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现状篇

第2章 我国银行的平台银行实践

中国银行业正走在从渠道银行向平台银行过渡的历史阶段。

在这一阶段，银行的平台化更多体现为业务模式的平台化。

银行通过互联网场景来获客、活客，

依托一定的线上风控能力，

向线上客户提供与场景相适应的产品。

总体而言，由于我国银行的平台银行实践尚处于初级阶段，

因此还存在诸多误区与挑战。

平台模式在传统银行领域的渗透和发展

当前，传统银行竞争的逻辑已经被打破，在数字化冲击下，银行既有渠道丧失了获客、活客的能力。在此背景下，金融自场景的构建以及对外部非金融场景的争夺，就成为传统银行竞争的焦点，而这又推动了银行数字化平台的发展。

金融自场景与银行经营要素的平台化

金融超市与银行线上渠道的平台化

通过给网银、手机App附加更多的服务内容，开放平台生态以及构建相应的平台化运行机制，传统银行致力于将传统渠道打造成集合众多金融服务的金融超市，从而形成关于金融自身的场景体系和平台体系。

截至2019年年底，招商银行手机App已经迭代了8个版本。其中，2018年9月招商银行App 7.0的推出对于招行来说意义深远。在这次系统迭代中，招行提出了App平台化经营模式以及招商银行零售3.0转型概念。至此，被业界称为“零售之王”的招商银行，将主战场锁定于手机“App”。

在招行的规划中，该行拟将手机App打造成全行统一的网络服务平台，并最终实现通过平台进行数据分析与决策，在平台上构建垂直化产品体系与生态化服务体系。在具体的实施策略上，秉承开放式平台理念，招商银行App 7.0版本支持非招行卡用户注册手机号、绑定多家银行卡，这打破了既有的封闭式账户体系，将招行手机App推向开放式用户生态建设。

与App平台化相适应的是招商银行的组织架构改革。通过对零售组织架构的调整，招行将网络银行从一个业务线升级为整个零售条线的共享平台，并建立线上经营中心和线上经营团队。

O2O业务模式创新与银行物理渠道的平台化

随着电子渠道逐步成为银行服务的主渠道，物理渠道何去何从成为传统银行面临的重大问题。发挥物理渠道贴近客户的优势，推动物理渠道转型，成为银行业的共识。其中，通过O2O模式创新，借助互联网，推动物理网点融入社区生态，成为一些银行的选择。

2019年7月，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依托微信小程序推出“建行到家”业务服务。客户在线上下单，银行在后台对业务订单进行处理，并通过快递方式将处理结果送到客户手中。这种银行服务的O2O模式，将线上银行服务与现实的人工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彻底颠覆了传统银行网点的“坐商”模式。它将银行的后台推向前台，不仅改变了银行的形态，也改变了银行的运营体系。

无独有偶，建行的“裕农通”也是将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相融合的范例。不过，“裕农通”的创新更进了一步，它将实体网点换成了第三方业主。第三方业主与建行的线上裕农通平台相结合，成为建行拓展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市场的利器。“裕农通”解决了建行无法在农村大量布设传统网点，同时农村客户无法适应完全线上化银行服务的问题，实现了城市金融主体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渗透。

支付工具的平台化

传统上，支付是银行的基础性业务，主要体现为网络支付和银行卡收单。支付成为传统银行获取客户、沉淀资金的重要业务和工具。不过随着移动支付的发展，银行在小额线下支付领域处于绝对劣势。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不仅对银行卡支付形成替代关系，也推动着无现金社会的发展。

不过，移动支付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其平台价值。行业竞争已经证明，移动支付是串联场景最优异的高频工具。当前，移动支付已经成为腾讯和阿里巴巴两大体系的基础性平台。也正因为如此，处于劣势的传统银行，也没有放弃对支付，尤其是移动支付市场的拓展。同样，当前银行拓展支付业务的战略重心也是着眼于支付的平台功能，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建行在2016年推出的“龙支付”。

“龙支付”是建行的开放性数字支付平台，它整合了建行钱包、建行二维码、龙卡云闪付、“龙支付”取款（随心取）、好友付款、AA收款、龙商户、红包、向朋友付款等功能。当前，“龙支付”已经加大了市场拓展力度，“刷脸”支付已经在北京的物美超市上线，并计划在浙江、宁夏、重庆、天津、湖北等省市陆续开通。

银行业务和产品嵌入非金融场景

金融自场景与银行经营要素的平台化趋势，很大程度上发生在银行的零售领域。在这一细分市场，面对互联网巨头的进攻，传统银行在声势上某种程度存在一定劣势。相对于个人金融市场，传统银行在批发业务领域，借由长期信贷经验的积淀，还存在一定的竞争优势。不过，这一领域的获客争夺同样激烈。对此，银行通过前置流量入口策略来应对——将自身的业务和产品嵌入非金融场景中，以期获得竞争优势。客观上，上述模式既涵盖零售业务获客，也包括批发业务获客，但从业务发展来看，传统银行上述努力，更多集中于批发业务领域。具体而言，包括3种模式。

自建场景平台

自建场景平台源于传统银行跨界电商的实践。2007年，阿里巴巴与建行、工行合作先后分别推出“e贷通”及“易融通”贷款产品，主要服务于中小电商企业。在这一合作体系中，阿里巴巴相当于银行的销售渠道及信息提供商，它帮助银行评估信用风险，同时也帮助电商企业融资，推动电商生态的整体发展。但是上述合作的时间并不长。

不过这些合作以及之后的“分手”却深刻影响着中国银行业蜕变的进程。一方面，它加快了阿里巴巴向金融业务（小贷业务）跨界拓展的步伐；另一方面，它也催生了传统银行跨界电商的一波浪潮。

阿里巴巴于2010年及2011年先后成立了浙江阿里巴巴小贷公司及重庆阿里巴巴小贷公司。而建行则是在2012年成立了行业内第一个银行系电商——“善融”商务。紧随其后，交行“交博汇”、农行“e商管家”、中行“中银易商”、工行“融e购”陆续上线。

但是与专业的电商企业相比，缺乏互联网基因的银行，在发展电商业务方面，还存在不可避免的短板。通过自建电商场景平台来实现引流，进而做大电商金融的战略构想，对于大多数银行而言，其实现的结果并不理想。自建电商已经成为一些银行战略体系的“鸡肋”。

融入第三方场景的开放银行平台业务模式

近几年，开放银行成为国内银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热点。相对于自建电商场景，开放银行模式通过合作建立起银行的获客、活客体系，同时也使银行规避了自身在场景运营方面的不足。在这方面，传统银行的供应链融资是比较成熟的探索。

当前，供应链融资已经成为各家银行发力的风口。从业务模式上，行业整体上正从传统线下模式向“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过渡，平台化趋势日趋明显。从年报数据上看，截至2018年年末，建行已累计向3.3万家企业发放了5385亿元的线上供应链融资，线上供应链合作平台达1184家。平安银行的SAS平台累计交易量已突破100亿元，为111家核心企业及其上游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浙商银行落地“应收款链”平台1410个，同比增长近12倍，累计签发金额1228.78亿元，同比增长近4倍。

不仅是单一场景的供应链开始对接互联网平台，多场景的产业链运行也不断被搬上互联网平台。产业链平台围绕着整个产业的发展来构建，于是，更多的场景和主体被纳入产业的运行体系中，比如政府通过补贴和监管被纳入平台体系中。相对于供应链体系，产业链体系可以对接金融机构更加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使平台金融的业务内涵不再仅限于交易银行范畴的供应链融资。

场景平台供给与平台业务模式搭建

自建场景、平台，对于银行而言，跨界幅度较大，对银行的自营能力提出了要求；而银行嵌入第三方场景，尽管对银行运营平台的能力要求不高，但银行所需要的客户、数据、账户等战略资源掌控在第三方平台手中，银行在合作与经营中较为被动。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银行改变了自建场景平台以及单纯嵌入第三方场景平台的做法，而是采取一种折中的方式，即以政府以及公共服务部门为对象，通过向其提供信息技术平台建设服务，来深度介入平台的建设和运营，从而获取业务经营的基础，在助力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获得银行业务发展的主动权。

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建行为云南省政府推出的“一部手机办事通”智慧政务项目，以及农行当前正大力推行的农村“三资”管理平台。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正在中国广大农村如火如荼地展开，清产核资、确认集体成员身份、股份合作制改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其主要内容。这其中，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的建设至关重要。而农行开发的“三资”管理平台实际上就是上述平台的具体实现形式。

农行的“三资”管理平台推广采取总行通用平台、与地方政府共建平台、接入地方政府已有平台3种方式。按照计划，农行拟将农村“三资”管理平台推广至400个县，力争覆盖2万个行政村。“三资”管理平台的建设和推广，不仅有利于强化农行与农村各级政府的“银政”关系，也为农行后续的基于平台的产品创新以及业务经营奠定了基础。

跨界竞争与全新银行体系的产生

2014年12月，微众银行经监管批准开业，由此开启了中国民营互联网银行的发展历程。作为其中的代表，微众银行和网商银行经过几年的探索，都已经走上了经营发展的快车道。

截至2019年年末，微众银行资产总额为2912.36亿元，其中，各项贷款余额1629.66亿元，各项存款余额2362.88亿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48.70亿元，同比增长48.26%；实现净利润39.50亿元，较2018年增长59.66%。截至2019年年末，网商银行总资产达1395.5亿元，营业收入66.28亿元，净利润12.56亿元，同比增长90.8%。关于民营互联网银行的基本发展态势，见图2.1。

总体来看，两家银行尚无法对中国银行业的竞争格局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即便如此，网商银行和微众银行还是被给予极大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来自它们所代表的线上银行形态，更缘于它们背后强大的资本背景，缘于它们所代表的中国科技巨头的跨界竞争格局。

众所周知，网商银行来自蚂蚁集团。作为科技巨头跨界金融的典型案例，起步于支付宝的蚂蚁集团经历了从支付业务到综合金融集团的发展历程，目前，蚂蚁集团已经成长为全球估值最高的独角兽企业。也正是因为如此，北大的黄益平教授将支付宝成长为蚂蚁集团的历程称作“一部活的金融史”。与此同时，另一家巨头企业，微众银行背后的腾讯金融，则是在低调中前行。

事实上，科技巨头跨界金融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2019年6月，美国互联网科技巨头脸书宣布启动其数字加密货币Libra项目。而另一巨头亚马逊，在金融领域的动向同样为业界所瞩目。

从趋势上看，拥有流量（客户）、数据以及科技优势的科技公司跨界金融，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潮流，而这种趋势也将重塑包括银行业在内的世界金融业。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和理解新型银行体系的方法论，即要从科技巨头跨界金融的整体布局中审视银行体系的创新，而不是单纯从单一主体，例如微众银行抑或网商银行，来理解新型的银行体系。

从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的实践，尤其是从科技巨头跨界金融的整体实践来看，科技巨头跨界竞争所带来的是一个以平台为核心的全新银行体系。该体系包括场景，生态，客户、业务与产品，科技与架构，要素、体制与文化5个方面的构成要素。

场景

一是金融自场景的发展。金融自场景主要体现为支付对场景的串联，从而为综合金融业务带来流量基础。这在阿里巴巴和腾讯的“链接一切”的支付场景布局可以窥见端倪。其中，衣食住行是互联网巨头布局的重点。例如，蚂蚁集团投资“食”领域的口碑网、雅座在线、饿了么、二维火，“行”领域的滴滴出行，娱乐方面的互联网售票平台淘票票。与此同时，蚂蚁集团还积极拓展农村市场和国际市场场景。与蚂蚁集团相似，作为以网络社交起家的互联网巨头，腾讯也没有放慢在移动支付领域攻城略地的步伐。通过和滴滴出行、大众点评、京东合作，腾讯为微信支付添加了出行、饮食、购物等场景。

二是非金融场景对金融客户和业务的引流。在阿里巴巴体系下，网商银行的很大一部分客户和业务来自阿里的电商体系——天猫、淘宝。而微众银行的非支付客户场景，主要是一些重点线下消费场景，如汽车消费市场、装修市场。微众银行与多家O2O生活服务平台合作，将银行金融产品嵌入服务场景中，目前，其合作的互联网平台包括二手车电商平台“优信二手车”、家装平台“土巴兔”、生活消费平台“大众点评+美团”以及物流平台“汇通天下”等。

生态

一是布局金融基础设施。蚂蚁集团入股中国最大的金融IT解决方案提供商恒生电子。除此之外，蚂蚁集团还以市场化的方式切入社会征信体系建设。2015年，管理机构向芝麻信用、腾讯征信等具有平台和技术优势的民间机构打开业务试点的闸门。目前，芝麻信用已经推出针对个人的芝麻分体系。芝麻分场景拓展的过程，就是打破信用信息孤岛，不断把普通民众纳入信用体系的过程。

二是构建综合金融服务体系。互联网巨头跨界金融，在取得各自领域的成功后（例如，蚂蚁集团和腾讯在支付领域获得成功，京东消费金融产品京东白条的成功），最终都将金融全产业链布局作为自身内生发展和对外投资的战略方向。支付、互联网理财、小微企业贷款、个人贷款是蚂蚁集团主要的自营业务。除此之外，蚂蚁集团还通过在大金融行业广泛地投资构筑起金融控股集团的雏形。2013年9月，“三马共槽”联合成立众安保险公司。2013年10月，蚂蚁集团前身小微金服以11.8亿元持股天弘基金51%，成为天弘基金最大的控股股东。2015年8月，蚂蚁集团领投校园消费贷款公司趣分期（由于一系列校园贷公共事件的爆发，政策收紧，趣分期将目光投向校园外的消费金融市场，并更名为趣店集团）。另外，蚂蚁集团还分别投资了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平台网金社、开放式基金在线销售平台数米基金网、台资财产保险公司国泰产险、股权类互联网金融平台36氪、以不良资产为主的权益类资产交易平台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社交组合证券投资平台金贝塔，其中数米基金网与国泰产险都是由蚂蚁集团控股。

三是与传统金融机构建立起广泛的业务合作关系。微众银行不仅是腾讯个人客户群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连接者，也是金融机构之间的连接者。微粒贷的联合贷款模式就是“连接”战略的最佳体现。联合贷款模式（出资比2:8，利息分成3:7）有效放大了微众银行的净息差和成长性。

客户、业务与产品

一是普惠金融的客户体系。截至2019年年末，微众银行的个人有效客户突破2亿人，其中，“大专及以下学历”“从事非白领服务业”“单笔借款成本支出低于100元”的客户占比均超70%，近20%客户为首次获得银行授信。该行为民营企业中的23万户普惠型小微企业提供了信贷服务，61%为首次获得银行授信。

二是以线上为主的贷款业务体系。微众银行的贷款业务主要是线上贷款，主要包含两大类：一类是纯线上贷款业务，即所有贷款相关流程都在线上完成，主要是微粒贷和微业贷；另一类则是基于O2O平台进行的消费类贷款，如微车贷，这类业务存在一部分由合作伙伴负责的必须线下与客户接触的流程，如办理车辆抵押等，但授信核心流程如贷款申请、风险评估、授信放款等仍然在线上完成。

三是由大数据支撑的产品体系。传统银行的信用评级主要采用申请表的方式获取客户信息，包括基本情况数据、交易数据、违法犯罪记录数据、人行征信数据等。而“微粒贷”则利用社交网络大数据并结合其他征信信息来建立信用评分体系。腾讯大数据系统汇集了几十万亿条数据信息，微粒贷可以从其中采集、处理出生活轨迹、虚拟消费、关系链、支付理财、游戏行为、媒体行为、人口学特征、兴趣爱好等方面的数据。在此基础上，微众银行运用传统的决策树、逻辑回归，以及新兴的神经网络、机器学习等技术进行大数据建模，构建微粒贷的信用评分体系。

科技与架构

科技是科技巨头跨界金融的突出优势。阿里巴巴、腾讯等科技巨头跨界金融领域后，都大力推动金融科技应用。微众银行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4个科技领域重点发力。除此之外，微众银行、网商银行还建立起基于云计算的IT架构体系。传统银行的IT架构是由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服务器、甲骨文公司（Oracle）的数据库、易安信（EMC）的存储设备组成的，其有4个弊端：

一是软件和硬件被上述公司垄断，价格非常昂贵。在大数据环境下，系统和数据存量及增量都极其庞大，采购付出成本高。二是在IOE结构下，数据存储和处理都是基于结构化的关系型数据库，无法有效处理大数据环境下的非结构化数据。三是IOE的硬件平台兼容性差。四是扩展性有限。IOE系统数据处理均属于TB（太字节）级，而支持PB（拍字节）级分析交易能力有限。

由于IOE的种种局限，微众银行自成立之初就采取开源技术，建成了自主可控的分布式架构银行核心系统。分布式架构大幅度降低了微众银行的科技成本。目前，微众银行单账户IT运维成本低至同业的10%水平。同时，高可用、高弹性、高扩展的特点也使得微众银行核心系统能够支持海量的客户规模以及高并发的交易量。

与微众银行一样，网商银行也把系统建在“云”上。基于云计算，网商银行建立起以客户为中心的交互式IT架构，大幅度提高了客户体验度，避免了传统银行以产品为中心的交易式信息技术的弊端。

要素、体制与文化

微众银行2019年科技人员占比近六成，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近10%，2019年公开的发明专利申请量632件。而网商银行2019年年末员工总数为841人，其中科技人员439人，占全行员工总数的52.2%。与之相对照，传统银行的科技人员占比总体上在10%以下，科技投入在营收中的占比，则在4%以下。

与人员构成和投入相适应的是微众银行、网商银行所具有的天然的科技企业基因。它突出体现在体制和文化对创新的敏捷支撑上。微众银行的新产品通常由敏捷团队进行快速开发，该团队由产品经理、技术经理、风险经理组成，共同保证开发效率和业务解决方案的交付速度。灵活、高可用的系统架构与敏捷的组织管理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了微众银行敏捷的产品能力，其产品平均投放时间仅需数周，最快可在11天内完成产品从立项到投放市场的全过程。

我国平台银行实践探索的误区与挑战

在前文中，我们介绍了我国银行业对平台银行的实践和探索，但事实上中国银行业，目前只是走在这场变革的门口。具体而言，中国银行业正走在从渠道银行向平台银行过渡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银行的平台化更多体现为业务模式的平台化。银行通过互联网场景来获客、活客，依托一定的线上风控能力，向线上客户提供与场景相适应的产品。显然，这些内容并不是平台银行构建的全部内容。相对而言，互联网巨头跨界金融所构建的银行体系，更具有平台银行的特征。但在目前，上述银行的业务内容还比较狭窄，作为一种完整的银行形态，与平台银行的内涵尚有一定距离。总体而言，由于我国银行的平台银行实践尚处于初步阶段，因此还存在诸多误区与挑战。

关于平台银行内涵的认识误区

当前，“平台”这一语汇在银行人的口中已经不鲜提起，但对平台的认识却是千差万别。总结起来，可以包括几种理解：

第一，把一般性的IT系统理解为平台。例如，某银行分行针对当地药材产业开发的一个IT系统，其功能主要是协助当地各级政府进行药材产量、销量、售价的报送和统计。尽管该分行给其冠以“某某药材产业平台”之名，但是这个IT系统与平台银行中的“平台”却毫无关系。首先，它并没有清晰的用户定位和功能设定，尽管这个系统可以服务于政府，但显然政府并不是这里的银行本意中的用户（即药材种植户、合作社）。其次，在这个系统中，用户与系统间并没有交互关系，系统本身也不生产数据。因此，它仅仅是一个IT系统，却不是商业模式意义上的“平台”。

第二，将银行渠道当作平台。现实中，一些银行针对某种场景，将相关金融服务集成在一个系统里。虽然这里有场景、有生态，似乎是一个平台，但实际上，由于银行客户并没有与相关“平台”产生交互关系，平台也不生产数据，银行的产品创新与运营依赖的仍然是抵质押等传统的风控手段，而非平台所内生的数据。因此，上述平台本质上还是线上渠道的含义，也并不是商业模式含义下的平台银行创新。

第三，将中后台系统称作平台。在当前银行数字化进程中，很多银行推进大数据平台、人工智能平台、风控平台建设。这些平台是银行数字化的基础和关键领域，也是平台银行构建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但就平台银行本身而言，这些中后台系统，只是一个内部人员应用的IT系统，它不针对客户，不存在针对客户的商业模式设计。这些系统本身也不生产基于客户的数据。因此，这些所谓的平台，也不是平台银行意义上的“平台”。

不难看出，上述内容之所以被当作平台或平台银行，是因为它们包含了平台银行的某种要素。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具有某些平台特征的银行并不是平台银行，其原因在于平台银行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场景平台化、运营数字化以及行为逻辑的科技化是平台银行不可或缺的3个要素。其中，场景平台化是前提，它从市场端引领了银行的变革；运营数字化则是平台银行的能力基础，它为平台银行的运行提供技术性体系；银行行为逻辑的科技化则是银行平台革命的关键，它从商业模式、银行运营之外的因素，包括公司治理、企业战略、组织文化、体制机制等方面来决定平台的运行。关于平台银行的3个内涵要素，见图2.2。

平台银行的未来性与当前传统银行面临的战略风险

在实践中，我国银行对平台银行的探索也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重开发，轻运营；重管理，轻服务；重金融，轻场景；重技术运维，轻商业运营”等问题。

一是银行在业务平台化的过程中，平台开发上线，往往就成为平台工作的终点，但问题在于平台的发展其实才真正开始，更为重要的是，初次上线的平台只是搭建了一个框架，其内容和体验都有赖于不断的迭代。二是银行在日常运营中，基于风险管控的需要，对于平台，银行更重视管理，但对业务前端以及客户的服务往往被置于管控之后。由此造成审批链条冗长，反应滞后，客户体验不佳。三是在平台的运营上，银行更善于对金融的运营，但对于跨界平台，银行缺乏相应的流量思维和相关的体制机制支持。四是在具体的运营实践中，由于IT开发团队的专属配置，银行在平台运营中，技术性的运行、维护稍强，但对于关乎商业模式的产品、服务创新则显得严重不足。

以上种种问题似乎可以归结为银行对平台运营缺乏足够的重视，但其实不然，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种种问题，其根源在于尽管银行根据互联网的发展，搭建了基于线上化场景的平台模式，或者说是获客体系，但由于银行经营管理尚未实现与互联网的深度对接，所以上述获客体系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经营管理体系与其对接。从系统论的视角看，上述经营管理体系的日常运作，就体现为平台的运营，所以当前的平台银行实践，就突出地表现为有平台的商业框架，却缺乏与之相适应的运营。

从这个意义看，平台银行其实还是一个即将到来的“未来银行”形态。不过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面对未来银行的实现形态的平台银行，传统银行需要秉持何种战略态度？我们还可以继续作壁上观，以待战略时机的到来吗？

事实上，将平台银行的未来性与主流性结合，是我们全面认识平台银行战略价值的关键。对于平台银行，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平台银行构建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明确平台银行在当前还不能完全替代传统银行，项目融资在相当长时间内还将赋予传统银行以生命力。但是传统业务的存在并不能否定平台银行构建的战略价值，这不仅在于平台银行可以为传统银行打造未来发展的先机，同时也在于平台银行通过获客、活客以及运营优势，可以为传统银行的项目融资业务提供低成本资金来源，从而在现实的传统业务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面对平台银行构建的战略犹疑与战略迟滞，可能是传统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在行业竞争中所面临的最大的战略风险。

传统银行迈向平台银行的路径选择

未来银行是嵌入平台化场景中的银行，这样的前景尽管很清晰，但它却为传统银行迈向平台银行带来困扰。其原因在于，大型的场景平台在掌控平台生态的同时，也更愿意跨界金融领域，通过自营金融服务来获得更大的平台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传统银行要获得场景平台的合作并不容易。这就产生一个问题，面对平台银行发展趋势，银行如何获得场景与平台？

需要说明的是，传统银行的文化特点和体制特征，决定了银行跨界直接做平台存在诸多局限。于是，面对这样的问题，银行就需要慎之又慎，对直接介入平台搭建环节进行科学的评估。具体而言，传统银行要根据自身的战略意图以及自身的禀赋特点，以及目标场景平台化的特点来综合考量。在第一章中，我们认为，当银行支付的总支出（B+T+F）大于等于平台构建支出（I）时，银行就有动力去自己搭建平台。该公式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例如，银行通过与政府合作来搭建公共服务场景，由于这类场景需要存在一定的刚性，平台也存在垄断性，建立用户与平台的交互相对容易些，在这种情况下，平台搭建的费用支出（或者说是能力要求）相对较低，银行就可以选择直接搭建平台。根据以上框架，我们将银行场景分为金融自场景、公共服务场景以及商业性第三方场景，以此来说明不同禀赋的银行构建平台银行的策略选择，具体如图2.3所示。

就大型银行而言，有如下几种方案可供选择：

一是金融自场景平台发展问题。由于金融是银行的本业，这种情况多采取自行搭建方式。但具体的模式选择上，既可以选择体内运行方式，也可以选择体外独立子公司的方式。但对于体内方式而言，银行必须从渠道思维转向平台模式，建立以用户理念为支撑的交互体系，构建以个人资产管理为特色的包括金融、非金融服务的自场景平台。就当前的银行组织体系而言，这需要推动银行个人渠道的整合，并由此建立起平台化的商业模式、运营体系以及内部的体制机制。当选择独立子公司模式时，原有银行体系不变，而是引入社会资本，将自场景子公司推向科技独角兽之路。考虑到银行改革的诸多阻力以及外部机制的重要性，体外模式对于平台银行构建似乎更适宜，但如何建立起子公司与母公司的联系，充分利用母公司的资源和能力，这是关键。

二是公共服务场景平台发展问题。鉴于传统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平台引流的“强制性”，银行一般采用替政府建设平台的模式。在具体运营上，传统银行既可以采用体内模式也可以采用体外模式。但根据我们前文的分析，子公司化、社会化、资本化是更有利于平台银行发展的模式。不过，这里的挑战在于如何找到金融与公共服务对接的模式，从而实现平台的营利性与公共服务的公益性有机结合。

三是商业性场景平台发展问题。这类场景，建立商业模式、实现流量难度很大，理论上讲，银行可以通过投资与场景平台建立合作来构建平台银行。但在流量平台自建金融体系的背景下，很多银行不得不跨界流量平台的构建，在这种情况下，体外的、科技独角兽模式是必由之路。

就中小型银行而言，由于实力原因，传统银行不适宜过度分散力量，所以自场景平台、公共服务场景平台体内自建模式是基本选择。但前提是，相关银行要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不过，相对于大型银行，中小型银行这方面的阻滞要小一些。在商业性场景平台建设上，中小型银行几乎没有力量去跨界，基本策略还是积极融入这些场景生态，通过合作建立起平台银行的经营体系。

延伸阅读2.1

我们在第1章的延伸阅读中提出了平台银行革命将对农村金融市场开拓以及中国银行业的战略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问题，我们在分析农村金融固有挑战以及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困境的同时来分析平台银行模式的机理和价值。

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微观基础与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战略的完善——兼谈平台银行模式在农村金融中的发展与影响

金融供给侧改革能够解决“三农”金融服务难题吗？

近几年，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出，农村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与之相适应，国家在推进普惠金融的框架下，不断推出促进“三农”金融服务的措施，包括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的货币政策，财政贴息、成立融资担保机构的财政措施，以及“两增两控”差异化考核、银行基层营销人员尽职免责、鼓励大型银行服务重心下沉等监管措施。而在金融领域推进供给侧改革后，很多学者又进一步提出在“三农”金融领域推进供给侧改革。归纳起来，其主要观点包括：

第一，构建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设施。建立多渠道信息征集、信用评价和信息应用机制，建立健全农户电子信用档案，开展农户信用评价和“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评定活动。第二，推进现有金融机构改革。完善村镇银行的发起机制和治理体系，推动村镇银行改革重组。深化农业银行、储蓄银行的三农事业部改革，促进大型银行服务重心下沉。强化农村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能力，转变农商行经营发展的“脱农”倾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理顺基层信用社、县联社和省联社关系，转变省联社职能。第三，完善农村金融的主体体系。完善由农村信用社、农商银行、开发性银行、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构成的银行金融服务体系，加快保险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典当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第四，完善农村金融的运行机制。完善涉农信贷利率形成机制。建立市场准入、退出与监管机制。充分发挥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等金融工具对资金流向的激励导向作用。第五，建立农村金融的生态体系。加大农业保险、融资担保财税支持力度，建立与农村金融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农村产权登记、评估、交易和担保制度，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办法。

针对以上学术观点，如何理解在农村推行供给侧改革这一命题呢？显然，这一命题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背景，二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具体动因。

从历史进程来看，当前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三农”领域的改革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改革的热点。这既是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直面全球化格局出现的新趋向所做的战略调整。其一，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城市化需要农村改革为其向纵深演进释放新的要素和资源。其二，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关键的潜力领域在农村，农业的产业化以及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为后工业化时代的中国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而农民收入的增长则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投资主导型经济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换创造了基础。其三，农村、农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在调整工农城乡关系、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中国城乡关系也出现了新现象。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的趋势十分明显，扭转了农村劳动力、人才净流出的格局。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依然突出，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矛盾仍未根本解决。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积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至于对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理解，我们则需要从供给侧改革的历史背景中加以把握。2015年左右，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传统上基于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的短期需求管理，日益难以维系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供给侧改革成为中国新时期改革发展的主线。与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短期经济波动不同，供给侧改革着力点在于解决长期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旨在顺应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历史变迁，改善要素的组合方式，建立以创新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并在此基础上优化宏观经济的若干结构体系（投资消费、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国内国外、产业结构），提高中国经济的长期潜在产出水平，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运行的中枢以及经济运行矛盾投射的载体，金融行业的发展既面临自身的问题与挑战，也面临着消解宏观经济运行矛盾的重任。为此，为了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水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升金融服务体系的服务效率，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要求。不难看出，金融供给侧改革既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源于行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明确，当前农村的改革发展迫切需要金融的支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金融供给侧改革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国家对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作为行业总体改革思路，金融供给侧改革如何在“三农”金融领域来贯彻呢？事实上，相对于中国金融业的整体发展而言，“三农”金融服务并非行业的主体——截至2019年年末，全国涉农贷款余额达35万亿元，但也只是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22.8%。更为关键的是，“三农”金融具有自身的特点，这种特点更多体现为“三农”金融需求的长尾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学术主张，能够适应农村金融的独特性吗？能够破解农村金融发展的关键挑战吗？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明晰“三农”金融服务的难点和症结在哪里？上述金融供给侧改革主张，对于破解“三农”金融服务难题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由此，我们将明确用金融供给侧改革来破解“三农”金融服务难题，又需要哪些条件和基础。

农村金融发展的关键挑战与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局限

“三农”金融业务的风险特征，对应着银行的业务模式和风控逻辑，并由此决定了银行经营管理上的策略行为。因此，我们通过“风险特征及风险管理特征—业务模式+风控逻辑—行为逻辑”这样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农村金融服务的挑战与业务逻辑加以考察。

“三农”金融业务有两个特点：一是由于农业生产存在一定的靠天吃饭的成分，农业生产风险较大；二是由于“三农”金融需求较为分散，相关主体经营管理不够规范，银行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成本高昂。在此情况下，“三农”金融呈现风险成本以及风险管理成本两高的特征。为了应对运营成本问题，银行的“三农”业务通过批发化、长期化以及坐商化来解决；而针对风险问题，则通过客户选择、抵质押来应对。但这两项措施往往带来周期所隐含的系统性风险，于是，农村金融机构往往通过结构性措施（地区结构、产业结构）来强化对周期的管理，由此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就呈现如下特征：

从资产端看，政府和龙头企业是主要贷款客户，基础设施贷款是主要贷款品类。由于竞争实力的差异，农业银行在上述业务模式中具有更大的优势，占据了其中的优质资源，所以上述特征就更为明显。2017年年末，农业银行涉农贷款余额超过3万亿元，占各机构全部涉农贷款的9.6%。在贷款结构上，截至2017年年末，农行水利贷款余额达3353亿元，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贷款余额达657亿元，县域旅游贷款余额达289亿元，商品流通市场建设贷款余额达155亿元，高标准农田建设贷款余额达45亿元。与此同时，尽管相关经营行为也趋向于上述模式，但由于无法在上述模式中占据优质资源，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的经营则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这突出表现在自身所面临的风险以及资产质量上。2020年第3季度末，全国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为4.17%，远高于银行业机构平均的不良率水平（1.96%）。从负债端看，由于可以实现“坐商”业务模式，存款是农村金融的主要业务，存款竞争是农村金融竞争的核心，资金转移成为农村金融机构获取收益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大型银行通过内部转移价格、农商行通过同业存款等形式将农村地区资金转移到城市以及发达地区。近些年，一些农商行积极推进跨区经营，在发达地区设点，这是其通过结构管理来控制风险的重要举措。

但是这样的机构行为和业务布局，也给农村金融带来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客户选择过于集中于政府客户、准政府客户（机构）以及龙头企业，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不足；二是资源配置过于集中于涉农金融中的县城层面，对乡村配置不足；三是将大量的农村资金资源调离农村本地；四是农村本地化经营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商业银行、农信社以及村镇银行的经营面临较大的挑战，其中一些机构经营上的脱农趋势比较明显。那么，我们上文所述的金融供给侧改革措施，能够改变上述问题吗？

我们来看作为农村金融机构主体的农信社改革。当前尽管农信社改革重点在于解决商业化与合作化之争以及省联社的地位与功能问题，不过商业化与合作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在现实中却是一个伪命题。从农信社改革发展的历史来看，农信社要么是半行政化半专业银行体制，要么就是以农村金融市场为主的商业银行体制。尽管合作金融主张者强调合作金融作为熟人社会在风控上的价值，但中国急剧的城市化进程，农村留守人员素质相对不高的现实，人情社会、宗族结构、基层治理结构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的解构甚至是异化情况，农村新型经济主体发展不足等，都注定了合作化难以适应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也正是因为如此，商业化成为大多数地区农信体系改革的主要方向（截至2019年6月底，全国2235家农信社，已改制为农商行的达1423家），其本质上是去行政化背景下的管理体制以及产权与法人治理改革。

不过商业化也带来农商行经营脱农问题，于是中央提出“保持县域法人地位”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县级法人与省联社的关系就成为另一个改革重点，它决定了农信社商业化改革的具体形式。作为一个集多重职能、多样身份和多种组织形式——既是行业管理机构，具有管理和指导职能，又是行业服务机构，具有自律和服务职能，还是地方性金融机构，具有一定的银行业经营服务职能——于一体的特殊机构，省联社，其改革的主要方向还是要遵循“小法人+大平台”的思路，具体实现形式可以是“联合银行”模式，也可以是“银行控股公司”模式。②不过，在传统的业务模式和风控逻辑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对本地“三农”业务经营的强化、对业务普惠性的要求，又将进一步恶化农信社、农商行在运营成本以及周期管理上的挑战。当前，大型银行在国家和监管推动下，积极推动“三农”事业部改革以及服务下沉。但在业务模式和风控逻辑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上述努力只会进一步强化大型银行对县城、政府客户、基建贷款、存款等业务的争夺，而普惠性政策要求又会进一步驱使大型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扭曲农村金融的价格体系，这些情况又通过竞争链条传导到不断强化本地化经营的农商行身上。在客户、业务和价格不断被挤压的情况下，农商行、农信社在经营上的问题就将重新浮出水面。于是农商行不得不在脱农与经营挑战中徘徊和轮回。

与农商行相似，村镇银行同样面临着业务模式和风控逻辑的挑战。作为机构增量改革产生的村镇银行，目前已经成长为农村基础金融重要的服务力量。截至2018年年末，全国共组建村镇银行1621家，资产总规模达1.5万亿元，贷款余额、网点数、从业人员占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7%~10%。但相较于农商行，村镇银行的绩效表现要更加逊色一些。近几年，一些村镇银行风险水平快速上升，凸显了其所面临的业务模式和风控逻辑挑战更为突出的现实。同时，由于村镇银行的发起和设立，多出于一些机构的特殊性意图（比如在农村变相扩展实体网点、异地战略布局、建立大股东融资渠道和便利等），所以完善村镇银行的发起机制和治理体系，防止村镇银行沦为发起方的分支机构或是股东利益输送的渠道和手段，就成为村镇银行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推动改革重组、化解风险也是当务之急。对此，2021年1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村镇银行化解风险改革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部署村镇银行的改革重组。但不可否认的是，上述措施并不触及村镇银行的业务模式与风控逻辑。于是，在相同业务模式和风控逻辑下，在竞争中只能服务于“三农”金融领域的次级客户（风险更高、业务更分散、抵质押物质量更低），同时又缺乏结构性风控手段的村镇银行，只能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这种情况在经济下行期以及不发达地区就更为突出。

相较于机构改革，在基础设施建设、行业生态建设领域，相关改革的绩效似乎与微观领域的业务模式关系不大。但事实上，微观的业务模式基础仍然是制约相关领域改革绩效的关键。显然，构建金融发展基础设施对于农村金融发展具有关键意义，但问题在于构建的方式是否具有可靠性和可持续性。以农村金融的信用体系建设为例，农村社会活动、商业活动、信用活动并不活跃，在这种情况下，可持续的信息来源、多元化的信息生成机制就成为农村信用建设的难点，而如何避免“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评定活动成为形式化的、运动式的工作也是关乎相关工作质量的另一个难点。再以农村金融的生态体系为例。我们都知道生态体系建设是降低“三农”金融风险以及运营成本的重要一环。近几年国家也加大了农业保险、融资担保财税支持力度。但从实践情况来看，一些担保机构与银行的合作，还基于传统的业务模式，银行对担保机构实行严格的准入，对担保机构进行严格的授信管理，需要担保机构缴纳保证金，而在业务执行过程中，双方共同对客户贷款申请进行审核，相关流程较之银行传统抵质押业务更为烦琐和漫长。从数字上来看，2018年融资担保行业杠杆倍率平均不到2倍，而按照《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规定，杠杆倍率原则上可以达到10倍。不难看出，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还是政府主导的单一推进的体系，如何将上述工作与业务模式连接起来，激发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是上述体系面临的重要课题。

回到“风险特征及风险管理特征—业务模式+风控逻辑—行为逻辑”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单一供给侧改革的含义，即试图通过系统的改革措施，来改变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而强化对“三农”的服务。但某种程度上看，当前金融机构的行为和选择，只是在既有业务模式和风控模式框架下面对“三农”金融业务挑战的一种结果。在没有改变业务模式和风控逻辑的背景下，供给侧改革仍然难以触及“三农”金融业务的根本性挑战。不仅如此，由外力强力推动的单一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往往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包括业务发展的运动化、短期化趋向；改革的形式化趋向；加剧传统领域的竞争，降低机构收益水平，部分弱势机构可能重新陷入困境，其反过来又加速机构的去农化倾向。

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在于重建供给侧改革的微观基础，突破“三农”金融服务的风控与成本瓶颈，在提升“三农”金融服务普惠性的同时，也为各种机构创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也为弱势机构创造更有利的政策环境。事实上，方兴未艾的金融科技革命，已经为“三农”金融的业务模式和风控模式创新创造了条件。

平台银行模式为破解农村金融发展症结提供了新思路

受乡村振兴战略的鼓舞，当前一些大型金融机构以及科技平台机构，积极进军农村市场。这些机构的到来，加速了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应用，它们与特定的互联网平台商业模式相结合，针对农村经济社会运行的场景，构建起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平台生态体系，为金融机构破解农村金融难题创造了条件。

目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正在中国广大农村如火如荼地展开，清产核资、确认集体成员身份、股份合作制改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其主要内容。这其中，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的建设至关重要。而农业银行开发的“三资”管理平台实际上就是上述平台的具体实现形式。农业银行的“三资”管理平台推广采取总行通用平台、与地方政府共建平台、接入地方政府已有平台3种方式。按照计划，农业银行拟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平台推广至400个县，力争覆盖2万个行政村。“三资”管理平台的建设和推广，不仅有利于强化农业银行与农村各级政府的“银政”关系，也为农业银行后续的基于平台的产品创新以及业务经营奠定了基础。

与单一的公共服务平台不同，在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和数字化水平相对都偏低的情况下，农村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具有更强的流量优势，它将农村生活、便民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整合性。此类平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裕农通（河北）”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平台。

2020年9月23日，“裕农通（河北）”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由中国建设银行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合作开发建设，将全方位构建集智慧政务、便民生活服务和助农金融服务于一体的乡村全场景综合服务体系。该平台包含多个子系统，即土地经营融资系统、云企贷系统、供销服务系统、品质农业服务系统、阳光乡村服务系统、旅游乡村服务系统。依托这些子系统，该平台可实现智慧政务、农资服务、农户信贷、金融服务、技术培训、政策宣传六大服务进乡村。“裕农通”平台通过裕农通App、智能互动触摸屏、家居银行3个渠道，可实现终端触达。平台从用户角度出发，围绕“卖、贷、缴、找、看、办、用”实现15个功能模块。包括：“我要办政务”可供用户预约挂号看病、预约婚姻登记、查询学校/医院/养老院、寻求法律帮助；“我要购农资”提供化肥、地膜等农资商品在线购买服务及企业在线联系报价服务；“我要用农机”提供无人机、灌溉设备等农机企业的在线预约服务；“我要卖产品”通过联系明星产品馆、特色产品馆、线上菜篮子和米袋子为农民打开了农产品销售渠道，并通过找卖家、找物流实现在线交易撮合；“我要买产品”专门为河北省明星企业打造了线上数字展馆，其中河北扶贫馆上线扶贫商品，助力精准扶贫，可实现在线购买商品；“我要找服务”为广大农户搭建检疫检测、仓储租赁、商务设计等服务桥梁，助力品质农业发展；“我要办金融”为广大农户提供在线客户经理、预约办卡、购买裕农通宝等金融服务；“我要办贷款”可实现线上全流程办理农户快贷、地押云贷、小微企业贷款；“我要办缴费”线上提供能够满足民生需求的水、电、社保、学费等各类高频缴费项目；“我要学习”提供农技科普、职业技能、党建精品、金融小课堂、法律大讲堂等服务，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和创业能力，为孩子们提供中小学教育，让外出打工的农民朋友安心放心；“我要找工作”上线150个合作企业，为务工人员全方位提供就业岗位；“我要咨询政策”解读社保、补贴、养老、土地等本地国家政策；“我要旅游”上线全省3A级以上景区和农家乐，打造吃、住、娱、购一站式旅游服务，“一村一景”展示民俗村貌和历史文化；“我要办村务”助力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公开公示村务和三资管理，展示基层党建工作。

除了公共服务领域，产业链平台是另外一个热点。相对于供应链，产业链平台从整个产业发展的角度入手，涵盖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具有更强的产业培育价值。2020年9月，建设银行参与建设的“蔬菜智慧管理服务平台”在山东寿光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集智慧农业、蔬菜追溯、电子商务、信用评价等多项功能于一体，依托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应用，打造了农业技术支持、交易撮合、产品溯源、质量监管、金融服务的综合性平台体系。近期已有2128家农业合作社、2个大型蔬菜物流中心、135个农业园区上线，平台最终有望覆盖全国蔬菜交易量20%以上。

相较于银行的传统模式，上述机构通过构建场景式互联网平台的方式，将金融服务嵌入农村生产生活的环节中，实现了金融业务模式和风控逻辑的突破：其一，通过互联网平台的方式实现了对客户的集聚，成功破解了长尾客户的运营成本问题；其二，通过平台持续化的场景服务和金融服务，实现了对客户的深度洞察，从而突破传统风控对抵质押的过度依赖；其三，平台持续交互的便捷性，一定程度可以降低对长期资金的需求，降低对结构性风控策略的依赖。不仅如此，平台银行还可以解决传统供给侧改革无法解决的问题，包括：银行等大型机构跨界互联网平台，将农村数字化和金融服务结合起来，具有系统性推进农村产业化、信息化的整合意义；平台银行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了对全产业链条资源的整合，有利于新型经济主体的培育和发展；平台与客户的持续交互，为数据的内生、持续生产创造了条件，在此情况下，平台可以构建内部持续性的、动态化的、内生的、应用导向的信用体系；各种场景服务商与金融服务商共同构成基于场景的平台生态，可以为客户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金融与非金融解决方案整合更加紧密，而金融内部的银行、保险、担保等不同金融服务内容在平台框架下配合更加紧密，联动更加迅捷。

相对于传统渠道意义的互联网银行，平台模式下的银行体系是一个全新的银行体系。在这一体系下，银行跨界互联网平台领域，通过推进场景的平台化，将金融嵌入互联网化的场景中，实现银行的商业模式和业务模式创新。解决社会痛点和难点，助力社会治理成为银行获取市场的重要理念和方法。不仅如此，获客和数据运营的发展，还推动了银行运营体系以及银行IT架构的变革。而在这一过程中，银行的科技属性和社会属性进一步增强。简言之，银行经营的互联网场景化和平台化，正在掀起一场新的银行革命。

当然，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平台化趋势还处在从渠道银行到平台银行转变的初期阶段，场景平台目前还只是扮演着银行获客渠道的角色。如何从获客到客户的深度经营，如何从客户集聚到数据的持续运营，如何从线上化到智能化，如何实现平台化商业模式与平台化运营体系的融合，是未来中国银行业平台化发展的关键主题。

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战略体系

金融科技应用以及平台商业模式的引入，为推动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风控模式创新，重建供给侧改革的微观基础创造了条件。就“风险特征及风险管理特征—业务模式+风控逻辑—行为逻辑”的框架而言，就是将推动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和风控模式创新作为本轮改革的传导目标或者说是中介目标。上述结论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它不仅提出了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需要与金融机构业务模式和风控模式创新相匹配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也将深化甚至重构我们对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认识，为完善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战略提供理论基础。具体而言，包括：

第一，重新定义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体系和改革措施的前提和基础。传统上农村金融改革强调构建多层次的机构体系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金融需求，其潜在的理论认为小型金融机构更愿意、更有能力去服务好普惠客户。但在金融科技加速应用的时代背景下，规模、类型已经不能作为能否实现服务下沉、更好地服务于长尾客户的标准。相反，技术应用能力、业务和风控模式创新能力才是更好的标准，从平台银行的业务模式来看，大型机构反而更具有服务普惠与长尾客户的优势。因此，当前的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设计，要以有利于金融科技应用以及业务和风控模式创新为前提。以信用社改革为例，无论是商业化还是合作化，无论是强调县域法人还是强调省联社的统一法人，都要以有利于增强改革后机构的科技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基准。从这个意义上讲，商业化道路、强化省联社的服务能力将是基本方向。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只有在这个大的方向来细化改革措施、完善政策体系，才真正能够实现供给侧改革的初衷。

第二，强化农村供给侧改革推进的原则。让市场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应该是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原则。首先，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市场发挥作用具有了可能性。正如我们在本文开篇所述，当前农村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领域，而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农村改革则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政策环境。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农村金融市场不再是鸡肋，而是决定大型机构行业地位、中小型机构成长性的关键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不是如何阻止涉农机构逃离农村，而是为涉农机构的技术应用以及业务模式和风控模式创新创造条件。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在完善涉农机构本地化经营政策的同时，我们就可以正视涉农机构对跨地区经营的周期风险管理需求。其次，金融科技应用进一步拓展了市场在农村改革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边界，扩大了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可以扮演的角色。传统上，作为公共品供给，像信用体系建设、信用信息供给一般应该由政府来提供，但在建设银行寿光蔬菜平台的案例中，市场化主体所涉足的信用基础设施建设，更具有内生性、可持续性，与信用应用结合得也更紧密。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就不再需要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来推动农村金融的单一发展，而是要通过市场的力量、商业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实现农村金融以及农村经济社会的整合发展。事实上，大型机构下乡，不仅带来技术，也带来资本，它可以以最小的改革成本、最小的阻力、最可持续的方式，系统地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痛点和难点。

第三，重新明确政府的角色。金融科技应用重新定义市场和政府的边界，但并不意味政府在当前的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中可以置身其外，相反政府同样需要扮演积极的角色。只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政府的作用要更多扮演协调人和守夜人角色，政府的工作要更加体现基础性。以本文所描述的案例为例，尽管市场和商业主体可以完成更多事情，但无论是产业平台还是公共服务平台，这些平台的提供主体客观上都应该是政府，只是其实现形式采取了市场化的方法，其实质是公共事业与商业的连接和融合。因此，银政合作是基本的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中，政府的存在在于保证平台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开放性，保证平台基本功能（场景的基本功能）的公共服务属性，以及避免平台运营方（多由建设方，比如大型银行继续来运营）对消费者利益的侵害。另外，像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尽管某一平台可以建立一个信用子生态体系，但仍然需要政府牵头对不同的平台信用信息进行整合，从而真正形成农村金融整体的信用体系。再如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产权市场建设，这些都需要政府牵头，通过商业机构的合作，实现公共服务平台与商业化平台的整合和链接。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相关战略：一是要将金融供给侧改革置于农村改革发展框架中。通过互联网平台的链接，将产业发展、农村新型经济主体培育、基层治理、公共服务与农村的信息化结合起来，并将金融嵌入上述场景中。实现农村改革发展与金融服务深化的整体推进，避免传统推进方式中短板效应对改革的制约。二是将金融科技应用、金融机构业务模式和风控模式创新作为农村金融改革的中介目标，以其作为村镇银行、农信社改革的前置条件，调整相关改革措施和路径，积极推进包括大型金融机构、大型科技机构对农村金融的介入。三是调整政府在农村改革和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中的角色。积极引入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通过商业化模式，推进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相互融合。在做好市场守夜人和协调者的情况下，推动第三方主体介入农村的基层治理、便民服务、产业发展等公共服务领域，探索农村公共服务的商业化实现形式。积极推动作为社会资源整合者的金融，在上述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是关键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