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背景篇

第1章 平台银行与第三次银行革命

互联网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商业逻辑的进化，

三者的融合将平台革命从平台企业、

平台经济时代推向平台社会阶段。

人类社会将从产业链、价值链为基础的，

由供求连接的散点网络社会进入

以数据运营为基础的、由场景生态节点链接的网状社会。

由生态节点链接的社会网络的形成，将重构供求关系，

缩短供需链条，促进服务的集成，是社会功能实现以及

价值创造形式的革命，它标志着用户主权时代的到来。

强化社会运行以及社会功能实现的系统性，

是平台社会的本质。作为平台社会的银行形态，

平台银行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在于此，

它是继央行制度的确立、世界范围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后，

由科技革命引发的第三次银行革命。

平台社会的悄然而至

2021年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印发并实施《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这与过去几年全球涌动的对平台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浪潮一起，又一次使平台企业和平台经济的发展及问题暴露在世人面前。过去20年，是平台企业和平台经济方兴未艾的20年，但显然，平台企业、平台经济正进入一个新的调整与发展时期。不过，平台革命的浪潮并不会因此而偃旗息鼓。不仅如此，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浪潮，正在催生一幅由场景驱动、生态节点链接、以数据运营为核心的网状社会图景。

从平台经济到平台社会

如果说过去20多年是平台革命的上半场，它实现了个别平台企业到平台经济的壮大和发展，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就是平台革命的下半场，平台将从当前的经济形态进一步进化为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社会的基本形态。平台将进化为我们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于3个发展趋势：

一是平台对社会生产生活各领域的加速渗透。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平台企业和平台经济主要集中于电子商务、本地生活、在线娱乐、在线社交等领域。不过，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加速应用，平台正加速向社会生产生活各领域渗透。在公共服务领域，远程医院、在线教育成为平台化的新热点，而在本地生活领域，细分化的本地生活平台不断涌现。而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政务则将社会治理与互联网相对接。相较于上述领域，平台对第三产业以外的农牧业和工业的渗透则更具有革命意义。

工业体系和互联网体系深度融合产生了工业互联网，它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关键支撑。而工业互联网平台则是工业互联网发挥作用的节点与核心。它将应用生态与系统设备相连接，推动设备产品管理、业务运营优化、社会化资源协作、工业知识共享的云化与智能化管理。在智能传感器、云化工业软件、网络通信等关键技术应用支撑下，强化企业内部、上下游企业之间、跨领域生产设备与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进而实现制造资源的泛在连接、弹性供给和高效配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1100个，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已经超过70家。

在农业领域，智慧农业平台则成为农业智能化和产业形态变革的关键推手。它通过物联网、卫星遥感、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将作物生长与平台模式相连接，通过对温度、水分、土壤成分、作物生长情况等数据进行分析，实现对作物生长的分析预测与智能化管控，推动作物周期与产业链运行的融合，推动作物改良、育种选种、水肥控制、病虫害治理、机器采收、品质检测的智能化和一体化发展，推动一、二、三产业的融合。

二是平台在生产生活中的主导性。

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其一，平台的基础设施化。随着平台的渗透和发展，一些平台逐步发展成为社会的基础设施。从我国的情况看，目前大型支付平台支付宝、社交平台微信都已经成长为社会的基础设施。未来，将有更多领域的平台进化为社会的基础设施。平台的基础设施化是未来平台发展的重要趋势。

其二，平台成为公共品提供者。随着平台向公共服务领域渗透，传统上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开始以政府与商业化机构合作的方式来供给。上述形式，一方面保持了平台基础服务的公共品和公益性属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商业化服务对公共服务的嵌入，实现平台的商业可持续性，并扩大公共品的供给能力，提升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水平。

其三，平台推动互联网与现实的最终融合。作为曾经的信息沟通或虚拟交易的渠道（比如电子商务），平台只是信息流、资金流的线上流动方式，但随着平台与社会生产生活的进一步融合，平台成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体系。线上信息交换、资金流动将以智能化的方式与现实的生产组织、物流配送、生活消费实现即时融合。它与移动互联网所实现的泛在性相结合，将彻底褪去互联网曾经的虚拟性印记。

其四，平台成为社会运行的中枢和大脑。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以及5G通信技术与平台模式的融合，城市运行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等领域的平台体系，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信息与动态展示的平台，而是即时性大数据处理中心、决策运算中心以及指令传输中心。智能化时代的平台，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大脑和中枢。

三是平台对生产生活变革前所未有的影响深度。

如果说过去20多年商业模式变革在平台革命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话，那么未来的平台发展，主要推动力则是科技创新及其应用。相对于商业模式变革时期的平台发展，科技革命时代的平台模式将对人类社会的变革产生更为广泛、更为深远的影响。以自动驾驶技术与平台模式结合的革命性的前景为例，我们来管窥未来社会关于出行的图景。

当前，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与汽车产业融合，已经使无人驾驶汽车的发展处在产业化的前夜。从国家智能网联汽车（上海）试点示范区于2015年6月在上海成立开始，我国无人驾驶汽车发展不断加速。2016年1月，工信部、北京市、河北省三方签署合作协议，拟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全面建成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产业创新示范区。2017年年底，北京亦庄建成占地44万平方米的国家级智能网联汽车封闭测试场。2019年12月19日，北京市宣布亦庄经济开发区4000万平方米区域、322公里道路正式开放，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也成为北京市首个区域性自动驾驶测试区。当然，这只是汽车领域的技术革命，那么它与智能化的平台模式（或者与当前的优步或滴滴出行模式）结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再需要考驾照；但革命性还不仅如此，由算法驱动的、智能化平台控制的商业化无人驾驶出租汽车，高度便捷，像空气一样即需即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将失去自己买车的理由；而在智能平台与城市管理系统的综合管理下，商业无人驾驶出租汽车始终处在高效运转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也不再需要停车场。不仅如此，私家车的消失还带来汽车产业链的重构，面向终端的4S店将成为历史，车展要么蜕变为和画展一样的纯艺术性的享受，要么退化为厂家之间技术交流的机制……在一连串变革的传导下，我们的生活将变得焕然一新，不再有堵车的烦恼，不再有停车的忧虑，不再有……关于科技革命时代平台对我们生产生活的影响，可能远超过我们目前的想象。关于平台社会的逻辑和图景，见图1.1。

以数据运营为基础、由场景生态节点链接的社会形态

正如上文所述，平台革命的下半场，来自互联网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商业逻辑的进化。三者的融合，将平台革命从平台企业、平台经济时代推向平台社会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各领域、逻辑相互交叉重叠的平台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包括3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以场景为基础的社会运行结构。

在平台社会体系中，平台的创生、发展和进化推动着社会的运行与进步。从本质上看，平台是基于场景所构建的服务单元。平台的创生是场景服务的平台化，平台的发展是平台化场景服务功能的不断完善，平台的进化则是场景构建逻辑的重构和细分化。因此，场景需求的结构变化、对场景的不同定义，就成为驱动平台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场景需求成为驱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标志着社会运行结构的重大变迁。传统上，微观主体的供求关系以及市场竞争机制（价格是载体）驱动着社会发展。但在平台社会，社会运行的焦点在关注微观主体供求关系与市场竞争的同时，更关注作为社会运行环节和社会功能实现节点的场景。某种程度上，场景更具有中观意义，也就是说，在平台社会时代，社会运行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以及社会功能的实现和完善，是通过中观意义的社会组织形式变革来实现的。强化社会运行以及社会功能实现的系统性，是平台社会的本质。

二是以数据为基础要素的社会运行机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平台的机制在于撮合交易。这种功能主要通过平台的营销策略和商业模式——免费和补贴——来实现。对此，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让·梯若尔（Jean Tirole）与其同事罗歇（Rochet）在2003年的合作文章《双边市场中的平台竞争》中对“双边市场”的平台价格结构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根据他们的理论，我们可以深化对平台价值和作用机制的认识。与传统古典经济学家笔下的价格机制不同，平台能够对卖方和买方施加不同的价格策略，通过对平台一边参与者的补贴，来增加另一边参与者的利益，从而促进交易的撮合。这种双边市场的“跨边网络外部性”，是平台价值和作用机制的关键所在。以“跨边网络外部性”为基础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消除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微观机制设计（如信用打分机制、第三方信用担保机制），是平台运行机制的核心内容，它实现了对交易的撮合，推动了供求资源的集聚和配置。不过随着平台对经济社会的渗透以及新兴科技的应用，平台在自身运作机制进化的过程中，也改变了社会的运行机制。

首先，平台的进化和发展，解决了数据的内生性问题，形成了各行各业各主体大数据的创生、加工、分析以及应用的体系。其次，平台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以及平台之间的链接，可以促进全社会统一的数据体系的形成，并由此加速不同数据的融合以及在不同场景的交叉应用。以农业数据与社会运行体系的融合为例，农业数据与服务业相结合，可以促进乡村旅游、休闲养老、农村文化等产业精细化发展；农业数据与金融相结合，孕育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大数据银行服务等农村金融创新。最后，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下，数据和算法成为交易决策、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

正是数据的生产、数据的应用以及数据分析技术这3个要素的进化和发展，使数据成为智能时代社会的关键要素，而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则成为社会新基建的关键领域。在此情况下，以平台为中心的基于数据分析的智能决策机制与传统的价格机制一起，构成了智能时代社会运行的基本机制。

三是生态聚团的社会形态。

传统社会是一个由供求关系编织而成的网络，这一网络的内核，是供应链和产业链。与传统的供求散点网络社会不同，在平台社会，平台的存在使整个社会进化为由平台节点链接而成的新型网络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围绕一定的场景，平台构建起生态化的服务系统。这一系统，在同样强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同时，更强调通过平台方式实现的服务对场景的嵌入，从而实现场景服务的若干特性，包括服务的定制化、服务的即需即用性、服务的综合性以及一站式（一揽子解决方案）。

由生态节点链接的社会网络的形成，将重构供求关系，缩短供需链条，促进服务的集成，是社会功能实现以及价值创造形式的革命，它标志着用户主权时代的到来。传统上，供求双方是平等的，尽管在竞争中由于竞争优势而存在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的形态，但平台社会通过社会组织形式变革强化并固化需求方（用户）在社会运行中的地位，其实质还是在于提升社会运行效率，强化社会功能实现，并最终提高社会福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台社会的到来是科技革命时代社会进化的必然趋势，是科技革命与平台商业模式融合的必然产物。

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

平台社会形态的产生，背后是社会组织形式的重大变革，它将改变传统上市场、企业、政府在社会运行中的关系。市场、企业、政府三者之间的配置关系是现代经济体制的基础，也是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市场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产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释了劳动分工、市场交换与经济繁荣的关系，同时也界定了政府的最佳角色，即市场的“守夜人”。从根本上说，政府的守夜人角色，来自市场的内在缺陷——市场需要政府来控制市场机制下自发产生的垄断，市场需要政府来消除市场机制的外部性，市场需要政府弥补市场机制下公共品以及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而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企业是最普遍、最重要的存在。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只是一个关于生产活动的黑箱，它被简化成一个生产函数。

但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Coase）的学说让我们对企业以及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科斯看来，市场交易、企业内部交易，甚至政府对市场的监管等都是不同的合同形式或组织形式，哪种形式胜出是根据竞争和效率的原则决定的。按照科斯的观点，市场中交易成本的存在是企业存在的基础，而市场运行与企业内部运行两种方式交易成本的比较决定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

不难看出，现代经济的理想状态是市场、企业以及政府在社会效率以及全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的基础上，形成边界清晰、各司其职、良性运行的体系。

不过，平台的产生改变了市场、企业以及政府既有的边界。它使平台社会下的经济运行机制及其组织体系产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部分社会运行机制的企业化。

平台将原来由外部市场解决的部分领域以及部分社会运行机制转移到平台的内部，纳入平台企业的管理之中。平台企业依托互联网的手段，通过建立更稳定的合作关系以及平台内部的公共服务体系，将原来相对分散的主体以更加紧密、更加高效的方式链接起来。电商平台实际上是将社会流通领域进一步内部市场化。它通过互联网技术，消除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依托平台内部的物流服务、金融服务、客户服务，提升平台内部的运营效率。

第二，建立在市场权力基础上的“类政府”的产生。

本质上平台企业所建立的内部市场体系是社会运行机制及其体系的浓缩。就社会整体而言，平台是一家企业，但就平台内部的各主体而言，平台企业又扮演着“类政府”的角色。

平台企业对平台内部各商户提供“类政府”似的公共服务，对平台内部各商户经营行为进行监督，还对自身员工进行“反腐”，平台有自身的交易工具和媒介，一些平台甚至发行虚拟货币。

不过，与现实中的政府不同，平台的“类政府”角色，不是来自政治，而是来自市场，是一种基于市场权力而形成的角色地位。以菜鸟物流为例，在菜鸟的生态体系中，菜鸟将自身定位于生态的组织者、服务者以及监督者。这样的定位源于阿里系电商庞大流量赋予菜鸟的生态话语权。

与此同时，菜鸟还通过3方面的战略举措实现对菜鸟联盟物流生态的掌控。一是自建、自营仓储体系。二是构建以科技为支撑的智能化运营体系。根据天猫、淘宝的交易物流信息搭建起一个被称为“天网”的数据网络。“天网”根据其信息优势，布置仓储，调配物流，提高物流快递转运的效率。与此同时，菜鸟还建立了智能化仓库管理系统，提高仓库库存管理、分拣、装货效率。三是建立菜鸟驿站，形成对下游终端客户的控制和截流。

第三，从企业之间的一元竞争到平台生态的二元竞争。

企业竞争是“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关键要素。但平台的出现，改变了企业市场竞争的形态。一方面，平台内部保留了各商家的竞争关系，但另一方面，没有被纳入平台生态的企业往往难以抗拒平台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中的企业只能选择与平台合作，成为平台生态的参与主体。于是，传统的竞争关系开始复杂化（见图1.2）——企业间的市场化竞争演化为在平台生态参与主体合作基础上的平台间的竞争、平台内部各参与主体之间的竞争，市场竞争从一元形态演变为二元形态。

平台银行是平台社会的银行形态

在平台社会，平台改变了社会的运行结构、运行机制以及存在形态，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社会生产生活重要参与者的金融，其存在形态也将发生变化。就银行而言，这种变化表现在3个方面，包括在平台体系下银行与客户关系的变化、银行与平台关系的处理以及银行通过平台与其他银行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即平台社会中的银行形态，表现为平台服务中的银行、平台治理中的银行以及平台竞争中的银行。

平台服务中的银行

传统上，银行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微观活动中与客户形成互动，但在平台社会，平台成为社会运行的基本链接单元，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就只能存在于平台的服务生态中。于是，银行的形态、银行服务的内容、银行服务的性质等都将发生改变。具体而言，它具有4个特征：

一是平台化场景中的银行。平台化场景中的银行首先是“消失的银行”。在传统的银行体系中，网点的存在使银行具有有形的形态，但在平台社会，网络成为关键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平台生态中的银行就失去了传统的有形特征或者是有形特征不再是主流。但另一方面，随着场景的不断平台化，与平台生态相伴生的银行又变得无所不在。于是，“无所不在的银行”就成为“平台化场景中的银行”的第二个含义。不仅如此，传统上银行与客户的直接交互，也变成了用户与平台交互，并在与平台的交互过程中享受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场景服务，即“用户—平台—银行”机制对“客户—银行”的代替，是“平台化场景中的银行”的第三个含义。

二是高频服务的银行。平台的意义在于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促进场景服务功能的实现。因此，平台生态中的银行服务也要求是高效和便捷的。就银行而言，这主要表现为平台银行服务的高频化趋势。这种趋势主要基于几个原因和条件。其一，随着社会资本的积累以及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资金和资本的稀缺性大为下降，而大型项目融资基于成本和期限配置的需要，也更多由资本市场提供。在这种情况下，融资服务比例将有所下降，融资结构也将呈现短期化趋势，由此平台银行业务将呈现高频特征。其二，在平台社会，数据成为关键要素，数据的运营成为社会的运行机制，在此情况下，平台与用户持续交互所产生的多维数据为银行的风控提供了条件。不仅如此，用户对平台的依赖，也提供了变相担保机制。其三，银行在金融科技推动下，自身的运营体系将发生重大变化。大数据产品开发、智能化服务为银行的高频服务创造了条件。其四，IT基础、治理架构变革，将为银行产品与服务的敏捷交付提供系统和架构基础。

三是综合解决方案的银行。在传统的业务体系中，银行也追求交叉销售和综合化服务，但无论是银行内部的产品交叉销售、银行集团框架内的母子公司联动，还是银行与非银机构的合作，都相对缺乏一种有效的机制，实现综合化服务的有效协同，尤其是在部门银行体制下。但在平台银行体系下，在平台的生态链接下，银行具有更为紧密的链接机制实现综合化服务。不仅如此，平台所实现的数据化运营及共享，也为上述联动提供了技术条件。与此同时，平台是基于场景的专业化服务体系，专业专注也为银行更有深度的综合化服务创造了条件。而银行服务与场景服务的结合，更为银行金融服务创造了客户黏性。

四是虚拟与现实相统一的银行。平台社会的平台体系是虚拟与现实相统一的体系。同样，作为场景生态中的一员，银行服务也将呈现出上述特点。具体而言，它包含3个方面的内涵。首先，在平台运营和银行服务智能化背景下，如何体现银行服务的人际交互属性，如何避免智能化对人际情感的排斥，这是平台银行服务重要原则。其次，平台银行服务尽管主要依赖于网络平台，但金融服务也包括一定的实物和面对面服务，银行服务的平台化，也需要针对客户提供硬件维护和推广。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就需要处理好平台模式下O2O服务的问题。最后，在平台银行服务中，还存在线上银行服务与非银行场景化服务拟合问题，银行会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一些线下场景服务，比如本地服务中的社区服务，银行如何处理好这方面的服务，也是平台银行有效运行的关键。

平台治理中的银行

平台社会的银行形态还需要从平台与银行的关系来解读。作为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平台，其赋予银行以生态的力量，平台银行可以凭借平台的力量，突破效率与资源边界。但另一方面，银行也需要对平台的公共服务、类政府管理以及网络效应支付“费用”。具体而言，平台与平台生态中的银行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

第一，平台的效率与资源优势对于银行的意义。

创新理论的奠基者熊彼特认为，创新往往意味着毁灭。平台企业的效率和资源优势，也往往表现为对传统行业以及既有行业格局颠覆式的影响。正如马云的“银行不改变，就改变银行”对此所做的注脚。从根本上说，平台是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结合体。它突破了传统商业逻辑上的两大边界，一是效率边界，二是资源配置边界。

从效率边界来看，传统服务方式囿于成本上的不经济，存在二八客户原则，但在互联网支撑下，服务于长尾客户在成本效率上已经变得可能。另一个就是线上服务的泛在性，它使平台突破了时间以及空间对服务的约束。

相对于效率的提升，平台对资源边界的突破更为关键，它也是平台创新的关键所在。传统上，供给与需求的链条，在行业、产业所构筑的边界中运行。但平台以自身独有的逻辑打破了这一边界。以微信为例，它以社交为基础，建立涵盖便民服务、公共服务、金融以及第三方服务在内的平台服务体系，通过本地化场景将不同行业的资源整合起来，进而构建起本地化的服务生态。

效率边界和资源组合边界的突破，赋予平台企业以极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进逼下，传统行业中的企业个体，是无法与之相抗衡的。于是，行业格局在极短时间内被重塑。与此同时，由于平台打破了既有的行业与产业格局，各种跨界竞争变得越来越普遍，跨界带来的新打法以及资源的新组合，也将重塑行业和产业发展的格局。

平台在颠覆传统行业格局中显示了强大的力量，但某种垄断性平台的形成并非意味着颠覆的终结。这主要源于两种趋势：一是科技的创新将进一步提升平台的效率能力，从而改变既有技术下平台的战略情势，改变新旧平台的竞争格局；二是，行业与产业要素资源的重组和创新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也将赋予新平台以颠覆既有平台的契机。电商新贵“拼多多”的崛起就是一个通过资源重组从而颠覆行业格局的极佳案例。拼多多将传统电商界定为搜索电商，而将自身定位于社交电商，从而通过社交拼团模式切入巨头林立的电商市场。这种模式利用社交圈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以极低的营销成本实现裂变式传播。与此同时，拼多多还贯彻“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定位，它与低价策略、“腰部”商户的合作关系、微信平台的流量引入等因素结合，成功打造了独特的“C2B”电商模式。自2015年9月上线，拼多多在短短3年时间就突破3亿用户、百万商家，跻身于国内电商平台的第三极。

对于平台生态中的银行而言，平台的效率和资源优势以及由此获得的颠覆力量，意味着流量和客户，意味着银行的业务发展机遇以及跨越式成长机会。

第二，银行与平台的利益关系以及银行处理自身与平台关系的可能性选择。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平台特殊的商业模式以及收益模式说起。传统上，一家企业通过产品和服务来为客户提供服务，并获得相应的报酬。我们将其称为一个交互过程。在这一交互过程中，企业实现了盈利。或者说，直接售卖产品或服务，是该企业的盈利模式。

但在平台世界，平台的经营方，通过平台的某项服务功能与受众建立起交互关系，但是这种交互关系并不一定给平台直接带来收益。比如，谷歌为用户提供了搜索服务，但是并没有直接从搜索用户手中直接收取费用。

平台赖以形成的核心交互（比如搜索引擎的搜索服务之于搜索平台）与盈利模式的相对分离，是平台的重要特点。

平台商业模式的实质是通过某种核心交互建立一个依托于某个特定功能的虚拟社会，正如电商平台通过买卖这个交互动作建立起线上商品流通王国。从供给端来看，围绕特定功能，平台通过开放性的多方合作，构建起服务于用户的生态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社会实际上是全部社会功能的大平台，而平台企业构建的平台世界则是社会某一个功能的提炼。从两个单一主体（供给方和需求方）的交互关系到虚拟职能社会的交互关系，本质上是从客户关系到用户关系的演进。

关于用户和客户的关系，奇虎360董事长周鸿祎有着深入的认识。他认为，“用户是那些你能长期提供一种服务，能长期让他感知你的存在，能够长期与你保持一种联系的人”。只有在互联网上积累了足够多的用户，才有能力把其中一些用户转变成客户。没有用户，就没有客户。

周鸿祎认为，丧失了用户，就意味着与潜在的客户隔绝，进而被通道化、边缘化，成为平台世界的后台。对此，他举了电信运营商和微信的案例。曾几何时，电信运营商并不认为微信是其威胁，因为使用微信的人仍然需要付流量费。但周鸿祎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微信对运营商最大的杀伤在于其使运营商与中国几亿给它交话费的人隔绝了。运营商不再能够接触到用户，不再能够理解用户需求，也根本不可能再推出新的业务。最后，运营商被边缘化为单一的流量通道，成为流量商，成为微信平台的后台设施（这个例子与支付宝、余额宝对银行账户的边缘化影响颇为相似）。

用户群体和供给端体系所构成的复杂系统，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化生态，它使利益交互关系丰富起来，各种主体可以基于庞大的用户群建立起自身的价值链条。这种丰富的利益关系，也使平台自身在盈利模式上，可以不再过多依赖平台的核心交互和服务。

相反，平台可以通过核心交互服务的免费，甚至补贴（反过来付费给被服务者）方式来加强竞争力，加快自身平台社会的形成过程，即我们在开篇所阐释的平台“跨边网络外部性”。免费和补贴的方式在传统商业逻辑来看，是不可思议的，是不可持续的，但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平台收益已经从直接的企业化收益转变为间接的社会化收益，即平台收益是对平台中各种价值体系的再开发和分割。

显然，从平台的商业模式以及收益机制来看，银行作为生态中的主体，享受到平台的网络效应、平台方的公共服务以及类政府管理。因此，平台生态中的银行要将自身收益的一部分以网络效应分红（B）、类政府“税收”（T）、“公共服务收费”（F）等形式支付给平台。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平台中的银行一方面享受到平台带给银行的效率和资源优势，但另一方面，银行也要将自身的收益以一定的形式（或显性模式，或隐性模式，如搜索排位、广告费、提供平台IT建设等）支付给平台方。

但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即当银行支付的总支出（B+T+F）大于等于平台构建支出（I）时（即I≤B+T+F时），银行就有动力去自己搭建平台。不仅如此，如果银行的收益还考虑到战略收益、社会声誉等的话，银行实际的动力将更强。当然，不同性质的平台获得成功所需要付出的支出差异极大，在某些性质的平台上，根据以上公式，银行跨界构建平台，从而为自身的金融服务直接搭建场景平台是具备可行性的。

平台竞争中的银行

在平台社会，平台银行隐匿在平台的生态中，银行之间的竞争，一方面表现在平台内部不同银行的竞争，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不同平台上银行的竞争，即平台生态的二元竞争。相对于传统银行的竞争，银行通过平台所实现的发展差异更为明显。因此，我们重点考察平台之间的竞争逻辑。

一是平台集聚的加速效应。

在平台世界，平台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匀速的过程。而是在达到某个临界点后，存在一个突然的加速过程。因此，平台早期的发展是非常困难或是缓慢的。平台需要同时建立客户与供给两端的集聚，并建立起良性的交互关系。但一旦平台跨过最初的门槛，平台自发的传播和集聚机制将发生作用。平台客户集聚将进入爆发期。

微信在用户数达到1亿时，耗时433天，而仅仅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其用户数便实现了1亿到2亿的飞跃；陆金所作为一家P2P平台，用户从0到500万花了3年多时间，而从500万跨过1000万门槛，却只用了6个月。

上述现象源于互联网应用的正向外部性，在其作用下，使用平台的用户越多，网络上的产品及服务越能体现出价值，进而越能吸引更多的用户来使用，一旦客户的数量规模突破一定的“引爆点”，“用户—服务”之间的正反馈循环，将带来网络规模的爆发性增长。在这种效应下，加速发展，推动客户规模尽早突破“引爆点”成为平台世界企业竞争的关键。

二是45-45-10法则与有限的“赢家通吃”效应。

吴军在《浪潮之巅》一书中借用苹果公司原CEO斯卡利的商业寓言，对70-20-10法则进行了阐释。

“当某个领域发展成熟后，一般在全球容不下3个以上主要的竞争者，这个行业一定有一个老大，就像一个猴王，它是这个行业的主导者。毫无疑问，它虽然想顺顺当当统领整个行业，就像猴王想让猴子们永远臣服一样，但是它一定会遇到两个主要的挑战者，也就是老二，也许还有老三。其余是一大群小商家，就像一大群普通猴子。老大是这个领域的主导者，不仅占据着超过一半，通常是百分之六七十的市场，并且制定了这个领域的游戏规则。老二有自己的、稳定的百分之二三十的市场份额，有时也会挑战老大并给老大一些颜色看看，但总的来说是受老大欺负的时间多。剩下的一群小猴子数量虽然多，却只能占到10%，甚至更少的市场，基本上唯老大马首是瞻。”

吴军将信息产业大公司之间市场份额的关系，界定为70-20-10法则。70-20-10法则很好地描述了信息产业市场结构。

与信息产业相比，平台经济的市场结构略有差异。两者的相同点在于，这仍然是一个赢者通吃的市场，巨头们占据了绝大部分的份额，正如支付宝和微信占据了90%以上移动支付市场份额一样。

但两者也具有不同点，相对于老大的绝对统治地位，平台市场结构更倾向于双寡头垄断格局。比如，电商淘宝与京东，打车平台曾经的滴滴和快的，网络外卖的美团和饿了么，莫不是对45-45-10法则的阐释。

平台的上述特性，根源于平台的本质，即平台是通过市场的方式构建起的具有特定功能的虚拟社会体系。从社会的角度看，平台的边界在于整个社会；但从市场效率而言，一个完全垄断的市场，其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将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下的虚拟社会的结构会形成一种均势，其内在机制在于“社会成员”在不同平台的并存以及不断进行市场的优胜劣汰。

相反，信息产业在技术和产品领域的差别更大，消费者再选择的成本和鸿沟更大，所以其头部企业的优势更为明显。

平台世界的集聚加速机制和45-45-10市场结构，既使平台竞争成为一种比拼速度和规模的生存之战，一种强者恒强的游戏，同时也给予后来者一定的生存空间，以实现人们对平台服务的选择权，并形成对平台持续提升服务的压力和激励。

第三次银行革命

平台社会的银行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未来银行形态，但即便如此，银行经营的平台化趋势，仍深刻影响着我国银行业的变革与发展。平台银行的未来银行图景正在现实中引发一场新的银行革命。

银行经营的平台化趋势，是银行业第三次重大变革，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堪称银行业的革命。从银行发展的历史来看，现代银行业已经经历了两次革命。

银行史上的第一次革命与央行体系的确立相关。19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促发了美联储的诞生。美联储的成立，促进了央行制度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而央行制度的确立，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商业银行的发展轨迹，它使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脱离了传统企业的范畴，纳入政策性、管制性与合规性的框架。商业银行成为特殊的公共服务机构。

首先，央行的产生，催生了存款准备金制度。存款准备金的设立，初衷在于保证商业银行能够对客户提款要求进行支付。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存款准备金逐渐具备了清算资金的功能，再后来又发展成为货币政策工具。在这一过程中，商业银行成为货币创生与货币政策传导链条中关键的节点。它改变了银行作为普通企业的原始属性。其次，央行的产生，将商业银行的经营纳入管制的轨道。准入管制、地区管制以及利率管制，使银行业市场成为一个相对封闭、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最后，银行的监管要求，构建了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框架。3个版本的《巴塞尔协议》以及各国具体的实施办法，不仅将银行的经营纳入杠杆管理的框架，更将其与宏观经济周期调整、大而不倒的外部性、行业业务结构调整等问题联系起来。而反洗钱立法，则强化了银行的合规要求。

现代银行史上的第二次革命，与世界范围的金融自由化浪潮相关。其中，美国的金融自由化是这次革命的引领者。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美国启动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而以1999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为标志，美国的金融自由化进入高潮。

从美国的实践来看，金融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以下4个方面：一是价格自由化，取消对利率、汇率的限制，充分发挥公开市场操作、央行再贴现和法定储备率要求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市场调节作用；二是业务自由化，允许各类金融机构从事交叉业务，进行公平竞争，即所谓混业经营；三是金融市场自由化，放松各类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的限制，完善金融市场的融资工具和技术；四是资本流动自由化，放宽外国资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限制。

上述自由化内容，使美国金融业重新走上了混业发展之路。全国性、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集团（包括银行控股集团）成为很多银行的发展模式，高杠杆率的金融衍生工具成为一些银行业务发展的关键动力。尽管各国金融体制各有不同，但是在金融自由化浪潮荡涤下，重新强化自身的市场属性却是各国银行发展的共同主线，它逆转了银行被施与的行政枷锁，成为第二次银行革命的主题和主旨。与此同时，正如市场机制所具有的天生不足一样，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市场化革命，在提升金融效率的同时，也带来银行机构属性及其功能的异化。金融衍生工具的大规模发展，不仅导致美国经济虚拟化程度的显著上升，也使银行成为金融自我循环、财富再分割的工具。关于现代银行革命的主要特征见表1.1。

如果说现代银行的第一次革命是银行制度架构的革命，第二次革命是银行的市场化革命，那么现代银行的第三次革命则是由金融科技所引发的系统性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科技进步，与银行经营管理不断加速融合，重塑着传统银行的经营和发展：

第一，银行业务模式的全面线上化和平台化。

银行业务模式的线上化来自客户与客户行为的线上化。它全面影响到传统银行业务的方方面面。

一是公司业务的交易银行化、互联网平台化。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全球投资银行业务收入遭受腰斩，但同期全球交易银行收入却从3040亿美元升至3570亿美元，逆势大增17%。至此，交易性银行业务被当作一种稳定的、高频的业务类型为银行业所重视。在我国，交易银行业务又被看作一种抗击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挑战的业务选择，而人民币国际化、全球现金管理则又进一步提高了相关业务的价值。最近几年，随着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交易银行的战略价值已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依托互联网平台的交易银行业务成为公司业务转型的方向。

二是零售业务的新零售趋势。与商品零售领域的变革相类似，对接互联网的新零售也成为零售银行的发展方向。2016年以来，在金融科技推动下，O2O模式正成为传统零售银行转型的重要方向。

三是传统普惠金融向数字普惠金融升级。传统的小微金融通过零售化、圈链互保来推进业务发展，但其秉承的仍然是通过抵押、质押和担保来防范风险的思路，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小微金融所面临的根本性挑战——小微企业本身经营风险大、财务不规范、缺乏有效抵质押物。而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大数据小微金融产品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思路。在这种情况下，线上化的数字普惠金融逐步代替了传统的普惠金融模式。

第二，银行经营管理的全面数字化。

银行业务模式的线上化已经有一段历史了，但这种趋势的影响力尚不深刻，直到一个新的影响因素介入。这个因素就是金融科技创新对银行经营管理的影响，即所谓技术赋能的影响。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赋予银行线上经营的实质能力。银行经营的本质是识别、经营以及管理风险。在银行具有掌控线上业务风险之前，所谓的线上业务模式只是获客形式或者是部分业务流程的线上化办理。但当金融科技被引入后，银行线上业务的风控能力得以初步建立，于是，银行线上经营不仅具有了“形”，也逐步具有了“实”。至此，银行业的革命正式开启了。

当前，我国很多银行已经尝试利用实时分析、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内外部数据，通过对客户、账户和渠道的综合分析，进行客户资金流监控、优化信用风险评价体系、识别潜在违规客户。一些银行已经初步构建覆盖实时反欺诈、智能反洗钱、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领域的风控体系。未来，随着客户行为线上化的深化以及金融科技技术的完善和发展，银行风控体系的智能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不过，大数据智能风控在促使银行完全线上化经营具有现实性的同时，银行现有体系与线上数字化经营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经营管理全面数字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变革将不断加速。具体而言，包括：

一是数据和IT体系的变革。不同于传统银行的数据体系，平台银行的数据体系具有更明显的巨量、非结构性特征，建立满足上述特征的大数据应用体系，提升银行的数据治理水平是平台银行运行的前提。而适应高并发交易、可灵活部署、低成本的IT架构则是平台银行运行的基础。

二是以产品敏捷交付为核心的智能化运营体系的发展。客户体验是平台银行竞争的焦点，以客户体验为核心，大数据产品的加速迭代，智能化的运营体系是平台银行发展的根本。

三是管理与支持体系的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发展。银行经营管理是一个整体，技术层、经营层的数字化必然要求管理支持层的数字化与之相适应，重点在于资产负债管理、资本管理、财务计划管理、后勤保障管理的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发展。

第三，银行行为逻辑的科技化。

科技巨头跨界金融给我国银行业带来全新的行业逻辑，它是科技行业特性与金融属性的融合，并将在3个方面形成对传统银行的不对称竞争，即行业战略对个体战略、高频对低频、用户银行对客户银行。这背后是3个银行行为的蜕变趋势：

一是银行的战略思维开始从个体银行思维向金融行业思维转变。在赢者通吃、快鱼吃慢鱼效应推动下，平台银行的竞争行为将产生行业影响，行业结构不再是一团和气的共同生存。资源和生存的排他性，逼迫平台世界的银行必须具有行业视野。与此同时，在平台模式下，传统的混业经营在平台生态的黏合下，一体化特征进一步强化。在此背景下，平台世界的银行，天然是着眼于整个金融行业发展的综合化巨头，即使从法律层面看并不是一个公司，但在平台的黏合下，混业经营将具有前所未有的协整效应。因此，资本运作将成为平台时代银行经营的常态科目。不仅如此，由于金融科技对于平台银行的基础性意义，平台世界的银行更可能是兼具金融以及科技双重身份的跨界巨头。

二是银行服务将从低频服务向高频服务转变。随着移动支付对现金的替代，支付成为银行业务高频化的领域。不仅如此，对公业务交易化、小微企业业务的线上化和零售化、零售业务的新零售趋势，都预示着银行业务正从传统的低频业务转变为高频业务。而这一趋势的深化，反过来又将引发银行的系统、流程乃至组织架构和文化价值的变革。

三是银行将从传统的客户关系银行向用户关系银行转变。场景代替渠道，成为银行竞争中的关键要素，场景背后的流量则是银行经营的基础。银行与客户的关系，逐步演化为银行与用户的关系，而连接银行和用户的纽带则是客户体验，背后则是数据、资金沉淀等战略性资源。正是由于客户关系到用户关系的转变，传统银行的账户价值开始消逝。银行体系将逐步从客户聚合向场景聚合转变，围绕场景所形成的经营体系，将彻底重构传统个人银行、对公银行的条线管理，并引发银行组织架构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以客户关系为中心的传统银行将逐步边缘化。

延伸阅读1.1

农村金融市场暗战，是对中国银行业柯达时刻到来的警示吗？

一、中国银行业的柯达时刻到来了吗？

2021年2月24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与沃尔沃汽车有限公司达成最佳合并方案。双方将在保持各自现有独立公司架构的同时，推动动力总成、三电技术、自动驾驶等业务领域的合并及协作。

与大众更多关注吉利是否能再次书写10年前吉利并购沃尔沃汽车的战略传奇不同，业内人士从中更多解读到整个汽车行业所面临的机遇与焦虑。事实上，电动化、智能网联、无人驾驶、共享出行的“新四化”发展趋势正在引领全球汽车产业格局的巨变。

进入2020年，全球汽车行业最大的新闻莫过于占全球汽车总销量1%不到的特斯拉，其市值却已经相当于九大传统车企（大众、丰田、日产、现代、通用、福特、本田、菲亚特克莱斯勒、标致）的总和。事实上，今天的局面并不是一天形成的。特斯拉成立于2003年，第一款汽车产品则发布于2008年，距今已经有13年（无独有偶，国内的比亚迪汽车也成立于2003年）。至于“新四化”，早在2015年，它们就已经成为国内汽车厂商普遍关注的焦点。

由此可见，前瞻性的战略管理有多么重要。关于此，柯达的陨落可能是最经典的案例。

柯达是感光业的王者。从1888年第一部柯达照相机上市开始，柯达的成功神话一度延续了上百年。柯达在“胶卷时代”的市场份额一度占据全球的2/3，在13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积累了万余项专利技术，而全球员工雇佣数量在巅峰时期达到了14.5万人。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这家百年老字号走到了十字路口：一方面，主营的胶卷业务占据了市场半壁江山；另一方面，“影像数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最终，由于要维持传统胶片领域的市场地位，柯达高层更多地把关注重点放在了防止胶卷销量受到不利影响上。战略上的迟疑，致使柯达错失数码转型的历史时机。等到其2003年下定决心转型，却为时已晚。于是，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的柯达反而被数码时代抛弃。

近些年，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加速，行业领导性企业战略抉择的柯达时刻和类似柯达的例子在商业世界不断上演，远有诺基亚手机的陨落，近有国内网络订餐行业对方便面行业的冲击。

当然，柯达时刻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行业既有龙头企业在行业巨变前都无法进行有效的战略管理。蓝色巨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就在其100多年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4次战略转型——从最初的机械制造商进化到计算机制造商、软件服务商，直至当前的云服务与人工智能公司。

也正是基于此，在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时刻关注所处行业战略管理的历史阶段，去洞察、识别可以深度改变行业发展格局的“柯达时刻”。

当前，中国银行业正面临着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动能切换、监管理念变迁等诸多挑战，同时也面临着金融科技加速应用的历史机遇。那么，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当前的战略管理处于哪一个历史阶段呢？中国银行业的柯达时刻到来了吗？对此，我们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考察，来回答上述问题。

二、风起云涌的中国农村金融市场

农村金融市场，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存在。长期以来，风险和成本经营环境使中国农村金融在区域、客户、业务集中于狭小的领域。

目前，中国农村银行业服务主体主要包括大型银行、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小贷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机构。其中，大型银行在县域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截至2016年年末，大型银行涉农贷款10.39万亿元，占全部涉农贷款的37%，是县域金融的主导力量。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是县以下金融服务主体。截至2016年年末，中国有1114家农商行、1125家农信社以及1443家村镇银行。三者涉农贷款合计占全部涉农贷款的30%，其中，农商行占19%，农信社占9%，村镇银行占2%。总体而言，传统农村金融市场呈现3个特征：

一是县域、政府客户、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是当前农村金融的主要领域，市场竞争激烈。大型银行基于自身全面的竞争优势，成为这一市场的主要服务者。其中，农业银行是县域金融的传统强者。

二是“县城以下、普通农户、农业生产”等领域，市场竞争尽管不激烈，但相关服务主体却面临着自身经营绩效的挑战。大型银行在相关领域涉足不多，业务集中于这一领域的主要是农信社、农商行、村镇银行。农业生产的高风险，农村金融获客的巨大成本，征信、有效抵押的缺乏，使农信社、村镇银行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挑战。

三是资金转移成为农村金融机构获取收益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存款竞争是农村金融竞争的核心。大型银行通过内部转移价格形式将农村地区资金转移到城市以及发达地区。农商行则通过同业存款、同业理财等形式，将农村资金转向城市。

近些年，随着渠道数字化发展的不断深化，大型银行还大力推进手机银行下乡，加大手机银行对县域新开卡客户、信贷客户、代发工资客户的渗透，推广聚合支付、无感支付等新型支付工具，推进对公客户端的“ERP+金融”等交易银行服务。

上述情况是传统上银行业农村金融市场基本格局，但宁静正在被打破。新主体、新模式开始被快速引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随着建设银行重返乡村，阿里、腾讯下乡，农村金融市场传统上的战略界限开始模糊。一场并非直接短兵相接，但又影响深远的暗战已经开始。

作为非传统的农村金融舞者，建设银行缺少在农村尤其是乡村层面的经营支点，在这种情况下，建设银行摒弃了传统的通过布设网点的渠道战略思路，而是以平台银行模式实现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服务下沉。具体而言，建设银行农村战略可以分为3个部分：

一是通过“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点实现对乡村市场的下沉以及对传统金融服务的争夺。建行通过与农村的供销社、卫生诊所、超市、小卖铺等第三方服务主体合作，配以“裕农通”App、自助机具，建立起轻终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农村基础金融服务体系。

二是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以产业振兴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农村特色产业的全产业链场景平台体系，构建服务于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和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平台生态体系，从而实现对全产业链主体（农户、农村新型经济主体、加工企业、流通企业、政府）的集约式开发、生态化服务。2020年9月10日，建行与寿光市政府共同打造的“寿光蔬菜智慧管理服务平台”上线，该平台旨在打造一个集技术支持、交易撮合、产品溯源、质量监管、金融服务于一体的蔬菜产业服务生态体系。

三是通过与政府合作，构建以助力社会治理为基础的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建行黑龙江分行与当地政府合作，通过构建农村土地托管平台方式介入农村生产社会化服务领域，与政府一起打造了兰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模式。除此之外，建行还于2021年1月，推出智慧村务综合服务平台，该平台包含村委管理、村务管理、财务公开、村务公开、基层党建、文化宣传等功能模块，同时嵌入政融支付、善融扶贫、掌上网点等多项金融服务。目前，智慧村务综合服务平台已在18个省市级智慧政务平台上部署完成。

当然，尝试以平台银行模式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拓展，并非建行所独有。配合国家在农村推行的集体产权改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都构建了各自的三资（资产、资金、资源）管理平台，以争夺农村集体经济金融服务的主导权。民生银行则推出特色农产品权益服务平台“民生农场”，以此来拓展农村产业金融服务。“民生农场”是民生银行通过“互联网+金融”模式打通优质农产品供应链的探索实践，它通过与相关龙头企业合作，共建农产品种植基地，直连农业龙头企业与银行客户，并为有需求的中小微合作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

除了银行外，科技巨头也积极拓展农村金融市场。阿里的农村金融战略存在于阿里生态的整体战略之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14年，阿里巴巴发布“千县万村”计划，推出农村淘宝项目。到2018年，该项目已经覆盖近1000个县，拥有3万余村级服务点和近6万人的乡村服务队伍。围绕农村淘宝，阿里巴巴建设了县村两级电商服务体系，逐渐发展了菜鸟农村物流、蚂蚁农村金融、农产品新零售为主要支撑的业务矩阵。二是2019年年末，阿里成立数字乡村与区域经济发展事业部，推动数字乡村项目在农村的落地。阿里“数字农村”通过助力政府的科学决策、数字兴业以及数字治理，为阿里的生态体系搭建了更为强大的入口。

腾讯对农村市场的拓展，秉承了其在网络社交领域的禀赋优势。“腾讯为村”是“互联网+乡村”的智慧乡村平台，具有“党务、村务、商务、服务、事务”五大功能板块，它为腾讯生态深入农村提供了关键入口。

三、农村金融市场正成为中国银行业下一个风口

各类机构涌入农村金融市场不是偶然的，其背后是农村金融市场环境与前景的重大变化。截至2020年4月末，农村地区（县级及以下）贷款为30.48万亿元，农户贷款余额为10.83万亿元。其中，农业贷款余额为4.18万亿元。涉农贷款在全国全部贷款的比例大约在1/5上下。不过，与现实的信贷规模相比，农村金融市场需求环境的改善更值得关注：

一是收入和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617元，年均实际增长5.5%。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2124元，年均实际增长5.2%。移动电话、计算机、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2018年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257部、计算机26.9台、汽车22.3辆。

二是新型经营主体大量涌现。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数量快速增加。2018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8.7万家，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民合作社为217万个，家庭农场为60万个。

三是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发生深刻变革。2018年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过5.3亿亩。农村土地流转助推农业规模化发展。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耕地规模化耕种面积占全部实际耕地耕种面积的比重为28.6%。规模化生猪养殖存栏占比为62.9%，规模化家禽养殖存栏占比达73.9%。

四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农业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有25.1%的村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2018年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达3000亿元。农村地区网民线下消费使用移动支付的比例已由2016年年底的31.7%提升至2017年年底的47.1%。

五是信用环境的改善。截至2017年年底，央行征信中心收录自然人信息9.5亿人，有贷款记录的约4.8亿人。2018年1月，中国互金协会携8家个人征信机构申请百行征信有限公司（即信联）。2016年，财政部联合几部委成立国家农业信贷担保联盟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通过设立省级农担公司以及市县等地的分公司和办事处，打造了一个多层次、广覆盖、财政支持的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

从发展潜力上看，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在不断推向深入。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要求到“十四五”期末，地方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达到50%以上。之后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而2021年国家乡村振兴局的成立，则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入组织推动的新阶段。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关键主线——农村产业化、农村城镇化以及数字化来看，乡村振兴战略以及相关政策可以为农村金融机构提供诸多业务机遇。

从产业化角度看，农业的现代化，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特色产业的发展，是中国农村金融需求的主要领域。

从城镇化看，“十四五”规划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在此背景下，县域基础设施建设，郊区乡村和规模较大中心镇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水、电、路、气、邮政通信、广播电视、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教育、医疗、养老服务供给，是城镇化带来的主要的金融需求。

从数字化看，从《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的内容看，数字化主要通过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与产业化和城镇化的融合、数字化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对接、数字化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对接等方面，为农村金融提供业务机遇。

四、没有清晰农村金融战略的大型银行，还是一个好银行吗？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选择。在中国的城乡发展中，长期贯彻的是以农补工的政策。农村向城市输血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中国城乡的二元结构。近些年，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提速，但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矛盾仍未根本解决。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化几近完成，逐步步入后工业化时代，而城市化则进入高速发展的后半期，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所积累的资本、人力的边际效率和收益不断降低，它们需要通过融入农村的产业化和城镇化来维系既有的效率和收益。就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而言，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在补齐农村经济社会短板的同时，为国家从传统要素投入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提供时间和空间上的缓冲，继续维系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不过需要看到的是，尽管乡村振兴战略可以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带来业务发展机遇，但受困于传统业务模式的风控成本和运营成本局限，传统上，农村金融机构只能局限于较为狭窄的业务领域。

但是，新兴主体的进入改变了这一切。这些机构将金融科技应用与中国农村的数字化进程相结合，以平台银行的模式，实现对农村金融市场关键领域——产业化、社会治理的拓展。平台模式对客户的集聚、大数据技术对传统风控的创新，突破了传统农村金融的瓶颈。不仅如此，尽管当前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还停留在各自探索的暗战阶段，但由于银证合作以及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相关平台发展的排他性，农村金融市场的暗战却指向对整个农村金融市场的争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不去争夺农村金融市场，或者是没有清晰的农村金融战略，这样的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还是一个好银行吗？当前，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城市金融领域，正展现出三大转型趋势：零售银行转型，从外延型发展方式到内涵型发展方式的转换，数字化转型。那么，专注于这三大历史任务，大型银行就可以保持既有的行业地位吗？

回答这个问题，关键是要明确农村金融市场对于未来中国银行业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首先，相对于竞争高度激烈的城市金融市场，未来农村金融市场是中国银行业缓解由于资本约束、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发展动能切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压力的关键性增量市场。

其次，脱媒程度较低的农村金融市场是未来一个时期银行低成本资金最主要的来源。而农村人口城市化也是城市零售银行发展的客户来源。上述内容，都关系到传统银行战略经营资源的获取以及业务增长。离开了上述资源，传统银行，尤其是当前在战略资源占有上有优势的大型银行，将丧失自身在行业生态中的既有地位。

最后，平台银行模式创新之所以在农村金融市场方兴未艾，是因为农村金融市场所面临的固有挑战为银行业务模式和风控模式创新提供了动力。但在城市金融的数字化变革中，由于缺乏农村金融一样的挑战，传统银行数字化更多停留在渠道数字化的历史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金融市场是中国银行业实现深度变革，对接未来银行的一个窗口。

不难看出，没有农村金融市场的增量发展，没有农村金融市场的战略资源获取，没有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对银行业务模式和风控模式创新的推动，传统城市银行所推动的三大转型，就失去了发展的动能，失去了资源的支撑，失去了变革的深度。

由此可见，农村金融市场正成为决定未来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生态角色和地位的关键市场。但客观地说，目前大部分传统银行对于农村金融的认识，还停留在旧有的印象中。一些银行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探索，也仍然停留在传统银行的逻辑和框架中。对于这些银行而言，农村金融市场仍然是典型的红海市场。也正因为如此，开拓农村金融市场仍然没有完全跃入这些银行的战略视野。但殊不知，随着由平台银行创新所开启的农村金融市场暗战的深化，中国银行业战略管理的柯达时刻已经悄然而至……