年，相信你总有一天会将它看穿，删繁就简洞穿它的本质。这和水滴石穿的道理有类似之处。程少堂之于语文也大抵如此。你想，他青年时期教了多年的语文课，读本科和研究生时又整天和中文、教育学、心理学、文化学、美学、哲学之类的打交道，来深圳做语文教研员又听过几百堂语文课，这些实践和理论不断交织着、联系着，促使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语文。他将文学、史学、美学、诗学、哲学、教育学、文化学、心理学诸学科全部融汇，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全部打通，他对语文的认识不断从感性走向理性，由现象看到了本质，他的语文风貌自然就同传统的语文风貌全然不同了。
他绝不会模仿重复以往的语文课。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滋养，他逐渐从复杂纷扰的语文乱象进入到了语文的本质。因此他的《荷花淀》课一公开，万千语文老师便惊叹“语文还可以这样教”“语文竟可以如此之美”，言外之意就是程少堂的语文和过去我们所有人的语文都不一样，他的语文是全新的语文，他上出了语文之美、语文之味。当然也有人质疑“这是语文吗”，言外之意就是“这不太像语文了”。而“不太像”三个字，就被某些人称为“泛语文”，和“非语文”“伪语文”“反语文”等概念放在一起，当作批判的对象。所谓“泛语文”，从语文教学目标的角度看，是让语文教学几乎承担了所有学科教育的使命；从语文教学内容的角度看，语文教学更多的是把文本内容当成了语文教学内容，从而“耕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而所谓“伪语文”，是指语文教学中充斥着很多看似属于语文其实和语文相关度很小或近乎无关的教学内容和环节。所谓“反语文”，是指高度工具化、技术化的训练，使语文和语文教学走向了它的反面，因此称为反语文和反语文教学。
针对这种批评，程少堂撰文《“语文味”究竟是什么？——兼及对“泛语文批判”的批判》，打响了反击“泛语文批判”思潮的第一枪。这篇论文原载于《语文月刊》2009 年第5 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中语文教与学》2009 年第8 期全文复印转载。从文章的正副标题来看，该文主要是谈语文味的。第一部分用了6000 多字来谈什么是语文味，对语文味概念作了进一步定义。第二部分则“顺带一枪”，用了3000 多字对当时语文界很主流因而似乎见不到有人公开质疑的“泛语文批判”，进行了提出问题式的初步批判。程少堂认为，语文界对语文的本质，以及“泛语文”“非语文”等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存在重大偏差。从这些偏差中，程少堂大致看出了问题之所在：用形式逻辑方法定义语文的本质，即认为语文的本质是基于同一性的自本质。但是按照辩证逻辑，“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1]。也就是说，按照辩证逻辑，事物的本质包举异质性的非本质。从自本质看，“白马是马”和“白马非马”都有其道理；从非本质看，有容乃大，异质兼包。程少堂指出，批评他的《荷花淀》是“泛语文”以及其他一些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文章，宣扬的是同一个观念：语文就是语文。但是实际上，语文还有其非语文的一半。以辩证逻辑的眼光看，“泛语文”既不是语文也是语文，“反语文”既不是语文也是语文（美学界就有著名学者写有《反美学》的专著，仍然属于美学范畴）。同样，所谓“伪语文”既不是语文也是语文。程少堂认为，那些挥舞“泛语文”大棒的语文工作者，其实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泛语文，更没有搞清楚语文、纯语文、次语文、非语文、反语文、超语文乃至潜语文、亚语文、坏语文等一系列概念的内涵和关系。最近十多年来，有一句话在语文教学界叫得很响，就是上述引文中出现过的“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似乎没有人怀疑过这句“名言”的正确性。一些评课专家就是挥舞这个大棒“打”人的。语文报刊上发表的许多一线教师写的文章，也是按这个腔调写就的。这些文章的核心思想，就是企图要给语文教学画一个明确的框框。按这个腔调写成的文章，都认为自己的语文教学理念很先进，目的是为了捍卫语文的纯洁性和边界，因而是真“懂”语文真“爱”语文。其实未必。程少堂当然是反对语文“异化”的，但是，现在他认为，窄化语文也许是更值得警惕的一种“异化”。他认为，那些真“懂”
语文真“爱”语文的人们，对语文本质的看法比2500 多年前的孔子还落后，还欠科学性。作为“语文味”理念的首倡者，程少堂认为应该对这句“名言”进行学术批判，这种批判是推进语文教学改革、保证语文教学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程少堂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举国皆醉我独醒”。《“语文味”究竟是什么？——兼及对[1] 毛泽东著作选读( 上册)[M]．人民出版社，1986．148.
“泛语文批判”的批判》是一篇曾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文章，是国内语文界公开发表的对“泛语文批判”浪潮进行反击的第一篇孤胆雄文。说是“孤胆雄文”，是因为当时中国语文界批判“泛语文”的情势可谓“万夫当关”（当时对“泛语文”只有批判声，没有一个辩护的声音），而程少堂竟要“一夫欲开”。
2008 年初，《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杂志编辑部，约程少堂做该刊2008 年第5 期“封面人物”。程少堂在配发的《“语文味”的成长史》一文中明确指出：语文味理念的提出，是对异化了的语文教育进行改造的必然。当今的语文教学，存在着大量不属于语文的东西（需要说明的是，语文味教学流派并不是主张凡是不属于语文的东西在语文课上都不能教），或把语文课教成其他学科知识的拼盘，或把语文课异化成其他学科的“保姆”，应试化、技术化，使语文教学失去了自由、自我与自尊，机械化与模式化又使它丧失了本真与个性。一个本应是最艺术化最富有情趣的教学领域，变成了枯燥、乏味甚至讨厌的代名词，缺乏甚至没有语文味的语文课充斥着许多课堂。要改造当今的语文教育，就必须纯化语文课本、语文教学过程和语文教学方式方法（需要说明的是，语文味教学流派所主张的“纯化语文教学”不是有的专家所主张的狭隘的“纯化”）。请注意括号中的两句话，是程少堂特别强调的。可以更明确些说，根据程少堂的语文味理论观点，语文教学不仅不拒绝而且提倡在保证知识准确性的前提下，适当教学其他学科的知识（这是加强各学科沟通的世界教育大趋势的要求），只是这些知识的教学必须为语文教学的生命主题服务。
很快，北方一家颇有影响的语文杂志（中文核心期刊）主编约程少堂做2009年第10 期“封面人物”（实际上是“封二人物”，因为该刊的封面人物都是放在封二）。约稿人是程少堂非常敬重的、主持该杂志工作一二十年的老主编。老主编亲自来电，赞扬鼓励了一番语文味研究是对中国语文教育的重要贡献，又特别说明这篇约稿是自己做主编约的最后一篇稿子。程少堂对老主编的盛情很是感动。程少堂做深圳市教研员十年了，还没有在这家刊物发表过文章，（程少堂只在2003 年初给该刊投过一篇稿子，就是那篇“著名”的《语文味：中国语文教学美学的逻辑起点》。他当时在语文界刚刚出道，稿子给这家刊物投去三四十天后没有消息，他以为不会用，于是投给《中华读书报》。后者也没有通知，两个礼拜后却见报了，而且用的版面很大。）因此对老主编退下来前约的最后一篇稿子，又是重头的“封面人物”稿，程少堂很慎重。接下来，按杂志社要求，需要写一篇4000 字以内的文章配发，几张照片中间再穿插一点文字。4000 字文章的内容需在“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与“自述本人的语文教学与研究经历”中二选一。以程少堂的性格个性和学术背景，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于是程少堂写了的确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封面人物”文章《“泛语文批判”之再批判》。当这篇文章写完的时候，程少堂曾经想过：“这家杂志能接受我这篇文章中尖锐的、和中国语文界的‘主流’针锋相对的观点吗？他们敢发吗？”但是一想到该文既不反党，又不反社会主义，“文责自负”，于是推测这家杂志也许能发。但是，9 月下旬，该杂志新任主编亲自来电话，和程少堂商量文章内容能不能换成“经历自述”之类，因为他们觉得《“泛语文批判”之再批判》这篇文章火药味比较浓。程少堂毫不犹豫，坚决拒绝换成“经历自述”，并明确表态，编辑部如果不发《“泛语文批判”
之再批判》，他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他不换成“经历自述”也请编辑部理解。程少堂还说，这十年来，以他过往的学术训练以及“身份”，语文教学的文章他发的是不算多的。文章发得不算多，不一定是偷懒（学术上他是从不懒的），他只是有他自己的特殊追求：不趋时，不唯上，不唯书，不想“著作等身”“不以创作丰富自娱”（鲁迅教导艾芜、沙汀语），不唯权威，况且，在他看来中国语文界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术权威”。这位五六年前他见过一面的新任主编只好遗憾地说：“那一点余地都没有了。”程少堂说：“没有。发不发是你们的权力，怎样写是我的权利。希望你们也理解我。我都这把年纪了，一篇文章发不发无所谓，我混到如今这样，在中国语文界浪得一点虚名也不是靠一篇两篇文章。要发就发自己的声音，说自己的话，绝不人云亦云。”但程少堂心里还是要深深感谢这家杂志的看重。最后杂志主编宁肯向他道歉也不敢发表。不敢发表也有一定道理，因为从《“语文味”究竟是什么？——兼及对“泛语文批判”的批判》发表之后好几年，也没有再见到第二个人敢用“对‘泛语文批判’的批判”之类的意思作为文章标题或副标题。后来有一个机会，程少堂把这篇稿子给了武汉《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编辑部，程少堂没有告诉编辑部这篇文章的“苦难”遭遇，只是让有关编辑转告主编：“看你们敢不敢发。能发就发，不能发不要勉强，我能理解。”责任编辑回信说，看完文章，“让我感受到你对我国当前语文教学现状的担忧和责任感”，但最终还要请主编定夺。《语文教学与研究》主编看完后，高兴地说：“写得很好啊！
有什么不敢发的呢！”于是就发了。这篇文章由当时在语文界叫得很响、传得很广的“不要‘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这句比喻的三种解释写起，运用幽默调侃式的口吻，就语文的“范围”问题谈了程少堂自己的观点。程少堂从语文教学的种种假设和现状，谈到某些批判“泛语文”的语文人潜在的“伟人心态”，讲到了他心中的中国语文教育的伟大传统，那不仅是文史哲打通的传统，也是和自然科学打通的传统（比如孔子当年教子弟读《诗经》时，不仅要他们从中学到做人的道理，还要他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程少堂甚至认为，一部几千年的光辉灿烂的中国语文教育史，实际上是一部“泛语文教育”的历史。文章结尾，借现代表现主义创始人挪威画家爱德华德·蒙克那幅著名绘画作品《呐喊》中的人物“不是呐喊现实，而是在呐喊心中的恐惧”，有力叩问我国语文教学界那些掀起“泛语文批判”思潮的专家们、权威们在呐喊什么，“是在呐喊他们内心的某种意象而非现实吧”？全文一气呵成，读来令人拍案叫绝，让人捧腹，引人深思。由此可见，在中国语文界，程少堂确可算是最有学术勇气的一位学者了。尽管是孤胆雄文，但这两篇文章发表后，曾经甚嚣尘上历经多年的对“泛语文”的批判思潮开始明显降温，到现在，已少见有人公开攻击所谓“泛语文”了。这就是理论的力量，也是一个学者的力量。这篇文章曾引用批评他的语文味的人在文中称他为“语文教学理论家”，他自己也觉得实际上起到了一个“语文教学理论家”的作用。
无论如何，对《荷花淀》和“语文味”的惊叹和质疑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程少堂的语文不再是广大老师所熟悉的语文了，他的语文带来了陌生的清新感和清新的陌生感。恰如板桥画竹，真正熟时是求风神风骨的，早已超越了外在形态的逼真。程少堂讲《荷花淀》、讲小说、讲语文也是这样，他不为语文之形所累，不为传统教法所累，不循常规，在语文的王国里自由不羁，神工意匠，游刃有余，语文的原味本色反而成竹在胸，豁然明朗了。这正应了那句：“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面对如潮的好评，程少堂清醒得很，冷静得很，从容得很，他说：“这节课不是一节‘规范课’，我的本意也不在上一节中规中矩的课。‘但开风气不为师’，目的已经达到。”程少堂所谓“风气”，用著名语文教育研究专家、上海师大王荣生教授的话说就是，这节课“对教学改革的突破不再是一般的教学方式的变革，而是‘教学内容的创生’”。什么是“教学内容的创生”呢？就是“执教者程少堂老师致力于打破对《荷花淀》解读的常规范式，从文化的视角来解读《荷花淀》，独具慧眼，有所开掘，有所发现，并且，把它们化为课程内容在课堂上进行生动深入的演绎和妙趣横生的展开”。王荣生教授既看到了广大老师都看到的亮点，更看到了一般老师没有发现但实际上却是更为重要、更具启发性质的东西。在重温王荣生教授的评点时，以下这段文字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这堂课，充分体现教师用教材教，而非教教材的教学理念。在这堂课中，课文《荷花淀》在程老师那里只是教学的一个“脚本”、一种“道具”、一个隐喻，教学内容主要是由教师开发出来的。正是由于教学内容来自于教师的开发，渗透着教师的独特感悟、生命体验，因而教学的过程称为教师生命激活、情感荡漾、心灵放飞的过程，也由于教师生命情感和心灵的投入与融入，激发并带动了学生，教师与学生一起进入到一种心智活跃、激情勃发的亢奋状态，于是，教学过程也就成为师生情感交融、智慧展开的过程。教师是课程资源，学生也是课程资源，这一点在这一堂课中得到生动展示。[1]
王荣生教授目光如炬，敏锐而深刻地指出了程少堂语文味教学的本质与精华：一是教师将生命体验融入教学过程，激发并带动学生，教师与学生一起进入到一种心智活跃、激情勃发的亢奋状态，于是，教学过程也就成为师生情感交融、智慧展开的过程，教师是课程资源，学生也是课程资源。二是，在程少堂的语文味教学中，教学只是一个“脚本”，一种“道具”，一个“隐喻”，绝不仅仅是教学方式方法的问题，更是孕育着教学内容、教学思想的核心词、关键词。王荣生的这些分析可谓切中肯綮，一语破的地道出了《荷花淀》和语文味教学理念的本质。
多年之后，程少堂在谈论语文味教学艺术时特别揭秘了《荷花淀》的设计初衷：
就这堂《荷花淀》课来说，文化解读只是这堂课的表层立意，其深层意蕴，是由于我当时某种特殊的生命体验而产生的对中国文化肯定中有某种强烈的否定倾向，其中的否定性的分量越到课的后面越重，但用的是很含蓄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否定。例如最后的结课，在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作为西方文化精神的代表和中国传统文化作了比较之后，我和学生一道反复朗诵《老人与海》中海明威铁骨铮铮的名言：“人并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你可以消灭掉他，可就是打不败他。”这里我实际上是借教学内容之杯，浇自己的块垒，是典型的表现性、抒情性教学，但使用的是隐喻性、暗示性教学艺术手段。
这段解码之语和王荣生教授当年的点评之语真是遥相呼应。从这个角度可以说，王荣生教授是程少堂的第一个语文味知音，王荣生第一个读懂并说出了《荷花淀》先锋意义的全部，即语文味教学由于教学主体的生命体验的渗透而具有强烈的隐喻色彩。程少堂在他的一篇志林《隐喻》中，对语文味教学艺术做出了学术性阐发，他认为隐喻是象征之一种。程少堂赞同著名文艺理论家林兴宅先生的说法：在汉语中，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方式的“象征”，就是用某种感性形象表现[1] 王荣生主编．走进课堂——高中语文（必修）新课程课例评析[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4.
（隐喻、暗示）某种人生意蕴或生命情调，从而使人的生命本质获得对象化。中文的“象征”概念内涵侧重于感性的体验活动，“强调的是其隐喻性、暗示性，及表现性”，而“表现的内涵则是创造生成的，是多义不确定的”[1]。林兴宅先生还指出：“我们从最一般的意义上理解‘象征’，把‘象征’看成是一种文化行为。
这种宽泛意义上的‘象征’包含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符号方式，它导致符号认知活动，它的最大特点是类比性；另一种是指表现活动，它导致生命的对象化，它的最大特点是隐喻性和暗示性。”[2] 前一种含义的象征是比喻性象征，类似于中国诗学中的“比”，即用某种形象去喻示某种观念内容；后一种含义的象征，类似于中国诗学中的“兴”，即不是用形象直接去喻示某种观念内容，而是用形象构成一种隐喻性、暗示性情景，激发人们的想象和体验。[3] 显然，程少堂的《荷花淀》
是后一种含义的象征。在程少堂的设计里，《荷花淀》课文、中国文化的“中和之美”、以海明威《老人与海》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精神等全部教学内容，都是“兴”之“他物”，程少堂先言这些“他物”正是为了“引起所咏”之辞即自我生命体验，或者说，他的“所咏之辞”即自我生命体验已深刻渗透进所言“他物”之中了。他的所咏之辞即生命体验直到结课时都没有显山露水地呈现出来，而是留下久久的回响，震荡着听者的心灵。这种含而不露的哲学的诗意表达，正是对中西文化的辩证扬弃。程少堂是通过以中国古典美学之中和、之含蓄的方式，对中西文化观进行比较，比较之后再来否定、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之糟粕（宗法制度下君臣父子的忠孝等级观念、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最终导致了压抑扼杀个性，泯灭人之独立自由精神的性格命运悲剧）的途径来完成这一诗意表达的。程少堂之所以否定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从他个人的种种经历遭遇来看，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传统文化的受害者，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可谓先扬后抑，在这一点上，他也许的确更褒扬西方的独立刚性的文化，因此他用海明威的那句话作为结课之语，并带领学生反复诵读，这是他张扬《荷花淀》一课教学主题的有力呐喊，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借教学内容之杯，浇自己心中块垒”。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是不允许教师借此肆意无度地进行情绪的宣泄的，因为语文承载着“立人”的重任，所以作为教师应该懂得有节制地、冷静地、辩证地、艺术地对学生的价值观予以积极引导。在语文味理论体系中，所谓“文化语文”教学，本质上是一种文明教学，亦即是推送文明价值观的教学。《荷花淀》这一课，就既有正面价值推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1][2][3] 林兴宅．文艺象征论——关于艺术本质的一种理解[M]．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29，38，40.谐观），也有价值批判（辩证审视中国柔性文化与西方刚性文化各自的优缺点）。
价值批判不是直接明确地把批判结果告知学生，不是简单粗暴地把教师的价值观硬塞给学生，而是把不同价值观下产生的社会现象呈现给学生，从而培养学生的价值思辨性和价值判断力。语文味教学所倡导的文明价值观推送，或许正和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著名的16 字箴言款曲相通。这样的文化高度和哲学高度，是传统语文教学无法企及的，这就是语文味教学为中国语文开辟的新大陆。
程少堂的语文味第一代表课《荷花淀》如此独特，如此震撼，如此先锋，完全可以作为中国当代语文教学案例的标本，相信30 年、50 年以后，也不会落后，值得后人不断研究，永远纪念。还记得2017 年4 月27 日的那个下午，在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举行的深圳市高中语文名师和青年教师“异课同构”研究课活动，那次“异课同构”活动是语文味教学法的一次高规格集中展示，更是向2002 年4月11 日程少堂主讲的全市大型公开课《荷花淀》的一次深情回眸，向《荷花淀》
诞生15 周年的由衷致敬。
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观照语文味的这一发轫之作《荷花淀》时，依然能强烈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清新之风和摄人心魄的震撼之魅。若想一窥语文味之堂奥，就要反复研究程少堂的这一代表课《荷花淀》。可以说，《荷花淀》一课几乎蕴含着语文味全部重要思想与理念的萌芽；或者说，《荷花淀》是印证语文味教学思想理论的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实践，她一举挣脱了传统语文教学思想的锁链，是语文味的第一代表课，是语文新大陆的震撼发现，是中国语文教学美学新体系的奠基之作。我们有理由、有信心认为，程少堂的《荷花淀》将成为后人不断追赶却无法复制，甚至恐怕难以超越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